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东：与《中国评论》的不解之缘
中评社香港9月9日电/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徐博东教授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发表专文“我与《中国评论》的不解之缘——贺《中国评论》创刊二十周年”。作者表示：“转瞬之间，《中国评论》创刊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它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它见证了二十年来海峡两岸的风风雨雨和国际的风云变幻，针砭时政，指点江山，发表了数量可观的高品质文章和座谈会纪要等，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独特贡献！”文章内容如下：
光阴荏苒，不想今年已经是《中国评论》月刊创刊二十周年了，不久前伟峰兄托建闽兄来示，要我写点什么，以为纪念，我当即表示：“义不容辞”！《中国评论》正值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当此喜庆的日子，谨祝《中国评论》月刊社运昌隆、蒸蒸日上，为两岸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序言
说起《中国评论》和它的掌门人伟峰兄，就不免让我激动！这么说吧，假如说我在海峡两岸学术界还算有点小小的知名度的话，不说“都”拜《中国评论》之赐，也得说大多是靠喝《中国评论》的“奶水”而成长，而“奶妈”，则是《中国评论》的创办人、社长郭伟峰。这绝非虚言。
我与伟峰兄的交往可以上朔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掐指算来，已经整整有30年了。1988年初，那时我尚未涉入当代台湾问题研究，初出茅庐的我刚出了本和黄志平教授合写的《丘逢甲传》，想要在海外有很大影响力的中新社发个新闻稿，以扩大影响。不想那时还很年轻的我，壮着胆子冒昧去了趟中新社不要紧，竟意外结识了刚从香港调职回京主持该社港澳台侨部工作的梅州同乡郭伟峰，打这便与伟峰兄结下了不解之缘。按伟峰兄的话来说，“从此开启了我为他打传播工长达23年的历史。”（见拙着《台海风云见证录》序五，《博东，从一只孤鸟起飞》,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此序）。
此后不久，因缘际会，我受晓波兄的影响和家泉老的提携鼓励，从台湾史研究领域转向当代台湾问题研究。后来伟峰兄也从中新社调出，受汪道涵之命赴港主持创办《中国评论》月刊。从此，我与伟峰兄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在涉台舆论传播阵地，我在台湾研究领域，共同为两岸关系发展、祖国统一大业出力。
二、“南林北徐”的由来与《中国评论》
记得有一天，好像是1997年冬，伟峰兄与建闽兄突然来我的研究室找我。时值傍晚，我们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小餐馆用餐。他告诉我，他们正在香港筹办时政评论杂志——《中国评论》，希望我今后能多多赐稿，鼎力支持……。那时候，我在大陆台湾研究界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勉力支撑着一个既没有经费、又没有研究人员的“台湾研究室”，被台湾媒体戏称为“既当校长又兼撞钟的一人研究室”。伟峰兄居然如此“礼贤下士”，看好我，百忙之中亲自登门造访，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记得伟峰兄还专门谈到，说我很有眼光，对民进党的研究十分重要，弥补了大陆台湾研究的“短板”，很有“前瞻性”云云。
次年，《中国评论》在香港顺利创刊，并在当年的第三期上首次刊发了我写的一篇小文，题为《民进党“台独”转型不可逆转》。该文发表时，伟峰兄还专门加了一段编者按：“大陆学界中研究民进党的学者堪称凤毛麟角，而‘南林北徐’是其中之佼佼者。‘南林者’，厦门的林劲教授也。‘北徐者’，即本文作者徐博东。徐博东教授自一九八九年开始，专攻民进党研究，其研究不仅是资料研究，更多的是与民进党人士的交流接触的实际研究，所以，他的体会尤为深刻，思考也就能突破框框。”从此，我便浪得江湖，名不副实地在两岸学术界领受着“南林北徐”的桂冠。如今我已退休多年，淡出了大陆当代台湾研究界，虽然仍在关注，但早已落后形势，只能算是台湾问题研究的“票友”了，但“南林北徐”仍不时有人提起，实在惭愧！而始作俑者，正是二十年前《中国评论》的这篇“编者按”。不过，应该坦承的是，受到伟峰兄的肯定与鼓励，打那以后，我对民进党的研究确实是更加努力上心了。以后，《中国评论》又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我的研究论文。伟峰兄说：“23年来，博东兄很多思想火花，都是在我服务的媒体平台点燃的，他的很多文章，我是第一个读者。”有没有“思想火花”不敢说，但多年来因为我的拙作，让伟峰兄费了不少神，少睡了不少觉，那倒是真的！
三、“抱团取暖”见真情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为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年12月，我从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挖”来已有10多年台湾研究经验，尤其是对民进党和台湾军事、两岸关系都有深入研究的年轻学者朱显龙教授任副手，将北联大“台湾研究室”升格为“台湾研究所”——由原来的“路边摊”变成了“大排档”（王晓波语），引起了海峡两岸各方的普遍关注。
