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善用网络传播促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
中评社香港9月16日电/两岸理性交流论坛发起人暨台湾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许智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候选人）、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暨世新大学兼任助理教授何益诚博士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发表专文《网络传播：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作者认为：“2008年国民党执政后，两岸青年交流也在海峡两岸的努力下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目前仍然存在历史和政治因素下的问题与障碍，不可讳言近年来更发生诸多‘反中’社会运动事件，有学者在网络传播曾提出‘数位原民’（Digital Natives）与‘数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概念，构建不同世代差异的思维与行动。未来官民间如何更加关注青年交流的深化，从建立模式到走入敏感深水区，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契合是必须努力而不能忽视的重要课题。”本文从两岸交流的历史发展出发，探讨两岸青年交流脉络下的进程与困境，以及网络传播的世代异同，提出初步的政策建议与方向。文章内容如下：
一、两岸交流的历史脉络
1980年代以来，两岸开始推进以两岸青年为主的交流互动，观察两岸官方和民间的参与程度，可以分为三个模式导向：“委托模式”、“自主模式”与“协同模式”。“委托模式”指的是交流初期海峡两岸以官方为主来搭建平台、民间辅助和参与的交流模式，“自主模式”是指由民间自主发动带动官方定位导向的交流模式，“协同模式”则融合上述两者的交流模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整合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然而交流效果在今日两岸的青年交往状况显示不如预期，交流资源不均、交流形式主义、交流过程未触及分歧点等等，皆为交流效果无法有效展开的原因。①
1、台湾青年的价值观疏离中国大陆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张宝蓉认为，台湾青年所谓“台湾人”身份所蕴含的民族与种族观念正在消失，以“族群”为主的新形态价值观正在形成。通过近年来一系列的文化身分建构，“原住民”之概念正在成为台湾族群文化的重要图腾，从而慢慢被台湾人认为是重要的认同资产。台湾社会在近年来由于文化政策、政治生态、经济环境、社会结构以及教育改革等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台湾青年世代（九零后世代为主）为主的集体认识、历史记忆、政治认知、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等等的群体特性也逐渐改变，尤其身份认同的多变性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举凡“中国人”、“华人”、“台湾人”等等各式各样的身份认同在政治亚文化的强势与弱势力量博弈下，不断产生转化、柔和与调适的自我转型过程，由此而生的焦虑、迷茫、纠结等负面情感也正在影响主观的理性判断。这种独特的“混合型认同”正在翻转台湾的年轻世代；然而当今的台湾年轻人形成的集中身分认同正导向“我是台湾人”的认识方向，政治上的认同意即“‘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国民＝台湾人”正在成为台湾青年学子的基本政治认知，“独立国家”之概念在近年来更形增强。②
数据源：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③
根据台湾政治大学近年来调查“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自1992年开始调查，截至2016年为止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之比例仅有3.4%，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与“台湾人”比例则逐年降低至34.3%，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比例则逐年升高至58.2%，显示台湾人对于“中国人”之身分认同正在逐年流失。此外台湾青年身分认同在“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历次调查中，年轻世代（20～29岁）曾经高达98%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同时并有81.9%比例认为台湾未来应独立成一个“国家”，台湾岛内称之为“天然独”世代。