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中美关系的新变化与影响
中评社香港8月6日电/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智库基金会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震远、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室主任袁征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陈须隆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向阳研究员、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军所美欧室副主任童真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室副主任汪曙申博士与会。座谈会由中评社常务副社长、中国评论月刊总编辑周建闽主持。与会者围绕中美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以《美国对华战略新态势与中美关系演变》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周建闽：开场白
中美关系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今年3月份到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贸关系由于美国要巨额征收惩罚性关税，发生了重大问题。而台湾问题也由于美国自去年以来通过的一系列涉台法案，使美台关系发生新变化，出现紧张形势。现在看起来整个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究竟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目前还不好下定论。如果按照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美关系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中美关系发生这种重大变化，当然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在媒体上已经有各种评论，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个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迅速崛起远远超出了美国的预料，也打乱了其很多计划。因此，出现这样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和守成国之间，在发展到一定时期，肯定会有一系列的碰撞和摩擦。现在看来，这个摩擦和碰撞还相当严重。回想起在奥巴马时期，中国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非常有远见的，所以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双方关系较为平和，但是美国的保守势力对此肯定是不满的。在十九大后，美国保守势力对十九大报告的误读、误判以及他们在战略上的焦虑，使得美国对华的战略猜疑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今天中美关系发展的严重态势。
我们今天就此请诸位学者专家对“美国对华战略新态势以及中美关系的演变”这个主题做一个深入讨论，当然也分了三个小问题，主要起到一个议题引导的作用，大家谈的时候还是可以从个人研究的角度进行系统阐释。下面我们开始讨论。
袁征：中美竞合态势不变但紧张加剧
最近的事情比较多，其实从去年12月份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氛围不好，见到了很多对华圈子里比较活跃的人士，从他们的话语之间我能感觉到美国战略界对华的焦虑和担心在上升，要求对华强硬的声音在逐渐抬头。
但是没想到今年的情况更糟糕。当前这个态势的形成，既受到中长期因素的影响也受短期因素的影响。中长期来讲的话，美国战略研判环顾四周，能够真正对美国产生威胁的除了军事实力强劲的俄罗斯外，就是中国了。中国的发展势头还在不断上涨，我们去年去的时候，美国人就说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然后他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有些话进行了过度解读，他们觉得中国现在要另起炉灶，企图与美国平行发展。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很难消除他们的猜忌的。
现在出现这种状况比我预想的要早了五年左右，我原来认为到2020年，随着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可能会出现中美对抗，但是没想到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动手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美国的对华认知不好，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战略互疑、结构性矛盾等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过去几年中美双方还是能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尽量地去扩大合作空间，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的环境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美国的翻脸迟早会来的，就我们而言，其实迟来一点会更好一些，因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当它的实力达到守成国家实力2/3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此时新兴国家已经开始对老大构成挑战，但是这时候老大还有能力去压制它。这对于我们而言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反思，如何韬光养晦，去巧妙地应对，而非硬碰硬。
短期来说，我们遇到了不可预知的特朗普总统。他也并非不可预知，其实是可以预知的，特朗普实际上头脑很清晰，他现在对华的所作所为就是“压力要大，要价要高，才能得到他想要的”。看起来是一边倒的压制，实际上他是有自己的套路的。特朗普深谙谈判的艺术，一上来给对手以压力，进行心理博弈，从而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因此，中长期和短期因素的结合，促成了美国如今对华强硬的态势。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冷静。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中美关系平和发展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它的问题和不足，当中美关系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到中美之间可能合作的一些空间。也许这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多机遇。也就是说目前我们不能光看负面的问题，还要重视正面的问题。
中美之间中长期的发展走向基本上应该是紧张加剧，合作的空间也有，但是我认为双方合作的意愿目前看来并不是那么的强烈，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底线。诸如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等说法也层出不穷，但是新冷战的话怎么个冷法？除非是把它切断。美国对于中美双方社会文化的交流也在限制，但是其他的交流应该还是正常的。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还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但是竞争会加剧。我们现在必须让美国有一个适应的时间，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美国的心理准备不足，所以它需要一个适应期去慢慢接受现在这个状况。现在美国还是不服气的，因为中美之间的差距还存在，等我们的实力慢慢接近它，双方实力达到相对平衡的时候，中美关系才会稳定一些。所以说短期来讲，在这个相当长的过渡期，中美双方还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其中竞争的面要大一些。中美如何去处理这种关系，我认为中方可能更需要讲究策略，在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坚决不让步，在其他问题上可以策略性地做出一些让步。
