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学者：未来中日关系谨慎乐观
中评社北京8月28日电（实习记者 刘大炜 记者 张爽）中日关系学者在昨日的首届“国际视野下的东亚格局高端论坛”上表示，虽然当前中日两国关系逐渐趋于稳定，但由于两国的众多结构性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不能不保持过于乐观，要以“谨慎的”乐观看待中日关系。
参与本分论坛的专家和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键，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黄大慧，前驻日公使、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吕小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伯江，前驻大阪总领事（大使衔）王泰平，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以及前驻老挝大使关华兵。
黄大慧在对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后表示，2010年使中日关系发展由“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趋向“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转折点。虽然从2016年G20峰会之后，中日关系正在改善，但中日关系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变化，可以说中日关系的变化是一种策略上的调整而非战略上的变化。
在谈及中日关系发生转变的原因，黄大慧表示，促使中日关系的变化的原因既有日本国内社会经济的需要；也受到众多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还是中国因素促成的。
黄大慧认为，从短期来看，即到2022年前后，中日关系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2022年对中日两国都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年份，不仅中日两国都在这一年举行大型的体育赛事，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不过，也需要清醒的认识到，鉴于中日两国之间仍存在的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中日关系发展仍存在局限性。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台湾问题都可能会在2022年以后逐渐凸显出来。
此外，黄大慧说，2019年日本现任天皇退位，日本将告别“平成时代”，迎来新的发展时期。如果在此期间日本完成了修宪，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恢复自信、民族情绪高涨、重新崛起的日本。而且外部环境（美国因素）的变化也会给中日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如果中美竞争面越来越凸显，中日关系肯定要受到影响。
黄大慧指出，因此，在看待中日关系发展时不能保持盲目的乐观，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尽管中日关系存在稳定性，但也有很大局限性，需要保持警惕，保持“谨慎的”乐观。
谈到安倍访华这一事件时，吕小庆表示，这是一次“日方积极推动、中方给予呼应、顺势而为”的事件，至于本次能否水到渠成，仍然需要观察。对待安倍访华，既不能够过度期待，也不宜过低评估。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对安倍访华这一热点事件保持“三个期待”，希望安倍访华对李克强总理访日的成果有所巩固及推动。首先，期望安倍访华前后在历史问题上有所自律，在台湾问题上有所顾虑，在领土问题上有所克制；其次，希望可以拉住日本在“一带一路”上起到积极作用，“口惠而实至”，推动双方诸多领域的合作。此外，也可期待中日两国可否在维护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体制方面有所达成共识。
不过，吕小庆同时也认为，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权总体右倾化、以中国为假想敌，以对抗崛起中国的前提下修改和平宪法的方向上不会因为安倍的一次访问发生改变；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改变，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其次，日本强化在钓鱼岛主权争端方面不会改变，而且目前双方在共同管制的情况下，日本不会“无所作为”。第三，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不会改变，一直以来，“台湾情节”存在于日本人心中、贯穿在文化里，日本也认为“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此外，台独政权上台后，日本与台湾在价值观上逐渐趋同，使得日本在支持台湾独立上逐渐增强。这些都是需要提高警惕的方面。
最后，吕小庆说，在处理对日关系方面，要紧紧扣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保持战略定力，处理好对外关系，包括对日关系。要明确日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战略定位，“日本可能是我们伟大复兴道路上的绊脚石，但绝对不是拦路虎”。其次，“在国家利益层面上以两手对两手，以两面对两面”，安倍政权具有两面性和功利性，因此在重大的原则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民族尊严以及人类公理的问题上，要以不变应万变，坚定立场、旗帜鲜明。
王泰平表示，在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今天，日本对我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一带一路”第三方合作为抓手，增强互惠机制、增进互信合作，加强危机管控，防止再起风波，导致中日关系的倒退。
张沱生认为，虽然目前中日走向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但是距离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仍具有相当远的距离。中日之间仍存在众多问题，中日关系在2012年钓鱼岛危机之后形成军事对峙，这种状态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而且到目前为止，双方安全部门的交流仍未恢复。另外，中日之间的危机管控机制的进展和风险的积累是不成比例的，这个任务为也很艰巨。因此，在对待中日关系的发展时，要充分估计其重要意义，充分认识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
关于可能存在的中日第五个政治文件的问题时，张沱生认为，由于目前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签署第五个政治文件，需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也要继承前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共识。
关华兵称，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周边关系，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处理更需要善加应对，有针对性的做工作。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多边合作机制，减轻一定程度的压力。
王键总结称，2018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历史节点，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处于上升势头，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不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更充满很强的实质内涵——既是中日关系回暖的标志，也是中日两国开创新局的体现，更是东亚区域局势发生一连串重大调整的结果。而且，10月23日安倍首相即将回访北京，停顿多年的中日政府首脑互访得到恢复，这势必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带来不确定的新变数。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是极为重要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变得更加负面，其对华战略从“接触加防范”更多地向“战略遏制”发展，对东亚地区以及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中美关系面临跌宕起伏的时刻，徘徊不前的中日关系转圜升温，以2017年习近平国家主席两次与安倍首相举行会晤，以及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携安倍亲笔信赴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为契机，中日关系互动频繁，尤其是安倍首相今年5月全程陪同李克强总理参访，以及“与台湾仅保持民间交往”的对台政策表态，受到中国各界的高度关注。
简言之，迄今安倍推崇的“对美一边倒”的日本基轴外交，遇到空前的挑战。在朝核危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等问题上，特朗普不断对日施压，再之，安倍试图改善日俄关系的外交尝试亦未见效。对美对俄外交的顿挫与日本经济界的需求，促使安倍开始调整其一贯的对华“遏制与围堵”外交态势。中国始终坚持与邻为善、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对日外交自有既定方针与战略定力，坚持通过多种形式、不同层级的战略对话，增信释疑，求同化异。虽然当下中日关系改善符合两国的战略需要，但中日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当下的中日关系“多云转晴”亦并不说明两国再次进入良性发展状态，中日关系的改善与长远发展任重道远，稳定的中日关系需要日方有更大的政治决心和外交措施。
本次论坛由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主办，针对“国际视野下的东亚局势”这一大课题，围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朝鲜半岛以及台海问题等子课题，邀请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积极的学术讨论并提出应对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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