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家：特朗普单边主义和例外论交替显现

　　中评社北京11月5日电（作者　郭振家）美国的特朗普总统自2017年1月就任以来，其独立的外交风格备受美国国内和国际媒体的争议。特朗普外交不仅仅擅长单边“退群”和威胁未来将退出更多的“群”，还单边对别国施加制裁，甚至单边发动针对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战”。虽然他所高举的“美国优先”理念在美国国内有着不少的拥趸，但对全世界而言，各国关注的焦点是：特朗普外交可以持久吗？美国是否正在进行新的大战略调整呢？美国对于“大国竞争时代”的定性是否意味着过去以“反恐”为重要特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完全翻过这一页”了？这一切的答案或许都尚需进一步的观察，但目前的特朗普外交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已经形成，国际体系正在不断松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正在面临新一轮的不确定性。

　　一、冷战后美国的外交传统

　　二战结束后，美国构建了被称之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国际秩序，包括了北约、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这样的体制结构，也包括了某些共同信守的某些意识形态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支持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传播、信守契约精神、信奉国际机构和多边协议等。

　　在二战结束近半个世纪之时，美国和西方迎来了冷战的胜利。美国自认为在冷战中打败苏联、取得胜利，于是加紧搜刮“和平红利”。一些美国的战略家认为，美国要想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除了确保强大的实力之外，还必须在全世界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因此，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美国的外交既持续地表现出“硬实力外交”的一面（例如，针对老对手俄罗斯毫不犹豫推进北约“东扩”，针对所谓的“潜在对手”中国则是既接触又遏制。当然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是想加强对中国的地缘防范），又表现了“软实力外交”的一面（例如以“人权”为准绳，以捍卫国际秩序为道义制高点，批评、制裁其他国家，比如朝鲜、伊朗和利比亚）。就美国的“软实力外交”而言，虽然在中东地区也造成了一系列震荡，但不论是“颜色革命”、“大中东民主计划”、还是“阿拉伯之春”，由于耗资巨大（包括美国还投入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以从今天和以后评估当年的政策绩效，难言“完胜”，甚至难言胜利。

　　不管怎样，美国在冷战后创建“国际新秩序”的探索，是以二战以来现存的国际机构和国际秩序为重要依托，然后进行“有利于美国和有害于对手”的战略调整。即便是“9.11事件”之后，小布什将“反恐”战争扩大化，不顾世界主要大国的反对，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单边发动战争消灭了萨达姆政权，然而这样的单边主义并没有存在很久，在伊拉克的战后治理和战后秩序维护等方面，美国仍然是需要依托于北约的军事框架，美国外交仍然存在于多边协商的机制中。

　　总而言之，冷战后美国的外交尽管表现出“霸权主义”逻辑，但不论是布什还是克林顿，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依然是在北约和多国合作的框架内。从小布什“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到奥巴马“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的回归，基本上可以视为美国外交在一种合理范围的钟摆式调整，“多边主义传统＋单边主义微调”是可预期的美国政策选择。

　　二、特朗普外交展现强势的“单边主义”

　　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的强势“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引起世界的担忧，美国外交正在朝着“挑战甚至破坏传统”的方向挺进。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就宣称，“从今天起，我们将致力于‘美国优先’，我们将首先寻求与世界各国的友谊和善意，但我们这样做是基于以下的理解视角，即所有国家都有权利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特朗普的表态似乎意味着他认为过去几十年世界各国都在“占美国的便宜”，以后美国绝对不允许这样了。

　　因此，美国的新外交表现出了明显的特朗普印记——即“美国绝不吃亏”（具体而言就是“短期利益优先”）。美国之前已经签署的一些国际协定甚至条约，只要特朗普认为“对美不友好”，美国就会选择毫不犹豫地宣布退出。

　　2017年1月24日，特朗普刚上台就宣布“美国正式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协定（TPP）”，理由是“TPP会给美国制造业带来冲击”；

　　2017年6月2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因为“该协议是以美国就业为代价”；

　　2017年10月12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由是“美国对不断增加的教科文组织欠费感到担忧”（当然还因为这个组织总是偏袒巴勒斯坦，美国通过退出之举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2018年5月8日，美国宣布“将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理由是“美国认为该协议很糟糕，伊朗未履行核协议，美国也未从中捞到实惠”；

　　2018年10月20日，美国宣布“将退出30年前与苏联签署的中短程核导弹条约”，理由是“对方长期违反这一条约以及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

