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泓：通过中美贸易谈判使双边关系更近一步
中评社北京4月19日电（实习记者 武毅）4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举办了第385期金融论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纪委书记宋泓研究员受邀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挑战”为题演讲。他强调，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尤其是贸易政策变化情况较大，美国退出TPP等一列行为表明，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就是关注美国的贸易平衡。2017年主要处理与北美自贸区的关系，处理与加拿大、墨西哥的关系，将“北美自贸区协定”更新为现在的“美墨加自由协定”，并对美韩贸易协定进行了调整。从2008年之后到现在，美国的主要精力便集中在对中国的贸易谈判，之后会是对欧盟和日本经贸关系的调整。
宋泓首先介绍了中美双边几十年贸易发展的情况，中美双边贸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3年之前，双方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常的经贸关系，中国当时处于逆差的状态，对美进口多而出口相对较少；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到2015年，这一时期中国积极吸纳“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以前直接出口美国的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之后中国便对美国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第三个阶段是2016年之后，中国超过加拿大与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这次贸易谈判的核心点之一就是要减少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规模，但这一点要想实现确实有难度。2018年即使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中美贸易顺差在2700亿美元的基础上依旧增加了500亿美元，在很多年份，美国贸易逆差的一半都是来自于中国。总体来看，从新中国建立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与美国基本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无到有，双方发展为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国。
宋泓随后从美国治下的世界经济构架的角度，分析认为造成如此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构架，为全球性的贸易体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中国能够很快融入全球体系。另一方面则是中国自身对外开放的政策，赶上了全球化的潮流。70年代以后，欧洲和日本在战后恢复时期，实现了经济的重新崛起，规模与产业发展均快速赶上美国，在很多领域甚至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70年代后期，世界逐渐形成三大经济板块，分别是美国北美版块、欧洲版块和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版块。之后，亚洲地区快速发展，以日本为先导，随后是“四小龙”，再接着便是东南亚以及中国。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发达国家自由化的推进，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共同选择，而且是一种开放的全球性市场经济。当时的美国有意识地推动贸易逆差，通过印国库券来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地位的维持条件，就是要把美元推出去。于是美国把国内的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结果就形成全球区域范围内大规模制造业的外包和转移，全球范围的市场化、自由化。
宋泓表示，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看，在80年代国际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开始作出调整，推动“全球大循环”的策略，加入到区域网络中，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香港、韩国、新加坡的投资开始逐步向中国转移。在1992统计时发现，我们对周边国家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但是对欧美发达国家顺差也越来越大，这实质上就是我们从周边进口中间的投入品，经过加工制造后出口欧美市场的分工关系。现在我们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而国营企业主要是贸易逆差的来源。因此我们的贸易特征表现为：与欧美国家保持贸易顺差，与韩国以及台湾地区保持贸易逆差。欧美国家作为最终市场，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转移出来，而我们是作为全球生产链中段的加工制造环节，产品最终出口到欧美国家，因此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表现突出。
宋泓认为，对于中国的崛起和中美之间的权力更迭，过去4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人均GDP增速年均8.5%，这意味着每七年半，中国的GDP翻一番，每八年半中国的人均收入翻一番。2009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进出口）。因此，17年后，特朗普上台后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所以着手调整对华政策。当前，中美国家关系存在多重性，一是一般国家关系中，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美是美国治下的全球化的两极，美国处在“高端”，进行产品的创新、外包、市场及消费，对绝大多数贸易伙伴都存在着贸易逆差，而中国处在“中端”或是“低端”，负责产品的生产、制造，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以及作为对外投资的支持。
但是对华贸易的调整比较复杂，原因在于美国跟主要贸易逆差国家都有FTA协定，但与中国则没有此协定。因此美国通过“301调查”的形式，认为中国存在不公平贸易与非市场做法，要中国做出改变，之后直接提出要减少中美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针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然而入世后，我们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从双边基础转到多边基础，即以WTO规则为基础，如果中美关系从多边移到双边，那么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但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方的贸易摩擦如果真的单纯通过WTO，能否调整过来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并且WTO的稳定性本身会受到很大挑战，总而言之是“多边基础弱，双边不稳定”的现状。
宋泓最后建议道，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已普遍认可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那么如何保证转型中的调整平稳进行就显得十分关键。我们应认识到，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行为和做法，实际上处在世界、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关注下，想作为一个“小国”不声不响地发展自己已经很难了，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主动和西方国家进行沟通和协调，形成一种缓冲安排，则会比较平稳，以往成功的例子就是2005年纺织品贸易特保机制到期后的重新谈判和安排，而失败的例子则是入世15条的处置，形成了一种对立与困局。我们可以考虑将“301谈判”与中美自贸区谈判一起进行，把双方的关系更加推进一步，通过协调进而实现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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