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中美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战略空间和领域，包括在西太平洋地区。我认为，如果美国要在台湾问题上做大动作，是因为美国认为中美已经失去了战略平衡稳定，即中美已经到了对抗的轨道。关于台湾参加印太战略，美国在认真考虑是否要将台湾拉入其中。关于立法基础，涉及到安保的话，我怀疑美国会很谨慎考虑带有约束力的条文，因为这会把美国束缚住，风险性很大。所以我认为，美国还是把台湾当做一张牌，进可攻退可守，自由度更大一点。但是如果要把安保等问题法律化，将其绑定起来，我认为除非中美双方到了战略摊牌的地步，美国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一些大动作。
陈向阳：中美斗而不破 中国要扩大朋友圈
从总体上看，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有变化也有其惯性、延续性。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利用合作，另一方面围堵打压。合作方面最典型的当属朝核，在这一点上无论特朗普、蓬佩奥或者是其国务院发言人都承认，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半开玩笑地讲，此次会晤最大的赢家是中国的国航，而非金正恩或者特朗普，因为金正恩往返（新加坡）乘坐的都是国航的飞机，无意中为国航做了一个最好的广告，这也折射出中国在“特金会”中的“正能量”。
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仍是利用合作与围堵压制“两手并用、两面下注”，这一点并未改变。变的是其中对华围堵压制的一面更加突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前者（利用合作）。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感觉黑云压城，好像美国对华只有围堵、竞争、对峙，其实这样的看法并不全面，容易跑偏和忽略了同时存在的另外一面。而之所以会出现目前这种围堵压制面更加突出的情况，我认为是由于美国对华的认知出现了新的定位，这是一个“大气候”，同时也受到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小气候”，二者迭加影响所致。因为特朗普对选票是非常看重的，他对他的执政权，即“政治安全”也是非常在乎的。
所谓美国新的对华认知，就是中国现在是美国的两大“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之一，注意，中国只是两者之一，当然长远来看中国的分量可能更重。因此美国就极力提防、阻挠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还要填补自己的漏洞，不给中国“可乘之机”，包括利用其高科技优势、针对中国的薄弱环节进行打压、来迟滞中国的崛起，以维持“一超独霸”的局面。美国所谓的中国“锐实力”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让他们感觉到了威胁，他们觉得中国锐不可当、咄咄逼人，所以美国才有了新的对华认知和相应的战略调整（软硬“两手并用”同时更加注重硬的一手）。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目前不太被重视的因素就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民粹主义抬头。欧美目前虽然都处在民粹主义的氛围里，但是二者有区别。美国的民粹主义表现为反多边、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等，美国现在认为是全球化让中国占了便宜、让美国吃了大亏，因此对华发起“贸易战”，并且层层加码、敲诈勒索，包括准备扩大对华加征关税的范围等，并且其行事风格充满了特朗普式“交易的艺术”（漫天要价、强买强卖）。另外，美国也对中国进行地缘尤其是海洋方向的围堵，在南海搞“横行自由”，排斥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美国现在在贸易、南海、台湾等议题上全方位、多管齐下地围堵打压中国，还推出了“印太”概念，这将是美国未来对华战略上的一个新抓手，对此需要关注。
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对华不断加压的新背景下，美国再度启用“闲棋冷子”，即重视台湾“独特的战略价值”，并且近来频频发力出手，力图“以台制华”。美国忧心两岸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因此加大扶植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平衡大陆影响，试图以此干扰破坏两岸关系，维持两岸分离的所谓“现状”。美国现在正在重启，或者说启动“台独”，加上岛内当局遥相呼应，美台勾连正在加深。包括美台官方交流升级，对台军售解禁，并企图在南海联手，乃至酝酿美舰泊台，并与“印太战略”配合，干扰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牵制中国崛起。未来美台关系仍是美国对华博弈的战略筹码。
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要注意三个因素：其一，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会间接影响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投资关系，以及人文交流，这个因素有长期性的；其二，中美竞争面凸显，其主要责任在于美方，因为不愿看到中美双方实力差距缩小，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偏重于压制围堵，致使中美矛盾凸显；其三，特朗普本身构成了一个变数，使得美国对华战略不稳定、不靠谱，其朝令夕改，难以预测。这就需要我们在其“不靠谱”中去研究他的风格和个性（特朗普的“谱”），并加以刚柔并济、斗合并举、随机应变的应对，而不能再按传统、依常规“出牌”了，要更有针对性、预见性地应对“特没谱”。
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尤其是中国对美还是“斗而不破、以斗促合”，也就是“竞合博弈”的大方向不变，竞争突出但合作犹存。我们不能再用传统或精英本位的思维来看待今天的美国和特朗普，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需要作些调整。中美“零和博弈”目前来看还是相对有限的，双方摊牌或者重新进入蜜月期、这两种极端情景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其他的相关方，美国现在唯我独尊的“美国优先”使得它和很多国家关系变差，而不光是和中国，也包括其盟友，比如前不久在G7峰会上其他六国领导人对特朗普的微妙态度。对美工作要看到更广阔的天下和世界，中国要扩大朋友圈，避免单打独斗，以减缓自身面对的外部压力。
陈须隆：中美关系不能脱钩 中国应冷静应对
第一，看中美关系要有宽阔的视角，将中美关系置于世界大变局之中来看。这样看，我们就不必那么悲观，甚至可以谨慎乐观。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美国是导致这种变化的最大变数，正所谓“美国成功地搞乱了世界”。
关于格局演变，人们喜欢用变局、乱局来说明，且具有乱变交织的特点。"变局”的突出特征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西方统治世界、美国独霸世界难以为继了，“西方中心论”也难以为继了，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涵。“美国第一”是对这种大变局的反应，但大势难逆，必然导致国际关系波澜起伏，乱象丛生。
所谓“乱局”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乃至一国内部都有所反映，连贸易战都呈“乱战”，大大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国际关系失稳失序，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极端主义、排外主义风起，反全球化、反一体化浪涌，党争加剧，社会撕裂，矛盾丛生。在地区层面，因特朗普政府悍然退出伊朗全面核协议、迁馆耶路撒冷，而使中东地区乱上加乱，酝酿更大的战乱，令人不安。美国既难辞其咎，也难以脱身。
在乱变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世界深陷“迷局”，不仅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满天飞，而且真相愈发难以搞清和把握，西方人惊叹世界进入“后真相”时代，表现为民调失准，假消息满天飞，且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政治正确性”遭疑，国家该何去何从，国际关系该何去何从，全球化该何去何从，人类社会给何去何从，困扰着人们。在这种背景之下，到底是该某国第一、大搞单边主义，还是该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值得深思、慎选。
