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国：史观偏颇 如何彰显正义？
中评社香港10月8日电（特约作者 黄光国）今（2018）年八月，争议长达三十年的“历史课纲之争”，终于宣告落幕，一个彻底“去中国化”的高中历史课纲就从此定案。在这场长期的争议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谓“课纲之争”，根本不是要厘清历史真相，也不是以“学术性”的讨论，而是要确立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不管反对的一方举出多少具体的历史根据，提出多少有力的论述，甚至多次号召群众，走上街头，执政党仍然不顾一切，强行通过这份课纲，希望把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改造成蔡英文心目中的“天然独”世代。这个世代的历史观，将会呈现出什样的特色？执政者选择性的“转型正义”会把台湾带向何方？
偏颇的历史观
不久之前，“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曾经在“立法院”提出一场有关“台湾之塔”的质询。中秋假期，我到琉球旅游，刻意安排去参观“台湾之塔”，发现其碑文的内容很能够说明：独派意识形态所要塑造的历史观。“和平祈念公园”位于琉球南端，是二次大战时美军登陆之处，也是太平洋战争最后的决战场。公园内有一占地六百坪的“韩国人慰灵塔”，公园东北角的“灵域区”，设有日本32府县的“慰灵塔”，纪念来自日本各地的战殁人员，每一座塔占地约两百坪。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台湾之塔”，占地仅有二十三坪，署名“总统蔡英文”，还有一块碑文：
为悼念二次大战中献身沙场的台湾战士，我们建立“台湾之塔”，在此摩文人之丘，台湾战士崇高志节，埋没七十年无以彰显，殊感哀伤。日台两地有志之士募集善款加以援建，使世世代代、可资凭吊。当年日台战士皆为同胞，生死与共，荣辱同担。来自台湾英勇参战二十多万人中，三万人战殁，一万五千人失踪。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族群国家如何分隔，凡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之义举、不应被后世遗忘。为了回报战时受到台湾各方恩泽、土地由冲绳翼友会提供，期盼成为亲善交流桥梁，巩固日台的恩义连结。
祈祷台湾战殁牺牲者灵魂都能安息！也希望来访朋友们，体认前人深刻情谊，持续予以发扬光大！
至痛无言
琉球本来是独立王国。明治政府以“琉球处分”为名，用武力强行并吞，设置冲绳县，并推行皇民化政策，禁用琉球方言，要求琉球人改姓名，使其日本化。1945年三月底，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以“跳岛战术”反攻，爆发了历时90天的“冲绳战役”。琉球的文化遗产破坏殆尽，二十几万人丧失宝贵生命，其中十几万人是平民。除了死于战火的和战败自尽的军人之外，还有许多平民饿死、病死，甚至被战败的“自国军队”强迫自杀。
琉球人亲身体验战争的极度残酷，为了反抗美国“军事支配”的沉重压力，也为了追求和平，发扬人性，并否定一切形式的战争，所以设立这所“平和纪念馆”。灵域区内绝大多数的纪念碑，都只写地名，或简略介绍“慰灵”的对象，例如“特攻之碑”，上面只写着“第十九战队”，反映出琉球人反战及追求和平的“至痛无言”。
相形之下，“台湾之塔”碑文的用字遣词反映出一种偏颇的历史观点，不仅扭曲了历史事实，而且无法说明当年台籍日本兵的艰难处境。二次大战前，日本认为其殖民地的土地为日本国的一部分，但人民则有区别。日据时代，台湾人称“本岛人”，日本人叫“内地人”；日本人认为当兵是日本男儿的“本望”（愿望），非日本人不可当“日本兵”。二次大战之初，台湾人并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属”或“军夫”，到中国大陆华中、华南、华北各地，协助日军作战。“军夫”担任炊事、卫生、搬运“兵站物品”等后勤工作。“军属”则大多为中学校毕业生，懂当地语言，担任通译、宣抚或调查工作；两者都不是武装部队内的编制，不准携带武器。
“皇军”或“清国奴”
周婉窈主编的《台籍日本兵座谈会记录并相关资料》收录了一篇〈台湾人派遣海南岛之始末〉，作者胡先德于1942年考入日本海军陆战队，担任通弁，被派到海南岛北黎战区黄流附近的新街分遣队。当时日军无法控制海南岛全局。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游击队出没的地区，一个村庄通常有3个村长，分别应付三方人马。通弁的工作是协助日军，搜集军事情报、翻译、审问战俘、核发“良民证”。作战时除担任向导外，诸如开辟道路，构筑兵舍，三餐应用，征用人工或征收物件，都由通弁透过村长向居民征购，“价钱比市价便宜甚多，象征性而已”。因此战后，有许多通弁被当地居民打死或重伤。
有次，北黎战区内的四更村附近，有共军出没。一名日本军官带队前往扫荡。因为战术判断错误，20、30名共军全部安全脱逃，无一受伤或被俘。该带队军官恼羞成怒，命令士兵逐户搜索，将村内男女老幼集中于村中空地，架起机关枪，摆出射杀姿势。村民见状惊惶哭叫，日军所派村长抱住胡先德的大腿，哀求“救命”。胡先德向军官求情：“村民无武力，无论皇军或共军来，只有服从，请严予命令今后多与皇军合作。”该军官严词责问他：“你是皇军或清国奴？”最后虽未杀害村民，胡先德已感受到日本军官不信任台籍军属的潜在意识。