④分析台湾“天然独”世代的形成，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曾经指出，台湾新一代年轻人由于出生在台湾、生长亦在台湾，具备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外界不能用传统既有的想法和价值强加在青年身上，而应该放手让年轻世代通过自身体验形成看法，而“天然独”世代的形成自有其历史脉络原因。然而“天然独”世代的形成和学校教育的养成紧密相连，张宝蓉以为，台湾教育在九零年代改革至今，“以人为本”为其重要核心价值，标举个人主义，无论是台湾社会或者教育领域都可观察到“以人的主体存在、需要满足和发展”为中心思想与实践导向，形成的台湾青年人格养成具备的“个人化”与“独立自主性”追求。然而教育改革下的青年世代近来面临到的诸多困境，就此而展现的“反体制”集体行动则是具体表现个人化思想和意志的重要象征。⑤
2、两岸青年交流的困境
基于理性经济选择，台湾青年西进大陆发展日益增加，但随之而来衍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诸如，信息不对称、社会资本不足、信赖保护成本过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楠指出，现阶段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认识大陆不足”，青年由于年轻伴随的社会历练缺乏以及面对新事物信心不足，两者无疑是台湾众多青年观望西进大陆的原因。其二，落地大陆的台湾青年是否“融入大陆社会”亦是近来产学界关心的焦点。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陈超根据其调研结果认为，台湾青年融入到大陆社会的过程，并非单纯走向“经济到身份”之线性发展模式，多维度的发展是台湾青年目前尝试融入的方向，然而导因于政策法规、风俗习惯、民情环境，甚至三观不一致等两岸差异性，融入的过程都会遇到大小不一的困难。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研所副研究员王琼则认为，目前两岸青年交流主要面临的困境包含：（一）交流松散和不均衡，尤其体现地域、渠道和群体的局限性；（二）交流规划性强度与深度有待加强，现状经常性存在盲目化与形式化的倾向；（三）交流类别形式单一化，整体缺乏创新性与持续性。⑧此外，两岸青年交流的进程在近来如火如荼的“论坛”、“营队”、“研讨会”等展开对话与沟通的交流，但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台籍博士生罗鼎钧以自身投入两岸青年交流的长期经验以为，两岸青年交流的各式各样活动大多停留在“浅层互动”上，短时间的活动相处或许可以拉近彼此因为时空差异导致的心理距离，然而活动结束后往往无法有效解决青年提出的疑惑与问题，应该尝试由活动来带组织，加强会后的联系与维系，从面上的交流过渡到点对点的合作，强化精准对接。
此外，由于媒体在两岸关系的构建场域中扮演的角色超出想像之大，媒体所形塑“脑海中的图像”相当程度框架了阅听人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缺乏有效媒介来相互瞭解的两岸青年，往往会因为传统媒体或新媒体的信息不对称传播而对立分裂。而媒体呈现下的两个相互疏离的舆论场内，各自有各自的媒体在推波助澜、加油添醋对岸的好坏优劣，双方的形象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差异性塑造异同的形象，统派媒体与独派媒体各擅胜场，坚壁清野；然而青年认识的海峡两岸，却会因为媒体刻意放大或缩小，建构扭曲失真的“媒介现实”，从而无法客观、独立、全面地，刻画出“社会真实”的对岸景象。⑨
近年来台湾社会由于整体大环境的景气疲乏，社会运动层出不穷，而青年的不满（例如低薪、失业率、高房价）与焦虑(痛苦指数)，也严重影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进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郑剑认为，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是指标性事件，青年世代的不满就此爆发，而“时代力量”的产生则代表两岸“新敌意”的政治宣言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囊括深绿的选票结构、占据“反中、拒中、抗中”的政治市场，见缝插针、无限上纲，两岸关系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从而中断了过去双边政府致力规划的和平发展，增添了两岸脱稳生变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⑩
二、大陆近年的转向与台湾“原住民”
2014年台湾发生了“太阳花学运”，紧接着香港也爆发“占中运动”，大陆针对两地的社会运动，进行了全盘性的检讨与反思。由于上述两者皆是以青年族群为主轴的政治运动，十九大后大陆对台湾青年工作进行更有突出性的策略，包括228出台的“31条”等一系列的惠台措施，在此不一一赘述，然而包含体验式交流、学习、实习、就业、创业与生活型态的全面性布署，使得两岸交流的主轴聚焦在青年族群身上。
