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两岸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评社香港12月3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不久前在台北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教授、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董事长陈忠信、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林文程、中兴大学法政学院院长蔡东杰、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执行长张显超教授、致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张弘远、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执行长唐开太、两岸政策协会副执行长张百达与会。座谈会由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主持。与会者就两岸关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各自给出了精辟的分析。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以《国际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许信良：开场白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今天我们来谈谈国际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从美国发布国安报告以后，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过去三十多年，一直到去年为止，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很简单，就是把中国当作建设性战略伙伴，“一中原则”也很清楚。世纪之交，克林顿总统很认真地鼓励和欢迎中国大陆加入WTO，导致中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现在特朗普总统把这些当作美国错误的政策，认为美国当时不应该让中国大陆加入WTO，不应该让中国大陆迅速发展，认为是美国当时的政策让中国大陆得以快速崛起，所以他现在要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中国不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对手:这是一个完全的、根本的战略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是特朗普个人推动的，而是美国整个国家在支持，两党都在支持，可以说是政治菁英主流的共同观点。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改变，这种改变对全世界都是大事，对两岸更不用说。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战略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这种态度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不止是四年五年，甚至四十年五十年都有可能。这就是美国埃里森教授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一个新兴强权挑战既有强权必将导致的结果。埃里森教授的看法是很悲观的，认为这种陷阱已经发生了，美中之战不可避免。这是一种长期的对抗，不局限于经济贸易的范围，也将牵扯到政治和军事。
这是一种全新的世界变局，台湾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首当其冲。美国对中国大陆施加经济制裁，比如说提高关税，台湾一样受害。我们输出的大部分产品是高科技产品，也是美国对中国大陆经济制裁的主要项目。我们40%的出口是到中国大陆，大陆再将这部分商品转出口到美国，所以美国对大陆的制裁，我们同受其害。
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我们要好好思考。这个时候，各方都应该自觉地、清醒地保持理性。美国制裁中国大陆，我们受害；大陆又反过来制裁台湾，我们变成“双边受害”。两岸关系因为美中对抗，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如果美国继续这样对待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也继续以民族主义情绪予以回应，就将落实修昔底德陷阱。
所以，我们很高兴知道最近中国大陆内部出现一种理性的呼声，这是好现象。新强权与旧强权之间竞争并出现矛盾，是历史的铁律。至于未来是否会发生战争，就决定在双方是否能以最大的理性处理彼此的矛盾和冲突。
二战之后是一个很理性的时代：在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时期，也曾出现非常危险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发生核战，都在双方以理性主义的处理过程中化解。
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长期作为世界秩序主导者的美国，不再以理性主义回应面对的挑战，加深了世界的危机。小布什总统对九一一事件的回应以及现在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崛起的强烈回应都是显着的例子。
理性很重要，无论是美国、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需要理性。中国大陆一直怪台湾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但大陆目前对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就只能把台湾赶向美国，台湾没有选择的余地，正是中国大陆的不理性会把台湾彻底赶向美国想要建立的同盟阵营。台湾面对美中对抗，更需要理性应对。因为我们实在没有犯错的空间。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不仅仅关系两岸，更关系整个世界的未来。
接下来请我们的首席顾问先来发表看法。
赵春山：中美对抗将会长期化 我们要理性应对挑战
许董事长，祥喜兄，还有在座各位好朋友，你们好。首先，我要对中评智库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表示佩服，也表示非常感谢。中评是我每天必读的资料来源，是非常客观、理性的声音。就这个题目而言，有书面材料，我现在就简单讲几句。
现在外在的形势很清楚了，我很同意刚才许董事长所讲的，中美对抗将会是一件长久的事情。最近中评在北京请了一些教授和好朋友开座谈会，其中人民大学的黄教授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非常传神，他认为中美贸易战美国不是要中国大陆的钱，而是要中国的命。一般认为要钱又要命是全拿，如果两者选择其一的话，应会选择要命。那中国的命是什么？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就是它的命。
我们和大陆接触这么久，非常清楚，从过去的领导人到现在都是，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大陆是不可能丢掉台湾这个命根子的。所以黄教授说，对美国的斗争，借用毛泽东的话，要“放下幻想”。我们对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看法，也要放弃过去的一些幻想，不是说准备斗争，而是要理性地准备挑战。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外在形势大家都了解，我就不再多说了。今天的两岸问题，这个僵局如果持续下去，台湾可能丢了钱、又没了命。尤其在这个复杂的美中台三边关系之下，这个僵局对台湾不利，对大陆也不利，将造成双输的局面。