在“美国第一”的牵动下，世界正在进入大“争局”，不仅贸易战在全球打响，烽烟弥漫，而且各国利益之争、秩序之争、理念之争乃至发展道路和制度之争，呈蔓延和深化之势。必须看到，特朗普政府是世界大“争局”的主要发动者，也是矛盾的主要方，不仅把“战略竞争”强加于中国，以维护美国独霸地位，而且在对盟友开打贸易战，并在气候变化、伊朗核协议、移民等问题上置盟友的利益于不顾，唯我独尊，导致今年的七国集团会议不欢而散，西方内部之争明显加剧。尽管美国在“争局”中多有优势，甚至气势凌人，但要想占尽便宜和上风，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处理不好就会损人害己，陷入困境。显然，美国的软实力已严重受损。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美、朝韩等良性互动下，东北亚正迎来历史性大“破局”，开启了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韩关系和解化、朝美关系正常化、朝鲜发辗转型化等进程，地区安全与合作也迎来了新的曙光，中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各方应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性契机，乘势而为，为东北亚的长治久安和共同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东北亚的破局性变化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虽然前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走回头路、开历史倒车、逆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也是行不通的。应该看到，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加强合作带来的破局性变化，成为中美在地区问题上良性互动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二，看中美关系还要有纵深的视野，将中美关系从历史的维度加以审视。这样看，我们能够认识到中美关系到了新的历史时期，面临严峻挑战，需妥善处理。历史地看，中美关系发展好的时期，都有比较稳固的“压舱石”。在冷战结束前的相当一段时期是联手抗苏的战略安全合作。在苏联解体后，中美又找到经贸关系这个不断增大的“压舱石”。但现在，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经济主权”，对中美经贸关系不满并不断发难，向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经贸关系这个“压舱石”成了问题所在，中美关系面临新的风浪。加上，美国国内各派大都持对华持强硬立场，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与对抗性上升。在这种背景下，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出笼，为美国对华强硬施压、加强遏制鸣锣开道。问题是，美国主动挑起和发动的新一轮“战略竞争”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无限升级吗？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使中美竞争不走向极端、不失控、不脱轨也绝对必要。对中国而言，需要正视这场“战略竞争”，冷静、稳健地加以应对，确保利于不败之地并实现中美关系的战略再平衡。在新时代，中国有底气、有定力、有智慧来应对这场空前严峻的“战略竞争”。
第三，目前，“印太战略”仍然虚多实少，基本处于概念阶段。虽然美国把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但特朗普政府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也缺少地区抓手。印度已明确拒绝所谓“印太战略”，不愿意沦为别人的战略棋子，反而成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加强了与中俄等国的战略协调。缺少印度强有力支持的“印太战略”，是跛脚的，难成大气候。但应注意的是，这一战略需要防务和经济合作的支撑，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有所动作，加大了对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而且，出于推行“印太战略”的考虑，东南亚某些国家可能成为被拉拢的对象，相关国家应保持清醒和警惕，切莫引火焚身。
第四，中美贸易战背后是贸易问题政治化、安全化、战略化，所以贸易战不单是贸易问题，而是战略问题。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实质是在推行经贸霸权主义，中国奋起反抗、毅然决然打响“贸易自卫反击战”和“多边贸易体制保卫战”实属必然，合乎情理并得道多助。企图操弄“交易的艺术”，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和讹诈，迫使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只能是幻想！平等协商、务实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
“中国威胁论”不是沉渣泛起，而是美国真的觉得中国对它产生了威胁。美国也对此制造了一些舆论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美关系的严峻性，要增强忧患意识。中国要思考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尽可能的达成妥协。现在的中美关系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时刻，中国要正视问题，冷静应对，不要泛起反美思潮，所谓“打不败的对手才能做朋友”，要防止中美关系脱钩、脱轨。
王勇：贸易战是信心之战 对中美关系不应过分悲观
对于中美贸易战，我们还是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要仔细分析大势，清楚敌我力量对比。如何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我提出下面一些看法与建议：
第一，面对美国的贸易战，中国人要有信心。
很多人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原因有中国的技术不如人，中国对美国市场依赖大，中国经济存在债务等风险。
我们应该有信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中国处于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美实力对比正在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这是国际格局中的大趋势，这正是美国对华安全战略派不安的原因，他们的目的就是打击挑战者，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美国处于守势，特朗普政府现在很多极端的做法实质就是“虚张声势”，通过制造噪音将对手吓倒。其实美国处于全面的危机中，美国贫富悬殊极其严重，种族关系紧张，在主要城市中心都有贫民窟，但是美国官方政策对于减贫帮困并不重视；美国债务达到历史第二高水准，仅次于二战时的债务峰值，反映美国经济“寅吃卯粮”问题严重，而特朗普减税计划只会加重美国的财政赤字与税务水准；由于特朗普上台，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冲突严重，社会政治分裂，难以达成全社会普遍共识。三是特朗普贸易战没有章法，并非只针对中国一家，它是对所有交易伙伴的宣战，包括其诸多西方盟友。四是特朗普打击的目标更多的是经济竞争、技术竞争，中美可以有很大的谈判妥协空间。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公众应该保持信心，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可以转化为压制美国贸易战可能造成损害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说，贸易战是信心之战。
第二，中国最大的牌是中国市场，要打好这张“王牌”。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是中国已经崛起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根据2017年底的统计，中国国内销售总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销售市场。中国正在成为内需拉动的经济体，外需与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的相对份额在减少。中国过去商业不发达，消费受到很多限制，主要是商业基础设施不发达与市场地区分割的影响。
