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东亚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中评社香港12月24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辅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谢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研究员、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仇开明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研究员与会。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键教授主持，与会者从东亚的角度观察分析，对两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2月号以《东亚视野下的两岸关系》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各位学者好！非常高兴今天与大家在中评社共同研讨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今天研讨会的题目是“东亚视野下的两岸关系”，今天也难得邀请到台湾辅仁大学何思慎教授作为对岸嘉宾，参加今天的研讨会，两岸一家，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
今天研讨会的重点是在东亚视野下对两岸关系的观察。近年来东亚是一个使用率非常高的地域概念，中日韩以及美国等都纷纷成立东亚研究所，或者东亚研究中心，东亚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最早提出东亚概念的是日本学者，但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并没有东亚概念，当时在日本学者的视野里，东亚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在东亚范围里存在着多元文化。
20世纪冷战时期，东亚从来不是大国战略竞争的中心，仅是一个“次”战略中心，但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则开始逐渐成为世界的焦点。推动中日关系的机制性改善，坚持中日韩经贸与投资合作，共同推动包括三边自贸区在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塑造东亚繁荣与和平的基本信念。再就是，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以及两岸关系发展对东亚地域的影响等日趋提升。面对当前中美贸易对冲与中日关系改善动态下的台海走势，两岸学者更需要担任起沟通与对话的桥梁作用，为彼此的客观和理性认识注入正能量。
何思慎：日本对美、朝接近的期待与不安
在两韩会谈前夕，金正恩表示停止核试及飞弹试射，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对话若能启动美朝（朝鲜）关系正常化，困扰亚太安全已久的朝核危机将可望和平落幕。诚然，打开美朝关系将为日本对朝外交去除美国的限制因素，使日朝关系正常化具备前提，但此并非日、朝和解的保证。存在于日、朝间的“绑架日人事件”的合理解决始为日、朝能否实现建交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外，在中、朝会谈恢复，两韩峰会重启，“川金会”更受高度期待之际，再三强调若朝鲜不端出具体弃核行动即坚决对其采取严厉制裁态度的日本在朝核争端中渐陷边缘化的尴尬。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授佐藤洋一郎接受“美国之音”（VOA）采访时表示，日相安倍再会特朗普的目的不外乎是避免成为朝鲜核问题的“局外人”。
然而，美朝关系打开却为解决“绑架日人事件”千载难逢之机会，安倍首相虽趁中、韩、美三国首脑依次与金正恩会谈之势，抛出“安金会”的想法，但在“川金会”成败未定之前，外交上追随美国的日本只能等待，特朗普决不容许安倍先行。
再者，安倍虽欲实现“安金会”，但外交上不能对朝鲜示弱，请求举行会谈，其策略便是透过特朗普施压金正恩，迫使其与安倍进行首脑会谈，并期借此向金正恩传达日本旨在解决“绑架日人事件”，使绑架受害者立即回国的想法，为日朝关系正常化奠基。安倍期待金正恩二度扮演安倍内阁的神救援，再造2017年10月借口“朝鲜飞弹危机”顺势解散众议院、使安倍内阁复活之功。
其实，美朝关系发展中，安倍须严防特朗普牺牲日本的利益。美国国务卿庞培欧（Mike Pompeo）言及朝核威胁时，一改过去将美国与盟国并陈的说法，仅要求朝鲜不得对美国构成威胁，此不啻为安保上的“美国第一”展现。日本关切“川金会”中，美国是否对金正恩网开一面，同意朝鲜保留中、短程飞弹，此类飞弹虽不足以威胁美国，但却足以攻击日本。因此，安倍势将在外交上，敦促特朗普须充分考虑盟国日本的安全利益，不能在朝鲜去核及中止飞弹发展上打折扣。
安倍对美外交虽力求在“贸易争端”及“安全同盟”间保持平衡，但“美日同盟”因“美国第一”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蒙上阴影为不争事实。美国日本问题专家葛林（Michael Green）直言，日本担心遭特朗普“出卖”。特朗普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若未满足日本的安全利益或无视安倍解决“绑架日人事件”之殷切期盼，不仅“美日同盟”将有失去政治支持之虞，支持率暴跌至26.7%，遭媒体戯称进入“危险水域”的安倍首相亦恐因“安倍外交”落空招致灭顶。在美日关系面临挑战之际，安倍挪移外交的脚步，重修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升温，台日堪虞？
4月16日，大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藉出席“中日高层级经济对话”，对日本进行睽违近9年的官式访问，此有别于2016年8月为出席“中日韩外长会谈”的日本行。王毅访日乃日中关系升温的重要指标。在中、日外长会谈中，河野一郎外相指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希望重新构筑符合“和平友好”之名的关系。为此，中、日同意为求东海的稳定，尽速达成“海空联络机制”协议，避免偶发性冲突危及两国关系。
日、中部长级对话重开及王毅访日亦为两国重启“首脑外交”铺路。5月9日，延宕多时的“中日韩峰会”终于在东京召开，日本借此不仅迎来韩国总统文在寅，大陆总理李克强亦实现任内首次的官式访日，此距离前次温家宝的访日长达7年之久，此为中、日关系正常以来之异例。因此，李克强此行的重点不在出席“中日韩峰会”，而为重启因“钓鱼台国有化”中断的“首脑外交”，此标志着日中关系回到正常状态。李克强访问日本前夕，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题为《让中日和平友好合作事业再起航》之文章，表示“希望通过此访与日方一道重温条约精神，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基础上，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轨道，行稳致远”。李克强抵东京时以“雨过天晴”形容当前的中日关系，而安倍在首脑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亦称中日关系将“从竞争走向合作”。
此次，“中日韩峰会”聚焦在“朝核问题”，安倍首相希望中、韩在“朝鲜绑架日人事件”上，支持日本“绑架、核武、飞弹”包裹解决的立场，以避免日本国民念兹在兹的绑架日人问题在对朝交涉中被牺牲，此挪移着安倍的外交步伐，与中、韩合纵连横，在“六方会谈”无法重启下，“中日韩峰会”或为将南、朝鲜对话发展为小多边对话的可能途径，以维持日本在“朝核问题”解决中之存在感。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指出，朝核危机攸关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美、日、韩刻正紧密合作，日本希望切实参与其中。河野外相的发言道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本遭边缘化的悬念。
诚然，日本在“绑架事件”上的立场得到中、韩的奥援，但对“朝核问题”的解决，三国峰会后的联合记者会记录中载入“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弃核”（CVID）内容，此似乎安倍的用语，异于李克强及文在寅。对此，韩国青瓦台负责与民沟通的首席秘书尹永灿表示，三国领导人对此使用的措辞略有不同，日方使用的是“CVID”，而韩方使用的是“完全无核化”。尹永灿认为，此两种措辞含义并无二致。尹永灿的诠释意在澄清外界因三方用语的差异，而认为中、日、韩在朝鲜去核的立场不同
