社评：恐吓和抵赖—慰安妇问题上的日本形象

　　中评社北京8月5日电(评论员　陈鸿斌)大阪市政府7月31日声称，该市市长吉村洋文于日前向美国旧金山市长发函，要求对方不再把“慰安妇”雕像等作为该市公物。该信威胁到，如果今年9月底前旧金山市还没有采取这一措施的话，大阪将解除与旧金山长达60年的友好城市关系。这已不是大阪方面首次发出这一威胁了，这充分显示了日本方面的恼羞成怒。

　　在日本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发动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许多国家都设立了慰安所，强征了不少于20万名慰安妇，通过严重践踏和蹂躏这些妇女的人权来满足其官兵的兽欲。战后各国都先后对日本的这一反人类罪行予以追究，但近年来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却与此背道而驰，而日本右翼势力在这一问题上更是表现出歇斯底里的不认账态度。

　　早在战后不久设立的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中就曾涉及到慰安妇问题，但当时重点是惩处战犯，所以对此并未深究。但荷兰在战后对日军当年在荷属东印度（即今天的印尼）强征荷兰妇女为慰安妇一事，在审判日军乙级和丙级战犯期间也审理了此案。

　　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一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早在1947年日本作家田村泰次郎就出版了《春妇传》一书，当然此书对慰安妇来说是带有污蔑性的。1952年，日本国会制定的《战伤病者战殁者遗族等援助法》中，也提及了慰安妇，但这里所提及的只是日本的慰安妇。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学者尹贞玉通过缜密的调查研究，率先发表了关于慰安妇的研究成果。1991年，3名韩国慰安妇率先就此状告日本政府，要求予以赔偿。而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1992年通过对各国慰安所的调查，发现了军方对此事的参与事实。于是，在自民党短暂下野期间，1993年8月时任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此发表谈话，承认当年日军曾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此事，并对此表示道歉，这就是著名的“河野谈话”。 此后1995年7月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倡议成立了“亚洲妇女基金会”，通过民间募捐的方式，向在二战中日军强征的慰安妇支付赔偿金。但由于该基金会的资金并非来自政府，因而遭到各国的抵制，该基金会于2002年5月停止运作，其间只有266人申请了赔偿。

　　此后的日本历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明显后退，强调这一问题“已经解决”。如今“河野谈话”成为右翼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例如1997年日本的初中历史教材中首次提及了慰安妇问题，但如今的教材对此都只字不提。

　　1995年在北京举行了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这次大会强调：女性的权利与人权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而其时正值二战结束50周年，日军在战争期间对各国妇女的暴行，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时，各国的各类非政府组织风起云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韩国就成立了一个支持慰安妇索赔的“应对挺身队问题委员会”，所谓“挺身队”就是战争期间日军强征的劳工。该机构从强征角度追究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责任。

　　随即在1998年，日本妇女松井弥依成立了一个名为“战争与对妇女施暴”的网络组织，开始展开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韩裔和华裔妇女也广泛参与了这一活动。在这一背景下，加利福尼亚州选出的美国众议员迈克•本田就发起提交了“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决议”。虽然他是一名日本人后裔，但在这一问题上他不可能偏向日本，而必须考虑他所在的加州选区大量美籍韩国人和华人的呼声。

　　为何直到战后半个世纪之久，韩国和中国的慰安妇才开始站出来状告日本政府，追究其迫害和蹂躏罪责，索取赔偿呢？这显然与东方民族的价值观密切相关，因为这样的悲惨遭遇，对广大受害妇女及其家人而言，都是不堪启齿的，她们只能将这一切都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记忆深处而无意向社会公开。而荷兰的慰安妇早在战后初期就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这清楚显现出东方和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而一旦有一个受害人能勇敢地站出来追责，就会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从而推动更多的慰安妇加入状告日本政府的行列。

　　还必须指出的是，各相关国家的历史学者为此开展的“口述历史”活动，也对推动整个社会广泛认知这一历史事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极少数还健在的慰安妇的抚慰和访谈，抢救性地记录和保存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还原历史真相、唤起社会关注、伸张正义、讨回公道的重要努力。例如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苏智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苏教授关于慰安妇问题的专着和合着多达10部，另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因此有“中国慰安妇研究第一人”之称，2015年应邀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对苏教授来说是实至名归的荣誉。

　　2007年6月14日，以臭名昭着的右翼意见领袖樱井良子为首的“历史事实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国会议员和铁杆右翼分子），花费巨资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以“The Facts”（事实）为名刊登“意见广告”，以便向美国人民介绍有关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其目的显然是想阻止美国国会通过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做出道歉的决议。

　　但机关算尽太聪明，此举的效果是适得其反。2007年7月30日，美国众议院全体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这对当时首次上任的安倍政府是一个沉重打击。日本政府对其历史丑行的掩饰行径，连美国保守派政客们都感到不快。几个月后，欧洲议会也以54票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相同的决议。2014年，美国参众两院相继通过同样内容的决议，尽管此前日本一些地方的议员打算阻止通过，但却遭到完败。

　　虽然多年来韩国和中国的慰安妇相继就此状告日本政府，日本一些法院也受理了诉讼，但最后却都以所谓“国家无答责”和超过追诉时效为由，被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败诉。既然法律途径走不通，那就必须对日本政府以及右翼势力形成更大的威慑，于是从首尔开始，包括洛杉矶等地，都相继竖立了慰安妇雕像。日本政府对此越是施压，这类雕像就越是增加，日本政府如今在这一问题上处于相当被动和尴尬的境地。

　　由于美国奥巴马政府一再敦促日韩两国解决这一问题，以便消除美国这两个盟国之间的罅隙，甚至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做了工作。于是在2015年12月，日本和朴槿惠执政的韩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由日本政府支付10亿日元用于抚平慰安妇的心理创伤，以便使这一问题得以“最终解决”。虽然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此举已彻底推翻了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即承认政府参与强征慰安妇，但拒绝赔偿。1995年村山内阁成立的“亚洲妇女基金”的款项是来自募捐，而这10亿日元却是由日本政府支出的。但即便如此，韩国对此仍不领情。韩国国内从1992年开始，每周三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就慰安妇问题举行抗议活动，在2011年这一活动达到1000次之际提出了设立慰安妇雕像的建议，随后便付诸实施。随着日本对此施压力度不断加大，全球各地的慰安妇雕像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使日本陷入前所未有的难堪之中。最新的是今年5月23日在美国新泽西州哈德逊河畔设立的。文在寅上任后，韩国方面指出上述协议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韩国舆论则根本否定这一协议。

　　去年10月日本政府动用所有资源，通过多方施压，包括威胁停止缴纳会费等恐吓手段，迫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慰安妇申遗问题推迟做出决定，此举进一步暴露了日本违逆国际社会的正义和良知的顽固立场，使日本的形象更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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