二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盈利对美国企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趋势还会加大。根据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2015年以来美国在华企业盈利水准上升，多数企业计划增加投资。面对中国的市场机会，美国企业更多是担心中国市场不再开放。他们抱怨，2008年以来中国市场开放速度变慢，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工商界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利用“301条款”这一“超级武器”打开中国市场，同时又担心中美贸易战加征关税带来严重的后果。
因此，中方要打好中国市场这张“王牌”，通过美国在华企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让它们意识到，中美贸易战如果无限扩大，将导致中美关联式结构性的崩塌，它们在华商业利益必将受到影响。因此，它们需要更加主动地做美国国内的工作，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
第三、在解决贸易赤字前，要优先解决中美“信任赤字”问题。
由于中美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差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与媒体对中国过去5年的发展多有误解，包括对中国“再集中化”发展不认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感到失望。其实，中美两国在过去五年中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过去20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悬殊等消极影响的回应。中国问题复杂性不断增加，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于中国事务的发展越来越困惑、感到难以预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习惯于戴“有色”眼镜看世界、看中国，习惯于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判断中国的发展，自然容易判断失误。
此外，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也使得美国对华接触派、温和派、国际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不敢发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美国左右派精英在中国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现象，他们都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针对美方对中国变化的误解，中方要多做解释工作，有必要有领导人出面做说明解释工作，包括中国模式、国家干预加强等问题。各级官员要有授权地进行解释工作；中国学者与媒体也要多做说明解释的工作。相信这些耐心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工作，将有助于增加中美的政治信任，减少“信任赤字”问题。
第四，应对贸易战必须有“底线思维”，准备最坏的情形。
中美有全面爆发贸易战、经济战的可能性，冲突有可能超越贸易领域，扩展到金融、科技、政治、安全等领域，也有可能爆发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受到美国极右势力的影响，有很浓的极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的色彩。尽管特朗普本人可能主要兴趣在经济领域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但是，其不断聚拢的保守势力可能利用他掌权的机会，发动更加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们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可能利用中国“将强未强”的时机寻求全面的对华冲突，力图彻底打掉中国崛起的势头。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有可能在于通过“301条款”大打贸易战，促使中美经济“脱钩”，解决经济全球化20年发展所出现的美国学者称之为“中美国”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前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就是“中美国”，中国和美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产生了美国经济的“双赤字”问题与中国经济的“双顺差”问题，但是，中美都从这种经济关系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势力则认为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对美国整体国力造成损害，最后将损害美国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从而最终瓦解美国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执政团队包括两位重要的贸易“鹰派”人物，一位是彼得·纳瓦罗，为特朗普的国家贸易顾问，另一位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是1980年代对日贸易谈判的强硬派。这两人对于贸易问题的思想与特朗普前任政治策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的经济战略思想是一致的，即贸易事关美国国家安全。他们把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不单看成是经贸问题，而且把它们看成是中国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争”。按照他们的说法，通过经济全球化、对美贸易，中国正在对美国发起一场“经济侵略”战争；如果对华贸易逆差继续延续下去，将造成美国更多的经济损失，并最终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他们制定的经济战略就是，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对中国等主要交易伙伴征收高关税，扭转过去20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增加美国人就业与财政税收，进而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教育与科研体系。
我们要对中美经济“脱钩”的冲击与影响做好充分的准备。但目前来说，中方要尽量将冲突限制于贸易领域，用贸易关税措施应对美国的贸易关税措施。但是，冲突扩大到其他领域不是没有可能的，美国正在采取贸易加投资限制措施的模式，逼迫中方采取同样的贸易与投资措施进行反制。目前贸易冲突也可能会升级到贸易、投资、金融领域，最后上升到包括地缘政治在内的全面冲突。
对此，我们必须有预案，要有充分的准备。
有鉴于此，我建议，中方应力争将冲突限制于贸易领域不扩大，不主动挑衅与主动升级，采取温和的示弱的行动，不要给对方以采取更多更强硬措施的口实。
在这个方面，WTO规则可以作为中国反应的基本规则，美国理性的精英人士仍然在乎美国行为的“合法性”，有些人自认理亏；将中美经贸冲突尽量引导到WTO框架去解决；同时，利用特朗普本人有交易一面的特点，仍然推动达成协议；与其他WTO成员合作，推动WTO的更新，为此展开谈判。目前，最重要的是，中方大力推动中国已经参与但尚未结束的RCEP、中日韩FTA等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甚至可以发起中日FTA的双边谈判。
第五，做好自己的事，扩大改革开放，化解经济风险，促进高品质的发展。
坚持和平发展，两个100年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将美压力变成扩大改革开放、通过开放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正如中国加入WTO成功经验表明的，更大的开放带来更大的发展。促进中国向以内需市场为主的经济体的转变，内需市场发达后将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制造技术的升级换代，实现高品质的经济发展。应当制订一个10年或15年的国家计划，进一步促进全国市场的整合，降低交易成本，让做外贸的企业真正有动力做内贸。