以和平共存、互动、统合思维打开两岸僵局
两岸关系发展一直受到三个主客观环境变化的影响，即一、大陆内部形势；二、台湾内部形势；三、两岸共同面对的国际形势。这三个环境的变化非常复杂，我就其影响当前两岸关系的关键因素谈点看法。
先谈大陆形势。虽然习近平主政以来，外界认为他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遭遇诸多挑战，也面临了经济、社会等问题，但基本上，习的统治权力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相当稳固的。在习近平对台工作思想的指导下，中共的对台政策也具有持续性的特质。
在台湾形势方面，蔡英文的改革遭到保守和激进两股势力的挑战，影响到她的民意支持度。大陆政策因蔡不接受九二共识遭到对岸抵制，对外关系也因此受到不利的影响。
两岸面临的外部环境以美国因素最为重要。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第一”，把中共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为了围堵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在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和中国进行权力竞赛。美中角力影响美国的两岸政策，台湾成为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一张牌。
受到上述环境变化的影响，两岸形势日趋严峻，而关键就是双方没有打开“沟而不通”的僵局，也就是“有沟无通”，有接触管道存在，但没有让它们发挥应有的功能。为了避免两岸关系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不能让僵局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此，我提出“两岸关系发展三原则”，即“和平共存”、“和平互动”和“和平统合”，作为打开两岸僵局的思考模式。
所谓“和平共存”，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思想来维持两岸求同存异的状态。两岸关系的定位，我把它定位成“一中两治”，“治理”的“治”；“中”是广泛的概念，包括“中国”、“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等；“两治”是指两岸现存的两个“政治实体”；由“两治”去诠释“一中”，由“一中”来规范“两治”。也就是双方以各自的法律规范去诠释“一中”，但不能脱离“一中”的轨道，不能把“一中”诠释为“一中一台”、“台独”。
两岸“和平互动”是以“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概念，来深化两岸的各项民间交流和构建两岸在国际社会的相处之道。后者难度比较高，对岸应该停止挖台湾“邦交国”的行动，让台湾保有在国际上代表“一中”的机会，并支持台湾参与和民生有关的国际组织活动。过去在马政府时代，我每次去北京都要谈这个概念。最近“断交”的几个国家，和台湾都保有五十年，甚至巴拿马和台湾有百年以上的关系。在“建交”公报里面，都是用“中华民国”来代表唯一合法的中国。所以我一直强调，两岸应该在外交休兵，让我们有机会代表“一中”。同时，也要支持台湾参与和政治没有关联、但是台湾老百姓很关心的一些组织活动，比如世界卫生大会（WHA）、国际民航、奥运、东亚青运等。在恢复民间互动的过程中，肯定会存在一些公权力的问题，所以我也一直强调恢复两岸政治接触的必要性，包括官方和半官方机构的接触。为了确保两岸的持久和平，我建议在互动的过程中，可以研商结束敌对状态，甚至签署和平协议的问题。这个在马英九政府时期也曾有过这个构想，但最后并没有实践。
最后，走向两岸的“和平统合”，和平统一是两岸的目标。我们常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习主席也一直强调要尊重两岸不同的发展道路，但这个尊重，必须最后要“殊途同归”。换句话说，就是往“合”的方向去走。我这里没有用“统一”，而是用“统合”，两岸是可以经由谈判来研商的。过去在扁政府时代，也提过“统合”这个概念。
我的发言先到此为止。
许信良：接下来请蔡院长发表看法。
蔡东杰：台湾在中美对抗中避险 需了解中国外交的特点
主持人以及在座的各位好，非常高兴参与这个座谈会。我先对近期中国大陆的外交作一个简短的说明，再提一下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首先，在外交部分，国际的局势一直在发生变化。大多数国际关系研究学者都是美国研究学者，所以对美国比较了解。从冷战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来没有不变过，目前的形势，是“美中对抗”。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对抗？这是政治力学平衡的一个问题。说老实话，国家有了权力就是大国，企业有了钱就是大企业，这是一个道理，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力学概念。其实中国和美国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实力差距，但是对领先者来说，却也造成了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只有客观的力学压力，没有主观采取作为的话，可能美国也会采取不同的对应方式。
我们研究中美关系，发现中国在过去几年来，在主观作为方面也做了一些改变，尤其是2012年的十八大以来，也就是习近平主政以来，改变了从邓小平时代长期以来的“韬光养晦”政策。虽然有人说最近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可能会沉潜一些，但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或许中国在言语上会采取不刺激的方式，但是在行动上，中国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反过来说，2012年以来，中国在话语方面的态度也比较刺激美国。这可以代表习近平外交行动的特点，即“主场外交”，这是在习近平时代才出现的东西，以前是没有的。我们做了一下统计，尤其是2014年开始，由中国主办的多边国际大会增多。虽然以前也有类似的大会，但不会特意把它标示为“主场外交”。每一年被归为“主场外交”的活动是会被指出来的，除此之外的就不算。其中阅兵没有被标记出来，但我认为这也算是一项主场外交活动。此外，从2014年以来，主场外交的内容也在变化。但有一个是贯穿不变的，就是亚洲博鳌论坛。只有2017年的博鳌论坛没有被列入主场外交，因为去年是由副总理张高丽主持，所以去年有人讨论博鳌论坛是不是被降级了，但今年习近平又出席，博鳌论坛也重新被公开列入主场外交。所以，我认为博鳌论坛是属于较为重要的主场外交，是每年来唯一重迭的、由中国主导的活动。虽然它仅仅是一个论坛，但长期整体来看，是很有价值的。
主场外交反映了什么？首先，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中国的外交部每一年会出一本《中国外交》。外交部长王毅的语言造诣特别好，从2014年开始，王毅每一年都会讲一句话，来形容这一年中国外交的情况，虽然有时不明白他的意境是什么，但看起来都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主动性蛮强的。所以，中美整体的政治力学平衡有所变化，加上北京本身积极主动的态度，中美双方的对撞就不可避免了。但我们也要了解，美国不是今天才盯上中国大陆，2000年小布什就把中国大陆视为战略竞争者，虽然后来发现没有那么严重，就算了。可是，今天看来，中美之间已经无法避免对撞。