新生代的青年被称为“千禧世代”，早在2001年美国学者Marc Prensky就从传播学的角度，将现代社会的人们区分为“数位原民”（Digital Natives）与“数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两者的世代差异显而易见在于使用网络的惯性与方式：以“数位原民”（Digital Natives）来说，九零后世代由于从小浸染在网络世界的洗礼，多元、即时、去中心化等特性早已深植其传播工具使用模式，尤其去中心化的特性让他们习惯通过各种资讯的辩证与分析，进而认识世界发展的脉络。相比“数位原民”（Digital Natives）而言，“数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由于从小生长的环境局限，在全球网络普及化后才开始使用网络传播媒介，因此单向运用传播工具的特征具有习惯性与建构性，意即容易藉由单一媒介与其信息来建构自身的认知，或者透过自身认同与体验的方式来确认信息的认识，因此在使用网络媒介上往往摆脱不了传统思维，仅是将网络当成另一种单向或惯性依赖的传播工具，这点无疑造就了世代差异性，更导致了思考模式与世界认知的落差性。⑪
实际上，近几年“数位原民”的世代特征极为不利于传统政治宣传，由于网络传播时代具有的去中心化基底，无论是台湾选举或者社会运动都越来越有数位原民的影子参与，从2010年中东“阿拉伯之春”热潮出现就可或多或少看到网络新媒体促成，同时移动装置的兴起也让特定议题能够在短时间内促成数位原民的政治动员。例如几年前的洪仲丘案高达数十万人走上街头，以及2014年网络动员的政治运动“太阳花学运”，种种新兴媒体的力量都让大陆早前的对台政策难以着力。
网络上的政治参与是青年世代的表征，同时热衷政治参与已经逐步影响现实政治，有学者就将网络上的政治参与分成四种样态，依照现实政治层面的影响以及实质力道，共分成：数位政党活动、数位议题行动、数位新闻传播与数位言论发表。⑫第一种数位政党活动，显而易见是传统政治活动的数位化，例如请愿或连署等等全部移转到网络载具。数位议题行动，则是针对特定议题来进行有效动员行动，前述洪仲丘案即是著名案例。数位新闻传播，则是通过讯息的整理与传播，举凡“太阳花学运”期间各式各样的懒人包，如同碎片资讯散落一地却能一目了然。至于数位言论发表，则是寻常部落格或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性言论，这四种样态数位原民无可讳言极为熟悉，传播广度与深度也会因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或者议题本身的黏着性与穿透性等等而有不同的展现，然而这四种网络政治参与或可分别构建现实政治，或可一脉相传紧密相连，“太阳花学运”所谓的网军效应与乡民响应，即是清晰的现实例证。
“数位原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特征诚然与上个世代以前截然不同，无论海峡两岸的“数位移民”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伴随台湾选举逐渐网络化甚至产生边缘效应的危机。当然大陆根据两岸情势的变化始终寻找着力点来力求突破，2014年喊出的“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低阶层、中南部民众与青年）、2017年强调“一代一线”(青年一代、基层一线)，即是注意到青年力量的反转，甚至到日后的“体验式交流”与加大力度进行台青同等待遇都可见其轨迹。然而如同上述所言，“数位移民”的局限性在于单向思考与一成不变，中心化、一元性与保守主义的教条容易让形式主义滋长，形成政经分离的认知不协调性加剧，意即参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红利，政治认同却更趋偏向分离主义的危险。
三、两岸青年交流的融合发展
历经了六十余年的海峡分治至今，两岸诚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认知，再如现代的台湾青年学子，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期“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教育和社会氛围塑造，疏离了大陆乃是必然的结果，身分认同上无分台湾岛内的蓝绿媒体都显示，年纪越轻的受众族群认为“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台湾意识”业已根深蒂固，并相当程度对中国意识产生异化作用，非一朝一夕所能潜移默化，拉近距离的必要性、手段性与开创性将是未来值得思索的方向。
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两岸必须要持续推动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为台湾同胞尤其是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便利性，显示大陆政府部门开始转向注意台湾青年赴陆面临的客观性困境。台湾《中时电子报》认为“两岸青年交流仍存在着极大改善空间”则代表每年举办为数众多的交流营队，绝大部分仍属蜻蜓点水、走马看花的形式，尤其多以旅游参访为主要内容，或者观察大陆硬体建设的迅速成长。而每年实际上赴陆交流的台湾学生则仅有1万人次左右，赴陆交流的青年比例又有极大比例是社会阶层中上层青年，交流局限倾向性极强，绝大部分的台湾青年只能够通过媒体与网络来瞭解大陆。