我国要加快改革，在防范金融风险、经济风险的基础之上，要果断地扩大开放，将中国打造成为对国际投资、国际人才最有吸引力的“高地”，使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国际人才向往的地方。这就需要中国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要进一步开放经济，促进市场自由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将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变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最好办法。
第六，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有理由对双边关系发展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过去5年来，中美两国的国内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朝一个相似的方向进行，即回应20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两国都在发生一场“革命”，包括权力结构的革命与政治经济的革命。美国的权力中心已从波士顿经过纽约到华盛顿再到硅谷的旧权力中心向中西部地区的铁锈地带与农业地带转移，特朗普的当选最终促成了这一转移，这种转移持续下去有可能彻底改变美国两党政治的传统。现在民主党同特朗普“死磕”的原因就在于担心丧失自己的选民基础，没有了选民基础，民主党就没有存在的土壤了。反观中国，通过反腐运动、调整经济结构与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一系列举措，中国国内权力结构与政治经济结构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相比美国，中国国内变化更加平稳，但未来同样存在不确定性。总之，中美两国国内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扭转了中美关系过去20年来的发展方向，包括两国共同推动经济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拥抱全球化，当然这一调整也正在形成全球变化的一个趋势。
我们要防范美国极端保守派、安全战略“鹰派”对中国的更大图谋，即以贸易战为开端，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推动一轮“新冷战”的到来。
截至目前，我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虽然有很多担心，但是也有不少理由可以谨慎乐观。实际上，中美之间存在非常多的共同利益，这使得中美关系在未来仍将是一个既合作又竞争的高度复杂的关系。中美共同利益很多，谁也离不开谁。
一是中美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虽然在动摇中，但它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因为中美双方经济利益依然广泛深厚。二是美国要解决其在国际上关注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同样，中国要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没有美国的谅解与支持也难以办到。三是中美人文交流、家庭联系紧密，官方民间对话机制众多，这些关系网络都有助于避免双方“迎头相撞”的最坏结局。最后，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综合国力等方面的差距在缩小，中美发生严重对抗肯定是两败俱伤，美国在与中国冲突中所受到的自我伤害将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得多，美国保守派也必须 对与中国严重为敌的后果进行三思。
历史经验表明， 美国国内政治不是铁板一块，不是非黑即白，各阶层在中国问题上具有非常复杂的态度，不同的力量同时在起作用。如果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其国内主张稳定中美关系、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力量也会上升。美国对华政策取决于美国国内不同力量之间的对比，中国的政策与行为同样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抱有完全悲观的态度。
童真：美国焦虑中国崛起 但中美稳定仍应是主基调
2017年末2018年初，特朗普密集出台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报告等重要文件，在威胁判断上把我国作为第一个被点名的安全威胁。在对华基本定位上，已发生实质性、根本性转变。原因既有反恐取得阶段性胜利，也有国内政治原因和特朗普个人因素。但根本上还是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战略焦虑感越来越强烈。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有个逻辑：就是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带来的美对华认知变化，认知的变化又带来美国对安全威胁判断的变化，结果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作为最大战略竟争对手，采取对华强硬政策。
(一）实力差距越来越小。198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7.3%； 2001年为12.65%;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比重40.54%。这时候奥巴马已经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2017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1.96%，是日本5.15万亿美元的2.3倍。这个速度非常快，而且很多权威机构都预测再过几年，中国GDP就要超过美国。虽然美国综合实力仍牢牢占据世界第一，但这种单项超越也不行。过去，日本经济崛起时就被打压下去了，现在也不例外。美国人认为，1872年超过英国成为最大经济体后，在近150年中，其经济都是遥遥领先的。面对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美国肯定感到害怕。美前副国务卿伯恩斯就公开表示，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把美国拴住了10年，这10年中国迅速进行全球扩张，挑战美国，这种观点其实很具有代表性。
(二）实力对比变化带来美对华认知发生重要变化。过去美国一直希望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西式“民主道路”，就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改革，被西化。所以近几十年，美对华政策大辩论中，所谓的温和派就是这个观点，主张通过接触将中国纳入西方体系，但后来证明这个政策失败了。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通过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扩大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美一些学者称其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认为这是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 (“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所以，现在温和派不敢说话，都是强硬派当道。而且现在似乎实现了跨党派的共识，一致认为中国崛起对美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有时他们甚至更强调经济、科技挑战。这次经贸战瞄准我们的“2025”就看出来了，科技是美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核心。不仅是经济、科技，在军事上也如此。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美国一种带倾向性的看法是，中国的军力大大落后于美国，“中国是一个二流的军事强国”。但没过几年，美国看到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美国防部开始每年向国会提交长达数十页的中国军力报告，同时国会相关部门、兰德公司等也不定期发表中国军力情况报告，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这都对中国战略意图产生了系统性误读和曲解。