解释完大概念之后，可以发现，两岸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很多影响。两岸可以算是冷战之后的产物，不过，过去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是对抗的，两岸同属于美苏之间的缓冲区，缓冲区的目的就是维稳，所以形成美苏共同对缓冲区进行维稳，两岸之间才能形成“斗而不破”的局面。可是，目前看起来，如果美中对抗，已经不存在缓冲区，只看到一条对抗线，就是岛链，而台湾就在这条岛链上面。两岸关系既有历史上的特殊性，地理上又处于美中对抗的岛链上。如果台湾在大陆的西边，说不定两岸关系会比较轻松，即使中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台湾也不一定会受到牵扯。可以说，现在台湾受到牵扯的主要原因不是历史性，而是地理性，台湾就恰巧处在传接的点上。
既然台湾不能避免受到牵连，那怎样去迂回？
第一，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防撞机制，即冷战以来的核安问题。非战思想其实已经很有效地阻止了美苏碰撞，今天来看还是有可能发生。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爆发，因为不能打热战，只能用这种方式的“温战”。
第二，大家通常会忽略，就是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底线思维、由内而外、内重于外。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就是找到一个合乎现实的国际格局，这对中共来说很重要；底线思维，即在国内一党的情况下处理全局，不能换人来干，只能我来干。由内而外，就是中国的传统思维，要先安内再攘外，所以不管处理什么问题，都要先安内，“安内”不是“解决问题”的意思，而是“维稳”的概念。内重于外，中国内政的规模和复杂度，让它有处理不完的问题，它永远以内政优先，中国大陆从过去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它没有太多的余力来处理外部问题。我们了解这个状况之后，就可以从中寻找机会，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谢谢。
许信良：谢谢蔡院长，接下来我们请显超发言。
张显超：美中矛盾调和的关键 在于双方领导人的相互认知
谢谢董事长、与会的学者，也欢迎罗执行长。
我认为中美贸易战是未来中美战略的较量。坦白讲，这不是台湾能介入的。因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几十年都建立在美中台三方的平衡之上。现在美中关系不好，台湾可以作为第三者的角度比较客观地看这个问题。我们来想一想，是不是双方的关系真的那么不好？战略上的针锋相对是不是那么必要？这需要美中双方都进行反思。
《大国政治的悲剧》、《修昔底德陷阱》，这两本重要书的发展，让美中走入自我预言的困境，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美中关系不只是一代人的事，或许回到美中的历史会更清楚现阶段发展的梗概，我等一下来讲这件事。
说到500亿、2000亿这些惩罚性关税，我倒觉得这对两个大国来说反而是小事，如果两国领导人计较，会是一件大事，不计较，就不是一件那么大的事。美中较量台湾也插不上手，美中的大气候稳定，才会有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台湾才有可能维持现状。美中大局尘埃落定之前，尤其是在未来一两年内，我的判断是两岸关系是相对困难的。美中能和解、能走到一条路上，才会有比较宽广的未来。台湾也不想走回冷战以前的状态，而是希望有新的局面、用新的思维来处理两岸关系。
美中关系的历史轨迹是很微妙的，大抵来说，美国与中国不是敌人，双方之间是朋友关系的时间更长。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美国是一个新文化国家，所以双方会相互吸引，也能够互补。特朗普的小孙女，去学中文、唱茉莉花，表示特朗普在骨子里不是真的讨厌中国，他是欣赏中国文化的。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唯一把赔款还给中国的是美国，这才有了两岸的清华大学；美国在清末时期，也主张不要分裂中国；二战时期，如果没有美国参战、协助中国、打败日本，说实话中国根本挺不住；发动韩战，那是因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美中才交恶，但那也只是边境性的。
在1972年，美国联中制俄，基辛格的大战略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相信中国不是美国历史上的敌人。1979年，美国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1980年到现在2018年，美国一直在海外协助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我当时在美国，看得很清楚，中国大陆官员在哈佛、耶鲁等名校都是由美国赞助的；美国更是协助中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走入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美国是支持中国右派的改革开放路线的。
其实，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但美中的关系走到了贸易战这个地步，美国甚至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我认为与两个基本形势有关：第一，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的注意，中国所走的路线、对美国霸权所造成的挑战才造成了冲突；第二，美中两个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一个左一个右，而且都是极端。特朗普是保守主义，而且他的团队是主张反共的。习近平刚好是“左”，主张马克思、毛泽东思想，对邓小平的“右”已经不再提起了，他提到2025、一带一路，都踩到了美国的战略底线，双方短期内难以实现调和。
但是，美中的矛盾，未必会以冲突去结束。这就要看双方领导人怎么去认知对方。我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美中能否在意识形态方面相容，在贸易战中双方都没有提及，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战略意图，中国大陆近几年的表现有目共睹，在国际社会中的扩张是很明显的，一带一路、制造2025、南海问题、军备竞赛、朝鲜问题等等，这一系列国际重要问题都需要更透明的方式去沟通、开诚布公，对中美双方才比较好；第三，讲到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路线将怎么抉择，是要继承大国的地位，还是要另立门户，中美竞争是想成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关系，还是想要成为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
与英美关系不同，英美是朋友，有共同的文化价值，允许霸权转移，但美中关系是朋友还是敌我矛盾，未来十年的发展非常关键。这当然也需要看美中双方领导人，简单地说，如果习近平主席属于邓小平的右派，我想美中关系即使有冲突也不会太麻烦；如果习近平主席属于毛泽东的左派，那美中关系就会麻烦大一点。
许信良：接下来有请张弘远教授。
张弘远：若台湾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 两岸问题将愈发难解
谢谢主持人、各位先进，我简单谈谈个人的看法。
美中贸易战的出现，是地缘政治延伸后产生的结果。大陆的学者专家一开始定义美中贸易战，便已认为这就是大国对抗的全面性战争，贸易战只是一个先兆而已。但相关人士也都了解，美中两个国家都属于核武器持有国，所以相对而言不太容易会发生热战，也使得两国博奕将会以各种非热战的形式进行对抗，比如国际影响力、经济实力方面的较量，借由软实力的对抗来获得政略目的，而这也就成为两国实力之争的真实舞台或场景。我以为，现在中美贸易战是受到地缘政治与经济交互影响下的结果，而这并不是从2017、2018年才开始的，早在2011年中国第一艘航母出现后，地缘政经矛盾就已经开始增温。鉴于前述之因，所以多数人了解，中美大国之间并不容易出现航母舰队对抗的冲突态势，所以合理的解读便是：中国航母成军并不是冲着美国而来，它将用于解决周边地区、吓阻邻近地缘国家的战略意图，而对象大概也就是日本、台湾、菲律宾等一系列东海、南海问题的参与者。