研究所成立当日，伟峰兄专程从香港赶来出席挂牌仪式，后来又安排他的编缉部主任罗祥喜对我进行了一次专访。祥喜兄早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任职时就与我熟识，也曾经是显龙兄多年的同事。当年《中国评论》5月号，刊发了由祥喜兄亲自执笔撰写的专访稿——《徐博东：中国大陆民进党研究的拓荒者》，对我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研究所的研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经费依然捉襟见肘。于是包括伟峰兄在内的许多大陆台湾研究界老朋友，如辛旗兄、克礼兄、志怀兄等，便都成了“待宰的羔羊”，我时不时地向他们提出“合作”的建议，以缓解我所经费短缺的困难。难怪后来伟峰兄不无“怨言”地说：“博东兄是很善于杀熟的人，他创办研究所后，很多朋友都为他解囊相助，每次我与他见面，他都要伸出手来：‘咱俩合作搞一个研讨活动，掏钱请大家吃饭就由你负责！’那个时候，……（我）到香港创办《中国评论》月刊，因为没有政府拨款，靠一点一滴经营起步，实在艰难。但是，对博东兄的要求，我是尽量满足的。……当然，博东兄的很多思想与意见都在《中国评论》月刊发表，影响很大，真正赚到的是我们。”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国评论》的经费也如此困难，总以为伟峰兄家大业大，“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让他出点血支援一下穷弟兄，应该是“小菜一碟”才对，不料想伟峰兄如此大器，急朋友之所急，在那艰苦奋斗的年代，与俺“相濡以沫”至此！至于他所主持的《中国评论》是不是真的“赚”到了，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五年过后的2005年4月，随着陈水扁靠“两颗子弹”竞选连任，民进党在岛内继续执政，“北联大台研所”又改所建院，成立起了“北联大台湾研究院”——由“大排档”变成了“大饭店”（王晓波语）。以后台研院一有重大活动，伟峰兄再忙都会“有邀必至”，挤出时间来参加。他和他的《中国评论》编辑团队，从研究室到研究所再到研究院，始终是我们最铁的“基本盘”！
四、中国评论的“铁粉”
在此期间，伟峰兄的事业也愈搞愈大，从《中国评论》起家，进而先后派生出“中国评论通讯社”、“中国评论新闻网”（中评网）、“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后来又从香港搞到北京、台北，从台北又搞到台中、高雄……，一发不可收拾。而《中国评论》杂志和中评网，也很快成为大陆台湾研究界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最快捷的台情资讯资料来源、发表研究成果和涉台宣传的主要阵地。
回想那些年月，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上中评网，有时甚至凌晨一、两点还要等着看中评网更新的评论文章和最新台情报道。至于每月最新一期的《中国评论》一出版，也总是认真地阅读每一篇文章，圈圈点点，勾勾划划，宛如蜜蜂采花酿蜜，乐此不疲。二十年来，伟峰兄先后创办的这两个媒体，也是我本人发表研究成果和对外发声的主要平台之一。据粗略统计，仅收入到拙着《台海风云见证录》中历年来我在《中国评论》和中评网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时事评论和对我的采访报道，就有116篇之多。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中国评论》和中评网诞生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陪伴着它们，从中吸取养份，和它们共同战斗、一起成长！
伟峰兄是十分有情有义之人，他知道人什么时候最需要朋友，最需要“送温暖”。2008年7月，我从台研究院院长任上离职，10月退休，离开了我亲手创建的北联大台研院，一时难以适应，心里不免有些空落落的。此时，伟峰兄又及时出现在我的面前。当年8月9日，北京奥运开幕盛典刚刚结束，他带着千金郭至君（亦是“中国评论通讯社”记者）等一行三人，专程来到我家，名为“采访”大陆台湾研究界的奥运火炬手，实则来“安抚”我这位刚刚“下台”即将退休的老朋友。多年后他才说了实话：“记得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博东兄告诉我，他要退休了，语气之中，有很多无奈，也有很多遗憾。我吃了一惊，担心他会因此生病。于是我带着自己最爱的珍藏，一只树根包着石头的骆驼根雕，到他的复式新居聊天，希望以骨头硬、不会垮的寓意来激励他。”次日（8月10日），中评网就刊发了对我的专访——《徐博东高擎火炬，在两岸关系研究上继续奔跑》，令我倍感温馨、倍受鼓舞！
此后10年来，伟峰兄和他主持之下的《中国评论》和中评网，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我本人和北联大台研院。尤其对台研院的年轻学者，倍加呵护，悉心扶植，尽可能给他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和对外发声的机会。近些年来，北联大台研院有几位年轻学者进步很快，已逐渐在大陆台湾研究界崭露头角，不可否认，伟峰兄和《中国评论》、中评网的扶植提携，实在功不可没！
