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荣华：智库助力国家软实力与公共外交
中评社北京4月15日（作者 曹诗佳）2019年3月30日，由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和上海双平慈善基金会合作举办的“新时代中国软实力建设与企业公共外交”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吴建民公益基金会高级顾问、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王荣华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引导发言。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在会前对王荣华副主席进行了专访。
采访原定半小时完成，但王主席的热情与耐心感染了我们，谈话长达两小时才结束。在专访中，王主席就自己在“大智库”与实体智库的工作经历、中国与欧美顶尖智库差距、公共外交教育等问题侃侃而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内容丰富的思想课。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
自2003年开始的十余年间，您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的职务。人们说您每天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白天在政协“公转”，晚上在社科院“自转”。这两段经历有什么关联？您对这两项工作有什么体会？
王荣华主席：
我是2003年2月起任第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2004年7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这两项工作的起始时间比较接近，工作内容也有关联。政协是一个大智库，而社科院是个实体智库，这两者都是围绕决策咨询工作开展建言献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问题。
白天我围绕着政协“公转”，因为我是专职的政协副主席，围绕着政协的三项职能开展工作。到了晚上（广义的晚上，每天政协工作做完后就到社科院工作）我是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是党政一把手，所以某种程度上是人家围着我转，由我来安排工作。这就是“公转”和“自转”的由来。
政协需要“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
王荣华主席：
在政协我最大的感受是，政协就是协商民主，它的特点是“有事多商量，朋友多帮忙，讲话供参考，听多少算多少”。政协不是一锤定音，不是拍板布置，而是“七嘴八舌”，大家一起建言献策。政协的工作，不是由谁说了算，而是看谁说的对、说的在理。政协和人大的特点不同。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中，政协属于基本政治制度，人大属于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实行民主集中制，投票通过形成法律以后，是一锤定音了；政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尊重大多数，同时也不忘记少数。
因此政协就需要真知灼见。政协不能人云亦云，不能老生常谈。而要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值得一提的是政协提案工作的“提”与“办”。提案提出和审查立案后，党政军相关政府部门要进行办理，办理以后要测评满意度，这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当时我兼任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每年能收到1000多件提案，五年中经手了5307件提案，采纳率在75%—80%之间，为决策部门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在政协最大的体会，是养成了要协商民主、要建言献策、要讲有分量的话的习惯。这个分量靠的是真知灼见，靠的是科学性和专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协是代表科技界、教育界等不同领域专业声音的精英团体。
从“思想库智囊团”到“智库立院”——上海社科院的定位探索
王荣华主席：
2004年7月，我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社科院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社科院，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荟萃、成果丰厚、地位重要的科研机构。它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与一般的地方社科院有所不同。
我刚到社科院时，社科院经过几十年的起伏，面临着生存危机和发展问题。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现在看来非常有价值、甚至一定程度上具有开创性的“智库”探索之路。我们根据国际经验，根据社科院的优势和不足，根据当时党和政府的要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观点。过去政府部门的决策主要依靠经验，但是到了信息时代，经验决策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必须科学决策。政府决策部门需要外脑，迫切需要有分量、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研究和方案，因此我们提出的智库定位也是应运而生。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起源较早，在智库建设方面有成熟经验，如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对于重大问题都会撰写报告，提出专业方案供决策部门参考。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社科院的优势是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综合能力比较强。它不像高校那样做的是纯粹学术研究，也不像政府研究室那样通常出一些短平快的方案。社科院有学科门类，又跟政府部门结合得比较密切，因此能够结合实际做出中长期的规划和方案。直到提出这样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明确定位，从“思想库智囊团”，到“智库立院”，上海社科院找到了其不可取代性，因而确立了存在价值和发展方向。