(三）认知的变化决定了美威胁判断发生重要变化。过去，美认为中国带来的“挑战”是远期的和局部的，现在美国认为是现实且全方位的。未来中美间竞争可能将从过去相对隔离、间接过招转变为直接对立、正面过招。在安全威胁评估上，特朗普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顶层文件，都明确将中国列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对中美关系的表述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转变为“最大战略竞争关系”。在这个大的定位下，美国又进一步强调中国是经贸的掠夺者、科技的剽窃者、国际秩序的修正者等，这种全方位的负面定位也是过去未有的。可见，当前美对华强硬不仅是特朗普个人因素，也具有社会基础和长期性。
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是：第一，美中竟争是结构性的、不可逆转；第二，现在美中对抗，美国不吃亏，如果任由中国继续坐大，美国将越来越被动。可以看出，美对华已经不再抱有幻想，特朗普也因此批评奥巴马政府过去对华政策太软。那么我们实际上也不应该再对美抱有幻想，认为只是特朗普个人因素等。我们首先就要清醒看到，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将会越来越突出。
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来自美的战略压力将增大。首先，从大的环境看，我们很可能迎来经济上赶超美国的拐点，但是在军事等其他方面还有相当差距，尚未到拐点。这个时间段，美国焦虑感最强，它同时又占据军事、盟友体系等优势，将会加紧对中国的遏制围堵。所以我们当务之急还是要加快推进军事现代化，加快自主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排除隐患。其次，美国基本策略是以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对中国实施成本强加和混合博弈。这既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也不同于美英当年的跟随式竞争，更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日金融贸易战。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成本强加置中国于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抵消中国长板，恶化中国短板。比如，美在前沿技术方面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就是要通过发展一些高新武器，令中国长板不长，短板更短，就是要对我们形成技术上跨代优势。中国要是分不清真假，跟着发展，有可能落入军备竞赛的困境拖累经济发展。而不发展的话又可能落后挨打，过去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也是这样对苏联的。历史上，冷战时期美国针对苏联提出过两次抵消战略都成功了。
再比如，美国打台湾牌、南海牌，也有一种考虑，就是通过一种低成本的手段来干扰我、遏制我，抬高与我谈判筹码，同时抬高我政治、经济成本，干扰我既定发展目标。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美国也是看中这一点，不断拨弄敏感神经。特朗普就指责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把台湾这张牌用好，并表示以后要重启台湾牌，常用、重用这张牌。对于印度也是这样，美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推出“印太战略”，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包括经济、安全等。虽然现在还不是到了系统成熟，但也在步步落地。特朗普认为，冷战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体系主要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南北双锚”，相对缺少印度洋区域的战略支点。而“印太战略”通过“美日+”模式，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形成以日、印为“两翼”、以澳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一体联动”的地区安全网络。美国的目的是从更大空间更大范围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最大的战略优势之一就是盟友体系，虽然内部也有分歧，但在安全上还是很管用。
最后，在作战体系设计上，无论是过去的“空海一体战” 还是现在最新提出的“多域作战”，主要都是瞄准中国设计的。未来虽然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但大国间冲突和对抗的风险却在上升，也可能因地缘安全因素引发摩擦冲突。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对抗影响的不仅是双边和地区，对全球都有深远影响。两国大局稳定对谁都有好处，所以我们还是要坚定这个主基调。
汪曙申：中美关系未到破局临界点 应认真观察美未来对台政策
我觉得判断中美关系，首先要搞清楚美国对华的战略认知和定位，其实这个定位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大背景就是美国认为中国有能力超越美国。至少是在经济上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美国已经看到了未来十年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美国也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上升，所以美国的焦虑感在上升，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是建制派还是反建制派，他们在牵制和防范中国的目标上是一致的。我个人认为，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美国（牵制和防范中国）的策略有所不同，比如美国反建制派认为从尼克松开始美国的建制派精英就开始对中国存在一个战略上的误判，认为中国奉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参加核不扩散机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这些都不代表中国服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反这些年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创设亚投行等代表了另立国际秩序的倾向。
另外，反建制派还认为建制派对中国的模式和发展道路也有误判。建制派认为中国会走华盛顿模式的道路，但是反建制派认为完全不可能，中国会有自己的道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上台后反建制派的思潮就影响了美国的对华决策，在这几个战略报告里面美国把战略竞争者的帽子戴到中国的头上。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注意，美国重新把大国竞争作为它首要的任务。当然我个人认为，以中国目前的实力，美国已经错过时机，很难遏制中国的发展了。所以现在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官方的定义是寻求一个建设性和结果导向的关系。而且最近美国参与制定印太战略的官员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重点阐述美国的印太战略里面，强调了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原则。一个是在有利益交汇的地方与中国合作，第二个他特别强调在中美有利益分歧的地方和中国进行强有力的竞争。这也就是说，合作和竞争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基调，其中竞争的一面会较为凸显。
