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汪辜会谈”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中评社香港9月1日电/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发表专文《“汪辜会谈”历史地位与影响——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已经历经四十载了，它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命运与面貌，也改变了两岸关系，回顾这些变化，总结经验与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催生了“两岸解冻”，催生了“汪辜会晤”，催生了“九二共识”，使两岸走向了和解与融合的第一步，让两岸关系的大门开启。”文章内容如下：
一、改革开放催生了两岸关系解冻
1978年，中国告别了“文革”，告别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转向解放生产力，打破闭塞，走向开放，全面改革，融入世界。并且纠正历史上一切冤假错案，把人们的积极性都解放了出来，全面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新气象。这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中国在完成推翻旧中国后，终于找到了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正确道路，确定了以“实现现代化为中心”道路。为了确保这个中心的实现，确保这个“战略机遇期”不失，我们其它一切工作都要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与让路。邓小平坚决地贯彻这个战略，亲访美国，吸引外资，改革旧制，并提出了解决“台、港、澳问题的新思路”，即“和平统一”，统一后实现“一国两制”，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这是石破天惊的重大变化。中国历史上所有统一都是武力征服，但我们为了集中精力完成现代化建设，将有限的精力与实力用到经济建设之中，作出了战略妥协，去实现历史上也有过的“相对统一”，即一个国家可以有几个高度自治区域，既保持一个国家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几个自治区与大陆地区“和而不同”地实现“一国两制”。
邓小平向港、澳、台抛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橄榄枝。
这时的台湾正受到“民主化与本土化”的强烈冲击，国民党的“正统”统治面临严重挑战。蒋经国进退维艰，继续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三不政策，显然是开历史倒车，宣布开放“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探亲”……，又有巨大风险，会被大陆“统一”，或沦于“台独”。但他看到了大陆“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让他看到未来，不如也顺应改革开放，让两岸民众自决。所以他作出了明智选择——开放党禁、解除戒严、让老兵探亲……，结束了两岸互不往来历史，从此诞生了两岸关系有了探亲、通邮、通婚、通商……。从1988年始，至今恰好三十年。可以说“改革开放”推动了两岸关系。
二、“汪辜会谈”催生了“九二共识”
两岸有了交流交往，也衍生了许多新问题，如婚姻纠纷，海上走私，渔业纠纷，以及怎么共同推动科技文化交流、经济交流、能源开发……，怎么实现全面“三通”（通邮、通航、通商）等问题。于是台湾率先成立了半官方机构——“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大陆相应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来处理两岸关系问题。“海基会”董事长为辜振甫，“海协会”会长为汪道涵。“两会”在这两位老人带领下，开始了互动，终于在1992年4月27-29日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历史性会谈，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汪辜会谈”，宣告了两岸分隔了四十三年后，又重聚在一起了。
第一次“汪辜会谈”达成了许多共识，签署了四个协议，使两岸关系纳入了法制化框架。自此之后，有了第二次“汪辜会谈”；乃至有了从半官方到了官方接触，即2014年台湾陆委会与大陆国台办的正式会面；直到2015年两岸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见面，即新加坡的“习马会”（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而“两会”也从最初达成“四项协议”到“二十三项协议”。全世界都知道，两岸中国人开始自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恰好又过去了二十五年。
1992年的“汪辜会谈”，人称两岸“破冰之旅”，这次会谈没有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定位问题，也没有讨论主权、治权问题，而是只讨论了怎么促进“三通”的功能性事务性问题。因为1992年两岸不存在对“一个中国”歧见，当时台湾刚刚成立了“国统会”，制定了“国统纲领”，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一个中国下的两个地区，即大陆地区与金澎台马地区，“一国两区”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反对“台独”，共同追求“统一”。“汪辜会谈”正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所以“两会”仅仅以口头方式表述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都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均追求统一，感到这样的共识连写下来的必要都没有，这是每天接触的现实，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九二共识”。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催生了“两岸解冻”，催生了“汪辜会晤”，催生了“九二共识”，使两岸走向了和解与融合的第一步，让两岸关系的大门开启。这俩位老人，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代表了一个中国，他们的谈论、爱好、赠品、函件也无不充满一个中国元素，如国剧、国画、国饮、笔筒的互赠，都表达了“必统”信心，成了两岸最好的纽带。