“皇军”或“清国奴”是绝大多数台籍日本兵必然会遭遇到的认同问题。当年几乎所有的台籍日本兵都可能因此而面临强烈的心理煎熬。然而，这是不是“台湾之塔”所要传递的讯息？
“守护他人之义举？”
1942年，太平洋战争逆转，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到南洋和海南岛作战。“日本兵”和“志愿兵”的最大差别在于：日本人被召集者，在职服务单位要付本俸给其家族作生活费。台湾人是“志愿兵”，所以服务单位不必给付家族生活费。
即便是“志愿兵”，他们真的是因为怀有“崇高志节”而“献身沙场”的台湾战士吗？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记载，从1937到1945年间，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12万，军人8万，总共20万；其中3万多人阵亡。在台湾志愿兵中，有一些人被派到南洋去当“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所受的“基本军训”之一，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到了南洋之后，他们“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俘虏营前站卫兵”，命令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下做苦役。”在必要时候，他们也会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之下，凌虐战俘。这种在武力挟迫下的行动，可以说是“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之义举”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族群国家如何分隔”，“台湾之塔”希望台湾人不要遗忘的究竟是什么？
“生死与共，荣辱同担”？
战后的纪录显示：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35万人，每100名俘虏中有27名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营中死亡率的7倍。在战后的审判中，有173个台籍“日本兵”被起诉，其中26人列为“甲级战犯”，被判死刑。另外7个人因为“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46名俘虏”，一审被判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10年徒刑。
在《大江大海》中，龙应台提到：2009年，她循线到彰化县和美镇访问7人之一的柯景星，对这位已经90多岁的老人进行访谈。他描述当时状况：“我们十几个人把4、50个俘虏围起来”，“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刺枪术的教练是在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队长一声令下，就统统用刺刀刺死。”
战后审判时，这群台湾兵坐在椅子上，军事法庭安排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一个耳光换5年”。柯景星当场被判死刑。他的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10年，很高兴！”他被关7年半之后，因为英皇登基才被特赦，回到台湾。
胡先德的口述历史也提到，被征召到中国的台籍军属尚且被日军视为战争工具，战时当地居民投靠日军，担任维持会会长，或自卫队长等，其下场比台籍军属更惨。北黎战区有一重镇，叫做黄流，设有自卫队。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军将此消息秘而不宣。其后第一或第二天，胡先德看见很多战友往海军病院走，也随着走到病院。发现该黄流自卫队长被绑在铁制病床上，正活生生被解剖，惨状无法形容。他问战友：“谁下的命令？”答说：“副官下的。”胡先德不忍心看下去，赶快离开。9月下旬国军接收时，这位副官高崎上尉被国军逮捕，送往广州军法审判。1949年国军撤离广州时，据说该副官从狱中逃脱，潜回日本，为报社写文章。
战争结束后，日本军民即于战败之年年底，全部平安回抵日本。他们将台籍军属弃于战地，任其自生自灭，不管他们是否会被当地居民打死。胡先德因而感叹“船过水无痕”，作为侵略者的工具，下场总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台湾原住民李光辉，是陆军一等兵。二战结束后，仍躲藏在印尼的摩洛泰岛山区，独自生活近30年。1974年被发现后才被送回他的故乡，台湾台东。当时日本政府发给李光辉日币6万8千元。但是同一时期在关岛山洞被救出的二位日本兵，横井庄一领了1000万日币，小野田宽郎是少尉军官，所以领2000万。当年的“日台战士”，真的“皆为同袍”，“生死与共，荣辱同担”吗？