社科院智库定位的酝酿和讨论持续了两三年，过程中有交流也有交锋，最后达到交融，大家逐渐认同了这一定位。2007年，上海社科院发布了《关于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若干意见》。这是国内最早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反映了社科院率先实现智库意识的觉醒和目标定位的明确。首先，社会主义是我们的价值取向，这是我们与别国所办智库的最大不同，因此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导向。其次，我们有800位研究人员、600名研究生，在国内地方智库中是最大的，我们如果做不到国内一流，没办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最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比较大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我们在国际上要做到“知名”。在这份文件中，我们也提出要努力把上海社科院建设为市委、市政府“用得上、信得过，靠得住”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是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上海社科院成立40年周年时提出的要求。我们还自我加压，提出了“想得起、离不开”的建设目标，不仅要达到党和政府对社科院的要求，也要形成不可替代性，打造社科院的独特优势和自主品牌。
2008年我曾给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写过一封信。汇报了上海社科院智库实践和探索的过程、问题和思考。胡锦涛同志肯定了上海社科院的做法，表示社科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可喜可贺。我们把这一肯定也看作是今后的努力方向，是一种“现在和未来进行时”。2007年，习近平同志找我去他的办公室作工作汇报。我以社科院为例，汇报了上海理论界意识形态和智库建设情况。习近平同志肯定了社科院要办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定位，认为智库建设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肯定了上海社科院在其中的重要位置，认为这件事情很有做头，需要整合相关力量，把国家软实力提升上去。习近平同志在智库理论方面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叫做“把方向，看端倪，守阵地”。“看端倪”一言以蔽之，是指观察事物要有敏锐性，要见事早。“守阵地”则是要通过刊物、论坛等方面开展工作。两任总书记、最高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智库建设，认为这方面工作非常重要，这种关心和肯定是一种提倡，代表了智库工作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四梁八柱”与世界中国学论坛的品牌打造
王荣华主席：
围绕这一目标和定位，我们推出了一些自主品牌，形成了自己的“四梁八柱”。我们举办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大师云集的国家高端智库论坛，成立了全国首家智库研究中心，向全国和海外发布《中国智库报告》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智库建设的国际话语权和国家软实力。“世界中国学论坛”两年一届，目前已历七届。最初四届是我组织的。规模比较大，而且研究中国学的话语权在我们这里。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当代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大家都愿意来参与讨论。纵观这五届的论坛，第一届主题是“和而不同”。当时世界上认为美国是“民主典范”，美国也热衷在全世界推广其民主模式。我们说世界是“和而不同”，“同则不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要有多元视野。实际上，论坛作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力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第二届主题是“和平和谐”。当时有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一些国家指责我们谋求霸权。但中国历来的文化精髓是和平和谐，我们阐明了中国要建立的是和平和谐的社会，追求的是和平和谐的世界，无论是理念、制度、价值、传统，中国发展绝不会威胁世界，我们的发展是和平发展。这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第三届主题是“和衷共济”。当时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在缩小南北差距、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联合国会费等议题上负起责任。我们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但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也需要我们和衷共济、风雨同舟。第四届主题是“和合共生”，与前三届既一脉相承，又在内涵上递进升华，提倡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过程中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共生。当时上海世博会和谐办会、合作办会，就是“和合共生”的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和”字当头的几届论坛在中国学者与各界的努力下，吸引了很多中外学者，“中国学”越来越从“隐学”走向“显学”。从第五届起，“世界中国学论坛”超越传统汉学视野域，更加突出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国务院新闻办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社科院和上海市新闻办联合承办的中国六大对外高端学术平台之一。
我们论坛的特点是主题好、中外高层次学者荟萃、不重复官方说法，学者用学术语言来共同探讨。有一年我们邀请未来学家《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参加论坛，经纪人跟我们提出要出场费两万五千欧元，而我们的会议经费一共才200万人民币。后来我们直接打电话邀请奈斯比特本人。他说，这样一个高端论坛向我发出邀请是我的荣幸，我也研究中国，能够在这个场合听到那么多专家意见，对我也是好事。于是他专程过来，免费为我们作专题演讲。德国劳工与经济部长、社会党副主席沃夫岗·克莱蒙特来参会并作演讲，也不要报酬。如果没有足够的国际影响力和分量，很难吸引这样高层次的政要和学者亲自过来。近年来“世界中国学论坛”已经办到了国外，在美国、韩国、欧洲、拉美都举办了分论坛。吴建民大使生前也很支持“世界中国学论坛”，每一届都受邀来作主旨演讲，参加圆桌会议，专门主持国际问题板块，对论坛的成功举办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上海社科院和外交学院联合主办、由吴建民大使担任总协调员的的“东亚思想库网络”金融合作会议，这是能把报告建议送到东亚首脑峰会的唯一单位。