中国需要航空母舰背后的战略意图既然是与周边政经冲突有关，那未来可能的影响又是什么，对此，若我们将此个案投射至近代历史，我以为有两个类似的案例可资参考：第一，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五国海军公约”的历史脉络，当时英、美、法、日、意等五个国家对军备竞赛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又牵涉到1936年伦敦第二次海军军备公约的英法意等三个国家之间的战略规划，这导致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之前为维护地缘战略优势而试图建立有限海军，最终让英德两强陷入冲突，德国为了确保大陆优势而欲运用有限海军来对英国海权进行牵制，但反而刺激英国运用外交、军事等手段对德国进行包围，这一连串的事件演变非常值得我们反省。
第二，日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陆军和海军的建军发展似乎也因为地缘战略而延续英德军备竞赛的做法，日本帝国海军舰队南进的目的在于维持国家经济生命线，而背后的动机则是其在东北亚地缘政治和经济受到挤压。为什么当时日本人急着动手？因为亚洲大陆的优势受到当时中国快速发展的挑战（国民政府时期的“黄金建设十年”），日本以为若晚一点动手，中国就更难处理，而一旦对中国采取行动，则又将整个东亚带入战火，并引发英美介入，最终导致事态扩大而难以收拾。
今天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影响，比当时“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更难以被忽略，而当前中国的国力也达到近代的高峰。所以，当习主席宣布要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国家发展重点的时候，周边国家所想的不是祝福中国顺利实践政策目标，而是想着如果中国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了，国家力量上扬之后，我们该怎么办？中国会如何对付我们？
所以，在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当中国2011年海军先行动作，2017年提出这个国家建设的梦想，把这两个议题链接思考，得出来的推论便是：一旦中国具有充足的国力去实行它的战略意图，其他国家想要阻止就来不及了。各国的不安全感来自于此，造成中美贸易战的缘由及相关国家所采取的态度，我认为也来自于此。
虽然整个战略意图大致如此，但是处理作为一开始就把中美贸易战定位为全面对抗，是不是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现在答案很明显，不容易。如果把中美当作贸易问题，在贸易单位或商务部门以技术问题来解决，而不是直接表示将之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的高度，或许能够获得缓冲。但大陆当局一开始就定位为国家安全问题，使用的方法、推出的阵仗就不再是技术问题，无法模糊处理，因为这是属于国家命运归属的问题。我觉得太早把这个问题定位为敌我斗争，去全面对抗，有些过激。
以前的斗争是既联合、又斗争，这是对的，但现在的中美贸易战中不容易看到联合，而主要讲的是斗争。也如在两岸关系里，也是斗争多过联合，这就升高了矛盾的激烈程度。如果是在周恩来时代，联合远远多过斗争，这才是“斗而不破”的原因。中美关系也应该适用于这样一个规律，当周边的国家看到只有斗争没有联合的时候，会如何抉择，选择一个不确定的大国还是一个获得既有霸权的大国，这是两难，选哪一个都不适合。
对台湾最佳的策略，是在安全上得到美国的支持，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又非常需要中国大陆市场的红利，清楚的选边站不是最佳选择。但现在我们的选择方式不是最佳方式，而是次佳方式，但目前因为大陆对台湾一连串的作为，使得台湾当局基于内政和外交的思考，不得不作出次佳选择。这是很遗憾的，是本来不应该作出的判断。我希望这不是固定的路线，而是一个可以动态调整的结果，也就是当前两岸关系若再多几个“发夹弯”我觉得对两岸关系来说，这都不是一件坏事，让我们可以从次佳选择中跳出来，在两个大国之间增加我们的灵活和弹性。
现在这种缺乏弹性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在1970年代成长，当时是冷战的后期。我们在反共抗俄的教育下长大，经历过两岸关系中负面的环境，不希望这个情况再次上演。同时，我也觉得要重现那个情境很难，而且向1970年靠近也是悲剧。如何维持我们的弹性？台湾需要在美中之间维持我们的战略空间和战略选择，我们更期望大陆方面能够理解台湾，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战略机遇。台湾一旦被迫做出选择，将是一个产生长期效应的选择，比如说台湾选择一边倒向美国，即便特朗普败选，新的美国总统上任，北京方面也不容易忘记这笔帐。大陆现在的政治结构和民族主义的气氛，更让它不会站在超脱民族问题、关怀人类阶级问题的立场上思考，如此一来，两岸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将越来越难获得好的结果。
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
许信良：谢谢张弘远教授，接下来请百达发言。
张百达：台美及两岸关系 应取得新的动态平衡
回顾近两年来美中台三角关系的急遽变化，情势之复杂，似已超越人们的理解与掌握。个人提出以下三点观察：
首先，是美国视中国大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相较于北京当局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去年底特朗普政府的国安战略报告却将中国（及俄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反映美国当局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中国、对美中关系的定位，以及随着中国大陆发展所产生的对于区域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不安与疑虑。
除了治理模式与政治文化的差异，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与经贸争端外，相较于北京当局处理朝鲜半岛议题提出“双暂停”与“双轨并进”的建设性思路，近年来，北京在处理涉及东海、南海及台海等周边议题时，采取往往容易被外界视为较具扩张性或威胁性的行动策略，或使美国对其长期—特别是亚太地区所享有之独尊地位受到某种程度的威胁与挑战。
为了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除了美国国会大力推动强化提升台美关系的友台法案，特朗普当局更将台湾纳入所谓“印太战略”一环；大陆方面则视此为美方打台湾牌，并对当前台湾当局的战略走向表达高度关注。然而，大陆一方面担心台湾是否对美、日采取一面倒策略，却又单方面设置对话障碍，未能正面回应蔡政府的善意及努力，近期更不断采取各种形式的政军压迫策略，恐陷战略逻辑的自我矛盾与恶性的封闭循环。
其次，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与影响。中美贸易逆差是长期性的结构问题，也是世界分工体系下的发展结果。事实上，不仅某些享有高端技术与知识产权的美国公司（如苹果手机）在这个产业价值链中获致庞大的利益，并列入前述中美贸易逆差的额度中，以往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也为包含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提供各种物美价廉的民生商品。
