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光：让金厦大桥成两岸和平发展道路起点
中评社香港1月12日电（作者 陈柏光）1979年元旦，大陆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建议两岸商讨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并提出开放两岸三通与扩大交流等对台政策重点，开启了日后两岸交流互动的进程。今年适逢《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会谈话中，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九二共识”等对台政策基本方针，并提出“携手推动民族复兴”、“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实现同胞心灵契合”的“习五点”，作为推动“和平统一”的具体指导。对此，蔡英文则是以拒绝接受“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等强硬言词回应，谈话中欠缺化解两岸僵局的诚意，以及未来大陆政策实施的具体构想，殊为可惜。
金门从军事冲突与对峙时期的前线战地，蜕变为协商交流时期的前沿门户，在两岸关系的发展历史上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习近平在前述谈话中，针对两岸经济合作议题，提出包括“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的“四通”构想，并特别指出可以优先实现金门、马祖与中国大陆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金、厦自清朝开始向来并称，两地在2018年8月完成“通水”工程，时任金门县长陈福海在通水仪式中曾进一步抛出“通水、通电、通桥”的“新三通”议题，在当时引起政坛一阵议论。
习近平与陈福海所提的“通桥”，即是指连结金、厦两地的“金厦大桥”。金门县政府早在2006年时就已经做过相关的可行性评估，而前“总统”马英九在2009年也对大桥的兴建表达强烈意愿，认为此举对于两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根据“行政院经建会”于2009年公布的《金马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金厦大桥”的建设规划可分为北线与南线，北线连接金门本岛与大嶝岛，又称为“金嶝大桥”，全长约8.6公里；南线连接烈屿（小金门）与厦门本岛，又称为“烈厦大桥”，全长约6公里；当时政府倾向兴建南线的“厦大桥”，认为可以直接串列金门与厦门市中心，带给金门的经济效益较大，能够增进金门人民生活水准、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发展，以及促进金厦区域经济合作。而大陆方面也将“金厦大桥”纳入福建省“三纵八横”高速公路网的规划中，作为“厦门-金门”跨区域连络线的一部分。“金厦大桥”如果建成，从金门本岛出发至厦门的行车时间约四十分钟，从烈屿出发至厦门仅需二十分钟（金门本岛与烈屿间可透过兴建中的金门大桥联通），将可使目前一小时的“小三通”船舶航程节省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金门可望成为两岸物流链的连结枢纽，不仅可以带动金门的经济发展，更可以促成与邻近城市更紧密的结合，形成“金、厦、漳、泉一日生活圈”。
目前，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大致可以分为“统一”、“独立”、“维持现状”或“中立”等四种论点，不管哪一种论点，“和平发展”都是其中的最大公约数。根据中华民族致公党于2018年底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七成（69.5%）的民众不同意“两岸和平发展就是亲中”；有超过六成（63.9%）的民众同意“两岸和平发展就要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其中金门民众更有七成以上（71.2%）同意此一观点；此外，在对于金门未来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方面，该民调显示有超过七成（74.1%）的金门民众支持金门成为“经贸自治实验区”（各县市民众整体支持率为41.1%），另有接近八成（79.5%）的金门民众支持金门成为“两岸和平试验区的试点城市”（各县市民众整体支持率为46.4%），显示当地民众对于让金门成为两岸政策的实验区或试点城市，具有高度的意愿及认同。
实际上，金门地方人士近年曾公开提议比照当年“先小三通、再大三通”的模式，将金门建设成为两岸的“和平实验区”，作为两岸洽签和平协议前的试点区，建议中央政府在各种交流层面上赋予金门较大的弹性与适当的授权，并启动制定《海峡两岸和平发展金门实验区条例》，期望金门能在推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以突破性的做法来扮演突破性的角色。而在两岸于2010年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前，即有研究建议政府应当运用金门在两岸间的特殊枢纽地位，在“人流”与“钱流”方面适度松绑，引进产业投资，发展服务业，不仅有助于金门地方产业发展，也可建构金门发展“两岸经济自由区域”的良好投资环境，作为两岸经贸正常化的先行示范区域。目前，ECFA由于“太阳花学运”发生，引发国人对于开放市场可能造成台湾产业空洞化、失业情形更形恶化等疑虑，导致后续的《服贸协议》与《货贸协议》卡关，政策未能继续完整推动。因此，由金门作为ECFA后续完整推动的试点区，用以验证实施过程中的利弊得失，作为政府是否完成《服贸协议》与《货贸协议》的签署及实施，亦不失为可行之选项。