市政协和社科院的工作核心都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王荣华主席：
我把社科院的“智库立院”的实践总结为三句话：社科院的使命和责任，是繁荣发展先进文化、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设；社科院的任务和要求，是“把方向、出思路、出成果、出人才”；社科院的目标和追求，就是建立“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这与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脉相承的。
谈到政协和社科院工作的关联和感受，可以说是“智库”把这两者连接起来的。社科院为政协的参政议政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撑，政协又为社科院提供了咨政建言的重要渠道。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上海社科院和民革中央、民盟中央、民进中央建立了密切合作，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或学术研讨会；我们也与广西北海市、山东临沂市、甘肃兰州市合作，建立国情调研基地，同时帮助地方做一些发展战略方面的课题；也和复旦大学等上海高校以及外交学院等开展合作。这些都对上海社科院走出院门、走出国门、开门办院，全面推进智库建设和深化智库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吴建民公益基金会：
您曾说过：“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会影响到硬实力的走向……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只有硬力量而缺乏软力量的大国崛起是不可持续的，甚至会走到历史的反面。”目前我国智库数量庞大，但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8》，尚无本土智库入围榜单30名以内。您觉得我们与欧美顶尖智库差距在哪里？
王荣华主席：
现在中国智库发展很快，可以说“智库的春天”或者“智库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中央很重视智库工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许多报纸也有智库专栏。
中国智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库”多“智”少。近年来大量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智库数量第二大国。我们现在是智库大国，却还称不上智库强国。我们的短板是缺少高质量、高水平的智库，尤其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智库。
当前智库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注重智库的内涵发展， 更好地服务于决策需要，要防止三种不良倾向：
一防变成“神学院”。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的价值取向。但我们不能陷入教条主义，不能变成单纯的政策解释工具和他人意见的传声筒；
二防成为“翰林院”。我们不能让智库变成“奉命研究、奉命办院” ，唯领导意图是从，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要紧紧围绕发展大局、社会经济重要问题，进行独立选题，独立研究。正如上海市原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所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少谈。”当然，独立性不等于对立性；
三防变成“养老院”。我们不能把智库变成年龄大的干部的“安置所”。但另一方面，智库也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学术不吃青春饭，所以确实也要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让学者的学术生命有一定的延长。
你提到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James G. McGann）组织开展的《全球智库报告》项目，这份报告从2007年开始每年一期，到现在已经12年。中国有七八家智库入选《全球智库报告》百强，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比较大。上海社科院是第一个与这一项目建立交流合作机制的国内机构，合作的重点是借鉴这一评价方法，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估体系和指标。有两种声音，一种把这个排名看得很重，认为是国际权威；另一种认为这个榜单没有科学性。我们分析了这份报告的长处和不足。它采取主观评价的办法，通过邮件方式发放问卷，总共采集36个指标的数据，从智库提名、同行推荐、专家审阅等三个阶段优化评价。这个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也存在主观评价的问题。一些中国智库虽然有比较强的综合实力，但国际影响力不大，缺少外文报告，也是导致排名不高的原因之一。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立足中国国情，借鉴麦甘等人的方法，在国内首创并专门研制了中国智库的评价指标体系，简称“4＋1”模式，即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成长能力。我们说“水涨船高”，“根深叶茂”，智库的“水”和“根”就是其学术水平，否则智库走不远，也提升不了高度。我们修改了麦甘教授的评价指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其原有评价的超越，目标是建立中国的智库评价指标和评估体系。迄今为止上海社科院已经出了六本《中国智库报告》，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一开始上海社科院自身也参与排名评比，后来出于客观公正的考虑，就退出了评比。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评估起到对智库发展的正面导向作用。譬如我们在“智库成长能力”这方面设立了“活跃智库”的指标。有的智库几年都不活动，成了“僵尸智库”，我们通过活跃度指标的考察就起到了导向作用，对新型特色智库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智库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三个“跟不上”和三个“不适应”
王荣华主席：
现在智库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表现为三个“跟不上”和三个“不适应”。