此外，在特朗普“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中、日、韩重申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强调自由贸易对东亚繁荣的重要性，三方在藉多边架构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立场与特朗普大异其趣，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为中、日、韩三国须共同应对的挑战。在日本经济界举办的欢迎会上，李克强表示，“中、日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针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倾向，有责任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世界经济来之不易的向好局面”，呼吁中、日合作，打造“中日韩+X”合作模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宋均营表示，日、韩虽然在安全上与美国结为同盟，但在经济上历来融合在亚太地区、东亚合作进程当中，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与地区秩序，符合中、日、韩三方的共同利益。此意味中、日、韩共同解决“朝核问题”的同时，在东亚自由贸易体制建构三方亦找到接点，而日本更一改不支持“一带一路”的态度，与大陆达成推进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中、日为此签订《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并在安倍访陆时召集首度的“官民协定会议”，探讨展开合作的项目，具体化“一带一路”之合作。
李克强的日本行为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问大陆及明年6月习近平藉“G20大阪峰会”首访日本暖场，习近平可望成为德仁皇太子即位天皇后，首位在皇居接见的外国元首，将中日关系推向高峰。5月15日获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外交蓝皮书》对中日关系的评价较前积极，称两国关系“改善的气氛大幅升温”，2016年和2017年的表述则为“出现改善的趋势”，此用语的差异反映中日关系前后的温度差，相较于2012年前后的艰困时期，中日关系显然走出谷底。
总的来看，日本对中政策的基轴将从“制约”趋向“融和”，但期间如何缓解双方的安全战略博弈是为挑战。对此，大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直言，历史问题、领土纷争等中、日间的矛盾确实未获解决，但应效仿老一辈的做法，不使问题成为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更指东亚之大，完全容得下中国与日本。换言之，在北京亦视中日关系改善为周边外交所必要时，存在于中、日间的诸多悬案将挂起来。
其实，不仅中、日接近，近期大陆对东盟、两韩及印度外交亦颇有斩获，此除有助于中、美“大国关系”外，亦可使北京腾出手来，处理“台湾问题”。相对于日中关系升温，在日本5月“黄金周”，未见国会议员来台，此台日关系中不寻常现象，蔡英文政府恐无法轻忽。
“台独”寄希望于日本恐落空
特朗普上台后，美、中贸易争端升高，作为美中关系“压舱石”的“一中政策”似乎成为特朗普向习近平叫价的筹码。台独支持者认为，特朗普改变国际政治的空气，“一个中国”非牢不可破，台湾可藉美、中的经贸及安全利益矛盾，因势利导，在“美日同盟”的力挺下，实现“独立”的夙愿。殊不知独派对台独的乐观使台湾沦为美、中博弈下的棋子，可能在美、中贸易谈判峰回路转时遭弃，亦或是美、中对立升高后，成为代罪羔羊。不论何种结局，台湾皆为输家。
其实，战后两岸的分治为国共内战所致，与德国、越南及韩国的分裂为二战之结果不同。因此，台湾的困局两岸关系始为问题症结。惟独派始终相信可绕道国际，松动两岸关系中“一中原则”。在“公投入联”不得其门而入后，藉友台之日本举办2020年奥运的机会，推动“东奥台湾正名”公投，作为“台独”的敲门砖。
两岸分治的“一个中国”之争从50年代起，即从联合国延烧到国际奥会，“东奥台湾正名”亦非体育而为政治，为“台独”的政治表态。回顾历史，1950年以来，台湾从未以台湾名义出赛，在60年代之罗马奥运及墨西哥奥运夺牌的杨传广及纪政当时背的是中华民国国旗，制服上的队徽依稀可见“China”字样，因当年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即中华民国，更无蒋介石支持以“台湾”名义参赛之根据。
历史错置不仅纪政，赖清德亦如是。赖清德在接受电视专访中将当前中华民国的外交困境归咎于蒋介石以“汉贼不两立”为由退出联合国，此或许不知1971年10月26日，美、日等22国提案将剥夺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次列为《联合国宪章》第18条所谓之“重要问题”以55票对59票遭否决后，“阿尔巴尼亚提案”将通过，中华民国无奈在该案表决前，主动宣布退出联合国。
在外交上，恪守“联合国中心主义”之日本，联合国决议亦成为后来据以承认北京为代表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制约其与台北方面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因此，赖清德将“东奥台湾正名”寄希望于日本民间的支持恐落空。日本在外交将不会撼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的决议，而在台湾主权归属上，日本至今仍持“无权置喙”的态度。“东奥台湾正名”公投无助于台湾外交困境突破，徒损台湾运动员的国际参赛权。
王键：未雨绸缪 防范“台独”分裂活动
东亚地区有丰富的战略资源与广泛的地缘利益，一直以来就是大国力量交汇冲突与利益博弈的集中之地，更是大国力量觊觎和争夺的对象。特别是世界冷战体制崩溃之后，随着前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朝鲜半岛核试验以及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努力，再加上在该地区有着广泛利益的美国近年来加快推行“印太战略”，使东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变得愈加复杂、跌宕起伏、难以把握。今后东亚局势的演变，不仅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两岸关系，乃至对亚洲甚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将产生结构性的重大影响。
当下时值后冷战时期最为复杂多变的时刻，朝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但无核化目标实现的路径依旧不明朗；中日关系改善明显但结构性矛盾依旧持续；“美国优先”旗帜下的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美国军舰多次通过台湾海峡、“2017-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与“台湾旅行法”的通过与签署等，特朗普新政肆虐对于中国周边安全角势、对东亚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冲击。
但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充满活力，同时也受到来自美国的外力冲击。2018年5月3日，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发布《2018年度东亚区域经济展望报告》预测，由于内需强劲、出口增长及通胀稳定，东亚地区经济2018年将增长5.4%，2019年将增长5.2%。其中，2018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6%。报告认为，东亚地区经济近期面临的两个风险主要来自外部，一是美联储快于预期的加息步伐将导致全球金融条件收紧，二是贸易紧张局势升级。
中美日关系展望
自2016年5月民进党再次执政以来，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且通过拉美亲日抗衡大陆，两岸对抗风险急剧提升。再者，东亚局势的跌宕起伏，给中美日关系的竞合关系增加了新变量和新变数。
特朗普对华新政与“美国优先”对台海两岸骤增不可预测因素，中美关系因贸易对冲与博弈，造成台海局势跌宕起伏，呈现紧绷拉锯态势。与此对比的是，美台关系异常“紧密”起来，2017年度、2018年度与2019年度三个“国防授权法案”，相当程度上加强美台军事互动与军事合作关系；2018年3月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则是鼓励提升美台政治关系，再加之正在国会审议中的“台湾安全法”，如此，特朗普对台新政几近完成。
特朗普不惜背弃中美外交原则，刻意拉升美台关系，其目的不外乎借此强化美国对台海两岸和在岛内政治生态的干扰影响力，继续对中国打“台湾牌”以谋求更多的利益。
再观中日关系的近况，目前已进入积极改善的轨道，但不能过于乐观，钓鱼岛主权争端等结构性矛盾依旧严峻存在。2017年以来的一系列事件便是明证。近年来日方积极回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李克强总理成功访日，安倍首相今年年内回访中国，2019年习近平国家主席即将访问日本等。我们也要看到日方对华示好的国内因素，是因为今年9月自民党总裁改选，2020年东京奥运会与日本新天皇登基，中日韩首脑会谈与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也将在日本主办。日方此时积极改善对华关系，一是想藉改善中日关系提升安倍首相的政治支持度，确保实现连任；二是求得扩大中日经济第三方合作及中国对东京奥运会的支持；三是因为美国对日本也加征钢铝关税等，迫使日本不得不调整外交政策，以“软姿态”抵抗特朗普。
两岸关系展望
十九大在深刻总结对台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重要理念、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和主要措施，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新理念新主张新要求，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十九大对台工作精神，体现了我们党对台大政方针一以贯之的坚定性、与时俱进的开创性，宣示了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扎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是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行动指南。
