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观察：大陆涉台学者热议推进两岸关系
中评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张爽）“首届高校台湾研究学术年会暨第四届高校涉台研究机构协同工作会”5月4日上午进行主题发言，与会学者横跨文学、政治、法学、经济等领域，从不同角度分析当下台湾问题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与解决方案。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张羽表示，2018年，台湾文化领域在人才培养、图书展览、奖项颁发和艺文外译等领域，有意接轨台当局的“新南向”政策。台湾艺文资料整理汇编与报刊复刻取得新进展。台湾经典文学的跨界推广重在影像化与戏曲再现。台湾艺文奖项在活化艺文环境，推介文坛新人新作，推动文艺作品出版，分享创作经验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一些台湾出版社和文学展馆经过多年在地深耕，在资料整理与文学传播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际关系学院台湾研究中心教授储殷认为，以前的政治动员靠大众报纸完成，大众报纸要求选民能够识字；接着是靠发推特，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往下就是抖音、快手。
储殷说，真正信息的主流受众是初中以下学历，连字都不会打的人。抖音、快手的受众就是这样的人。今天的政治动员更加广泛了，决定政治成败的力量扩大了，储殷问，今天对台的宣传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转变吗？他指出，目前基本上还是以对台商优惠为主，这种力度是根本打不进当地的民心。
储殷提出，互联网一代习惯于发一百字的推特，那么阳春白雪还适合今天的年轻人吗？给他们讲祖国的历史、民族血脉，他们能记住多少？储殷说，最好的东西不见得是最有人欣赏的，做青年人的工作，尺度要往下放。但两岸传播中精英化的倾向非常明显，这会导致受众极其偏狭。“以前的政治动员模式是把素质低的人排除在外的，但在今天，原先政治精英已经变成了标准小众，这是一个在消亡的群体。”
中国政法大学台湾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冯霞认为，国内外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法理研究还比较薄弱。她指出，依法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实践路径有三个：第一，134个职业资格考试要落到实处；第二，借鉴“港人港税”、推进“台人台税”的落实；第三，推进两岸共同市场顶层设计和实施进程中落实两制台湾方案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
冯霞将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底线和内涵概括为“12333”，即：
“1个目标”：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2个协商基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3个前提”：确保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发展利益。
“3个充分”：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情感。
“3个底线一”：一个中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表示，新南向政策推出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概有七成台商已经进入东盟国家获得利益。另一方面，新南向政策的实施对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将会产生一定影响。自从2013年以来，台商在大陆投资已经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形态。新南向政策恰恰是以金融、管理、咨询为主导，如果新南向政策吸引更多现代服务业的台商转向东盟、南亚进行投资，对在大陆投资的台商无疑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两岸关系与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海泽龙表示，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三大历史任务之一，随着海峡两岸实力的进一步此消彼长，中国再次迈向统一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在此时代背景下，二战后德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的再度统一，成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重要历史镜鉴。作为二战后国家和平统一的典范，德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包括：大国干涉下先分后统的风险型统一，遵循法治的“以接触求转变”的和平统一，以发达经济为后盾的“一国一制”吸纳型，强大内部民意支持辅之外交的“以内促外”统一。较之“一国一制”和平统一的德国模式，“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统一方略更为优厚和宽松。
海泽龙表示，虽然德国模式和两岸统一存在本质区别，包括德国模式的成因与两岸分离性质存在本质区别、国外干预势力的情况和性质有根本差别、两岸实力及影响差异较之德国模式中的双方更大。台湾方面部分人士曾期望在两岸关系采用德国模式，但其作为“先分后统”的风险型统一模式对两岸关系有消极作用，甚至重大隐患。
海泽龙认为，即使如此，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成功模式和典型案例，德国模式可为海峡两岸统一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供若干启示及借鉴。这主要包括：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国；积极创造条件，化解两岸敌意；积极探索国家统一的可行模式；深化两岸交流，进一步争取岛内民心；巩固“积极区域”，捍卫共同利益；抓住战略机遇期，发展强大的综合实力。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勇表示，尉天骢、刘大任、陈映真是战后台湾重要的知识分子，早年他们因共同的左翼理想而结下生死友谊，但理想幻灭后，不同的人生价值和态度选择使他们走向了殊途异路。他们生命晚景中的表现和文字，让我们见识了理想主义时代终结对左翼知识分子心灵的冲撞。
李勇认为，在台湾战后以来的历史中，尉天骢、刘大任和陈映真三人，都是生逢动乱又亲历和见证了中国从落后到发展的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在风雨如盘的五十多年前的台湾，他们因为压抑，更因为压抑之下的理想，而走到了一起——在陈映真生死交关的1968年，尉天骢、刘大任都曾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然而，这种由青春理想、生死考验结下的友谊，后来却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烟中淡化、风散。这一切，始于与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受挫有关的他们理想的幻灭——当早年的理想遭遇挫折后，他们开始寻求新的、不同的自处之道：转向、仿徨，抑或坚守。这形成了他们此后不同精神趋向的人生与写作，这是他们理想幻灭后不同心路历程的照影。它们显现着精神的交叉、冲突、往复，彰显着“伤痕”以及对“伤痕”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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