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论中华文化自信与新时代全球化
中评社香港4月28日电（作者 朱高正）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面对西方列强巧取豪夺、历经苦难的情形下的一个自觉运动。它的导火索是因为1914年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花了70多天打败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驻军，从而接收了青岛和整个胶济铁路。而中国后来也加入了欧战，派遣华工正式与德国、奥匈帝国宣战。照理说，中国跟日本一样同属于战胜国，但是却在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有关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非但不能归还中国，反而整个转交给日本，而且还扩大了相关的利益。虽说弱国无外交，但巴黎和会罔顾正义原则，屈从于强权政治，导致了那时候以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为主，掀起了这一起波澜壮阔的民主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具有非比寻常的文化启蒙意义。就像康德所说的，“所谓启蒙，就是要从归咎于自己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未成年状态是指一个人没办法独立运用理性的状态。所谓“从归咎于自己的未成年状态”是指当事人早已不是未成年人了，只是由于缺乏自信与勇气而不敢去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就是鼓励每个人勇于将理性公开运用在与公共事务有关的事情上。
与五四运动相表里的新文化运动把近代西方文明总括为“民主”与“科学”，其中包括国家主权、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政、工业、科学、矿冶、水利等等，以群众动员的方式，深深崁入全国国民的心中。当时五四运动起源于北京，但随着天津、上海、南京、成都、开封、武汉、南昌、杭州...各地大学生的响应，而各地的工人、商会也都自动加入这一场运动。当然这场运动也免不了受到北洋政府内部党派斗争的影响，各个政治党派也在里头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所以如果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专制帝王统治，创建民国；那可以说，五四运动在思想上，从根本上给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带来一个文化启蒙运动。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那真是三千年来未曾有的大变局。在过去三千年的历史当中，中国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于北方，如：周朝的戎狄、汉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 宋朝的契丹和女真，以至于明朝的满清，无不来自于北方，从来没有从远隔万里之外带着船坚炮利，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之后，小小英伦三岛就可以把天朝给击败了。紧接着而来的两次英法联军与对日的甲午战争，乃至于1900年的八国联军，而太平天国也肆虐了十几年，可以说内忧外患不断，这种种迭加在一起，就是五四运动的背景。
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跟“赛先生”，也就是要用民主与科学来救中国，但是由于国内军阀混战，而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步伐加紧，虽然说孙中山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接手后，纵然北伐统一全国，但毕竟各地实质上还是处于军阀割据、画地为王的情况，这一种局势也为共产党的崛起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跟各地的军阀相比，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军阀而已，这些军阀缺少革命理想跟建国方略。军阀最关心的是划地为王，维护自己的地盘，根本不会考虑到如何重建中国。
蒋介石虽然标榜三民主义，但是从1927年国共决裂之后，蒋介石已经背叛孙中山的理想。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只是口头上喊着“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军阀， 但因为他是名义上的共主， 要领导这个国家也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加快对华的侵略，先是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接着对热河、绥远、察哈尔地区加快了掠夺的脚步，继而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以及满洲国。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引爆了全面的中日战争。经过8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共同努力之下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但此时国、共两党为了如何和平建国争议不断，虽然曾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其他各民主党派的参与下，得出修宪的基本原则，但后来由于国民党内部右派的坚决反对，而片面撕毁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导致国共内战全面开打。由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再加上特务横行，暗杀敢于建言直谏的知识份子，如闻一多、李公朴等，致使知识份子大多倒向了共产党，而民主党派也一样。这反映了民心的向背，这导致1949年 国民政府撤守台湾，而共产党则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国民政府撤守台湾之际风雨飘摇，1950年6月25号爆发韩战，第三天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这在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等于是给国民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但是自此也开启了台湾成为“中（共）美两强”军事对峙的最前线地带。台湾虽然有心发展经济，却一直力不从心，吸引不到外资。这要等到1972年2月28日，尼克森与周恩来在上海衡山宾馆签署了《上海公报》之后， 形势才得到改变。由于《上海公报》的签署，“中（共）美两强”达成了谅解，正因为如此，嗅觉最敏感的犹太商人就先到台湾来投资了，接着日本的资金源源不断以中（台）、日合资的方式，东南亚的华侨也大量到台湾来投资。此时蒋经国适时推出“十大建设”，扩大内需吸引外资，从而成就了台湾的经济奇迹，让台湾的人均所得从1971年的403块美金，而到1993年突破一万美金，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反观大陆从1949年之后，由于内乱停止，第一个十年，经济成长都可以保持在8%左右， 但是从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尤其到1966年爆发了不幸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切要到1978年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能得到拨乱反正。美国这时已经决定在隔年的元旦跟中共正式建交。换句话说，从1949年以来国际局势，随着中（共）、美正式建交而发生巨变。这也使得中共对台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向来是要以武力解放台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把这个政策调整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就是1979年元旦中共与美国建交那天，中共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背景。