两岸近年来交流的实践表明，只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向前发展，就会带来光明前景，就会给两岸人民带来更多的实实在在的福祉；否认或背离“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停滞或倒退，甚至有发生重大强烈对撞的危险。我们要始终铭记的是，两岸关系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是两岸中国人的家事，两岸中国人有信心有智慧更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岛内“台独”势力挟洋自重、图谋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径，都将遭到全球华人和两岸中国人民的共同反对和坚决抵制，是注定失败的，更是不可能得逞的。
毋庸置疑，未来的台海局势依然复杂多变，倒行逆施的民进党当局施政困境依然无解，2018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进入白热化，岛内社情民意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但今年以来民进党当局肆意塑造对大陆敌意，企图建立抵御大陆影响力的屏障，为延续其在岛内执政、强化管制提供正当性，并借此转移其施政窘境。台湾“立法院”已通过“公投法”修正案，“台独”势力势必藉机推动分裂活动，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精准判断、提前防范。
吕耀东：中日关系现状及日本对台新政
由于中日关系中历史、台湾、东海及钓鱼岛等问题存在，以及为“修宪”等改变“战后体制”的舆论需要，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向来呈现忽冷忽热的“不确定性”。针对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周期性状态，中国领导人呼吁要基于地区利益从战略高度发展中日关系，日方也予以积极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7年初第193届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都充分认识到日中两国肩负确保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的重任。”展现出对华政策调整的积极姿态。由于日本的钓鱼岛非法“国有化”使得中日政府高层往来中断，在安倍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过程中，率先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渠道、经济界往来等外交行动来缓和中日关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的历史节点，频频有执政党自民党要人、联合执政党党首、财界团体和政府高官访华，释放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特别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中日两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共同影响，进一步推进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促成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一定合作意向。
日本依托“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改善对华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自民党、公明党和社民党等主要政党长期保持着各种形式的党际交流合作，已成为中日关系的一大特色和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民主党政府在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非法行为，导致中日关系全面恶化，双方高层互动终止，“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就开始成为双边交流的主要渠道。从日本的外交决策机制来看，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可以通过党内的外交决策建议，反映到本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及外交政策制定中去，也就是说，把执政党的意志通过执政地位转化为政府及国家的对外关系理念。日本自民党正是以此表达缓和中日关系的理念。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以“加强政策沟通、扩大互利合作”为主题，下设“强化政策沟通”、“扩大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三个专题会议机制。2015年5月，在中日关系尚处于困难的时期，时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二阶俊博组织3000名日本旅游业界人士访华，并向习近平主席转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习近平出席了二阶俊博及日本旅游界人士参加的日中友好交流活动。这被日方视为对改善两国关系发出的积极信号。2016年8月，二阶俊博出任自民党干事长，致力于改善与推进自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党际交流关系，促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2018年初，二阶俊博干事长与到访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举行会谈，再次表达了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实现两国首脑相互往来的愿望。他表示：“必需使今年成为令人难忘的一年，我们应该切实努力。”表现出对于缓和中日关系的急迫心情。基于“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定期对话框架，展示了执政党联盟内部“知华派”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意愿。
日本经济界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中日合作意向
中日互为交易伙伴大国和出口对象来源国。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高，尤其日本经贸对华依赖促使日本经济界要求政府发展中日关系。安倍政府也顺应日本经济界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意向表达。日本经济界呼吁在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同时，希望构建中日两国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2016年9月，由日中经济协会、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高层组成的访华团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会谈时，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称：“对日中经济的发展而言，确立两国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不可或缺。”主张在政治层面改善日中关系。2017年11月，日本经济界再次组团访华，对李克强总理表达了希望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中日合作意向，并呼吁尽快签署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表示，“作为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希望强化两国稳定的政治与外交关系”，可通过继续举行首脑会谈等维持良好关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8年5月访日时在日本经济界举办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强调要深化日中关系。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在活动上致辞强调“希望以‘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为首，积极推进在第三国市场的合作”，表明希望两国企业在亚洲各国的港口、公路、铁路等建设方面展开合作。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三村明夫也对中日双方就设立旨在完善亚洲基建的官民磋商机制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可见，经团联等日本经济界十分期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有更多的有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等商机，因而希望本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能够形成稳定发展的中日关系局面。