　　以上一系列“退群”并不是事态的最终结束，特朗普曾经多次表态，“WTO若不好好表现，美国或将退出”；甚至这一串名单还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年6月19日，已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相关议定书（2018年10月3日，表态退出）、万国邮政联盟（2018年10月17日，表态退出），甚至联合国（视联合国的表现而定）。【CNN在10月27日刊登了Byron　Wolf的文章，标题为How　Trump’s　nationalism　has　already　changed　the　world，也对Trump一系列“退群”和即将“退群”事件进行了梳理】

　　除了一系列“退群”事件之外，美国还单方面对欧盟、日本、中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发起了贸易战，理由是这些地区或国家长期对美贸易顺差，抑制了美国的就业增长。尤其近期引人关注的是美国一系列对中国的霸凌贸易政策已经导致了中美贸易前景不明。美国还对至少28个国家实施制裁，这些国家包含伊朗、朝鲜、古巴、利比亚、苏丹、叙利亚等国，而制裁的内容既包含漫长的全面禁运，又有针对某些明确目标的制裁（SDN，美国财政部与国务院协作制定的“特别指定国民”名单）。最近的一个案例是，美国威胁要制裁“与伊朗进行合作和贸易的所有国家”，这个政策如何实施我们等到11月4号后就可以见分晓。

　　所以说，尽管历史上美国是诸多现存国际机构和当前国际秩序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但今天的特朗普总统似乎并不想很好地“继承过往的政治遗产”，而是以“美国优先”为借口重新进行裁决，“单边主义”的“大棒”在不断飞舞，这或许反映了这个世界“头号强国”深深的不安全感。

　　三、特朗普的“美国例外论”呈现低格调的特征

　　由于独特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美国的“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由来已久。历代美国总统认为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样的美国总统并不少见，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但是今天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外交领域的“例外论”表现出了明显的低格调的特征，这一点对于世界秩序的破坏作用可能远远超越“例外论”本身。

　　本文之所以提出“高格调的例外论”和“低格调的例外论”，是希望能够对于美国当前的外交思想转型进行更为深入的梳理。毋庸讳言，美国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为力量强大，所以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各领域都拥有无与伦比的话语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利于国际秩序稳定的。但是在特朗普时代，美国从“高格调的例外论”向“低格调的例外论”不断蜕变，这不仅有可能带来世界秩序的急剧不稳定，甚至有可能制造重大混乱。

　　所谓“高格调的例外论”，是指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不仅主导了一系列的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而且，美国会自己带头并且要求别的国家也遵守这样的国际规则。美国坚称的“例外”，实质上表现在自身对于国际事务拥有独特的制定权以及代言西方甚至人类社会的话语权。别的国家只有遵守的义务，却不可以与美国一样来制订规则。当然，美国自身遵守所声称的国际规则，则至少依据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在“国际道义”上占据了某种制高点。美国遵守然后要求别的国家遵守，这至少体现了国际社会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性原则。

　　所谓“低格调的例外论”，是指眼下美国对于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威和主导意愿在下降，然后美国以“美国优先”为由带头破坏了国际规则，但却要求别的国家不仅要遵守这样的国际规则，还不允许批评美国。为什么美国不能被批评？因为美国是“例外的”。例如，美国1979年1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于今年8月21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批评萨尔瓦多“威胁了整个美洲的经济状况和安全”，当萨尔瓦多回应“美国40年前也这么干过”，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对中评社表示，“作为美国人，他相信美国例外主义，这意味着美国可以从事某些行为方式，别国未必可以有样学样”。芮效俭的观点代表了相当多数美国官员和学者的看法——“美国是独特的是不受一般规则约束的”；然而这样的做法并不能让别的国家信服，反而有可能使更多国家对美国提倡的国际规则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美国从之前高格调的“例外论”，逐渐转向低格调的“例外论”，表明了美国整体的外交风格从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也凸显了美国当前外交不自信，说服力降低，不得不强调国际实力的重要性。似乎美国只有从“打遍天下无敌手”或者“领先第二二十年”的实力对比中才能找到安全感。然而，美国这样“低格调的例外论”，不仅严重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也将美国之前所坚持的国际规则蒙上阴影，如此而言，“例外论”简直可以称之为“无赖论”了。

　　四、特朗普任性凸显美国的外交困境

　　特朗普表现出了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强烈不满，不断单边“退群”的风格表明了其对于多边主义和现有国际秩序的不信任，但“只是美国可以违反国际规则、却要求别国必须遵守”的“例外论”思想，不仅凸显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傲慢心态，更凸显了美国不懂得反思自己、不愿意为国际秩序的平稳发展担负应有责任。

　　当前的国际局势日益错综复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凭一国之力就可以解决国际上所有问题，因此，即便是大国也需要走向国际合作。面对各个地区大国的崛起、地区局势的混乱甚至全球治理难度的加大，美国需要做的本应是积极展开大国协调，诸大国包含美国共同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达成共识并齐心协力共同落实之，这才是国际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然而，特朗普外交风格仍然是“单边主义”和“例外论”，这样不仅未能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还有可能制造新的问题。