而当时大陆的人均所得还不到100块美金，而台湾的人均所得已经超过了1500块美金，台湾同胞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同胞，因此摆在邓小平面前最严肃的课题就是如何发展经济，而这也正是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的主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就开启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局面。 改革开放这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在这40年内，中国的人均所得增长了超过100倍， 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增长超过40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200倍。这40年使中国从一穷二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马上就要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可说是苦难的中国，这一百七、八十年来，所有仁人志士所期待的已经成为现实。
只可惜就在大陆以台湾为样板，急起直追的时候， 台湾却由于1986年所启动的民主化被扭曲为本土化，甚至台独化，致使台湾的经济从1993年以后，就迟滞不进。而两岸关系也因为台湾的去中国化，显得动荡不安。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很吊诡的，想当年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时，蒋介石马上在隔年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而且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并且把孙中山的生日11月12日订为中华文化复兴节。那时大陆正在“破四旧，立四新”， 对传统文化无情地肆意破坏，其破坏的程度远超过太平天国。正由于蒋介石的登高一呼，动用公家的资源，资助出版社，影印发行珍藏在国家图书馆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善本古籍，然后又有很多的政策来补贴发行经典的今注、今译，使得当时台湾成为全世界汉学研究的重镇。可惜由于李登辉的“独台”思想，紧接着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再加上马英九的“不统”主张，一路下来，整个台湾社会弥漫在去中国化的氛围当中。就在此时大陆兴起了国学热，各地书院林立，到处修复原有的书院。而中共更在此时做出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来支持弘扬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就使得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台湾自己放弃而由大陆来接收了。大陆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改革开放以后，就渐渐松绑，尤其从中共十八大之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因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造访曲阜，彻底得到除罪化。因此最近6年多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四书》、《五经》已经全面放进大、中、小学的教材里头，甚至连国家公务员考试也把《易经》列入考试项目，在中国共产党主政之下，传统文化迎来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当局对于五四运动讳莫如深，不是五五开，就是三七开。而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常常就集中在五四运动是反传统的、是否定传统文化的，而打倒孔家店、打倒孔老二，就是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不能否认五四运动当然有过激的主张，但总体来讲五四运动所扮演的文化启蒙的角色，是任谁都没有办法否认的。今天中国人终于在经济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也终于在经济上恢复了应有的地位，这就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文化自信，以一个更加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未来、面对世界。事实上，传统文化在过去的一百七、八十年里头，一被认为是中国要完成现代化的绊脚石，这个情况要到上个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出现才发生转变。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亚洲四小龙”的出现，是绝无仅有的。
平心而论，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大航海时代开始来说，像西班牙、葡萄牙在15世纪末，教皇甚至把地球就划分给西班牙跟葡萄牙两国，16世纪基本上可以说是西班牙跟葡萄牙的世纪。而17、18世纪，则是由英国与荷兰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分别在1600年跟1602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后来法国、瑞典都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些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哪一个不是靠着船坚炮利，对于亚、非、拉的地区巧取豪夺？以美国为例，美国为了西部大开发，屠杀印地安人至少 3000万人以上；英国入侵澳洲时，把当地的土著当成狒狒，进行种族屠杀；而俄罗斯只花了300年不到的时间，就把他的国土延伸到鄂霍次克海，其实那只不过是沿袭当年蒙古人钦察汗国的足迹往东一路征讨，开疆辟土；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不在话下。
换句话说，这些所谓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义大利、比利时、瑞典、美国、俄罗斯、日本毫无例外都是以牺牲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利益，奴役别人、侵略别人，来繁荣自己的母国。而“亚洲四小龙”像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靠着侵略别人、奴役别人，却能够完成工业化，这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因此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海外的华人知识圈里头，就有不少人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他们借用德国的社会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完成工业化，主要就是因为这四个国家或地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就是他们都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都非常重视家庭的观念与子女教育，非常重视勤奋跟节俭的价值，就是因为这种文化基因，使得亚洲四小龙可以不借着侵略别人、奴役别人而完成现代化。