“日台的恩义连结”？
明治大学宫崎繁树教授因此发动组成“台湾人元日本兵士补偿问题思考会”，并组成8人的律师团，邀请台湾人邓盛等13人当原告，向日本政府及国会要求赔偿包括贮金、未给付薪俸其他等等。1982年东京地方法院的审判长牧山市治，针对这一案件的判决是：“台湾人的告诉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所以不是败诉，而是“弃却”（驳回）。当时告诉团团长邓盛在法庭上大发雷霆说：“这种天理难容的判决，是不是日本已没有正义、人道？日本人是没血没泪的吗？”宫崎繁树是有良心的日本知识份子。然而，这是“台湾之碑”所要巩固的“日台的恩义连结”吗？
1987年9月2日，日本国会终于通过“台湾住民元日本兵、军人、军属、战死者等之慰问金法律案”，决定战死者慰问金每人200万元。日本政府之所以坚持：他们对类似案件只能发给“补偿金”或“慰问金”，而不能给予“法律的赔偿”，便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殖民地的人民当作“日本国民”。“台湾之碑”所要“发扬光大”的“前人深刻情谊”到底指什么？
“台湾人的良心”？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一书中记载：1945年美军登陆渡嘉敷和座间味等小岛时，日军强迫岛上数百名居民到军营中集合，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然后引爆手榴弹，集体自杀。座间味是美军最早登陆之处。“平和祈念资料馆”的第三展示室，企图展现在美军猛烈炮火及火焰喷射器攻击下，当地居民感受到的“死的仿徨”。其中有一家人的塑像，畏缩地躲在山洞里，母亲用手掩住孩子的嘴巴，生怕他哭出生来；旁边站着一个日本兵，手持着刺刀的长枪，摆出威吓的姿态。大江说：“天皇陛下万岁”，这个具有象征性的话语，对受到侵略及被殖民的亚洲人来说，却是带来死亡的侵略军的呼喊。”他深入反省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根源，因此被称为“日本人的良心”。
2016年6月，上任刚满一年的蔡英文，偕同一群台、日政要，到琉球参加“台湾之塔”的落成典礼。蔡英文似乎不知道日本并吞琉球的历史，我们的“驻日代表”可能没有带领她去参观这座号称“阿鼻地狱”的展示室，但她显然同意这样的碑文，所以才会千里迢迢跑来参加这个落成典礼。可是，这样的碑文能够彰显出“台湾人的良心”吗？她署名的“总统”，到底是哪一国的“总统”呢？
“选择性的转型正义”
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和日本军阀站在同一阵线，蒋介石则是东方战场上主要的抗日作战领导人，他跟当年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都犯过许多过错。第三次政党轮替之后，蔡政府对日本政府在二次大战前后的诸多作为不敢稍置一词，反倒不顾一切，动员他们所掌握的权力，通过立法搞“党产会”、“促转会”，宣称要“清算”蒋介石在同一时期所犯的过错。这难道不是一种“选择性的正义”吗？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任何人都不难看出，这种“选择性的转型正义”，真正目的是要打垮国民党，让蔡英文的民进党可以长期执政。所以“促转会”前副主委张天钦才会肆无忌惮地召开“内部会议”，要求大家以“东厂”自居，“喂”资料给“立委”，来“操作”侯友宜。与会委员也如响斯应，表示可以找民进党“立委”来当“侧翼”。“东厂”事件爆发后，舆论哗然，“促转会”装模作样地发表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调查报告，国民党“立委”到“促转会”抗议，“促转会”发言人杨翠立刻痛骂这个“前威权政党”：“一个过去手染无数鲜血的政党，竟然可以如此狂言！”
杨翠的发言，固然令人惊悚，可是，她的说法难道不正反映出蔡政府一贯的历史观？正因为蔡政府有这样的历史观，所以藤井才敢跑到台湾来，脚踢慰安妇铜像；也正因为蔡政府始终是把军公教当作是“前威权政党”“附随”的余孽，所以燕子台风吹到关西机场，台湾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遭指责工作不力，驻日代表谢长廷立刻和他“划清界线”，要他负责；“外交部长”吴钊燮也认为他“的确有检讨空间”，最后到职才两个月的办事处长苏启诚，终于在官邸自缢身亡。
蔡英文上台后，以“改革为名”推动选择性的“转型正义”，目的并不仅只是要“打垮国民党”而已。她一面用“维持现状却不说清楚现状”的策略，把两岸关系带入“冷战”状态，一面任命“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争议三十年的历史课纲终于通过，可以说是“英德”政府“务实台独工作”的一大胜利。他们的下一步，究竟会把台湾带向何方？
（作者黄光国，为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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