目前中美经贸摩擦仍呈现持续升温之势。外界或认为这并不仅是单纯的贸易问题，其中还涉及前述中美战略竞争考量，近来甚至出现“联俄制中”的倡议。但亦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目的在于兑现竞选期间提出的增加就业机会、扫除贸易障碍、增进知识产权保护和开放中国市场等目标，故一旦中美双方达成某种程度的交易，当前中美贸易战软着陆是存在可能的不同判断。
不论结果如何，面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台湾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波牵动经贸产业结构重整的世纪变局中，抵御潜在风险并寻找可能的机遇，其中包括对大陆政治经济与社会面的全面性评估，以及如何应对未来可能面临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压力。此外，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则属两岸双方共同、恒久的战略利益。
第三，是美国友台法案陆续出台的后续效应。综观目前发展，不论美国国会通过何种具体操作的法案内容，或仅作为立场声明的意见表述，最终端视以白宫为首的行政部门究竟如何衡量评估，并将采取何种实际作为而定。基本上，其主要仍以“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作为处理涉台事务的政策指导原则，但在行政裁量范围内，则有朝积极发展的空间。
面对大陆政军等各种压力，台湾对提升台美关系有所期待本属正常反应；但北京当局究竟将会如何回应，亦为制约华府—台北互动关系的重要因素。例如，2016年底蔡川通话的结果，引来北京当局挖我“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的报复行动。此外，即使美国等友台国家强烈支持台湾依例参与WHA年度活动，但台湾接连两年持续受阻于WHA门外，却也是严酷的政治现实。
因此，台湾在推动发展台美关系时，是否更侧重实质成果而非过度关注形式效益，以及如何在台美—两岸关系之间取得新的动态平衡，做好对北京因素影响评估，则是相关行动方所需思考的课题。
除了前述美中台大三角关系外，对于当前中共对台政策及实际作为，提出一些个人观察：
首先，是“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确立。从中共十九大与今年初大陆对台工作会议，“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依然是主导当前大陆对台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然而，其中亦面临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在“政策目标—行动方案—实践结果”究竟能否协调统一、准确落实的问题。
如就当前情势观察，或可概括为：“民间武统、官方维稳、软硬兼施、有所作为”等特征。即使部分激进网民“武统”声音或有跌宕起伏，但至少目前看来北京当局依然坚持以“和平发展、融合统一”作为当前对台工作的主要路线，展现一定的战略定力，并于不久前的“连习会”中再次重申。除了提出“卅一项措施”与“同等待遇”等政策作为，以争取台湾民心；另一方面，在涉及主权或原则等政治问题上，则又采取强硬坚定的立场。
其次，就实际作为部分，概分以下三个面向来看：
（一）军事面：朝实战化的军事斗争准备。近年解放军于台海周边活动频率与强度不断增强，其固然随着解放军现代化进程与投射能力提升有关，但同时亦为演练一旦台海周边有事时，如何遂行“反介入/区域拒止”等行动的实际演练。上述演练及活动，不仅朝例行化与常态化方向发展，亦随台湾政情变化、台美关系或其他外部势力的相关活动，而采取具针对性的反应作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和平统一仍是北京对台优先政治目标，但在“防范风险”的政治思维以及“实战化”的建军思想指导下，其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则是不断强化，其中包括扩编海军陆战队规模、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整建遂行立体作战与投送的（武装）直升机部队以及筹建各式两栖作战载具等。
（二）政治面：持续强化国际两岸一中框架。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本应透过对话协商以探求和平解决的可能。但对岸因蔡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这四个字，片面中断两岸相关对话机制，并在国际空间逐渐升高斗争态势。除了阻挡台湾参与WHA等国际组织活动、施压我“外馆”更名外，还提出要求国际民航业者更改我方名称等作为，而非致力寻求两岸僵局之化解，令人殊感遗憾。
此外，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力发展以及所享之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其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及我方“邦交国”之影响力日增。一旦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或再次出现其他相关争议时，则北京当局可能采取进一步限缩我方国际活动空间（如WHA、取消台中市2019年东亚青运会主办权），或采挖走我方“邦交国”方式，以作为政治报复。
（三）经社面：全力推动两岸经社融合发展。自从二月底“卅一项措施”提出之后，大陆许多省/市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方案。尽管当前两岸官方交流中断，甚至不时出现解放军机舰绕台或是双方在涉外领域迭有摩擦或冲突，但这并不影响北京当局推动“两岸一家亲”、对在陆台民提供“同等待遇”的既定政策路线。包括居住证在内的“同等待遇”政策近期持续推动深化，这固然传达北京当局对台政策的稳定性与积极性，亦展现其战略自信的一面；另一方面，则象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依然是北京对台政策的主要基调与优先选择，而非附从中断大陆改革开放发展进程，并导致两岸社会长期仇视的“武统”主张。
然而，如果当前两岸僵局不能尽早化解，则不仅大陆方面所期待的开启两岸政治对话乃至签署“和平协议”等政治倡议根本无从谈起，在两岸相关分歧不能获得有效控管以及避免误判情况下，若再加上其他外部因素的介入，随着双方不时引发的政治摩擦或民意对抗，如“85度C事件”，不仅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正向发展与积累，亦将侵蚀北京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政策的成效，甚至可能导致两岸双输的局面。
许信良：接下来有请林文程。
林文程：台湾不是问题制造者 两岸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大陆的态度
我认为两岸关系面临的是机遇还是挑战，取决于北京的政策。
最近两年多以来，北京对台湾的打压一波强过一波。我觉得这有两种解释：第一，大陆对台湾社会完全不了解、对蔡英文完全不了解、对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台湾人民完全不理解，台湾人民的习性是不在压力下屈服；第二，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傲慢，自认为筹码比台湾多，以为时间站在大陆这边，因此不管台湾喜不喜欢，就只管打压，这种态度和思维和目前北京对待香港的政策一模一样。如果是第一种情形，那两岸关系可能不算坏，不了解没关系，政策可以调整，两岸关系还有回旋的余地。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大陆认为两岸的情况已经有利于大陆，不管台湾受到打压后怎么想，那这样的两岸关系就是充满悲观的。正如董事长讲到，如果大陆对两岸关系不理性，两岸关系也不会转向温和，也不会出现机遇。