对中美关系中长期的判断，我认为不管是从大国实力的对比还是从权力博弈的角度来讲，中美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竞争的阶段。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博弈将加剧，但是中美关系没有到破局的临界点。我个人担心的是，支撑中美关系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的战略基础出现了一些问题。回顾历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在制衡苏联方面有一些战略基础；九十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了，但是经贸关系支撑了克林顿时代的中美关系；小布什上台以后，中国入世了，中美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继续加强而且在反恐事务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战略基础，所以当时美国把中国视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奥巴马时期虽然开始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牵制中国，但是在气候变化和伊朗核问题上，美国还是在跟中国合作的，也维护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局面；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他以单边主义替代多边主义，现在他把经贸这块压舱石都推翻了，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一点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基于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出现了一些变化投射到台湾问题上会产生哪些变化呢？首先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的台海政策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支柱。
第一个是一个中国政策，就是美国一直强调的与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保守派想要影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主要目的是想牵制特朗普的台海政策，他们特别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同的，是有很大差距的。奥巴马时期把美国的一中政策向中国的一中原则靠拢了，保守派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对的，应该把这个趋势扭过来，甚至是凸显这两个东西的差异性。此外，蔡英文也很想影响美国的一中政策。长期以来，美国的一中政策都是三个公报一个法案，但是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出现了国会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推动美台关系的倾向，通过了“与台湾交往法”，所以很多台湾的学者说，美国的一中政策现在是三公报两法。而且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现象是蔡英文在发展对美关系的时候特别强调“与台湾交往法”和“六项保证”，她跟美国人都是把两个放在一起讲。美国从2016年开始共和党党章修正的时候就把六项保证放进去了，然后到了2018年特朗普签了第一个国防授权法，美国把六项保证放进去了，但是没有放具体的内容。因为六项保证的版本是有争议的，说明美国的保守派想推动六项保证立法化。原来蔡英文是想把它政策化、文件化、台面化，现在既然到了入法的阶段，说明了美国对华（台）政策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存在虚化的趋势。
第二个就是美国台海政策的双重威慑：一方面威慑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让你不敢动武；另一方面是威慑台湾不要推动法理台独。特朗普这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主要的变化是对台独的推动和纵容。美国基本上接受了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认为她维持现状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大陆应该给蔡英文更多的空间和弹性。但是现在两岸关系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方面认为责任主要在中国大陆，不在台湾方面；他们认为台湾比较克制，是大陆打破了现状。他们所谓的中国大陆打破现状，具体表现为一个是中国大陆军机军舰绕台巡航，另外一个就是在国际上夺取台湾的邦交国。美国故意不谈蔡当局因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现状改变所应承担的责任。美国现在对两岸关系的态度是有点怂恿渐进式台独，甚至对民进党推动的一些变相的、可能会涉及到法理台独的公投和举动也基本上是不太管的。
第三个支柱是双轨的策略。主要是美国通过一中政策和双重威慑，一方面稳定中美关系，另一方面是推动美台的实质关系，长期来说它的推动是比较有效的。从90年代起，美国就一直用切香肠的方式一步步推动美台实质关系。如今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对台关系总的趋势是想要有所突破，这也和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氛围有关。主要是保守派得势，特朗普身边的几位近臣都主张特朗普大胆地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美国涉台决策环境呈现出保守化的倾向。第二个美台实质关系的推动成为了美国国会的共识，美国国会对台海局势的影响在上升，这可能和美国国内政治有很大的关系。特朗普执政的合法性受到通俄门的影响，加上他对国会的控制力也不是特别强，所以在很多涉台法案上面，特朗普包括行政部门都没有去干预，或者说他的干预能力比较弱，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通过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抓牌。但是国会现在涉台立法有升级的趋势，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在“与台湾交往法”通过之后，美国国会还计划通过几个比较重要的法案，一个是“台湾安全法”，一个就是“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这一点提醒我们，其实美国国会在不断地提出涉台法案，一届国会通过不了他就继续在第二届国会、第三届国会提出。比如说，“与台湾交往法”其实就是在第113届国会提出来的，通过了三届国会终于把它立法成功了。这几个法案，特别是“台湾安全法”涉及的条文好多都是带有强制性色彩的，“与台湾交往法”是表达国会的意愿，但是“台湾安全法”则完全不同，它对行政部门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所以我认为美国会对美台实质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
从台湾方面来讲，台湾方面是想积极地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蔡英文之前提出来要参与，而且她说要在印太棋局中起到一个棋手的作用，希望通过美国对台湾的需求来谋求参与的空间。蔡英文对美政策有一个变化，这也跟美国的对台政策有关，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初，台湾特别担心特朗普将台湾筹码化，所以蔡英文提出了“新三不政策”：第一个就是跟美国强调美国不要把台湾当做一个交易的筹码，第二个就是美国不要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削弱美台关系，第三个就是台湾对美国是零意外，也希望美国对台湾能保持零意外的政策。蔡英文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来约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我认为她这一招发挥了一定作用，特朗普对台湾的一些不确定性现在变成了确定性，即让美台关系提升作为特朗普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现在要观察的就是特朗普下一步对台政策的趋势，包括以下几点内容：第一点，会不会强化美台关系的法律基础。美国会不会将对台的安全保证法律化，也就是将战略模糊的部分清晰化。第二点，美国会不会在印太战略中加强台湾的地位。第三点，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和影响。如果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话，美国下一步会怎么做？美国会在蔡英文推动变相的法理台独之时采取怎样的政策？以及台湾在推动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中美国会给予怎样的实质性的支持？以上就是我认为未来我们需要观察的重点方向。
郭震远：中美不是新冷战 竞合框架不变
去年12月以来，中美之间密集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摩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的第三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
