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相平：民进党重构台湾历史记忆未必见效
中评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 海涵）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承办的“‘台独’‘去中国化’历史教育批判”座谈会在京召开。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应邀出席并以“‘历史记忆’和‘去中国化’”为题发表谈话。他表示，民进党当局通过寻找多元“祖源记忆”、结构性失忆、“重排照片”与“了断”他族群之历史记忆、传播说服：多层次多管道解构和重构等路径重构历史记忆。但是，基于种种原因，民进党新当局通过重构台湾历史记忆，以消解台湾人旧有的认同、建构新认同，为“台湾独立”奠定思想和心理基础的目的却未必可以实现。
刘相平指出，民进党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中遭受重大失败，面对新的民意，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做一些政策调整。我们希望民进党放弃其文化“台独”政策，但我们不能一厢情愿，他们变本加厉推动文化“台独”、上演“最后的疯狂”的可能性在增加，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予以反击和反制。
他认为，民进党当局重构历史记忆的方法与路径有以下几种：
其一，寻找多元“祖源记忆”。刘相平说，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存在天然的纽带，中华民族是其主流认同，但台湾也曾先后经受荷兰、西班牙、日本的殖民统治，殖民痕迹和遗留也十分明显，一些人具有这些殖民主义母国的认同也是事实，但这毕竟是支流。在台湾的政治力影响下，这个支流受到特殊的对待和凸显，近年来甚至显现出“覆盖”中华民族认同的企图。当前，台湾岛内在“祖源记忆”方面，主要是华夏文化与日本大和文化之间的博弈，虽然，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假血缘”而已。
其二，结构性失忆。刘相平指出，“结构性失忆”这个名词，主要是由于英国人类学家古立佛（P.H. Gulliver）的研究，而广为社会人类学界所知。他在研究非洲Jieie族的亲属结构时，观察到他们家族的发展（融合或分裂），多由特别记得一些祖先及忘记另一些祖先来达成；他称此为“结构性失忆”。这与当下台湾的情况十分类似，问题的关键在于：“共同过去”出现了分歧。在台湾，不同的族群具有“共同过去”也有“不同的过去”，但在某些力量的操纵下，“不同的过去”被无限扩大。在当下的台湾，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很少被提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人问津；就是与台湾有直接关联的郑成功、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也被排除在“记忆”之外；而蒋氏父子及其领导团队，则因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被贴上恶形恶状、狰狞恐怖的面具，他们对台湾的贡献则完全被湮没……而另外一些人，即使对台湾烧杀抢掠，即使对台湾没有太大的贡献，却在某些人链接“假血缘”心理作祟下，以“正面形象”粉墨登场。2016年蔡英文的就职典礼上的表演，是典型的代表。
其三，“重排照片”与“了断”他族群之历史记忆。刘相平表示，即使在家庭这样基本的人群单位中，人与人间的凝聚，都需借着经常庆祝该人群的起源（结婚纪念日、家庭成员的生日等），并借著述说家庭故事（有时需要靠照片、纪念品之助），来维护及增强集体记忆。随着家庭的发展，有些往事不再被提起，有些照片被毁弃，家庭照片簿被重排。这都显示着家庭成员间的凝聚，也需要经常以集体记忆来维系，而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变也赖重组“过去”来表现。在当下的台湾，随着不同政治力量的此起彼伏，族群间“重排照片”不是重点，因为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它也不是为了“让自己解脱”而“了断”自己的历史记忆，而替对方“了断”其历史记忆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成为“新常态”，国民党“执政”是如此，民进党上台后则以牙还牙、依法炮制。“了断”的方式无非是“对一件规范的真实事件预先规定其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凡是不许存在的东西，就不能存在”。
其四，传播说服：多层次多管道解构和重构。刘相平指出，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传播说服”是利用信息传播或沟通的方式来改变人们态度的过程。它包括一个传播者，一个信息的接受者，以及传播者对接受者传达有关信息。社会现实造成的利益环境，是激起某些集体记忆的主要动因。这些集体记忆由社会精英提供，并借由种种媒体（如报纸书刊、历史文物馆、纪念碑、历史教育等）传播，以强化人群间的根本感情。在李登辉、陈水扁等人的操纵下，台湾当局通过修改教科书、调整各级教育体系，对历史展览馆的内容进行调整等“正式管道”来使少数人的“集体记忆”成为多数人的“集体记忆”。
刘相平认为，民进党新当局重构台湾历史记忆的主要目标，在于消解台湾人旧有的认同，建构新认同。但是，民进党新当局通过重构台湾历史记忆，以消解台湾人旧有的认同、建构新认同，为“台湾独立”奠定思想和心理基础的目的却未必可以实现。究其原因，有以下六种：
第一，中华民族认同根基稳定。刘相平表示，日本统治台湾25年之后的1920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矶雄到台湾考察，发现“日清战争以来……台人毫未同化于日本”。迟至1939年，日本人在台湾总督府内部参考资料的《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的总序中还说：“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尹章义教授认为：当时，台湾人普遍具有“汉民族意识”，“视中国为祖国”。这是对民族认同“根基论”的证实，而且，这种“根基论”在当下的台湾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中华民族史观”下的历史记忆不可能被“了断”。刘相平说，在当下的台湾，替对方“了断”其历史记忆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成为“新常态”。然而，既然有了为他人“了断”，就必然有防止他人为自己“了断”，两者之间的矛盾、猜忌和对立一定是相反相成。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如果始终存在着鲜明的反抗和阻力，我们则可以期待重复，期待彻底完成那些总是同样的仪式化的、集体化的过程”，“阻力越大，通过行动（重复）取代回忆时所获得的成果也就越多。”这在台湾2006～2007年“去蒋化”及最近一次“课纲微调争议案”的过程已经充分展现出来。
第三，日常生活中的“中华传统”会持续发挥作用。刘相平指出，在台湾，面临着危险的“中华传统”肯定会持续发挥其作用。“历史意识包含的总是多于它所能认识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历史意识中有一种盈余；传统超出了我们能够了解于它的程度”。
第四，城市建筑和空间承载的中华历史记忆难以磨灭。刘相平表示，我们总是在历史的城市建筑群的框架之内活动的，从建筑史和城市建设角度看，这些建筑群可能是没有历史和没有面貌的，但它们却总是在以水泥、砖石和沥青的形式代表着物质化的历史时代。空间、高楼大厦和城市，都具有毫无疑问的和不言而喻的性质。恰恰是它们的这种性质，让人们很少注意到它们作为无意图地表达着历史的媒体而具有的功能和强大效果。
第五，“资源”的取得与分配的作用。刘相平说，生活在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多变的现实社会中，为了个人或群体利益，个人经常强调或调整自身的认同体系。这个过程，与个人社会记忆的累积与调整互为因果。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些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被选择、强化，造成个人认同体系中某种认同被强化，个人因此得与其他宣称此认同的人共同追求群体利益。个人与族群内外人群的互动经验、也影响个人哪些记忆被强化，哪些记忆被获得、修正或遗忘，如此造成个人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迁。
第六，历史正义的评判。刘相平认为，对台湾而言，在哪一种语言系统（中文、日文、英文）里寻求“历史正义”的评判，是其政治人物和文化菁英必须面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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