许多美中研究的专家都提到，现在两岸关系的问题在于中国大陆，而不是台湾。现在蔡英文已经受到了很多挫折，她面临内部不小的压力，因为她对大陆 “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但未获得来自大陆的善意回应，因此台湾很多人批评蔡政府不应该这么软弱。所以，美国并没有把台湾视为问题的制造者。
我的发言很简单，就到这里。
许信良：接下来有请开太。
唐开太：只有美中和解 两岸才有可能融冰
谢谢董事长和罗执行长。刚才从几位先进的发言中受益良多，我也发表几点感想。
第一，目前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已经没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差异了，把中国大陆视为战略竞争者似乎成为了两党的共识。就算特朗普下台，新的总统上台，去修改对华战略也会存在许多局限性。
第二，大家都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强权和现有强权之间爆发冲突的情形，从特朗普开启美中贸易战的连串做法来看，他是想通过中等收入陷阱来破解修昔底德陷阱，让你的经济增长没有办法到达那个程度，就没有办法来挑战美国的地位了。美国想用经济摩擦冲突，来化解未来军事冲突，所以，未来美中在经济以外领域的互动也是我们需要密切注意的。
第三，美国想要部署印太战略，中国大陆则想推动一带一路，看起来这二者会造成对撞的态势，但这是否意味着美中双方的战略对撞还需要很多实质的东西（substance）去补足，我们也需要时间去观察。现在比较奇特的地方是，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他必须支付霸权稳定里所谓的“公共财”（public goods）,但是现在美国支付意愿在下降，他鼓励大家进行责任分担（responsibility share）；一带一路则是中国通过共同的利益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这两套理念的发展，将会影响其他国家加入或追随这两个集团。
第四，涉及到美中台三边的关系。过去的美国是不会做两岸之间的调和人，而是处于比较超然的位置。但是现在的情形之下，未来两岸出现矛盾的时候，美国也很难做居中调和的工作。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最后，习近平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一直担任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我们发现他具有战略的能动性，比如说习马会的举行等。以目前北京对台湾强硬的态度来看，未来事件经历“发夹弯”的可能性在减少。美中台三边关系想要融冰的话，从目前的研判来看，只有美中和解，才有可能带来两岸融冰。正如南北朝鲜的和解，也是美国主动先与朝鲜和解，才能实现的。但美中要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才能达成和解，这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观察。
许信良：接下来有请忠信。
陈忠信：台湾在中美贸易战中有可能双重受害
冷战期间，70年代美国“联中制苏”时，可以说是其对华政策、也是对台湾命运很关键的战略范式转换（strategy paradigm change），那是一个地缘战略观的改变。现在中美贸易战，我认为也可能是一种战略范式转换，至少很多迹象往这走。然而，台湾不会是构建新的战略范式（paradigm）的主导者，顶多是其中的一个要素。然而，其变化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与后果，不管好的坏的，台湾直接间接都要承受。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有可能被左右夹击、双重受害。因此，如何在这个不很确定的形势下掌握有利于台湾的形势，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最近一些因缘，在整理台湾过去三四十年来的社会思潮变化。我注意到，七十年代一开始，当时的东亚形势激发台湾、北美的“钓运”。后来在北美，其中一股力量转变成“统运”。当时文革吸引国际上很多革命热情，从台湾去美国留学的华人也不例外，而当时很多留学生对国民党是不满的，他们认为国民党对美日强权太软弱，所以很自然寄希望于革命领航者的中国，转向“统运”。但是，“钓运”中有一批人对统一没有那么热衷，当时大陆文革刚要走向尾声，他们关心台湾的问题更胜于统一，他们是“左派”，推动“左运”，不是“左统”也不是“左独”。当时，台湾反攻大陆的想法大概只剩官方宣传时才被提到，没人提了，而当时大陆正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要“联中制苏”，这样，要提武力解放台湾也是很麻烦的事情。两岸问题的纠结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所以各种想法开始涌现。例如，当时以芝加哥林孝信他们为首的一批“左运”人士认为，在统独问题上争执不休并不符合台湾人民现实的要求，民主才是台湾人民的出路，他们认为，没有民主的统一，对乡亲幸福毫无助益；没有民主的“独立”，也只是悲惨现状的延续。他们对统独问题提出一个很有辩证性思维的想法，一个十六字箴言：“不统不独，既统又独，统中有独，独中有统”，听起来像和稀泥，但仔细玩味，其中包涵了很多可以认真思考的要素。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以后三四十年来，像这种有点辩证思维的想法大多没有向可运作的方向去努力。
现在美中贸易战会怎么发展，还没完结，但一定会冲击两岸问题。在此冲击下，两岸也有可能处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转变会怎么发展不确定，在这形势不是很明朗的情景下，我想起七十年代北美一些留学生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提出来当“天宝遗事”，也许可以刺激一下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甚至朝向一些可运作性的方向去思考，那也许是对当时热情思考问题的前行者的回应吧！
许信良：中美应理性对待冲突 避免发生可怕的热战
我们第一轮的讨论就到这里，在第二轮讨论开始之前我先提出一些个人的想法。
刚才忠信兄所说的“不统不独，既统又独，统中有独，独中有统”这种想法，我也曾在大陆举行的某一次研讨会提过。现在我们讲“统合”，全世界最合理、最进步的统合发生在欧洲。曾经有人建议用邦联制来处理两岸问题，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可以用过时的、落伍的方式来解决两岸问题？欧盟的统合方式，就是“统中有独，独中有统”，这是非常先进的方式。处理两岸问题有几个基本原则，首先就是不能更改两岸的既有体制，尊重既有体制就是“独”，再来就是尊重“中国”这个概念，这就是“统”；我个人曾经主张两岸成立一个“中国议会”，正如现在的欧盟议会，作为具体的“统”的机构。
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这是世界政治的理性时期。现在的美中对抗与当年的美苏对抗有很多的不同。当时的苏联没有民意问题，但现在的中国首先需要在意内部的民意，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敢也不能忽视民意。这就是现在美中对抗和当年美苏对抗的最大区别。苏联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倡导国际主义，但中国百年以来都是民族主义当道，今天民族主义的气焰更加高涨。
另外的不同就是，美苏对抗时期，苏联已经没有扩张的意志了，但中国大陆目前还有很强的扩张影响力的意志，所以今天的情势比当年更危险。