这可以说是过去这一百七、八十年来，第一次从正面的角度来评价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不但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甚至是完成现代化的有效助力。其实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在德国求学的时候，就曾经在书店里面看到一本《儒家共产主义》的著作，这是1984年出版的。作者显然是认为1978年以后，中共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采用儒家思想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时亚洲四小龙的出现乃是受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了，那这位德国作者会写这么一本《儒家共产主义》的书， 显然是在预测将来除了这“四小龙”以外，还会有一条超级巨龙腾飞在东亚的上空。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期待，过去七、八百年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文明圈里头的越南和朝鲜，只要他们能够善用儒家的传统文化元素，要完成现代化，也是指日可期的。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有很多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以五四运动为例，当时因为缺乏文化自信，就很容易把中国看成是旧的，西方是新的；中国是落后的，西方是进步的。但是今天我们在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信心之后，我们今天再来比较中西文化，那显然就会呈现出一些新的视野。笔者从中学时期就非常关注国家的前途，记得从中学开始，我就发誓不读当代人的著作，因为我想要是当代人的著作管用的话，怎么今天中国还是处于挨打的局面？
所以从中学开始，我只读两种书：一种是中国的古书，另一种是近现代西洋的名著。我读中国的古书，像我从高一开始读《论语》、《孟子》，高二开始自学《易经》，高三开始读《近思录》跟《传习录》，因为我是孔子的信徒，我深深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为荣。而《易经》作为群经之首，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所以我从高二开始自学《易经》，到今天也快50年了，仍然乐此不疲。而到现在我对宋明理学仍一直抱持着高度的兴趣，《近思录》代表宋学的纲领，《传习录》则是代表陆王心学的经典。而对于西洋的学问，我着重在法政思想，后来我到德国专攻宪法和康德哲学。
还记得我刚刚要到德国念书的时候，把我带进康德门槛的恩师黄振华教授就提醒我说：“高正，你到德国去，跟德国人吃饭的时候，喝汤不要出声音。”我就谨记在心，然后当我到德国不到一个月，在一个社交场合认识了波恩地区的公证人Dr. Lambert夫妇，他们就邀请我到他家享用德国餐。第一道菜就是汤，我就按照老师的交代，喝汤不出声音，也就是一定要把汤匙舀起汤之后，放进嘴巴里面，再把这个汤咽下去。因为德国的汤是温的，所以我喝汤时没有让老师丢脸。不到一个礼拜之后，我回请Dr. Lambert夫妇，我找了一家中国餐馆宴请他们，在中国餐馆上来的第一道菜也是汤。我就发现有问题了，因为中国的汤是烫的，如果按照德国人那种喝法，一定会烫伤喉咙。所以我就先跟Dr. Lambert夫妇解释说，我们中国人喝的汤跟德国人喝的汤是不一样的，德国人喝的汤是温的，而我们中国人喝的汤是烫的，不烫就不叫汤。所以你要享用中国美食，一定要先把汤舀起来，先在嘴边吹吹，然后再徐徐吸进口中，而不是像喝德国汤一般，一口将汤送进嘴里吞下去，这样才不会伤到喉咙。他们夫妇俩就按照我的话，就舀起一口汤，然后吹一吹再慢慢吸进去，他们说：“哎呀！我们吃中国菜这么久，今天吃得最高兴。”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Dr. Lambert夫妇讲，我们交往就是在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我认为在文化交流的时候，吃德国餐就要按照吃德国餐的规矩；吃中国菜，就要按照吃中国菜的礼仪。
就以喝汤为例，绝对不能硬是把德国喝汤的规矩，给套到吃中国菜里面来，这就是文化自信的一个小例子。等到我快要完成德国学业的时候，我爱人在1984年年底，要先带着两个儿子回台湾，我的博导贝特兰教授全家送我们到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因为我的博导非常疼爱我两个儿子，就说希望他们20年后还能够再到德国来留学。我当场脸色大变，老师就问我怎么了？我就跟我老师讲说：“亲爱的老师，要是连我朱高正的儿子，20年后都还要再到德国来留学，那您认为我们中国人到底还要再到德国留学几代啊？我的愿望不大，我希望30年后，您的孙子能够到中国来跟我写博士论文。”我老师听了我这句话之后，很高兴地说，他总算没有看错人。我想这也是文化自信的另外一个表现。
其实，在我钻研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这四、五十年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可以总结为三个字，那就是“仁”、“中”、“家”。 首先讲“仁”，“仁”是儒家的开山祖师爷孔夫子最高的道德理想。我们讲“仁”，五常之德，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其核心就是“仁”。像朱夫子就讲过，“仁”就像太极一样，讲一个那就是“仁”；如果要讲两个，那就相当于“两仪”，那就是“仁”代表阳仪；“义”代表阴仪；如果要讲四个的话，那叫做“四象”，就是“仁、义、礼、智”，“仁”代表少阳，“礼”代表老阳，“义”代表少阴，“智”代表老阴；如果要讲五个的话，那就是“仁、义、礼、智、信”：“仁”在东方配木，“礼”在南方配火，“义”在西方配金，“智”在北方配水，“信”在中间配土，就叫“五行”，也叫“五常之德”。
所以在儒家思想里头，“仁”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德在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由上天所赋予。这种天生的善性就是大家所共有的“人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后天禀赋的关系，而有清浊偏全之别。因此孟子才有四端之说，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二帝三王与孔子代代相传的人性本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对尔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相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原罪论，正是鲜明的对比。西方认为人生而有罪，有待上帝的救赎。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得到救赎，这种古老以色列的“选民”思想一直流传到现在。因为这种思想再配合上近现代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观，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白人至上主义”。他们自己在还没接受基督前是野蛮无文，在大航海时代，见到非洲、印度半岛沿岸、东南亚等“香料群岛”以及美洲的各民族也大多野蛮无文，更加深了这种成见；在接触中国之前，他们总以为只有皈依基督教才算文明。这种狭隘的历史观严重影响了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
“仁”之所以作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一个区别，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向来就强调个人主义，而中国文化从来不强调个人主义。就像“仁”，“仁”这个字就是，“二人”为“仁”。在中国文化里面讲的，最重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譬如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叫“五伦”，也就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中国人讲怎么做人？你要把这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妥当，那还有什么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呢？那西方他们讲来讲去，都讲个人主义，而后来个人主义就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其结果，因为个人主义太过张扬，就会造成强者欺负弱者，有钱的人欺负没钱的人，所以就造成社会主义起来反抗他。同样的道理，因为个人主义太过张扬，甚至认为说人定胜天，而造成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跟破坏，这就造成了现在大自然对于人类的逆袭，造成地球的暖化，南北极冰山的融化。