转瞬之间，《中国评论》创刊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它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它见证了二十年来海峡两岸的风风雨雨和国际的风云变幻，针砭时政，指点江山，发表了数量可观的高品质文章和座谈会纪要等，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独特贡献！本人忝列《中国评论》的学术顾问，既感到惭愧，又与有荣焉！
五、《中国评论》几个显着特点
据我所知，比起香港和大陆的其他涉台政论性杂志，《中国评论》的财力并不雄厚，编辑人员并不充裕，工作条件也并不优越，但创办仅仅二十年，发行量却不断攀升，深受海峡两岸和海外智库专家学者的好评。它何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学术影响力？它有哪些过人之处？值得认真总结，深入探讨。
我以为，《中国评论》月刊至少有以下几个显着特点：
第一，它定位准确，立意高远。二十年来，《中国评论》始终秉持“沟通两岸、融汇中华”的办刊宗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守“两岸一中”的原则立场，孜孜以求，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实际上，经过二十年来的不断发展，《中国评论》早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事政论性刊物，它已经逐渐转型为“研判两岸及东亚与国际安全情势、提出政策意见、构建理论框架、提出思考方向的智库杂志”。因此，它不仅深受海峡两岸和海外智库专家学者的好评，更引起两岸官方决策层乃至美、日等相关国家研究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密切关注。
第二，它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国评论》的作者群来自海峡两岸和海外各个方面、不同颜色的智库专家学者，各种不同意见均可在该刊发表，不搞“一言堂”。当然，违反“一中原则”、宣扬“台独”主张者除外。特别是它几乎每一期都刊出的“思想者论坛”，参与座谈的专家学者，经常是红、蓝、绿、桔、白不同颜色的皆有，每一场座谈会围绕一个主题，或邀请相同颜色的智库学者在一起交流切磋，深入探讨。或不同颜色的学者混编在一起，思想碰撞，火花四射，但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各抒己见，理性探讨。由于《中国评论》的作者群来自各个方面、不同颜色，言论较为宽松，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所以台湾当局找不到“藉口”拒绝它入境发行。因此，它的读者群自然也就更加广泛，涵盖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各个方面和不同颜色的人群，学术影响力也就更大。
第三，它有较强的时效性和深度与广度。一般来说，周刊时效性最强，发表的文章注重短、平、快，但却往往疏于深度和广度。季刊时效性最差，往往事过境迁，人们关注的热点已经转移，文章才登出来。而月刊的时效性则介乎于两者之间。作为政论性智库杂志，我以为《中国评论》月刊恰到好处，既兼顾了时效性，又保证了它的深度和广度。由于《中国评论》的作者大都是某一研究领域的大牌知名专家学者，所以它刊出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是精品，且选题广度也够，涵盖两岸和国际刚刚发生的诸多热点问题，内含“富矿”，各取所需，发人深思。再加上编者用心配图、酌加画龙点睛的小标题或编者按，可读性也很强，自然拥有大量稳定的读者群。
第四，它善于行销。《中国评论》月刊不像其它政论性刊物，孤立无援，单打独斗，它是“中国评论通讯社”旗下的一个刊物，每一期《中国评论》即将出版面世前，它的姐妹媒体“中评网”，都会事先在互联网上将重点文章“广而告之”，引起读者关注。正式发行之后还会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予以转载。还有，过段时间之后，又会汇集一批某一选题的精采文章，由“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结集出版。如此集团式的相互帮衬，共生共荣，亦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中国评论》月刊的学术辐射力和影响力。
第五，它拥有优秀的管理层和一支精干的记者与编辑团队。《中国评论》杂志以社长郭伟峰为核心，副社长兼总编辑周建闽为龙头，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罗祥喜和副总编王平为干将。《中国评论》的管理层个个都是媒体专业老手和两岸与国际问题的专家。他们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亲力亲为，以一当十。又兼手下还拥有一批分散在各地的优秀、专业、精干、充满朝气的记者和编辑。在社长和总编辑的统领下，《中国评论》形成了一支既拉得出又坐得住、接地气、吃苦耐劳、勇挑重担、肯奉献、团结进取、积极向上的坚强团队。刊物是人办的，办月刊尤为辛苦，何况“中国评论通讯社”的摊子铺得那么大，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但拥有了这样一支坚强的创业团队，自然会所向披靡，刊物愈办愈好！
《中国评论》二十岁了，正值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当此喜庆的日子，谨祝《中国评论》月刊社运昌隆、蒸蒸日上，为两岸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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