一战和二战的间隔，不到三十年。一战死伤几千万人。一战的悲惨，并没能吓阻二战的发生。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核战的恐怖就一定能防止核战的发生。兵学大师克劳塞维兹说，战争是政治的延长。所以，当对抗的政治结构不能化解，战争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中国大陆在过去一段时间武统的声音很强，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坦白讲，这种声音非常不理性。根据美国解密的文件，五十年前823炮战的时候，美国参谋总长就建议把核武器送给台湾，所以，在美中对抗的形势之下，台湾如果要拥有核武器也就是几小时的事情。根据修昔底德陷阱的论点，中美之间很可能真的引起热战，而台湾海峡最可能就是引爆热战的冲突点。
这是我个人的浅见，现在把时间再交还给在座的各位。
赵春山：多讲“同”少讲“异” 台湾应积极回应北京善意
我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反躬自省。当时习近平主席在“对台工作思想”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讲到要“心灵契合”、“两岸一家亲”，提出了“深化交流”，提出了融合的概念。从中闻不出对台用武的味道，他提到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但没有提到政治融合。但后来，我觉得要站在北京的立场上看问题。
第一，“心灵契合”、“两岸一家亲”这种话蔡政府讲不出来，反而是柯文哲在讲。我们的领导人在这方面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无论是蔡“总统”还是赖“院长”都讲不出“我们是一家亲”、“自己人好办事”的话，对岸看到这个情形，除了逼你就范之外也没有办法。
我曾经提到，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台湾现在所要的东西习近平当年都已经给了。虽然民进党政府认为这是在出卖“主权”，我想马先生对这件事是很生气的，当时记者会上马英九位置摆的是“总统”两个字，对岸对此没有发表意见，不但如此，马英九还能和对岸的邦交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谈一个小时。现在，民进党政府没有对大陆的善意作出回应，那大陆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这种做法就反映了一种恶性循环。我的看法是，大陆根本不必要用武力，用现在这种方式，时间是站在他们那边。
所以我们应该要让大陆知道，我们不是要“脱中”，蔡“总统”的想法很多蓝营的人都不了解，更不用说大陆了，不了解就会产生一些误会，台湾也会认为这是大陆在逼台湾跨越红线，以便大陆速战速决。
我看中评的报道里提到，大陆认为还是要和美国走良性竞争的道路，因为大陆很清楚它的各种软实力、硬实力都不是美国的对手，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太强硬。我们和大陆讲“求同存异”，要多讲“同”，而不要突出“异”，要强调我们都属于中华文化，都是中国人，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少讲，甚至有一些外国人，还鼓励我们和中国大陆对抗，而这些人是我们“总统”的座上宾，那对岸又会怎么看我们？这是我想补充的一些观点，谢谢。
蔡东杰：台湾应利用两岸关系的特殊性来避险
我接下来作几点补充：
第一，就是刚才很多先进提到的冷战，但现在的情形和当年的冷战绝对不一样。美国假装把苏联当对手，苏联却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这也是美苏没有办法热战的原因之一。但现在的中国，是与美国非常接近成为对手的一个国家。
第二，最近虽然北京对台湾做出很多外交上的压迫，但是险峻的程度远远不及1970年代，我们当时惶惶如丧家之犬，当时连美国都和我们断交了。
第三，我们应该努力避险。两岸关系的本质从冲突开始，怎么去解决？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冲突，一条是不冲突。解决问题不是一蹴可几的，而是一个过程（process）：从冻结冲突，到建立沟通方式，再到寻求解决方案，在方案中再决定是选A还是B或C。但是过去几十年中，两岸是从冻结冲突直接跳到寻求方案，两岸之间基本上没有沟通机制，却一直丢方案出来，这是很奇怪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两岸（Cross-Strait relations）之间是特殊关系，两韩是Two Korea relations，他们共同加入联合国之后，就已经是国际关系了，但我们不是。所以北京在这方面有相当高的道德风险，处理国际关系只要讲利益，没有道德风险，但两岸关系不是，这是我们所占据的一个优势，怎么去利用这个风险找到我们的空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张显超：两岸需沟通 尽快找到新的平衡点
非常赞成两岸之间需要沟通的观点。就算北京对民进党有意见，可是北京也要理解，蔡“总统”是民进党内的温和派，所以在双方理性的战略计算中，北京不应该排除蔡“总统”。
第一，目前的美中贸易战中延伸出来的美中台三角贸易，中间涉及到两岸经贸的绝对利益，双方应该有一些默契，尤其是科技贸易的部分，应该像九十年代那样在PNTR美国国会审议做一些沟通，这是一件好事。
第二，就是南海议题。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在开展了，必然会触及到台海、南海、东海，这三个海域都牵涉到台湾，台湾的地缘战略性得到凸显，也涉及到九段线和《国际海洋法》，我们一定会承受压力。台湾在美中的立场有些困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通过对话、沟通，把风险降到最低。
第三，喜乐岛的“独立”公投，这是台湾内部民族主义一个比较尖锐的作为。蔡“总统”的主张是维持现状，可是遇到了选举，就涉及巩固基本盘的问题。现在的绿营内部对于维持现状的善意无结果，几乎翻掉了，现在蔡政府是在苦撑。维持现状对亚太、对两岸、美中之间，是一个最安稳的做法，但是这种承诺不能只靠台湾，需要美中台三方共同达到一个动态平衡，需要对话。如果北京不希望有台海风波，台湾不希望北京骚扰，双方在这一段时间内就需要一个比较正面的对话，我认为透过智库是最好的，来想尽办法找到平衡点，越快越好。
林文程：大陆应鼓励台湾的善意
我补充非常简单的一点。
现在中国大陆的寒蝉效应对两岸关系形成障碍，大陆的学者也已经不敢公开诠释蔡政府所提出的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政策，而是通过国台办主任的观念去诠释。比如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去华府演讲，对两岸关系其实有很多善意，但大陆学者不敢讲。这就成了恶性循环，浮现出来的声音要么是武统，要么就是批判或者负面解读我们善意的声音。
所以我认为，当台湾出现善意的声音时，大陆应该公开鼓励，才能有机会让两岸关系往前走。
唐开太：这是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光明的时代。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一种声音认为还有一道门缝没有关上，有任何一丝机会，我们都要抓住。
张百达：两岸应保持战略定力 避免危局形成
不论隐含霸权思维或寻求绝对安全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终将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抑或是反映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终能够成为引领新时代国际社会的新安全观，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维护台海局势的战略稳定，不仅考验两岸当局的政治智慧，亦事关台湾生存发展与战略主体性。谨提出四点浅见：
首先，要避免意外军事冲突。面对解放军持续现代化以及今后可能日益频繁的周边海空军事活动，台湾除了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外，在当前两岸缺乏相关军事互信机制情况下，有关各方的海空军事活动，应遵循国际普遍的行为准则，相互克制，以避免意外冲突的发生。惟另方面，台湾安全并不能全然凭藉单一的军事要素，还涉及台湾内部团结与士气、在全球产业链的价值地位，国际社会的支持乃至两岸整体氛围等各种因素。由于两岸问题本质乃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如何与时俱进拟订妥适的两岸政略，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关键。