三、“九二共识”奠定了两岸政治基础
从第一次“汪辜会谈”至今，两岸关系发生了深刻巨变，全面“三通”实现了，双向投资、就学、就业实现了，双方货币可通兑通换了，两岸出现了“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热潮⋯⋯进入“和平发展期”。
但台湾的发展有着非常吊诡的现象：2014年两岸关系好得似乎离“统”很近了，“太阳花学运”突然爆发，“独派”势力突然抬头，两岸关系一下子堕入冰层；接着民进党反获大胜，迎来了民进党全面执政，“独派”势力到了不可一世的程度；而2018年，“促统”的声音在岛内反而高潮，认同中国人比例不降反升，民进党又开始走向下坡；台湾政治光谱，绿的支持率只有20%左右，蓝的支持率也只有20%多一点，谁都不比谁好，反对党甚至在本土议题上向“台独”靠拢，更构不上制约；台湾每次“政党轮替”，新的政治领袖人气与得票率总是超高，但不消多少日子就会跛脚，折损率极高，政权稳定性极差；台湾民众的“斗争性”极强，稍不满意，就暴力抗争，受到外面任何“压力”，就群情激奋一致对外，没有外来压力，就自己斗自己，好斗成性。
在这些现象后面，是大陆民众不易理解的“台湾人的经历与悲哀”，以及“出头天”后“民主化与本土化”的变异，这种“民主化”变成了强力的“民粹主义”，成了“民主暴力”。这种“本土化”蜕化成“爱台”与“卖台”的“二分化”，即“非黑即白，非白即黑”，“只问颜色，不问是非”，陷入了“统独焦虑症”中。这种“焦虑症”也是必然的，战后台湾一俟获得了选择自己制度与生活方式权力，他们选择“民主化与本土化”是必然的，他们“民主化与本土化”还在发酵阶段，还没有消停，还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还不懂政治现实的约束，还不知道充当美国日本“棋子”的危险后果……这充分显示台湾问题的危险性、复杂性与曲折性。
但“汪辜会谈”打开的交流交往大门是关不住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是改变不了的了，中国大陆获得了“发展机遇期”。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根本性地改变了两岸实力，崛起的中国大陆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台独”要想翻越中国大陆这座大山“独立出去”，无疑是痴心妄想。代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和“追求统一”的“九二共识”，成了两岸的政治基础，已深入人心，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这一点，时间、实力都在我们这一边！
四、“和平统一”就是走“融合发展”之路
“汪辜会谈”的两位老人已先后谢世了，但人们一直怀念着他们，他们开启了两岸良性互动，特别是汪道涵会长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迄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如两岸的政治状况是“一个中国尚未统一”，“尚未统一”的政治状况应如何正视；又如统一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共议统一”，“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台湾与大陆都统一的主体等等。这样的主张经过二十五年的完善，习近平将它发展为“共同实现民族振兴”，统一大业就是在过程中完成，统一不是形式上的合并，而是要“心灵契合”，“两岸一家亲”，“命运共同体”……。统一的途径是先完成“终止敌对状态”，然后通过对话与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实现政治和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和平统一”。实现和平统一的整个过程，就是通过相互“融合发展”来实现的。
要达到这目标，我们要克服许多盲区。如：认为我们只要强大了，统一就会“水到渠成”；认为我们只要经济上一体化了，有了高度依赖，经济会影响政治，就会实现统一；认为只要我们不断出台“惠台”政策，给台湾好处越多，国家认同就会改变；认为“台独”是“纸老虎”，只要我们不断施压，“台独”就不敢翘尾巴了；认为台湾“政党轮替”我们是无法控制，也“无从作为”的；认为只要搞定美国，就可以搞定台湾……。这一切都是对台湾对两岸关系对统一本质的不瞭解，都是主观主义的“以己度人”心理的作祟。“认同”不是通过给好处换来的，即便31条“惠台”政策也仅仅解决了一部分人来大陆发展的利益，寡不敌众，况且新问题新矛盾会接踵而来。
我们除了要克服许多认识上的盲点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所作为。首先要建立与完善统一理论，没有理论根据，就如无根之树。其次要建立起一整套“新统一论述”；要制定《统一法》，有法可依，依法从事；要制定《统一纲领》，规范统一的阶段性目标，包括统一前与统一后目标，要有统一的科学的时间表……赋予统一有更大的理想性和新思维，要体现更多尊严与包容，体现汪道涵的“共同缔造”思维，既要包容“台湾的主体性”、“台湾梦”，也要包容“中国梦”。我们只有真正建立了这样的理论体系，统一才能真正开启，才能真正威慑“台独”。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不仅改变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更深刻改变了两岸关系。统一的大门已经打开，“台独”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服从大局，忘我工作，将老一辈开创的大好局面，继续完成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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