由多边到双边层面的中日高层互动
安倍执政后，将中日关系恶化归咎于中方，常常在多边国际场合渲染“中国威胁论”。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在华举行前夕，中日从地区及双边大局出发，达成“四点原则共识”，表达了双边关系的缓和不仅对两国有利，同时会促进亚太地区稳定与发展。在2017年7月德国汉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并就加强首脑对话、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达成了一致。安倍结合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历史节点，表达了构建彼此“信赖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意愿。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予以回应，传递了“附带条件”展开合作的想法。针对安倍缓和中日关系的意愿，习主席明确了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立场不能动摇，强调了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以此累积互信。在2017年11月越南岘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安倍首相与习近平主席再次举行双边首脑会谈。安倍表达了希望以201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推进改善日中双边关系。习主席指出，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对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安倍回应称，日方希望与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合作，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多边场合的双边首脑会谈中，安倍刻意避免提及刺激中国的南海问题、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等话题。可见，由多边到双边层面的中日高层互动带动了中日关系的走向，利用国际会议平台举行的中日首脑会谈，促成中日首脑高层双边往来。并为启动和扩大两国间人员交流创造了政治氛围。
中日两国重启全方位磋商与对话
从2017年和2018年中日关系状况来看，安倍政府开始调整对华强硬政策，开始部分落实2014年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逐步重启日中双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对话与磋商，释放缓和两国关系的意愿，展现出对华“积极的”的外交姿态。其一，日外相访华力促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于2018年初访华表明对华务实外交意向。他“希望世界第二与第三经济大国能够肩并肩，共同就全球变暖等课题展开讨论”， 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河野外相访华目的是为加快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协调尽快举行日本担任主席国的日中韩首脑会谈，并促进实现中日首脑互访。鉴于2018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日方力求通过启动政府间及民间交流加快推进双边关系改善势头。这是河野就任外相以来首次访华，也是作为中日韩首脑会议主席国协调会议相关事宜，并向中方表达切实推进两国首脑互访重要性。其二，重启中日举行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就建立并启动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取得进展。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就东海问题保持积极有效沟通，管控潜在危机，是两国涉海事务的综合性沟通协调机制。中日双方在东海危机管控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2017年和2018年，在中日第七轮、第八轮和第九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上，中日外交、国防、交通运输、农业、水产、环保和海上执法等部门的与会者共同探讨了开展中日海上合作交流的具体领域和方式。重点探讨了旨在避免钓鱼岛周边偶发性冲突的防务部门间的“海空联络机制”问题。 建立海空联络机制有助于双方增进互信，管控分歧，维护东海和平稳定。虽然中日围绕海洋存在各种问题，但展开冷静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很重要。通过多轮海洋问题磋商取得了一定进展，对中日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三，2018年，重启中断近8年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安倍表示欲在各领域发展日中关系。在日本看来，随着日中在地区及全球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两国“有必要更新视角，思考合作与携手的应有方式”。与会的日本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表示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两国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推进广泛领域合作，支持经济界的交流很重要”。除了力促中日两国经济合作外，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双方就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
中国强调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发展双边关系
中国一贯维护中日关系大局，本着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的态度，明确指出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缓和双边关系的建设性意向，希望日方能够拿出实际行动，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2018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安倍首相通电话时指出，“一段时期以来，日本方面在对华关系上持续释放正面信息并采取积极举措，中方对此表示肯定。双方要重温和平友好条约精神，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落实四点原则共识，信守承诺，按规矩办事，管控好矛盾和分歧，确保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得到新的发展。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着眼大局和长远，作出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有利于地区发展的选择，确保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安倍表示，日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改善和发展。
