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谈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 怎解？
中评社北京9月17日电（记者 李娜）由韩国统一部、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朝鲜大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以“朝鲜半岛新经济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韩合作”的主题的2018朝鲜半岛国际论坛15日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中国国务院参事时殷弘在论坛主旨演讲中表示，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压倒性地在朝鲜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而今年年初以来，朝鲜问题以平壤大致掌握主动权为首要特征，急剧和持续地发生重大变换。但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朝鲜非核化仍然缺乏真正的进展，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只有巨大索取而无可观给予。时殷弘认为，朝鲜彻底非核化的可能性甚小，并对在此形势下中国应如何应对提出建议。
此外，时殷弘就中美贸易对抗发表观点，他认为中美贸易对抗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大致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或正在失去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政治基础。因此中国首先需要参照发达国家日益增进的“愤怒”做出适当调整，以争取恢复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内部失去的社会政治基础。同时，应将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战作为首要优先，将“维稳”应用于中国经济和金融，使之成为中国头号国务。其他战略阵线包括朝鲜问题、台湾和南海东海事务操作、中美西太玊洋军备竞争、“一带一路”倡议等可退居次要地位。
中国对外战略首要困难：朝鲜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
时殷弘在发言中指出，自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鉴于中止较稳定的中美关系的需要，加之其他的一些原因，特别是面对实力已经显着攀升的中国，特朗普政府呈现全球化意愿和态势的双收缩。同时中国政府在东亚太平洋上的战略态势和战略行为全面显着的趋于温和化。而就中国的周边关系形势来看，十多年来从未有这么好。基于中国周边外交的全面显着改善，中国必将继续坚持争取同所有邻国改善关系。而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压倒性地在朝鲜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
首先，时殷弘就朝鲜问题分析道，中国近15年来在朝鲜问题上大致一直面对困境，近几年来尤甚。中国对朝鲜旨在争取稳定的和平和朝鲜无核化的努力和影响力，被同属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成分所抵消——那就是中国日渐广泛、严厉的对朝制裁，而这转过来促使朝鲜也越来越对华怀抱敌意。即使金正恩主要为与韩美两国首脑谈判交易而急剧改善对华态势，中国几乎极广泛和极严厉的对朝制裁这要害问题照样存在，因而必须予以缓解。
同时，时殷弘指出，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有力证据就是特朗普政府在整个2017年大违中国所愿，不断激烈地发出对朝军事打击威胁，并且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要中国参与对朝经济窒息，以致中国在接五连六地加对朝制裁后，已经接近完全用完对朝经济压力杠杆。至于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则在2017年10月底中韩达成协议之前也部分被抵消，由在韩部署“萨德”引发、延续一年多的中国事实上的对韩制裁。
朝鲜彻底非核化的可能性甚小
时殷弘表示，自金正恩2018年1月1日发出朝韩会谈以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倡议以来，通过韩朝、朝美元首会晤成功等，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大为缓解，朝鲜问题以平壤大致掌握主动权为首要特征，急剧和持续地发生重大变换。
由此，时殷弘表示，半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急速消减，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日里接近于无。朝鲜非核化问题发生重大的良性变化亦成近期必然之势。同时，金正恩戏剧性地突然访问北京，继之以其后短时同内又两次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对中朝双方都卓有成效的最高级会谈。中朝关系由此骤然摆脱保持得过久的历史最低点状态，实现了急剧和大幅度的改善。
时殷弘指出，以上发生的急剧变化首先出自于以下根本事实：朝鲜已经拥有或非常接近拥有可实战的核中程导弹，从而具备了在任何可以设想的一般情况下至少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这一点令平壤可以从事真正的部分非核化（包括切实放弃核远程导弹以及切实保证不再研发核潜射导弹之类新型核武器），只要它从华盛顿得到军事、外交和经济上“阶段性和同步的”重要让步。这“阶段性和同步的”进展是金正恩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非常明确和最重要的原则。
时殷弘认为，之所以从2018年6月12日新加坡峰会到目前，朝鲜非核化缺乏真正的进展，就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无视这一原则，只有巨大索取而无可观给予。
时殷弘认为，朝鲜彻底非核化的可能性甚小，但朝鲜部分并核化和朝鲜对外政策相对和平化的前景待，加上朝鲜国内局部改革和对外局部开放的颇有可能的前景。或者说颇可期待一个经过大幅度核军备削减、同时对外政策大为和平化和国内局部改革开放的新朝鲜。
在此形势下，时殷弘认为中国的头等要务是：第一，坚持中国的应有权利和作用，扩大和深化对朝鲜问题局势剧变的实质性参与，防止和阻止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关切遭到其他方面的忽视或损害；第二，维护和增进来之不剔中朝关系改善，为此首先需要适当调整对朝经济政策，及时和妥善地重筑现已削弱殆尽的中朝关系经济基础。
中美贸易对抗 中国需要参照发达国家的“愤怒”做适当调整
此外，时殷弘谈到东北亚地区在面临国际性的问题上仍然存在非同小可的障碍，甚至有些问题比过去更为严重，其中最突出和最深刻的是中美关系从今年年初开始严重紧张，或者说在战略、贸易、意识形态等问题上出现骤然激烈的对立和斗争，使得原本就不充分的中美互信更加脆弱。
中美贸易对抗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大致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或正在失去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政治基础。这就表明，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改造更新，从而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已经反覆提倡的那样，在比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上变得比较公正，比较均衡，而且首先需要参照发达国家愈增进的愤怒作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它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上述基础。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多年来一直认识大为不足的。
时殷弘分析特朗普的战略战术是先施加空前程度的压力和空前程度的威胁，间或又给对方“甜枣吃，为的是在一个接一个战役中获得尽可能最大的利得。这也是2017年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做法，现在又将其残忍和决绝的应用于对华经贸关系。为的是逼迫中国在对美经贸问题上做出一些空前的让步，主要是巨量增进中国对美进口和大幅度扩大美资中国市场准入。
对此，时殷弘表示，对中美贸易对抗和冲突，不仅需要“治标”性质的综合对策，即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及其威胁与谈判妥协意愿相结合，而且需要有“治本”性质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决心，以便争取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政治基础。不仅如此，针对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局势，中国需要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中国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相应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
中国当前首先优先是应对中美贸易战
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战已无疑成为首要优先，显而易见的方向是将“维稳”应用于中国经济和金融，使之成为中国头号国务。因此，其他战略阵线包括朝鲜问题；台湾和南海东海事务操作；中美西太玊洋军备竞争；对俄战略、军事协作；“一带一路”倡议等已必然退居次要地位，在这阵线上，只有台湾问题操作和与美国的军备竞争相比其他战略事务来说可以相对优先，同时，必须全方位加强同诸多邻国韩国、日本等，以及包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重要国家的友好关系。
时殷弘认为，这些新的轻重缓急次序安排对中国外交来说肯定是个福音，因为以协调、和解在世界上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或中立者为主题，必将受高度重视和被优化，以利中国在一个不确定的、险恶的由特朗普驱动的世界中的总体利益。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34396.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