为什么说西方世界讲个人主义？以西方伦理学的最具代表性的康德来讲，康德在他的伦理学里面，最后就是要处理“德”与“福”的必然连结。因为在义理上，我们总要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在现实上常常看到，善人得不到善报，恶人得不到恶报。康德的伦理学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说像上帝，在他的第一批判，也就是《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已经否定上帝的存在，也否定了灵魂不朽；但是在第二批判，他在处理人的意志自由的时候，这个上帝复活了，灵魂又不朽了，为什么？因为在康德来讲，人不是死了就没了，康德认为，人死了还有灵魂，他说我们一定要承认有一个全知全能上帝的存在。因为有这么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才能对每一个人从生下来之后，他做过什么好事、坏事？讲过什么好话、坏话？动过什么善念、恶念？无不了然于心，通通记录在案，当一个人死了之后，祂就可以把他生前的所言、所行，甚至所思、所想，全部加加减减。加加减减之后，还有善行的话就让他上天堂，当他的善行不足以补过，就让他下地狱。讲来讲去，还是报应在他自己身上，这叫个人主义。
那在中国不一样，中国人常常说，奇怪那个人坏事做绝，怎么还没有得到恶报？人家就会告诉你，你有所不知，因为他祖先留下来的福报余荫还没用完；倒过来讲，当一个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他还没有得到好报，人家就会说，这是因为他祖先留下来的业障还没还清，所以还没有好报。所以在中国每一个人还活着时，你就要多做一些善事，以便在命运银行里面替你的子孙多存一点款项，以便他将来有犯错的机会。在西方因为有基督信仰的关系，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人与上帝的关系远远超过人与人的关系。
在中国，根本不需要有上帝的信仰，因为中国讲的是孝道，像孟子所说的：“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尧当初怎么会把天下让给舜，因为舜在孝跟悌两件事情上面都做到了极致。舜的父亲瞽叟受到他继母的蛊惑，整天想要害舜；而舜的同父异母弟象，一天到晚也想要害舜。但是最后却透过舜的孝悌德行，终于能够让爸爸跟弟弟受到感化，所以尧才放心把天下让给舜。所以这个孝悌套一句王阳明的话，“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孝悌为仁之本，却是从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个仁的道理，就是从这种最自然的孝悌里面油然而生的。所以中国人他绝对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就是列祖列宗集结在你身上，而每一个人也有为后来的列子列孙去繁衍的责任。所以中国不须要个人主义，也不须要有上帝的信仰，但中国的人口却能够不断地繁衍，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
其次这个“中”，就是无所偏倚，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在《论语》二十篇里面，最后一篇叫做《尧曰》。《论语》照理说是记载孔子以及孔子跟他的弟子，或弟子之间的对话，怎么无缘无故会跑出一个尧出来呢？其实，尧要比孔子早个一千六、七百年。北宋两位程夫子是最早指出《论语》应该是有子与曾子的弟子们编的。为什么？因为在《论语》里头，就只有有子与曾子称为“子”，从来不曾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为“有若”或是“曾参”。因为是他们两位的弟子所编的，所以必须称呼老师为“子”。有若跟曾参都是孔子最杰出的弟子，按照《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死了之后，有一些弟子认为，有若长得有点像孔子，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以对孔子的礼节来侍奉有若。而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实是颜渊，但是颜渊早死，后来真正得到孔子真传的却是曾子。而曾子把他所学到的也传给孔子的孙子孔伋，也就是子思。
所以说在编撰《论语》的时候，我相信子思在里面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子思就是《中庸》的作者，而《尧曰》篇的第一章，就这么记载着“‘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什么意思啊？当初尧要把天下让给舜的时候，就告诉舜说：“舜啊！现在天命降到你的身上，你现在开始要信守中道，处理任何事情不要有所偏倚，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你要不这样的话，四海一困穷，上天给你的俸禄就没有。”后来舜也把这一句话，交代给大禹。这是《论语》最后一篇第一章所记载的，而这些话也记载在《尚书》的《大禹谟》里头。按照《尚书．大禹谟》的记载，尧要把天下让给舜的时候说“允执厥中”四个字，等舜把天下让给禹的时候，就在“允执厥中”上再加了十二个字，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说人心是危疑不定的，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或是内心欲望的误导，而那种天理公心却是大公无私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天理公心，却又那么样的微昧不显，只要你的人心一浮出来，道心就见不到了，所以你要“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就是你要精而不杂，专一不二，让道心来驾驭人心，这样你就能做到信守中道。后来这十六个字就成为十六字心诀或心传，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然后汤、文、武、周公到孔子，以至于曾子、子思，这就是“道统”。
我们讲的“道”就是指这个“中道”，就是“允执厥中”这个中道，也就是做任何事，你不要有私意或私欲夹杂其间，凡事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要恰到好处，这叫“中”。所以中国人不管做什么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自古以来反对赶尽杀绝，甚至还要给人家能够继续供奉他们的祖先，让他的后代能够不断繁衍。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不断地繁衍、壮大，就是因为有这种“中”的思想，所以四边的民族很乐意融入到中华文明。
我们来看看，当年五胡乱华，那五胡到哪里去了？都已经融进中华文化了。当年的契丹，耶律阿保机所创建的大辽国，现在到哪里去了？除了耶律大石带了一批人往西迁移之外，大部分都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完颜阿骨打的金国，后来都融进中华民族里头；到后来的满清，无不如此。所以中华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就是因为有这个“中”的思想在里头。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特别强调“中道”，专门讲“中道”的卦，就是第六十一卦“中孚卦”，教我们人如何来信守中道。而且文王、周公父子在为《周易》系上爻辞的时候，也充分体现了“中道”的思想， 大家看看“二多誉”、“五多功”，第二爻就是下卦的中爻，所以能得到很多的赞誉，第五爻是上卦的中爻，都能够建功立业，这叫“二多誉”、“五多功”。在《易经》里头只要是中爻，大部分都是大吉大利的，这就体现出了“中”的思想。“中”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是要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就像《文言传》里面提到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个“义”与“中” 很多时候都是互通的，因为“义”就是合宜的意思， 只要处理得合宜那就是“中”。