中方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将缓和两国关系付诸实际行动。李克强总理于2018年5月8日至11日访日为缓和中日关系迈出关键一步。李克强总理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题为“让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再起航“的著名文章，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李总理指出，中日分别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和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双边关系始终在正确轨道上健康稳定发展，不仅能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也会为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带来更大助力。李总理特别强调了中日关系事关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表明了中国对日政策的战略高度及新理念。李克强在出席日本经济界等举行的欢迎活动时表示，中日两国在广泛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希望将中国的“一带一路” 经济带构想与日本的经济增长战略结合起来。并呼吁日本就“一带一一路”构想给予合作，以此加深两国在第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安倍首相回应称;“日中关系从竞争进入了协调时代。希望具体推进民间企业在亚洲的基建开发。愿推动日中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中日政府首脑会谈就两国加强重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展达成共识。双方签署了涉及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多份合作协定、备忘录。作为此次中日会谈的重要成果，两国签署了《关于加强服务贸易合作的备忘录》和《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积极推动两国在服务领域和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作为两国加强金融领域合作的重要举措，中方决定同日方商签本币互换协议，并宣布给予日方20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额度。安倍首相在会谈后称，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希望以李总理此次访日为契机，推动站在新起点上的日中关系更加深入发展。可以说，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正面取向，让中方看到日方释放缓和日中关系的姿态。李总理访日并向日方表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繁荣。两国应共同落实好此访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推动双方在贸易、投资、服务贸易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合作。
中方高度关注日方近年来的对台政策动向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2016年5月上台后，正值安倍晋三掌握日本政权，“台日关系”有实质性提升。日台在设立海洋事务对话机制、将各自对外机构更名等方面取得若干进展。
在政治领域，力求仿照“日中21世纪委员会”的模式，为今后推动“台日关系”各领域的提升出谋划策:扩大双方互访级别，力图将级别提高到“正部级”，并使之公开化;探讨台湾对日窗口与日本对台窗口的进一步“正名”，台湾希望日本将“日本台湾协会”更改为“日本在台事务所”，将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改为“台湾驻日代表处”。尽管日本版“台湾关系法”在可预见的未来通过日本国会审议的可能性不高，然而作为牵制中国的一张王牌，仍有可能由双方“国会”议员继续推动。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藉赈灾慰问公然制造“一中一台”。2018年2月，台湾花莲发生地震后，日本个别高层政要向台湾方面表达慰问，但却公然使用台所谓的“官方职务”称呼台政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藉赈灾慰问之名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有关做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违背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中国对此极为不满，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
在经济领域，日本与台湾已签署61项经济合作协定，下一步可能会积极促进双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台日可能启动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加速做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CPTPP)的准备，寻求美日的支持。
在安全领域，在“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机制”的基础上，台湾力求进一步探索 “台日安全对话机制”的常态化，促成双方防卫人员的接触;台湾于2018年5月设立国防安全研究院，与日本防卫研究所展开互访，台日防卫交往有转向一定程度军事互动的企图。
对于上述“日台关系”状况，李克强总理于2018年5月访日时明确强调：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明确提出发展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双方都要恪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维护政治基础，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共同开创两国关系未来。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正视和反省过去那段历史，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加以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希望日方信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要共同维护东海局势稳定向好的局面，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在行动中，使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始终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和前进方向。
2018年10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指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1978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以及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提供了坚实遵循和保障。双方要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坚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
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影响中日关系发展进程
安倍转而强调缓和中日关系的向好取向，是对近年来日本政府“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的策略调整。日方呼吁开展日中高层来往、启动对华全方位对话交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意向。中方强调中日关系事关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相关原则，珍视两国关系的向好契机。
但日本调整对华政策具有策略性，其在国际政治及安全层面遏制中国的同时，力图在经贸层面加强对华合作关系。加之，中日关系业已存在的问题随时可能凸显和尖锐化，两国关系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性。中日两国间依然存在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实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之路仍将曲折坎坷，很难断言日本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可以做到不犹豫、不退步。中国呼吁日方放弃对华“两面下注”的做法，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18年3月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所言，“希望日方能够政治上讲信用，行动上守规矩，切实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并且把‘ 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真正落到实处”。王毅部长还在4月下旬访日时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 8年来重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已迈出了使日中关系重返正常轨道的一步，重要的是保持这一势头，需要努力避免两国关系不再倒退。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强调:“我们要铭记历史，汲取深刻教训。以互信为本，悉心维护双方达成的共识，夯实政治基础。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不构成威胁的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努力实现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避免再出现大的波折和反复。”