从1987年政府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迄今，两岸交流互动已逾三十年，从下列一些统计数据即可看出双方关系的紧密度与重要性：2018年1至10月份，两岸双边贸易金额高达1,247.93亿美元，占全部贸易总额的24.03%，如果再加计香港地区，贸易金额更高达1611.70亿美元，占比超过三成（31.04%），重要性不言可喻；而同期台湾贸易出超总额为400.23亿美元，对大陆与香港地区合计贸易出超金额则为696.17亿美元，意味着如果不跟大陆（含香港地区）从事贸易，台湾将从出超变成入超，即便只减少一半的贸易量，对台湾的国际贸易也会造成严重冲击。
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力推“新南向政策”，希望能对大陆市场发挥部分替代效应，降低对其贸易依存度。但相关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7年，台湾与新南向国家每年的双边贸易金额都在九百余亿到一千一百余亿美元之间，并未因新南向政策的推动而有明显的增长；2018年1到10月份，台湾与新南向国家的贸易金额为976.54亿美元，出超金额为164.58亿美元，表示新南向国家市场的重要性仍然不及大陆与香港地区，加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影响，新南向国家市场在短、中期内不易发挥显着的替代效果。
另外，在两岸人员往来方面，从1987年开放两岸探亲到2018年6月，台湾民众至大陆进行商务及旅游人数高达1亿228万余人次，大陆民众到台湾从事商务及旅游人数则为2,839万余人；而2018年1至11月份，大陆来台旅游人数为246万余人次，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为台湾最大的游客来源地，大陆及港澳地区也为台湾民众出境旅游人数最多的地区，占出境旅游总人数的39%，两岸人员往来的频繁程度与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历史、地理与情感等因素观察，金门在两岸关系发展上都有其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与特殊价值，也经常扮演突破性的角色。从2001年元旦金、厦实施“小三通”以来到2018年10月止，两岸透过金厦“小三通”来往的船舶高达137,726航次，累计来往人员为1,955万余人次，在货物流通与人员往来上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功效。因此，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观察，兴建“金厦大桥”联通两地之间的陆路交通，可以将金、厦间的“人流”与“物流”串连起来，使人员与货物的往来更为便利，成本更低。以2018年10月24日通车的港珠澳大桥为例，当年度11月份陆客访港人数高达599万余人次，较2017年同期增长20.6%，外界评估高铁直通香港与港珠澳大桥通车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而2018年三天耶诞假期，港珠澳大桥就吸引了26.6万人次使用，改变了以往使用罗湖口岸等进出大陆内地，以及经由水路前往澳门或珠西的出入境模式。
金门距大陆近而距台湾本岛远，与邻近的大陆城市整合发展是必由之路，而“金厦大桥”的兴建，将可促使“金厦共同生活圈”加速发展，再配合中央政策的松绑，以及全境开放有效管控，将可以让金门成为许多两岸政策的先行示范区，无论是“和平实验区”、“两岸经济自由区域”、“经贸自治实验区”或“两岸和平试验区的试点城市”等政策，都可以在金门试行验证。
今日，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台湾无法回避的事实，面对区域经济快速整合与两岸关系高度连结的大环境与大趋势，政府必须在两岸政策上采取整体性、突破性、创造性的思维及作法。两岸协商共建“金厦大桥”可以做为新时代两岸和平发展道路的起始点，短期可以让金门排除贸易障碍，掌握经贸发展机会，推动城市发展建设；中期则可望将金门建设成为两岸经贸活动自由化与和平发展的试点区，探索未来两岸交流互动的政策方向及可能模式；长期更希望透过金门的成功经验，以及“金厦共同生活圈”的稳定发展，进一步消除两岸人民在地理、生活与心理上的隔阂与藩篱，为两岸和平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与空间。
(作者陈柏光，台湾中华民族致公党主席，曾任台企联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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