其次，要管控当前政治分歧。当前两岸执政当局都有内部需要处理的重大议题，也包括如何妥善应对来自外部—如中美经贸摩擦所产生的各种挑战与冲击。故不论基于当前整体情势或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统筹兼顾内外两个大局，不仅是两岸双方的共同责任，更符合彼此的共同利益，也攸关着大陆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反之，如果北京当局继续采取僵化的胁迫策略，以其自身所反对、痛恶的霸权主义强加于台湾，而非珍惜彼此的善意，并重新审视对过去扁执政八年所进行的覆盘，恐将再次错失历史机遇，亦不利于世人对中国大陆此一崛起中的新兴区域强权的期许与祝福，更与其所强调之中华文明中的王道精神相异离。
第三，要持续争取恢复对话。两岸双方若要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以便更好地应对各自面临的内外挑战，同时为后续更长远的两岸关系发展预留机遇与空间，则各方面应主动采取克制立场，方有助于管控分歧，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同时积极创造恢复沟通对话的氛围与条件。蔡政府除了提出“既有政治基础”等相关陈述，也始终表达交流对话的意愿；另方面，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7月“连习会”时也提到“两岸同胞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分歧，不应影响两岸正常交流合作，更不应成为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合作的借口”。我们期待如此有助开展新气象的恢弘格局，能够在逐步恢复两岸既有交流对话机制中尽快加以落实，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两岸民众的期待。
第四，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基于政府一体的政治伦理与原则，两岸执政当局均有责任作好各自内部所有涉及两岸事务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整合，避免彼此传达错误或矛盾的讯息，从而不利两岸情势的稳定与判断。尤其，目前蔡、习两位领导人的两岸政策论述并非全然没有交集，相信双方也都期待两岸关系能够朝向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而非陷于不断内耗或冲突的局面，或因受制外部因素乃至走向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期待两岸当局均能展现足够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承担，在争取两岸僵局得到化解之前，双方更应保持战略定力，避免危局的形成，才能保有今后两岸关系开启历史新局的可能。
许信良：结语
非常感谢中评和我们共同举办这个研讨会，也感谢各位出席的专家学者提出非常杰出卓越的见解。
我最后还要再强调一次，不要以为核战的恐怖就能避免热战的发生。今天的美中对抗比冷战时期更危险，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正随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势而前所未见的强大高涨。就美国的感受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比当年的苏联大得多。所以，现在更需要通过理性去寻求共同点，从根本上消除对抗的政治结构，美中关系如此，两岸关系更是如此！
谢谢各位。
评论员简介：
许信良：政治大学肄业，后考取国民党中山奖学金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修读哲学。大学时加入中国国民党，1977年因违纪参选桃园县县长（当选）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91年后两度担任民进党主席。现任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
赵春山：政治大学东方语文系学士、东亚研究所硕士、政治研究所博士；曾任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教授、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现为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
陈忠信：曾任美丽岛杂志执行主编（1979），民进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政策会执行长兼中国事务部主任、民进党副秘书长、“立法委员”、陆委会谘询委员、海基会董事、“国家”安全会议谘询委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国家”安全会议代理秘书长等；现任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董事长。
林文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学士、外交所硕士，美国塔夫茨大学佛莱契尔法律外交学院博士；曾任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长、“国安”会谘询委员、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海基会顾问等；现为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
蔡东杰：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曾任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日韩总合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任中兴大学法政学院院长。
张显超：台湾大学法律系法学组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较法学硕士和法学硕士、法学博士；曾任陆委会法政处研究员；现任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执行长。
张弘远：东吴大学国际贸易系学士、政治大学东亚所硕士及博士；曾任中华欧亚教育基金会研究部副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助理教授；现为致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
唐开太：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曾任中华欧亚基金会研究部副主任、台湾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执行长、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等；现为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执行长。
张百达: 前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副主任，现为两岸政策协会副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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