总之，安倍政府理应顺应财界借力“一带一路” 谋求互利共赢、执政党联盟内部对华缓和意向，综合国内外局势调整对华政策，不再渲染“中国威胁论”，彻底抛弃“两面下注”的手法，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轨道上来。只有认真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才能真正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顺利发展。
谢郁：美国进行对华战略调整 针对台湾问题打出组合拳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在检视了过去多年来对华接触+遏制的政策之后，得出结论是：过去二十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并未令中国进入西方国家制定的发展轨道和价值体系，反而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并快速崛起壮大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内部形成了对华战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的基本共识。2017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五角大楼推出的《2018国防战略报告》，都公开直接地将中国作为主要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拉开了中美战略对抗的大幕，“台湾牌”再次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
一是在涉台立法方面出重手。 2018年1月9日、2月28日，美众参两院先后以无异议方式通过《与台湾交往法》，3月17日特朗普签署了该法案。这是1979年美国制定《与台湾关系法》之后，又一个最具政治意义的、最为严重的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美国国内法，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从过去的“三公一法”变为“三公报二法”，显示过去多年来美国的台海平衡政策严重向台湾方面倾斜，其后果和危害极大，打破了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台湾重要高官及领导人不能正式访华盛顿的禁忌，使美台官方的正式互访成为可能，直接挑战中美“三公报”对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的界线。
二是持续提升美台军事合作关系。2018年和2019年美国会都在国防年度授权法中列入了升级美台军事关系的内容。2017年12月，特朗普签署了国会通过的“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提出国会意见（sense of congress）包括美国应根据台湾需要定期移转让台湾维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的防御装备与服务，邀请台湾军队参与如“红旗”军演，促进美台资深军官与资深官员互相交流以增进双方军事合作，扩大台湾人员在美受训，美台双边海上联合演习，评估考量美台军舰重新相互停靠的适当性与可行性等等。2018年4月，美国务院批准了对台转移潜艇技术的“行销核准证”，准备以商售方式为台自制潜艇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持。
三是加大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力度，缓解蔡英文当局的“外交危机”。中国与多米尼加建交后，美国务院和AIT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大陆，并声援台湾，公开表态“强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近一年多来，美国的台海政策严重偏离“一个中国”政策，冲击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台独”势力挑战两岸红线起到鼓励和刺激的作用 ，成为当前台海局势风险上升的重大破坏性因素。
台独势力倚美抗陆谋独 挑战两岸红线
在美国的鼓励下，蔡英文当局倚美拒统谋独，立场顽固，气势嚣张，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蔡英文以“不屈服不对抗”，谋求在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调整“台独”立场的前提下维持两岸“冷和对抗”的现状，赖清德更公开高调宣示“台独”。蔡当局还持续推进“台独”，降低“公投”门槛为“法理台独”清障铺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全面“去中国化”。另外，收紧严控两岸交流、打压统派人士，抵制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全面迎合美国印太战略需求，以期得到美日的安全保护对抗大陆的促统及反独压力。蔡英文当局是阻碍大陆推进和平统一进程、破坏两岸互动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主要因素。
面对高压反“独”、稳步促统的压力，岛内深绿“急独”势力陷入深深的焦虑与不安 ，他们大力施压蔡英文兑现先前关于“修宪”及降“公投”的承诺，于2016年12月实现了“降低公投门槛”的第一步目标，为其搞“台独”公投成案打开了方便之门。 今年以来，美国的支持如同给他们打了强心剂，2018年2月28日，李登辉、陈水扁、吕秀莲“台独”分子成立的“喜乐岛联盟”，宣称要在2019年4月举行“独立公投”。同时，另一批“台独”分子提出要“以台湾名义申请参加所有国际运动赛事及2020东京奥运”，这些挑战统“独”红线的危险游戏，严重毒化两岸关系。
对中美台三方战略格局的几点观察
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目前祭出贸易战和台湾牌，双管齐下两线开战，意在试探中国底线与定力，逼中国就范，阻止、迟滞中国崛起的进程与步伐，维护美自身世界霸主的权威与地位。而中国对于自己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是战略性的更是历史性的，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这一点不会动摇更不会放弃。然而，中美双方当前都不打算摊牌，中国要维护稳定发展的战略环境，美国要维护霸权同时会精算战略成本，对抗与妥协并举，冲突与谈判同行会成为新常态。
台湾问题，于中国是国家核心利益，为了维护主权完整将不惜一切代价；于美国，台湾就是一个棋子和筹码，台湾利益终究要从属于美国利益，可以漫天要价也可以坐地还钱，可以高高举起也可以轻轻放下。
处于棋子位置的台湾如何自处？目前中美台三边互动似乎形成一个循环圈，台当局挑衅大陆同时对美寻求庇护，美国出手打台湾牌，大陆势必加大高压反独的力道。蔡当局持续对抗大陆、赖清德暴冲“台独”、喜乐岛联盟鼓噪“台独公投”，“台独”势力搞“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等等，他们以为有美国加持就可肆无忌惮搅动台海局势，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台湾面临更直接的风险、付出更大的代价。
首先，可以想见，一旦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台湾不可避免灭顶之灾。
其二，美国既然将台湾当做美筹码，就要精算收益与成本，当中国为了核心利益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美国会将台湾利益作为成本的一部分用于支付，换取美国的战略利益。
其三，美国固然可藉提升台美关系支持台湾对抗大陆，但两岸对抗加剧必然引致的“邦交国”连失、国际空间被压缩的苦果台湾要独自吞下。
其四，两岸对抗持续加剧，台湾社会民心不可承受之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如果蔡当局依美抗陆动作不收敛，美拉台遏华不收手，大陆军机绕飞航母巡航海上军演，美舰进入台湾海峡，剑拔弩张之下台湾社会民心面对挥之不去战争阴影，两岸互利共荣更谈不上。
其五，中国大陆的成长壮大正在成为不可忽略的事实，一带一路的经济共荣远景得到沿线多国的重视，纷纷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期分享成长红利，同文同种血浓于水的的台湾难道要自外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岛内民调和“九合一”选举过程表明，台湾广大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执政失望之大、对台湾经济民生不满意度之高、对两岸僵局现状忧虑之深，一再加剧。
仇开明：三个因素 影响两岸关系走向
目前，影响两岸关系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两岸实力对比的不断拉大，二是两岸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的继续推进，三是美国打“台湾牌”的力度更趋加强。