我认为，中美第一轮摩擦是冷战结束到90年代中期，基本是由冷战遗留问题所导致的；第二轮时间比较短，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包括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个阶段面临的是冷战结束后的遗留问题和新问题的交叉；第三轮是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奥巴马推行TPP。特朗普上台后“逢奥必反”，但是特朗普很多政策其实是从奥巴马时期继承下来的，包括将这次中美之间的重大摩擦归入第三轮，也是因为首先在时间上无缝连结，其次印太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看上去内容形式不同，但本质一样。虽然特朗普退出了TPP协议，但是其在经济上孤立和遏制中国的理念一点没改变，甚至比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六年激烈多了。
看待中美之间的摩擦，我认为要有力求客观、反映现实的态度，我并不赞同网络上所议论的“中美新冷战开始了”等论调。特朗普上台以后，观察其执政政策，要全面看待，特朗普执政一年半以来，看起来是个不靠谱的总统，经常出尔反尔；但是如果客观冷静地来看，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总统，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大房地产商的精明劲在其执政以来的政务处理上反映得淋漓尽致。虽然也表现出特朗普很不成熟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精心算计，他一旦觉得不对，会马上做出调整，以此来保证施政目标。
特朗普执政团队里面有“鹰派”人士与“鹰派”反华人士，这两种人有共同之处，都是主张强硬，但是“鹰派”不一定反华，“反华”的一定是鹰派，两者是有区别的。比如美国商务部长、谈判代表等人毫无疑问一定是“鹰派”，但是他们是否反华还需要观察。再比如纳瓦罗、博尔顿、班农是鹰派加反华人士。至于特朗普与这些“鹰派”反华人士是什么关系？我认为特朗普欣赏“鹰派”立场，但反华不是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他更多是将反华作为工具，这个需要区分。
如何拿出切实有效的对策来应对中美摩擦？对中美变局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不仅要看到特朗普的意图、中美矛盾所在，最关键的是要看清楚美国实现其意图的能力。
从美台关系的变化及其前景分析，主要有三个变化：
第一，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重新重视美台关系的战略意义。最主要的证据是去年12月18号特朗普签署《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三位美国总统只有在个别年份的报告里面讲到台湾问题；2006年小布什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奥巴马的报告中都有涉及台湾问题，但是他们把台湾问题放在大的亚太框架里，是在讲完中国以后紧跟着寥寥几句谈及台湾，而且台湾部分的报告内容基本上一致。所以中美建交以后，直到奥巴马执政结束，美国对于美台关系的战略意义基本上是忽视的态度，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边缘化越来越严重。
而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不到一个月就与蔡英文通了电话，他还给自己辩解。17年2月1号，特朗普同习近平通话，包括之后两次习特会，随后两人通话也有七八次之多，双方都强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特朗普为什么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我认为，这与特朗普受到国内压力有关，他必须要讨好美国国会，因为“通俄门”对特朗普构成了莫大威胁和压力，如果特命的“特别检察官”最后为此要弹劾总统，关键就在于美国国会是否通过。国会要是不通过，特朗普必然安然无恙，国会要是2/3通过了，特朗普面临的可不仅仅是下台这么简单。所以特朗普绝对会在关键的时候“讨好”美国国会。
第二，美国会在所谓维持台海和平和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借口下，强化对台湾的支持。但美国在中美建交以后支持台湾，但不直接军事保护台湾的的美台关系主题没有突破。这与“六点保证”有关，1983年里根向蒋经国提出“六点保证”，一是为了安抚蒋经国；二是向蒋经国保证不会把台湾用来和北京做交易。但是特朗普此次将台湾放到2018美国国防授权法案里，这不是安抚台湾，而是表明美国可能要将817联合公报完全架空，实现对台军售常态化。
第三，蔡英文企图利用特执政和中美关系变化，极力争取强化美台关系，搞了不少动作。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台湾在美台关系中的筹码角色和命运。
对此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必须从美国执行其意图的能力和前景去分析。美台关系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两个力量对比：一是中美关系力量对比，第二是两岸关系力量对比。前者力量对比差距会越来越小，后者差距会越来越大。如此一来，美国就算再重视台湾的战略意义，对其来说也没有多少实质的意义。
而对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形势的判断，我认为中美之间尽管竞争明显加剧，但中美竞争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仍会继续保持，而竞争的权重会有所增加。
周建闽：结语
台湾问题在美台关系、两岸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战略中占到很重要的位置。我经常说，台湾问题从战略上看虽然是一个局部，但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局部，它会影响到整个中美关系大局。台湾问题由于实质台独行为产生的恶化，可能会直接导致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冲突。但是从总体战略上看这种可能性不是非常大，因为它明显不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美国实际上是把台湾当做一张牌，在大方向上台湾作为美国战略筹码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而美国究竟能把台湾牌打到什么程度，还需冷静观察。因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没有退缩余地，只能迎头顶上。现实中台湾距中国大陆很近，离美国很远，显然在此发生冲突对美国而言不是一个好地方。
本次论坛总体而言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并没有受到本质性的破坏，虽然双方有严重的摩擦和分歧，但是目前中美关系仍处于斗而不破的框架和范围内。
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在高温之下前来出席此次论坛。
评论员简介：
郭震远：中国海洋大学海峡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袁征：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室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士。
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外交部党校教授；北京大学香港特区高级公务员国情培训主讲；亚洲开发银行顾问（Consultant）；法学博士。
陈须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联合国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法学博士。
陈向阳：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学博士。
童真：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军所美欧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
汪曙申：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室副主任、外交学博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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