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以结构性改革筑牢长期发展根基
中评社北京12月19日电／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如何正确理解改革？如何通过协调改革和有效的宏观管理，在经济增速下滑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甚至实现弯道超车？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如何在妥善处理资产价格泡沫、防范金融风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维护汇率稳定等多个政策目标之间实现平衡？就此，中国经济时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余永定。文章内容如下。
全面理解结构性改革
问：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人们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改变中国、某种程度也改变世界的伟大历史进程。您作为经济学家，怎样理解改革？
余永定：对改革、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界和媒体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在西方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包括深化资本市场、发展更为富有竞争性和灵活性的产品和劳动市场、培养熟练工人队伍、增加研发和新技术投资、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制度、鼓励企业家精神等。在使用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的同时，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也常常使用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的概念。结构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两者在国际上是经常混用的，但前者的含义略宽广一些，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改革计划（SAP）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获得贷款的条件，其具体内容包括贸易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竞争政策、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方向性调整，如要求受援国提高利息率、减少财政赤字和汇率浮动等。
西方国家所说的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我们所理解的结构性改革是一致的，但中国式结构性改革包含更多体制改革内容。中国面对的经济问题更为错综复杂，在讨论短期或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时，为了方便，经济学家往往把相关问题分为两大类：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和宏观需求管理或调控。凡无法用宏观经济政策解决的问题就称之为结构问题。而为解决结构问题进行的改革则称之为结构性改革。
问：现在学界说得更多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余永定：“供给侧”一词源于日文，是日本人把“supply side”翻译成“供给侧”的。在结构性改革之前加上“供给侧”这个定语，应避免对结构性改革内涵的理解发生偏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供给侧”才有“结构性改革”，“需求侧”不存在“结构性改革”，或只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重要的。例如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可以算是“结构性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投资。为鼓励和支持创新投资所进行的公司体制和融资体制改革，很难被简单归入哪一“侧”。
人们常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比如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按我的理解，应该并非是指这些任务本身就是结构改革，而是说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同时，也不一定非要把为完成这些任务而进行的结构性改革统统归入“供给侧”。例如“去库存”不仅离不开结构性改革，而且也离不开宏观需求管理。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有全面的理解。第一，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长期问题，但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短期问题。第二，“供给侧”非常重要，但不意味着“需求侧”不重要。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在执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时，应该防止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对企业进行不当干预。只有避免机械地理解“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才能防止各级政府为了完成层层分解下来的任务，越俎代庖，用行政命令手段解决本应由市场和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解决的问题。
问：结构性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关系应该怎样对待？
余永定：结构问题一般是长期问题，结构性改革的效果一般要通过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其影响的存续时间也较长。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进展始终不尽如人意——这也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决策者强调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完全正确的。结构性改革会更多地影响到公式Q=F(K、L、t)所表达的供给面，并最终体现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结构性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在理论上无矛盾：结构性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相辅相成，并不相互排斥。比如为了增加消费需求，除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如减税，还须完善社保体系，后者正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反之，在全面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并不妨碍必要时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硬着陆。但在实践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个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利弊取舍问题。如何取舍则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我们希望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但消费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于是可能就不得不提高投资增长速度。中国的投资率本来就已经过高，进一步提高投资增长速度可能会导致投资效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为了保住经济增长底线，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进一步增加投资。比如尽管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为了治理污染，我们可能不得不关闭一些企业。经济学家有责任说明相关抉择的利弊。至于如何取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决策者的问题，经济学家无法也不应置喙。
如何看待中国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被称为“中国奇迹”。但近年来已经从10%下降到目前的6.5%左右。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经济将是L型”。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余永定：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在下降，从过去30年的10%降到了增速较低的“新常态”。但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个“慢变量”而不是常数。目前，中国的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排除现实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一方面是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另一方面是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降，两者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中国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
问：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
余永定：学界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新常态”下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7%左右。我也长期赞同这种观点，但现在已经不再如此肯定。如果认为中国现实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存在两种可能性：对长期潜在增速存在低估或对现实经济增速的统计存在高估。
由于数据的不可靠性和问题的专业性，我们只能更多依靠直觉和经验判断中国目前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间接依据有二：物价指数和失业。中国有三个重要物价指数：CPI、PPI和GDP平减指数。从物价指数的角度来看，很难因CPI微正而否认中国的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一判断。事实上，许多国家在经济衰退期间都存在PPI为负和CPI微正的状况。中国的城镇失业统计缺陷严重，再加上人口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不一定能说明问题。作为失业指标的替代，可以观察中国的产能利用状况。
问：权威人士曾指出，中国经济运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您怎么看？