第一，大陆综合实力与台湾对比呈现压倒性优势。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因素在大陆的发展进步，这是决定两岸能否走向统一的决定性因素。从两岸综合实力看，1992年大陆GDP为台湾的两倍，2000年是台湾的四倍，到2008年增加到10.9倍，2017年达到21倍，甚至深圳市的财政收入都已超过台湾，大陆因素对台湾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日益凸显，且呈现不断拉大的“一边倒”趋势。同时，蔡当局治理失败和政治内耗加剧了台湾的衰落。民进党一上台即大搞政治斗争，假藉各种名义清算国民党，力图在组织上消灭对手；蔡当局推行的公共政策左支右绌，两面不讨好，“一例一休”、能源政策、“年金改革”等饱受诟病，引发民众疏离、民调沉沦。台湾这种没落趋势与大陆发展进步势头形成鲜明对比，民众对台湾引以自豪的“民主政治”也失去了信任，这都使两岸之间实力对比进一步拉大。
第二，两岸经济文化社会交流发展符合岛内民众需求。虽然民进党当局坚持“锁岛”政策，不主动与大陆往来，但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年2月底，大陆出台了“31条措施”，为台湾同胞在大陆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虽然大陆也存在竞争也面临各种挑战，但在台湾青年群体看来，大陆仍是一个重要的平台，是施展才华的舞台，对他们吸引力很大。“31条”的出台刚好回应了这些群体发展的刚性需求，成为两岸交流的新契机和新气象。尽管目前台湾当局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台湾青年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需要。台湾当局如果不改弦更张，调整“远陆亲美”的政策导向，就难以在大陆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岛内经济发展窘境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有关限制两岸交流的政策也只能是缘木求鱼，无功而返。
第三，蔡英文“依美抗陆”，谋求“台独”的策略并不现实。蔡英文上台以来，积极配合美国遏制大陆的政策，试图与美国建立价值联盟，推行“依美抗陆”的对外政策路线，但这是与大陆推行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推进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相对抗，也是不现实的，注定要失败的。一方面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和“利益优先”，在中美关系竞争面上升的大背景下，特别是中美贸易争端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特朗普会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台湾牌”更加凸显的首先是工具性。但特朗普所谓支持和保护台湾并非无条件的，其更多的考量是利益置换，无论是安全利益战略利益还是物质利益。拿从两岸经贸关系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交换美国的安全保护，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台湾投入美国怀抱，充当美国制约中国的“棋子”，不仅会使台“国际空间”快速萎缩，在对外关系上付出更多的成本，而且会引发中美关系摩擦，增加了台湾安全的不确定性和沦为大国博弈筹码的风险性。说到底，台湾实际上成为了美国表达对中国大陆不满并施加压力的工具，这也客观上强化了中国大陆为避免美国染指台湾而敲打台湾的意志和作为，这对台湾来讲并非好事。
袁征：当前中美关系与美国对台新政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重大调整，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这一定位得到了美国国内精英阶层广泛的支持，政府内外都有较高的共识，只是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具体手段上会有所差异。美国国内甚至有人将中国界定为冷战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正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处置不当两国关系就会陷入“新冷战”。这一进程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就变得更为凸显。换句话说，当前的过程只是2010年以来承上启下的必然过程。即使换作希拉里上台，美国对华战略也会更趋强硬。只是特朗普的独特个性和商人气质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当前的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既有短期的物质利益考虑和国内政治考量，又着眼长期的战略利益。短期来讲，是压中国开放市场，增加美国对华出口，减少两国间的贸易逆差。与此同时，为共和党中期选举乃至2020年的总统连任获取政治资本。就长期战略利益而言，是打压中国战略崛起的势头，防止中国对于美国霸权的挑战。不仅如此，特朗普团队有意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以使得美国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就短期而言，中美关系竞争又合作的总体框架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会加剧，并上升为主导面。我早在2015年就已经公开阐述了这一点，2016年更是发表论文进行了阐释。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在加剧；另一方面，中美还需要合作。全球治理、地区安全与稳定、相互依赖等层面，美国很难同中国完全切割。
就长期而言，还存在着多种变数。这主要取决于两国间的战略互动：美国的对华战略趋向（是否挑战中方核心利益、意外冲突）、中国的战略布局与转向与各自国内的整体氛围。
中美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只能在新形势下进行新的调适。美国不会像过去那样宽容中国，中国也会有意识地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中美之间的战略猜忌进一步上升，两国之间的博弈加强，会摩擦不断，战略竞争会长期化。在两国的战略布局中，对方都是一个问题。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三种场景：第一，中美最终达成妥协，维持竞争与合作的战略框架，使得双边关系能够维持总体上的战略稳定，在斗争和博弈中形成新的平衡。这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第二，中美陷入新冷战。中美战略调整，进行利益切割，双边关系大幅降温，各行其是。这种危险是存在的。第三，中美全面战略对抗，最终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可能性较小，但不是没有可能性。台湾、南海乃至朝核问题是最有可能引发双方冲突的引爆点。
美国对台政策趋势
美国插手台湾问题，是由其维护自身利益的霸权心态所决定的。依照美国官方的表述，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涉及政治、经济、安全与人文交流等多个层面。美国将台湾视作“亚洲一个至关重要和可靠的伙伴”。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台湾这张牌的功能越发突出。
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三大因素包括：中美关系的平稳与否，是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最大因素；两岸关系的态势会影响到美国对台政策的抉择；岛内政局同样是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一大因素。不过，美国对台政策越来越受制于中美关系的态势，这是不争的事实。
特朗普政府尚难以改变美国多年来“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但会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战略定位等多个层面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侵蚀“一个中国”的原则。主要原因如下：第一，美国对华认知正在朝着消极的方向变化，要求对华强硬的主张在抬头，中美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理性的声音愈发微弱。第二，就传统而言，共和党反共亲台，一向与台湾关系密切。第三，特朗普身边不乏亲台人士或对华强硬派。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博尔顿（John R. Bolton）、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亲台人士上位，而国防部、国务院中的鹰派抬头，詹姆斯·马蒂斯和蓬佩奥都是对华强硬派。第四，“美国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主基调。特朗普明确要求其盟友承担更多自身的防务责任，担负更多的防务费用，这预示着美国很有可能鼓励、甚至是施压台湾提升自我防御的能力，加大对台出售武器的力度。在中国大陆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未来无论是台海两岸的局势来讲，还是军工利益集团施压而言，特朗普对台出售武器的原动力都在上升。第五，台湾加大对美游说力度、寻求美方支持的冒险行为将会持续。蔡英文当局深知美国的支持对于台湾的重要性，因此高度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重视对美国的游说工作。而来自台湾的移民逐渐发生世代更替，更多主张台独的年轻一代开始活跃于美国社会。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the Formos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简称FAPA）和全球台湾研究院（Global Taiwan Institute）的活动都值得关注。