因为中道的思想深刻影响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因此在中国很难出现偏激的思想。因为中国讲“中”，就很难出现在西方社会的阶级斗争。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统治阶级，要以被统治的阶级为基础，就像《易经》所讲的《泰卦》一样。象征君王的乾卦不能高高在上，要能够屈尊就下；相反的，象征臣民的坤卦，你不能把他压得扁扁的，要让他能够下情上达。所以“干在下，坤在上”变成《泰卦》，“泰”就是大通的意思。如果上、下能够大通，而不是阴、阳隔绝，当然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就因为“中”够维系多元的和谐，而在西方，少数民族常常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在中国不曾听过少数民族成为被迫害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而这些偏激的思想在西方是屡见不鲜的，像西方的辩证法之父━赫拉克利特他就讲“斗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而在中国则认为，斗争只是达到一个更高和谐的过程而已，斗争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或是过程，这就是中西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
最后我们来谈“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中国是全世界各民族里头，关于家属的称谓最为完整的，因为就像生活在极地的爱斯基摩人，他们要能够分辨30种以上不同的雪，哪一种雪是可以用来做冰屋的？如果你分辨不清，那就可能造成生命攸关的大事。对我们一般人来说，雪就一种而已，但是对爱斯基摩人来讲，你至少要能分辨30种以上不同的雪，因为这对他们的生存太重要了。同样的道理，当你对家属的称谓越完备的时候，就表示越重视这种亲戚关系，不论是血亲，还是姻亲，你重视才会分得越详密；如果你不重视，那就囫囵吞枣。打个比方，像是在欧美国家，堂表兄弟姊妹都叫做cousin，或者是用德文来讲叫Kusine，也就是说不分辨是爸爸这边的，还是妈妈那边的；不分辨年纪比我小，还是比我大的；甚至连性别是男的，还是女的也不分辨。反正只要是同辈的亲戚，不是自己的兄弟姊妹，通通叫做cousin。要是在中国，你跟人家讲，他是我姑表哥哥，那我们就知道他就是你父亲姐妹的儿子，年纪比我大，才叫做姑表哥哥；如果她是我姨表妹妹，那就是我妈妈姊妹的女儿，年纪比我小的；如果说他是我堂哥，那一定是我爸爸兄弟的儿子，年纪比我大的，一清二楚。但是在西方文化里头，因为他们不重视“家”，所以对家属的称谓就非常的草率，才会把堂表兄弟姊妹通通叫做cousin。
在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依照周朝的宗法制度，其实天下或者是国，只不过是家的延伸而已。我们称它为国家，国其实就是家的延伸。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小农社会，那自然而然就跟家的这一种关系互为表里，家是最基础的社会单位，所以孟子才会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是指晚辈对长辈的顺从；“悌”，是指同辈之间的友爱。我们中国人讲的“五伦”，除了夫妇以外，都是孝悌的延伸。《中庸》提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夫妇是“五伦”里的重中之重，就像《周易．序卦传》所讲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演变，一定是从母系社会开始，因为那时人与禽兽还很难画分界线，那时夫妇制度还没建立起来，所以一个小孩只知道母亲是谁，不知道父亲是谁。当时小孩都是由母亲的兄弟来教养，这就是“舅父权”，这是原始社会、母系社会的一个特色。人类进入一夫一妻制，那是最近几千年，甚至几百年的事。在人类史上，过去几百万年都是母系社会，只有最近这几千、百年才进入父系社会。父系社会就是牺牲了女性性交的自由，要求女性对男性的贞节，这样夫妇关系才能确定下来。因为夫妇关系确定下来，才有父子，而君臣关系其实就是父子关系的延续。有了君臣才有上下，才有后来所谓的长幼尊卑的礼义关系。所以说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续，就像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延续；一个是对长辈，另一个是对平辈。“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有没有夫妇关系，可以把它视为人类是否已经进入文明的一个重要表征。中国在商朝的时候，王位的继承还是兄终弟即，那就是母系社会残留的证据，而取代商朝的周朝，把王位继承改成嫡长子继承制。所谓的嫡长子，那当然是以父系社会为基础。所以我们现在讲周公制礼作乐，中国的礼乐是从周公的时候才奠定规模的。
既然国家天下就是家的延伸，因此在中国来讲一定是天理、国法与人情并重，绝对不会把法律讲得冷冰冰的，一定要考虑到人情，这也就造成了中华法系一直带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原因。在21世纪的今天，再重新来看它，也未必不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润滑剂。所谓“家国天下，以天下为一家，举国为一人”，所以说这个家是建立在人类最自然的感情之上，像一个人生下来，他最早的老师，不是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兄姊吗。所以讲孝悌，乃至于夫妇的关系，更是君子之道的基础，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每个人总要成家立业，要成家在先，立业在后，结了婚生儿育女才有责任感，这时候再去开创功业自然水到渠成；反观西方很多哲学家都不结婚的，像是古代的柏拉图就不结婚；而近代的牛顿、亚当斯密与康德也都不结婚。在中国几乎不曾听过，有哪一个名人是不结婚的。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家都有追本溯源的家谱、有祠堂、有家训，而且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独特的“家风”，这种现像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其实，“仁”、“中”、“家”这三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儒家思想的内核，也正因为这三个重要的元素，使得中华文化大大有别于其他的文化体系。平心而论，中华文化是公认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但也只有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到今天，仍然保持着生机活力，而其他文明早就都已经灭绝了。中华文明怎么能够绵延不息，就跟“仁”、“中”、“家”这三个元素密不可分。中华文化，在时间上，可以绵延不息长达五千年之久；在空间上，所谓的“中国”，其实本来就是指在洛水流进黄河那个交会附近的洛阳盆地，以及黄河由北向南流而拐向东流的运城、临汾的晋西南一带。古书所记载的中国，就是指这两个小地方而已。但随着时间的绵延，华夏文明就不断向四方扩大，向北逐渐及于蒙古草原，向南达到闽粤一带，向西则达到甘肃、四川，向东则到海边。
这种绵延与扩张的方式，也跟其他文明大有不同，其他文明基本上都经由战争或是杀伐完成，而中国的文明之所以扩展是借着所谓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就是说由于周边的民族向往华夏文明，而主动采行华夏文明。打个比方，像楚国在春秋时代是被列为蛮夷之邦，但是楚国后来接受了华夏文明，在战国时代变成了华夏一份子；而吴、越本来同样也是蛮夷之邦，吴、越同样在楚国之后，一样被认为是华夏的一份子；乃至于后来的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都曾经占领了大半个北部的中国， 后来也都全部融入了华夏民族。满清虽然占领了整个中国，到最后也全部融入中国。所以说就是因为中华文化基本元素就是“仁”、“中”、“家”。
