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现场：学者共议全球传播秩序与全球治理
中评社北京9月24日电（实习记者 付丽）9月22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主办的“金砖国家与全球传播秩序重构”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在下午举办的分论坛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全球传播秩序与全球治理”的议题展开讨论。会议由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赵瑞琦主持，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欢容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点评讨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清华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博士后、副研究员王浩指出，英国脱欧、美国大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等新的事件已经对传统国际经济、政治与社会关系产生了一定冲击。由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五国组成的“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全球治理完善和变革中的重要新生力量。
中国作为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面对国际环境变化和全球体系发展，有必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发展大局，进一步建构多重面向的全球治理战略。在这个战略中，要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适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与责任，着力谋求更大的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以推动和引导全球治理机制合理有效地运转。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拉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华先回顾了全球秩序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随后他提出了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张志华认为“全球南方”包含了阶级、全球维度、跨国（transnational）阶层以及阶层分层的视角。最后张志华给出了一个辅助全球治理的对外传播方案，即我们需要再对外传播中进行分层传播，张志华认为，目前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已然存在，世界是不平的。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陆洋从国际关系中本体性安全的角度出发回顾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然后着重阐述了中印之间2009年的新闻站，陆洋认为中印之间可以借鉴二战后法德和解的经验，进行多层次的沟通来调解中印间的争端。最后陆洋指出，印度和中国在媒体交流交流方面展示出两国政府和民间企图改变现状的努力，尽管如此，打破旧有路径仍是艰巨的工作。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朱振明认为，面对世界新的资讯传播秩序建构，当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方案和“北方认识论”难以提 供强有力的理论和实践选择时，我们有必要寻找另类可能性。那就是，需要从“南方认识论”和发展国家自身出发来寻找这种可能性。在“南方认识论”的视角下，文化多元性是认识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认识论参照框架，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平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并且发展需要结合每个文化的自身来进行。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另类资讯传播秩序的建构逐渐展现出来。这种展现更多体现在“南南合作”而不是“南北合作”的框架下，其中效果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的涉及欧、亚、非、拉的“一带一路”方案。
针对网路安全对国际传播秩序的影响，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赵瑞琦认为，互联网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权力斗争的传统形式与行为规则，并导致一个新地缘政治时代的诞生，对网路安全的关注由数字基础设计保护延伸至公民权利自由及国家间关系等层面。随着世界相互依赖和经济机遇的增加，这种网路互连造成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感问题也随之放大，网路安全问题正在腐蚀战略互信和毒害公众与精英态度。最后他从战略的意愿、治理的思想、合作共赢、现实的挑战和未来方向等几个方面给出了应对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案。
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副教授黄涛从人性、伦理道德的层面对国际秩序的构建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考，首先是反战才能实现共赢，第二是全球治理不能妨碍大国博弈，第三是和平全球治理是人性纯、人心正与人事精的结果。他指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并不否定大国博弈的现实，因为博弈或竞争是个中性词，而参与博弈的国家后非国家行为体的动机和最后结果，是解释国际正义和文明共用的最基本证据。
最后，肖欢容对以上发言做了简要点评，他指出，作为学者我们在看待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平衡，不仅要看到政策积极方面的作用，作为学者更重要的是看到其消极方面的影响。此外，我们要积极探求跨学科视角，今天有好几篇文章都是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来展开的，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找到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做到逻辑自洽，如此我们的学术研究会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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