未来特朗普政府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台湾更多支持：其一，考虑将台湾纳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中，给予台湾更多支持。其二，继续推进美台军事交流与合作，根据需要维持甚至加大对台出售武器力度。美国近年来一直在“低调”地加强同台湾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很多时候只做不说。其三，派遣更高级别在任官员如内阁级官员访台。未来在任内阁级高官如能源部长、美国贸易代表等到访台湾的可能性尤大。其四，有意给予台湾领导人或驻美人员更高的接待规格，放松或突破原有的限制。通过并签署《台湾旅行法》就是这一努力的实质性行动。其五，对于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诉求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支持台湾加入功能性的国际组织，如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及核不扩散机制的相关组织等等。
当然，美国不会贸然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美国对台政策的推进要视中美关系的态势，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反应。其实各方心知肚明，中美关系不好，对台湾来说并非幸事。无论是台湾，还是美方任何的轻举妄动，只要触及中方的底线，必将招致大陆的强烈反制，甚至不能排除对台动武的选择。中国大陆着眼于两岸福祉，主张和平统一。可是一旦和平统一无望，那么诉诸武力就在所难免了。
政策建议
以我为主，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提高抗风险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无论对于应对美国的压力，还是应对台海局势的变化，我们都能沉着应对，不会自乱阵脚。
学会与美国打交道，稳定中美关系。首先要了解美国，研究美国。深入研究，实地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次要有力有节，既讲原则立场，又要灵活处置。在不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尽可能通过谈判与妥协来解决。第三，要善于利用美国内部的制衡机制，与美国国内不同群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从内部来反制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舆论引导，努力掌控国际话语权。这种舆论引导主要是对外，不是对内。而且应当内外有别，应当注意方式方法，注重摆事实，讲道理。除了传统媒体，还需要外文自媒体，更需要专家学者通过国际交流（开会、采访）发声，客观阐述中国的立场。
继续开展多边外交，大力拓展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及欧盟的合作空间。目前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全面出击、四处为敌的傲慢做法乃兵家大忌，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运作空间。
高度警惕美国通过各种小动作逐步取得突破的做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不能让步，应及时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并举，采取措施进行反制，并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在两岸关系上，现在的思路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做法还是有成效的，应当继续坚持。
王键：结语
今天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达到预定的目标！大家能够各抒己见、坦诚交流，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也就一些焦点问题与敏感问题提出各自的研究预测与精准判断。通过今天的研讨，不仅促进两岸学者对台海两岸关系的认知与判断，亦成为两岸学者交流的又一次盛会，是一次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研讨会。通过研讨，我们基本认为，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合作，蓄意制造两岸对立与敌意，企图推动“奥运台湾正名公投”和“台独公投”等等，这些图谋和行径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也严重损害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随着今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接近，此类图谋和行径还会变本加厉。面对台海激荡风云，我们必须坚持战略定力，两岸已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是骨肉相亲、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大陆继续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今年2月公布的对台31条措施很快将全部落实到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台独”势力及其活动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煽动两岸同胞敌意和对立，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两岸同胞须携手合作，坚决反对。谢谢大家！
评论员简介
王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经济史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日本经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经济史博士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学术兼职有：浙江海洋大学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目前主要从事日本、台湾、东亚区域以及海洋国际关系研究。
何思慎：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曾任“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教育文化组召集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董事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等；现任辅仁大学日文系教授、台湾大学日文系兼任教授、“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
谢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长期从事台湾问题研究，专业方向：台湾政党政治，两岸关系，大陆对台政策，台湾民情研究。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袁征：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从事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的研究。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理事、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访学。
仇开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曾任国务院台办秘书局副局长、信息中心主任；现为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外交研究室主任、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和方向为中日关系、日本政治外交及大国关系、当代日本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东亚的冲突与合作等。目前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海洋战略研究”、“日本外交战略与中日关系”创新项目课题，任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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