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现场：四大陆学者武汉谈促统相关议题
中评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 海涵）20日，第二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王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朱卫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郑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在大会发言时就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相关议题进行了探讨。
第二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全国台湾研究会、中华两岸青年创新产业发展基金特别支持，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承办。研讨会以“融合发展，推动统一”为主题，两岸学者围绕“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创新、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探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王升在发言时表示，和平统一是大陆方面40年来持之以恒、从未改变的基本方针，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确立为新时代的基本方略。今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紧紧围绕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五项具体主张。这又一次充分体现了大陆方面争取和平统一的诚意和努力。
但是，王升也坦陈，如果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台湾内部的发展变化，会发现和平统一的艰巨性更为突出——一是两岸正由政治对立走向统独对抗。在两岸政治对立阶段，矛盾的焦点是如何统一的问题；而在两岸统独对抗中，矛盾的焦点是统一与独立的对抗。统独对抗态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和平统一难度只能是越来越大。二是蔡英文的“台独”实验压缩和平统一空间。蔡英文虽然标榜“维持现状”，但实际作为上却是在推动“台独”的实践，在进行一场不折不扣的“韧性台独”实验。三是台湾内部盲目反对“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台湾的接受度与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成正比的，台湾上下盲目反对“一国两制”的情形越发严重，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岂不是越发降低。四是民进党当局意图阻塞和平统一的实现路径。
最后，他指出，要在上述情势下“化险为夷”、防患于未然，需要台湾人民发挥“集体理性”的作用，起而否定蔡英文的“韧性台独”之路，阻止台湾走上“分裂”的不归路，让两岸关系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更需要大陆方面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细化落实习总书记1月2日讲话中的“五项主张”，出实招、办实事，继续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增进和平统一认同，维护和平统一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朱卫东表示，“两制”台湾方案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两岸政治博弈问题。“两制”方案具有中国特色问题，这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创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探讨时要解放思想、小心求证，既要博采众长，也不要违背两岸同属一中的原则，生搬外国理论，自我设限。关于“两制”台湾方案内涵的框架，近平习总书记在1月2号的讲话中用三个“充分”，提出在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情况下，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对统一之后国家安排做了更加开放包容性的论述，搭建了四梁八柱。下一步要推进的重点应当是讨论“两制”台湾方案推进的机制、整合的机制，强调解决问题的方程式。关于“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此外，还要用好一中框架和“九二共识”，以增大一中的韧性和包容性，提供动力和空间。“九二共识”在现在情况下好用管用，要用好用足，使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还应 ，“一国”与“两制”贯穿着融合性的统一。
朱卫东也指出，“一国两制”不是僵死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思想。“两制”立足于自身的发展壮大推进统一进程。随着对“习五条”的理解，其包含的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在下一步探讨两制台湾方案中，将提供更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郑剑表示，两岸军事安全关系问题一直是两岸关系中引人注目、十分敏感的问题，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及国际上有关方面都关心。进入21世纪，以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探索与研究为牵引，两岸军事安全关系问题一时成为焦点。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必然涉及台湾地区军事力量设置、防务安排、两岸军事安全关系以及台湾地区海外安全利益维护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是设计“两制”台湾方案所必须回答的。和平统一就是不打仗的统一，既然本来以相互为敌为天职的两支军队握手言和了，那么后面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然是军队和军事问题的处理了，是所谓涉军问题，其中的核心自然是目前台湾地区这支军队保留与否。综观古今中外和平协议，多数直接或间接涉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和平进程和后续形势发展。
郑剑在发言中大致梳理了中共历代领导人对统一后台湾地区军队和军事问题的基本主张，并指出，和平统一毕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争取台湾民众对同一的理解和认同始终是大陆方面从未放弃的主张。所以，即便在岛内“台独”猖獗的时候，大陆方面也多次强调，“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涉军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表示，事实上，作为内战状态延续的一种政治解决方案，国共早在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就已发生过实质性谈判及争论。1949方案，在国民党方面是“划江而治”，但共产党提出了承办战犯等一系列政治谈判条件，追求国家统一和内战正义的实现，最终谈判破裂，解放战争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统一的模式在1949年就是“新政协”模式，即通过召集一个具有广泛人民代表性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民主协商的方法确定建国的基本事宜并制定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习近平讲话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关于国家统一的“新政协”模式，这是大陆数代领导人在两岸统一构想与论述上的显着延续性。“新政协”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主场统一”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协商与民主建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行使制宪权的实践模式。
他认为，与十九大报告的长线战略谋划相比，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中，则将这种“主场统一”模式加以更为明确与系统的阐述，标志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及两岸民主政治协商的正式计时。习总书记讲话重申了《告台湾同胞书》的历史意义和制度要旨，确认了“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地位，规划和展望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宪制进取方向和路径，这次讲话不同于以往的关键点在于：第一，明确提出“统一”目标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设定了两岸关系的统一”共识、话语和行动指南，这是既往两岸政策表述上的重要推进。第二，完成了相对模糊之“九二共识”的明确化，确立了“九二共识＝一个
中国＝一国两制”的宪制转换与演化逻辑，排除了“各自表述”的“独台”式观念困扰，更排除了“台独”的任何政治阐释空间。第三，着眼于“方案”的规划与设计，进入带有民主协商和宪制沟通操作性质的新阶段，为国家对台工作及台湾统派和更广大的台湾人民重建和平发展的两岸良性关系指明方向。第四，以民族复兴与更有尊严的国际地位、生活方式之承诺为台湾未来的制度维系与发展给出充分的战略空间和余地，也为台湾人民参与缔造“一国两制”合理方案提供政治正当性与合作空间。第五，习近平讲话整体上构成对40年前承诺的确认、更新与升级，使“国两制”政策初衷回归其最初针对目标，使“两制”红利能够更加完整地释放给台湾人民。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62790.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