三个“跟不上”：
一是智库发展视野跟不上。我们归纳总结性的研究多，政策阐述性的研究多，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研究少；
二是智库发展能力跟不上。我们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多，抢夺课题和话语权的多，深度和专业性研究少；
三是智库发展认知跟不上。智库现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机构贴牌、翻牌后都变成了智库。使用方对智库提供的咨询意见和方案也有存在束之高阁的情况，有些地方主管部门还不是很重视，或者说不信任智库，对研究人员造成较大的压力。
三个“不适应”：
一是智库评价体系不适应。真正完善合理的中国智库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二是智库管理方式不适应。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缓慢，尚未找到真正适合智库的管理方法；
三是智库传播方式不适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来不及作出反应，难以开展深入分析，建立长效的沟通机制。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要发挥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领、社会服务，包括公共外交的功能。我们提出智库的问题是“库”多“智”少，就是要防止智库变成出产垃圾报告的造纸厂，成为“纸库”；也要防止智库为了商业利益，丧失公信力，为特殊利益集团发声，而成为敛财的“金库”。有的智库为一些单位信用等级排名，明明应该给某机构评C级，甚至不及格，但是最后却能评到B级甚至A级，完全违背了智库应有的操守。我们说国有国格，人有人格，“库”也有“库格”。智库的独立思考与坚守就是其“库格”，也就是健康的智库文化。只有建立了这一广泛共识，才能使智库拥有公信力，智库才有存在的价值。
开展公共外交教育要重视理念和做法
王荣华主席：
我们这次会议的一大主题是“公共外交”。谈到公共外交，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两个人，一位是赵启正，另一位是吴建民。他们是国内公共外交领域的先辈、前驱和开拓者，是中国第一代明确提出“公共外交”的人，有多年的身体力行，也有著书立说，赵主任和吴大使还合着过一本《正见民声》。
吴大使曾给母校（南京市田家炳高级中学）题字“爱祖国，爱人类”。爱祖国，是我们朴素的感情，每个人都有共鸣。但是要做到爱人类就不那么容易，这需要大爱之心。它是一种宽广博大的爱，是一种施与众人、不求回报的爱。这种爱不掺杂个人、团体等私人的感情，代表着人类精神上共同的意志。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这是作为一个大国公民应该有的胸襟、胸怀和事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超越了国家、地域、民族、种族的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心。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要做好“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最难的可能是民心相通。党提出要培养青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当今的时代是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时代，共同合作、共赢共享就是和平发展，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文化沟通。吴大使讲过，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还要从世界看中国。从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发展，我认为是一个更高的层次。吴大使多年前也提出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今天我们的社会上有一种戾气，存在“喷子”现象。我认为是不是应该提倡遇事好好商量，应该理性平和地来讨论问题，正如吴大使倡导的那样，要做“谦虚、理性、淡定”的大国公民。
公共外交教育，我觉得要从学生和青年抓起。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全球问题能够独自处理，必须要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青年一代一定要学会同世界沟通协商，消除他人的疑虑和误解，把世界的多样性与各国发展的差异性转化成为合作的活力和动力。现在我们国家每年有一亿四千万以上的出境旅游人次，很大一部分是青年利用假期出境，产生巨量的影响。他人对一个国家的印象往往来自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每个人都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我们要宣传公共外交理念，让大家树立一种文化自觉。我举个例子，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受佛罗伦萨市政府之邀，参加了在意大利普拉托市举办的自闭症慈善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乐团在罗马机场准备乘坐飞机回国。没想到飞机突然延误，乘客们都烦躁不安。这时候乐团94岁的指挥家曹鹏老先生当场指挥乐团成员用随身乐器演奏交响乐《我的祖国》。现场演奏一下子把大家吸引过来，安静地倾听，恢复了平静。特别是在外的华人华侨，听到以后热泪盈眶。这就是一个带有公共教育意义的正能量的例子。教育先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就是国民素质的提高。
我们要在青年当中开展公共外交方面的教育工作和活动。比如说外交学院开展的“模拟联合国大会”活动就很好，活动的优胜者有机会参加吴建民公益基金会的“走进联合国”日内瓦联合国总部访学活动。非政府组织承担着“二轨外交”的功能，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像吴建民公益基金会，像我们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这样的诸多NGO组织，在培养青年公共外交意识、提升青年对外交往能力方面确实可以有所作为。我现在担任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很希望有关公共外交的内容能够编入教材，促进青少年学生公共外交意识的教育和培养。使得这个目标不是停留在一句口号，而是能够真正地落到实处，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望。
（访谈全文由吴建民公益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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