“家”是代表一种自然血缘的凝聚力，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契丹的雄主耶律阿保机运用得最为娴熟，这个方式后来也被蒙古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学习，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就是把东边交给他三个弟弟，而西边就交给他三个儿子术赤、窝阔台跟察合台，而最小的儿子托雷则留在蒙古本部 。家就是最自然的血缘关系，用这样撑起整个天下。而“中”就是不走偏锋，不太过与不及，正因为这样才能够包容万物，存异求同，不会像西方因为宗派信仰不同，可以进行长达数百年的宗教战争。譬如荷兰人就是受不了他的母国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强迫他们改信天主教，就起来反抗整整八十年。这种事情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有这种“中”的思想深入民心，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这就造就了中华民族能够包容广大，各种不同文化的民族可以繁荣共生的局面。透过一两次的武力征伐来完成统一，那种统一是假象的、短暂的 ；而透过这种包容，长期互相了解、互相影响，就铸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更重要的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 ，正如孟子所说的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强调王道，爱护百姓这种观念早已深入民心。
所以这个“仁”跟当代社会主义思想可以互相发明。社会主义强调的就是团结：有工作能力的人要照顾还没有工作能力或者已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互相团结；健康的人要跟病患互相团结、互相扶持，也就是我要照顾你，也才能期待你会照顾我。这就是你中有、我中有你，而不是唯我独尊。西方讲的是个人主义，走到最后就是强者欺压弱者、强国欺负弱国，这三个元素就造成中国的扩展不是透过武力征伐，而是透过互相的包容、理解、认同，然后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体。
这也就难怪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他的代表性著作那个十二卷版的《历史研究》当中，他针对人类史上存在过的26个较为重要的文明做了研究之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他以“挑战-回应”的模式来分析一个文明的盛衰起落，他发现一个文明就像个人一样，也要历经出生、茁壮、繁荣、衰退、死亡。他很讶异地发现，中华文明是这26个文明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其他25个文明没有一个逃得过灭亡的宿命，只有中国文明在濒临灭亡时，由于成功地吸收了域外的大乘佛教，也就是宋儒所开创出的宋明理学，而开出了第二春。抗战时期，研究宏观历史的雷海宗先生就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中华文明能不能有第二次的复兴，能不能开出第三周期？由于中国明朝中叶以来的海禁政策，而与西方的大航海时代脱钩，没有能及时赶上工业革命的浪潮。因此从鸦片战争以后，国势一落千丈，一直处于挨打的局面，打得大家对自己的文化信心丧失殆尽。因此为了救亡图存，各种议论争奇斗艳，早先是向英、法来学习，其次就向德国来学习，甲午战争之后就向日本来学习，十月革命后就向苏联来学习，搞到最后甚至主张“全盘西化”，文化主体意识丧失殆尽。这可以说就是病急乱投医，而五四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展现出来的一次大型的文化自觉的全民社会运动。
五四运动不可讳言有它的局限性，当它一面倒地讴歌新文化，咒骂旧文化，就不免让人把五四运动跟反传统画上等号。其实，要说五四运动是一种反传统的文化运动，并非公允之论，但不可否认的，五四运动确实影响了多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贬低与蔑视，这就对文化自信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其实，笔者早在30年前，为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发表了一篇〈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当代菁英阶级的文化意识批判〉，在当时台湾的《联合晚报》副刊连载五天，这篇文章应该是开启当代针对“文化主体意识”这个论域的先行者。
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能够不断地去回顾他自己的过去，随时严肃审视本民族的现状，瞻望本民族的未来。对于本民族的过去十分珍惜，因为自己的过去，其实就是这个民族自身的历史，这个历史是这一个民族所自有、所独有的。他也只能从自己的历史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也只能从历史总结经验来改正自己。因此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它还是可以很鲜活的；这就像一个人他怎么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他只能从自己的过去里面，去省察自己 、改进自己、超越自己，到最后创新自己。
同样地，一个民族，要珍惜自己所独有的、所自有的、所固有的历史文化，在历史上犯了哪些过错，要深加反省、检讨、改善，在历史上有哪些辉煌的成就，要予以发扬光大，砥砺后人。也只有从对自己过去的反思、省察，才能在面临重大关键的时刻，做出及时妥善的决定，而这也只有立基于对过去与现在的的理解，才能规划民族未来的发展。其实，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而“过去”、“现在”与“未来”是相互折迭的：离开过去就不可能有现在和未来；离开现在，过去与未来毫无意义；人离开未来，你又怎么去评价过去和现在？每个民族都要能够建构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他才能够在碰到危机时，知道有所抉择、有所决定。
要是文化主体意识没建立起来或是沦丧了，那就像没有脑袋的人一样，只能随波逐流。像民国初年那样，从英、法留学回来的，就主张向英、法学习；从德、日回来的，就主张向德、日学习；十月革命以后，向往社会主义理想的，就主张向苏联学习；毫无主见，任人推挤，这就是文化自信荡然无存的表现。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时候，就是要下定决心，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珍惜过去5000年文化所积淀下来的经验与智慧，但是也要心胸宽阔，面对未来、面对世界，以充满自信的精神面貌，重新昂首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中国经过奋发图强的40年改革开放，已经从一穷二白、贫弱落后，一举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接近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习近平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已经从“站起来”实现了“富起来”，在新时代更将从“富起来”变成“强起来”。看样子雷海宗先生的那个问题，也就是中华文明能不能开出第三周期？答案应该是乐观的。也就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揭开中华文化第三周期的序幕。
什么叫做新时代？新时代是对过去40年改革开放政策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的一个超越，也就是为了回应人民对于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就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并举。换句话说，过去只注重“量”的增长，现在更重视“质”的提升；以前是要快，现在是要好重于要快，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追求更高的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开放的红利能够由全民共享，这样才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面的“中国”，指的当然是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也就是我们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在我们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世界有目共堵的成就时，我们应该要感谢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我们卓越的经济建设所提供的精神支撑。