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一带一路”系新型全球化的早期努力
中评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海涵）日前，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处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和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一带一路’五周年：评估与展望”国际智库研讨会暨系列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表示，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理解为探索一种新型全球化的早期努力，这种进程的最大推动力恰恰来自于“一带一路”的质疑者、挑战者和反制者。此外，“一带一路”真正追逐的就是年轻的生命，要把这些年轻的生命纳入到人民币的货币循环中来，纳入到中国新的开放体系中来，纳入到新的全球化体系中来。
翟东升表示，在“一带一路”过去五年的推进过程中，尤其是在最近两年，来自美欧、来自日本、甚至来自印度都有一些质疑和一些反制。其实这些质疑是好事儿，正是由于这些质疑和反制的存在才会使得无论是“一带一路”的一般的参与方、还是作为其中主要倡议者的中国都会更加慎重，把工作做得更加扎实，行稳方能致远。
他认为，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拥抱全世界，而是主要拥抱西方，即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且在这种全球化中间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中国正处于拥抱欧亚非的过程之中。
翟东升继续指出，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理解为探索一种新型全球化的早期努力。这种进程的最大推动力恰恰来自于“一带一路”的质疑者、挑战者和反制者。“一带一路”最初跟美国的TPP是有很深的逻辑关系的。美元的加息周期使得全球面临美元荒，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现在都出现了经济货币金融的危机或者准危机状态，这样一种系统性危机使得中国的货币互换、人民币互换、信贷就显得尤为可贵。美国对全世界发动贸易战，包括对欧洲、日本的贸易战，正在使得欧洲和日本在相关问题上，在对新型全球化的态度上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那么，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到底在追求什么？对此，翟东升分析道，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面临来自于西方的挑战、质疑和反制，在中国国内也有质疑之声，尤其是来自于一些底层民众。中国的底层民众不理解国家为什么不把钱放在国内，却要把钱拿出去帮助遥远的发展中国家。有人以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就是为了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石油、矿产。这种观点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如果中国想要这些矿产资源，那么事情将变得很简单，只要中国加价便能买到。比如现在原油价格77美元，中国愿意一桶多付两美元就可以买来。中国不需要大费周张搞那么多事情来折腾原油市场。
翟东升认为，中国真正缺的是年轻人口。而这也是“一带一路”所追逐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也恰恰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结构正在出现一种非常明确的中心外围的大分化。这个分化表现为，原先中国的主要客户，也就是美日欧韩等发达经济体的十亿人左右的大市场拥有无穷的信用，但是如今，这个大市场的消费能力都不再增长。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老了。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年龄中位数，有些国家只有18岁，他们拥有无穷的欲望，他们想消费各种东西，但他们没有购买力。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其实根本不是为了矿产资源，因为矿产资源世界各地都有，而且从大的经济史来看，所有资源都不稀缺，任何资源都不会被真正消费完。中国真正追逐的就是年轻的生命，把这些年轻的生命纳入到人民币的货币循环中来，纳入到中国新的开放体系中来，纳入到新的全球化体系中来。
翟东升表示，在过去后金融危机时代，“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卷入到战乱冲突中，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冲突系统性的政治风险背后隐藏着“三高”。第一，年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高峰；第二，高失业率；第三，高通胀率。究其原因就在于资源诅咒，也在于未能在工业化浪潮中获得优势地位。所以，40多亿人的巨大的发展中世界缺乏的不仅仅是资本，而是说踏上新型全球化的这样一个通道。
如果中国追逐的是年轻的生命，是为了把他们纳入到新的全球化体系中来，那么中国能向他们、向沿线国家能提供什么？翟东升认为，表面上看中国正在提供信贷，提供资本，提供信用，提供产能。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本身不缺资本，但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全跑掉了。“我在欧洲工作的时候，我的邻居是来自于非洲国家的一些家庭，他们住的是欧洲最豪华的住宅，一问之下发现他们全部都是一些非洲国家的前政要，甚至现政要，他们用从非洲那些穷国卷来的钱让家人生活在布鲁塞尔最昂贵的社区里。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翟东升说，所以，中国向发展中世界提供的本质上不是资本，而是治理的经验。当然，中国有个原则是“不干预内政”。中国未来要探索的就是如何在不干预内政的前提下、在尊重沿线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前提下、在尊重他们自身制度的前提下，帮助其中一部分国家改善他们内在的治理体系，找到一条适合各个国家自身发展特征、自身历史背景的独特道路。
翟东升认为，中国也曾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一方面中国有强大的政府，另外一方面中国有繁荣的市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两者如何成为一个共生关系，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矛盾体。这样一些治理的理念问题，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经历过各种不同的探索。今天中国的成功道路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这条道路、模式、理念、政治经济哲学上，中国有了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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