余永定：说经济运行是“L型”，人们会问两个问题：第一，L型的横画是指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某种平衡状态？第二，中国经济现在是运行在L型的竖画上还是横画上？如果L的横画是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且中国经济已经到达L型的横画，中国就没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而应该集中力量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L的横画是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某种平衡状态，中国就必须采取有力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陷入或打破这种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平衡状态。权威人士没有明确回答上述两个问题，这给经济学界留下了一些悬念和辩论空间。
判断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至关重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意味着中国目前面临双重挑战：一是遏制潜在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二是使现实经济增速尽可能接近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就总量而言，目前中国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结构而言，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主要是房地产投资，一度还有出口。解决需求方的这两个问题的手段，则是宏观需求管理。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要素投入，比如资本和劳力。为了提高潜在经济增速，除了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中国还必须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速、降低资本-产出率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而要实现上述目标，一项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就是改革。
加强宏观管理应对“稳中有变”
问：现在的经济形势“稳中有变”，国际国内环境都出现了新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改革和宏观管理的关系呢？
余永定：对冲外部经济走缓需要做好扩大内需准备，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保持总需求稳定，从而对投资、商业信心、就业等一系列关键经济指标起到支撑，把杠杆率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认为投资就是“放水”，甚至是“大放水”，这是误读。“大放水”自然有负作用，但经济需要释放潜在动能，消除制约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问题，同时投资带动内需，扩大就业，才能把一盘棋走活。如果在未来五年中，能够根据“十三五”规划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不仅可以抑制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而且能够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如果中国不抓住目前的大好时机，不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可能错过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不是常喜欢说“弯道超车”吗？这就是一次“弯道超车”的绝好机会。
问：人们会不会担心，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将使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之类的“旧经济”被拯救，使“僵尸企业”得以苟延残喘？
余永定：中国钢铁行业中肯定有不少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企业，中国钢铁行业规模大、生产集中度低。但钢材品种极多、生产方法各异，很难说钢铁行业就一定是旧经济，否则欧美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进行反倾销，保护它们的“旧经济”呢？
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对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需求增加，这些有需求的产能就不能说是过剩产能；如果原来处于亏损状态，勉强维持的企业现在转亏为赢，这些企业就不是“僵尸企业”。只要尊重市场规律，在任何宏观经济形势下，应该消失的“僵尸企业”自然会在竞争压力下消失。
问：复杂的经济形势会对结构性改革造成什么影响？
余永定：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则很难说。形势不好，背水一战，可能推动改革；但投鼠忌器，顾虑重重，则可能影响改革。形势好，缺乏紧迫感，安于现状，可能影响改革；但掣肘减少，回旋余地大，则可能加速改革。
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稳定经济增长，总体上应有利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加强宏观需求管理与深化和加速结构性改革并无矛盾。结构性改革必须应对多方面的挑战。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够成功，首先取决于改革方案本身设计的合理以及是否能够在实施过程中实现各种利益的再平衡。
不干预破“7”预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问：中美贸易摩擦给全球经济增加了变数，对资产价格、资本市场、汇率等人们关注的焦点，您怎么研判？
余永定：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将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理危机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巨大挑战。宏观政策中的对内政策组合是正确的，比较适合当下经济环境，但鉴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需不确定性仍是后续宏观经济走势最大的不确定性，对外的政策组合还需要调整。
美联储经过了多轮加息，美元资产收益率逐渐提升，这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大多存在或多或少的货币贬值压力。中国继续让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不会利用汇率作为解决贸易摩擦的工具，这一表态已经说明央行在汇率改革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决心。
目前恰恰是汇率实现自由浮动的良好时机。除非极端情况，一般央行没有必要干预外汇市场。除资本管理外，汇率贬值是抑制资本外流、平衡国际收支的一种重要工具。更重要的是，以中国目前的形势，人民币很难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在目前情况下，动用外汇储备稳定汇率是得不偿失的。
问：人民币汇率会不会破7？
余永定：我觉得存在破7的可能。但6.99和7有何区别？为什么不在6.99附近焦虑，而在7附近焦虑，完全是一种心理问题，同经济基本面没有任何关系。
市场的真正问题大概是：在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压力的情况下，央行会不会干预？如果破7，市场大概会认为人民币还有进一步贬值的空间；如果现在不破7，市场大概会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民币不会进一步贬值。这种“人民币在7附近思考”实际上只不过是对央行意图的猜测。
不要夸大破7或者不破7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重心应该在实体经济增长的情况。就当前的形势而言，股市的稳定更重要。如果股市再继续下跌，这对中国经济将很不利。人们焦虑股市，考虑如何让股市稳定下来，这是合理的；对人民币汇率贬值完全不应有什么焦虑。如果从个人或企业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贬值将带来某种损失，则这些个人和企业完全可以采取相应避险措施。
问：贬值会不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余永定：小幅度贬值幅度不会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现在人民币汇率6.9左右，贬值到7，这零点几的变化就会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吗？如果如此小幅度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那就不要谈人民币国际化了，根本不可能国际化。当然，人民币如果一路贬值到8、9，那的确会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但目前的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国是否愿意持有，关键不在于其是否会贬值，而在于该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实力、国际信誉、开放程度、增长潜力，在于该国采取的经济、金融、货币政策是否得当，而不在于汇率一时一地的贬值或升值。当然，一种持续贬值的货币是无法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
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而言，人民币走势是升值。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增速还是相当高的。人民币是除了美元、欧元之外，最受世界欢迎的货币之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和人民币根本没法比。
我们自己不必过多强调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个自然的过程。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助于外贸的正常发展，我没有异议，但不能动用那么多外汇储备来保汇率。早在2003年，我就赞成人民币和美元脱钩，不要盯着美元。2005年脱钩之后，我赞成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到了2015年，我开始主张乾脆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自由浮动，现在依旧这么认为。
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既要稳定金融，又要保持经济增长。现在股市问题比较大，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这里。只要我们还坚持必要的资本管制，人民币汇率就没有什么危险，对汇市不必过于担心。
今后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双向波动，单边上升阶段已经过去了。从短期看，人民币汇率无法预测；从长期看，在相当一段时间保持基本稳定，但可能偏软。但从更长期看，无论如何，人民币将是一种强势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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