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儒、释、道。但儒、释、道，向来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以儒为主，以道为从，以佛为宾。当太平盛世的时候，当然就是以儒家为主；当战乱的时候，自然是法家、兵家当道，此时道家跟佛家就成为一般文人跟市井小民避难的处所。但是不管怎么讲，只要天下一太平久了，就要以儒家为主，亦即要从人的自觉来拥护这个政权才有用。而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创始人虽然是孔子，但是孔子编撰《六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就意味着在《尚书》里头，就是以《尧典》、《舜典》开始，接着就是《夏书》、《商书》、《周书》，也就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作为孔子思想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在《论语．尧曰篇》第一章所交待的，跟《尚书》所记载的，遥相呼应。这就是孔子思想的源头，然后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给孟子。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如果没有子贡、孟子跟董仲舒的话，儒家思想还真不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因为孔子去世之后，弟子们为孔子庐墓三年，当众位弟子期满依依不舍互相告别后，子贡又继续在那里庐墓三年，子贡对孔子的感情由此可知。而子贡是一个实干家，他不仅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所以子贡在战国初期享有盛名，绝对不低于子夏，而子夏那时正是战国初期霸主魏文侯的高参。由于孔子有这么多杰出弟子，使得孔子的地位自然就高了起来。然后孟子在战国中期，那时候天下的学术中心就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齐国的君王为了减低自己篡位的恶名，而刻意兴办稷下学宫，笼络天下的文人墨客。因此天下最有才华的人，都齐聚到稷下学宫，最多的时候多达上千人。当时孟子就是在稷下学宫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跟诸子百家展开论辩，来弘扬孔子的学说。他抨击兵家、法家、道家、农家、墨家、阴阳家、名家，借着跟他们争锋，阐发孔子的伟大思想，孟子功不可没。而稍后的另外一位战国时代集儒学之大成的荀子，也曾在稷下学宫三次担任祭酒，也就是坛主。
秦朝一统天下之后，采用法家思想，始皇帝最崇拜的人就是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而且重用笃信法家的李斯为丞相。很不幸，韩非跟李斯都是荀子的门生，这就让人家不得不怀疑荀子的儒学是否醇正。由于他太过重视外在的礼，忽略了内心的诚敬，这就使得儒家当缺少内心的诚敬时，就有可能走向法家的歧途。也正因为荀子这样，也更加凸显了孟子成为孔子传人的地位。尤其孟子在《尽心篇》高举“人性本善”的大旗，又跟荀子的“性恶说”成为尖锐的对比。秦朝奉行法家，国祚只绵延15年，汉朝建立之后，早期虽然采用黄老治术，但从汉武帝建元五年，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自此儒学就成为中国历代的官方主流思想。
在太学里头，五经博士最多有14个博士官，博士官下面又有博士弟子员。比如说你想学《春秋》的，那就跟职掌《春秋》的三个博士官去学习，而每个博士官都有他们的家法，这个家法就越来越严谨，但也越来越偏狭。搞到后来常常为了解释经文里面的一个字，动则上千言，最荒唐的甚至高达两万言，这就使得经学流于支离破碎。到东汉末年，经学已经很难再维系人心，这就给在东汉初年传进来的佛教，大肆扩张的机会；而此时本土的道教也起来跟佛教相抗衡。很不幸，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到隋朝一统天下，这中间大概有400年，历经三国、西晋、南北朝。最后北朝被北魏所统一，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西魏被宇文泰所篡为北周，东魏被高欢所篡为北齐，北齐被北周所灭，北周又被杨坚所篡为隋朝，然后隋朝灭掉南边的陈朝，终于在公元589年天下复归一统。在这400年中间政权更迭，南北道术分裂，尤其佛教几乎成为南朝或北朝的国教，在这个时候儒家不断地被边缘化，奄奄一息。
到了唐朝，太宗时期虽然下令孔颖达组织编撰《五经正义》来统合南北对经义诠释的歧异，但基本上，还是离不开汉儒治经那种支离破碎的格局，对于儒学复兴的帮助有限。佛、道两家还是唐朝的主流思想。这要到唐朝中叶，出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与他亦师亦友的李翱所写的《复性书》才重启儒学的生机。安史之乱以后，天下分崩离析，进入藩镇割据的时代，结果是朱全忠篡了唐，中原由沙陀人取得政权，开启了所谓的五代；南方则裂为十国，北方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到了宋朝陈桥兵变，赵匡胤接收了后周政权，提倡文治，当时契丹人还是雄聚北方，西夏盘踞在宁夏一带，而在山西还有北汉，南方南唐李煜等先后归附，要到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时才灭掉北汉。而要到西元1004年宋朝与契丹签定澶渊之盟，才开启了120年南北和平发展局面。
在北宋由于太祖赵匡胤提倡文治，因此人才辈出。赵匡胤要死的时候，曾经立下三句遗言，刻在石碑上要求以后继位的君王要跪读祖训，那三句话就是“不杀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不杀柴氏子孙”，这体现了赵匡胤的仁德，也因此抑止了五代朝代更迭的杀伐之气，这跟“杯酒释兵权”如出一辙；“不杀士大夫”，这给中国的读书人带来了空前的自由思辨的空间，因此像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很多对于古代经典的质疑都可以提出来，带动了自由思辨的风潮，开启了理学的先声；至于第三句“不加农田之赋”表现出赵匡胤体恤农民，我们是以农立国，当然要护住根本。从赵匡胤那个时候就出现像孙复、石介、胡瑗、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这些大儒以及政治家，也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开疆辟土，才带出了北宋五子，那就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而到了南宋，就出现了综罗百代、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
朱熹的出现也代表新儒学的复兴，他经由编撰《近思录》把北宋五子除了邵雍之外，将其他四位大儒的思想精华，收录在《近思录》这本号称为新儒学纲领的经典里头，深刻地影响了最近七、八百年来的东亚文明圈。他又将《礼记》中《大学》跟《中庸》两篇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并以毕生之力为《四书》做《章句集注》，这部经典后来就成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定本，影响不可谓不大。所以《近思录》在二次大战以前，最后一次出版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那年，以后就要到1967年，也就是蒋介石在台湾提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才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换句话来讲，甲午战争以后，《近思录》就不再出版，这也意味着新儒学的没落。
我们讲中华文化的第一周期，就是指从尧、舜以来到唐朝初年；第二周期应该是以韩愈、李翱起头，北宋五子开道，然后朱子集其大成，延续到19世纪末。而我们现在所提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指的就是在改革开放40年经济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之后，在恢复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如何从过去开出的第二周期去汲取经验与教训。