因此互联网世代下的两岸青年交流能够认识为年轻世代的真实世界认知；然而，两岸目前网络应用平台在搜寻引擎、入口网站、通讯软体与社群媒体间几乎是各玩各的，网络使用习惯差异性极大。数位原民与数位移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模式也有着世代差异，以台湾青年而言google、ptt、facebook、line、youtube为大宗；大陆则以百度、帝吧、微博、微信、优酷网为主，且大陆地区无法正常使用facebook、line与台湾青年进行交流（需要翻墙）。大陆政府应该秉持“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之精神，同时打造两岸年轻人能够接受与使用的网络平台，“放手给年轻世代”扩大参与，产生效能感，线民、乡民、公民三合一，才能彻底改变网络世代脉络下的交流信息不对称性，弥平知识鸿沟，解除资讯焦虑。⑬
两岸青年交流除了互联网平台的交往外，贯穿线上与线下活动，生活化的增强交集性亦是青年交流导向正面发展的重要一环。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潘锡堂认为，两岸在媒体上可以再现某些相关的集体性记忆，大陆则需要多加体认台湾相对多元的政治环境，集体性的记忆构建通过两岸青年生活相关的密切联系，无论是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种种层面，从“需要”为出发点来为青年世代的交流建立对话的桥梁，⑫打造理想的言说情境。而在双创层面，台湾的服务业相对中国大陆来论较为发达，未来服务业的比重仍会持续超越制造业，台湾可以利用服务业为主的自身优势，发展“创新型服务业”，搭上大陆目前高度经济成长的市场机会，配套有关措施让台湾青年更多到大陆创业。⑬此外，台湾地区的NGO组织相较大陆地区而言较为多元与完整，中国社会科学院台研所副研究员王琼亦以为，两岸的民间社团与NGO草根性优势可以深化两岸青年的基层交流，尤其闽粤沿海等省市具有同构型较高的地缘文化优势，生活层面的在地化、本土化与基层化交流能让青年感受到两岸之间的认同感和亲近感。⑭如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陈超所言，大陆对台青年工作必须要多维性地落实在各个方面，以台湾青年而言，近来逐渐形成对台湾岛内本地事务的关心与关怀力度，如何让台湾年轻人赴陆后形成对所居住的城市产生归属感、认同感与存在感是未来可以思索的方向，⑮涵化人亲土亲的在地情怀。
海峡两岸之间的误解与偏见，绝大部分来自于双方的不瞭解与信息不对等，两岸社会的融合发展则能让双边的差距降低，达到求同化异的效果，尤其是青年世代的交流至关重要，培养双方国族情感下的崭新集体记忆，增进瞭解彼此的能力，从交流初期的“两岸视角”到“两岸意识”再到最终的“两岸认同”过程，大破隔阂物理与心理距离的藩篱，奠基互联网平台的交流与生活化的“两岸一体化”融合与构建，才能大立习近平主席所言的“两岸一家亲”世代。而如何创造两岸“心灵契合”的契机，则端看未来双方官民间能否有智慧处理当今政治歧异与社会融合问题，少点政客的算计，多些政治家的计算。
注释：
①刘灯钟. 2016年南澳论坛[C].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局,2016.
②⑤张宝蓉. 台湾青年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困境——基于学校教育的视角[J]. 台湾研究,2015,(4):14-22.
③台湾政治大学.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R]. 台北：台湾政治大学,2017.
④“新台湾国策智库”. 马习会与2016选情观察[R]. 台北：“新台湾国策智库”,2015.
⑥谢楠. 第九届两岸青年学者论坛 两岸关系：新态势与新模式[C]. 湖北省武汉市: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7.
⑦⑮陈超. 第九届两岸青年学者论坛 两岸关系：新态势与新模式[C]. 湖北省武汉市: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7.
⑧⑭王琼. 2016年南澳论坛[C].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局, 2016.
⑨华广网. 林声巧：两岸青年交流应走出媒体舆论场[Z]. 福建省福州市: 华广网,2015.
⑩郑剑. 对两岸青年交流的几点建言[J]. 现代台湾研究, 2016, (6): 30-33
⑪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Vol. 9（5）, pp.1-3
⑫Gibson, R. K., & Cantijoch, M., 2013,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s online political engagement really different to offlin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5, pp. 701-716
⑬中时电子报编辑部. 社评－创新思维 深化两岸青年交流[N]. 中时电子报, 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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