　　在特朗普外交的影响下，美国面临着三重的外交困境：

　　1.　特朗普冲击下，美国多边外交传统面临被淘汰的危险。特朗普外交的单边主义正在冲击着美国传统的多边主义。虽然在美国国内，民主党人和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对于特朗普的一系列“退群”行为十分恼火，一直在联络各种力量希冀加以阻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在担心美国越“退群”、国际领导力就越可能被进一步削减，但目前而言，特朗普外交并没有看到“熄火”的迹象。

　　2.　特朗普外交偏向实用主义，美国的自由主义外交理念面临重大冲击。特朗普外交强调能够看到的、实实在在的美国国家利益的提升，比如美国就业岗位的增加、美国出口贸易的增加等，但像过去四十年美国的“人权外交”所宣传的那样，美国不断去制裁那些被指控违反人权的国家，甚至对于所谓专制国家领导人进行制裁，特朗普对此兴趣并不大。这就可以解释特朗普不仅迅速与金正恩实现会面，还经常提到美国要与俄罗斯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对于沙特记者遇害一事，特朗普反覆强调的是“沙特对美军购大单创造数十万就业”。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外交并没有在美国国内达成广泛的共识，特朗普当前还面临着美国国内的反朝、反俄等势力多种反对声浪，但特朗普不妥协的性格恐怕会继续冲击美国的自由主义外交理念。

　　3.　特朗普外交误判的风险将大大增加。特朗普外交强调“美国优先”和不断“退群”，这将导致美国不受之前多年锤炼的国际规则约束，再加上特朗普团队决策是小圈子决策模式，因此，特朗普的外交任性度要远远高于前任总统。眼下在俄罗斯问题、中东问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涉及中国的南海、台海问题上，特朗普对于美国外交的改变甚至颠覆将有可能招致更大可能的误判风险。目前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支持的居高不下，因此即便是国会对特朗普存在着牵制作用，特朗普外交仍然可以“先做”——例如发动规模巨大的“贸易战”，反正其后果可能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期才能显现出来。

　　五、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即将到来？

　　尽管特朗普怀着“加强美国领导”的美好梦想，但特朗普如此任性“出牌”，不排除在特朗普手中美国领导力会持续不断削弱。未来的特朗普外交或将继续下去，世界秩序或将更加动荡，但这一切也许是国际新秩序酝酿的开端。然而，在国际新秩序实现之前，世界性的危险可能是有增无减：

　　1.　美国强化“大国竞争”或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完全不利于国际合作。大国合作，还是大国竞争？美国并未回应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却是在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俄列为“谋求挑战美国价值观的竞争对手”，是“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对中俄的敌视一旦诉诸行动，恐将激化“零和博弈”，大国斗争的最后结果有可能是双方两败俱伤。

　　2.　非传统安全并未偃旗息鼓，未来不排除“卷土重来”。恐怖主义是已经远去还是仅仅暂时偃旗息鼓？美国在叙利亚“反恐”后期并未全面介入，其对于叙利亚局势的主导性甚至弱于俄罗斯和伊朗，此外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又不得不与塔利班进行谈判，凡此种种，可见美国并没有消除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刺激下，中东或再次成为激进“反美”的乱源。

　　3.　目标不明，实力强大，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在带给世界新的不确定性。如果美国进一步退出更多的“国际组织”或“国际协定”，美国或许正在事实上退出全球领导者的“岗位”，但是，特朗普反覆不断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指责，这也是在以某种方式重塑着世界秩序，只不过这个即将推动的方向仍然不是很明朗。未来的世界秩序可能面临重构，但是美国仍不会心甘情愿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的角色如何转变以及美国的外交如何选择为世界局势发展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4.　美国放弃了许多国际责任，一些国际议题更难以有效解决。国际社会也有可能存在着“公地危机”。例如气候变化问题，任何一国难以解决，必须各个大国共同努力。但是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之后，至少从2017年6月至今，气候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大国协调，因此，未来世界气候变暖或世界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气候异常将变得更加频繁。

　　总之，国际规则构建不易，人类社会应该“且行且珍惜”。一个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美国，越强大，就越可以造福整个国际社会；但如果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例外论”仅仅反映其无限放大的“任性”，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却不断地遭到了践踏，则美国的力量越大，破坏性越大。

　　（作者简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外大国战略比较、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为2018年11月3、4日，南开大学“美国外交传统与中美关系的走向”学术研讨会的参会发言稿，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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