第二周期是怎么开创出来的？东汉末年到隋朝建立前这400年里头，儒学被佛教跟道教边缘化，当然是由于当时本身儒学的诠释支离破碎，且当时天下大乱，大家想要安心立命。而之所以儒家能开出第二周期，就是因为这些大儒们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而突显了《易传》、《中庸》、《大学》这些经典的重要性，来弥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命、天道”的缺憾。孔子主张“不知生，焉知死”，但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大家要安心立命，佛教告诉你，人死后会往何处去？人从何处来？道教讲长生不老，儒家讲“未知生，焉知死”，这就不合时宜了。所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佛、道讲怪、力、乱、神；儒家“罕言性、命、天道”，但是佛家讲“明心见性”，道家讲“道法自然”。
在儒家，当时只有思孟学派讲心性，也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所以新儒学为何突显《易传》，因为《易传》讲阴阳、屈伸、变化、往来、鬼神之道；《中庸》就专门讲性、命、天道；《大学》讲治国平天下。此外，新儒家又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像程颐，在替杨时说明张载所写的《西铭》时，跟他提出“理一分殊”，这就是从佛教里面的“月映万川”而来。因为程颐讲了“理一分殊”，到杨时的时候，就开始深刻反省，把它发扬光大，到他的三传弟子朱熹那里，“理一分殊”就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范畴，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共性”与“特性”。另外一个例子，太极图本来是道士们修真炼气的一幅图，周敦颐写了一篇《太极图说》，引述《易传》跟《中庸》来解释太极图。而到朱熹时，他的大弟子蔡元定又把太极图从四川带回来，朱熹就在周敦颐的基础上，又写了《太极图解》以及《太极图说解》，从此《太极图说》就成为新儒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朱熹就这样完成了儒学进入第二周期，这同时也是儒学的第一次复兴。
我们过去一百七、八十年受到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侵略，经过最近这40年的刻苦奋斗，终于在最近20年显现出复兴的苗头。而如今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我们马上就要开出中华文明的第三周期，我们要汲取第一次复兴的经验，也就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突显《易传》、《大学》、《中庸》的重要性，来弥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命、天道”的缺憾，然后再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镕铸而成新的思想体系。那我们今天要借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自觉地开创中华文明第三周期，我们就要以“孔、孟、程、朱”为主干，来突显《礼记．礼运．大同篇》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要吸收西方近代的工业文明，包括民主、科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对现代中国发展有利的因素，镕铸成一个新的体系，来作为中华文明第三周期的最高指导原则，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代表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达到最高境界的社会经济学说，要把它跟“孔、孟、程、朱”以来儒家思想深刻的辩证思维相结合，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不仅能够驾驭社会主义，还能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因素。
当我们现今自觉地要开创出中华文明第三周期之际，经济上，我们已经急起直追，摆脱了贫穷落后，早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马上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曲曲折折的一百七、八十年的摸索，我们现在可以很有信心地指出，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不断扩展，主要就是得益于“仁”、“中”、“家”这三个文化元素，在经过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狂风暴雨似地欺凌略夺后，我们终于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重新矗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尔后中华民族将会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发挥什么作用？过去五百年的全球化，因为崇尚武力征讨，将基督教文明，以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强加在非西方国家的人民之上。尤其自2008年世界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从美国到英国、法国、义大利，乃至于德国，这些最有代表性的西方民主国家，无不陷入困境，不能自拔。由于经济发展不如预期，而财富分配益加不均情形之下，使得反对移民、难民的极右派和仇富的极左派都汇聚到民粹主义的大旗之下，西方的代议民主体制碰到这种情况完全束手无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选出特朗普这样的总统、英国的脱欧公投也陷入不曾想像过的困境、义大利极右的五星运动党已经执政、而德国最自豪的政党政治也已经完全无能为力…这一切都在预告过去一直与市场经济体制互为表里的代议民主体制如今已岌岌可危，摇摇欲坠。
而从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配套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广泛获得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一带一路是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中国过剩的资源、技术、人才，来和一带一路沿线的相关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计画对接，充分尊重各国的自主发展权，帮助他们把发展经济的早期最为困难的基础设施建设提早实现。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充分发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富不独富的精神，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天下一家的观念。也就是我们要自觉地开创中华文明第三周期之际，就是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把使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息，不断扩展，促成各民族和谐共存共荣的“仁”、“中”、“家”推向全世界。而一带一路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只不过是这整个宏观战略的牛刀小试。过去500年的全球化，那是旧时代的全球化，是以船坚炮利、军事征服，掠夺他人、弱肉强食的全球化；而今天要开启的新时代全球化，则是以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为基础，以“仁”、“中”、“家”等文化元素，来实现世界大同。其实，三十多年前，我还在德国研究康德哲学的时候，康德对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永久和平”，那时候我就已发现，按照康德的标准，在中国这个范围之内，中国早就达到永久和平了，现在只不过是把中国这种传统的价值观辐射到全球去罢了。
（作者朱高正，台湾政治评论家，前“立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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