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关注：杨伯江谈中日关系何以行稳致远
中评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海涵 实习记者 刘柯岑）由中国社科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办的“全球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务实合作与前景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于5月12日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伯江围绕“中日关系如何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主题发言。他表示，中日两国关系这一轮转圜和改善的根本动力概括而言就是，“利益驱动，政策导向”。在“利益驱动、政策导向”背后，最根本性、本质性的就是中日两国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持续不断产生出来的相互合作的需要。中日改善关系、深化合作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巨大潜力的。但是这样一个改善关系和深化合作的前景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政策上人为创造条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护。
杨伯江说，从2010年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事件开始，经过2012年的国有化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一直在低谷徘徊。其中到2013年时，中日关系可谓是达到了自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最黑暗的时候往往亦是黎明的前夕，2014年11月份，在北京郊区怀柔开的APEC首脑会议上，中日双方领导人实现了简短的会晤，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中日关系开始了转圜、改善，两国之间开始了恢复正常的努力。而从2017年5月份第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2018年中日两国实现总理互访，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在2012年到2019年的七年时间里面，中日关系为何能够触底反弹？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轨的主要驱动力何在？中日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一轮的转圜、改善和深化合作？对此，杨伯江认为，中日两国关系这一轮转圜和改善的根本动力概括而言就是“利益驱动，政策导向”。在利益驱动政策导向背后，最根本性、本质性的就是中日两国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持续不断产生出来的相互合作的需要。
在中日关系这一轮的改善过程中，外部因素发生了什么作用？有分析将特朗普冲击作为中日关系此轮改善的最大推动力。杨伯江指出，此观点值得商榷。确实，特朗普政府诞生以后，中美之间出现了贸易摩擦，继而是贸易摩擦激化。同时，美国和盟国日本之间也出现了矛盾上升的趋势，首先是围绕着贸易以及贸易体制问题，其次是朝核问题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对与盟国之间的共同价值观不像之前美国的历代总统那么强调和重视，特朗普特立独行的外交风格等等，在日美之间都引起了问题。
但是，杨伯江坦陈，美国因素或者外部因素不是中日关系此轮改善的首要驱动力。“一个简单事实是，远在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至少两年之前，中日之间已经开始了重返正轨尝试。即使2016年没有特朗普上台，中日关系要改善也是迟早的事情，这是历史必然性。”此外，中日关系此轮的转圜还存在着一个重要前提，即中日双方的战略和政策背景。在本地区国际事务当中，中国以及日本作用趋于增大，趋于上升。在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亚太地区的形势至少在奥巴马总统之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美国政策来牵引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改变力量对比、重塑地区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因素俨然成了一个自变量。与此同时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在提升，日本经济上不像过去那样增速那么快了，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了，但是它的综合战略活跃度变高了，而不是变低了。日本努力从一个因变量变成自变量，努力从“棋子”变成“棋手”。2013年日本从调整入手推动安全转型，完善国力结构，发挥更全面的国力作用。日本在推动新的TPP取得了很大进展，签署了日欧EPA，日欧EPA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圈。中国作用影响力上升和日本综合战略活跃度增强是中日关系实现转圜并得以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谈及中日关系此轮改善和深化合作的路究竟能走多远？杨伯江说，中日改善关系、深化合作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巨大潜力的。但是这样一个改善关系和深化合作的前景又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不是无条件地自然生成的，而是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政策上人为创造条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护。
杨伯江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非常重要：首先，中日关系巨大潜力来自产业方面的巨大互补性。早在六十年代，日本著名国际问题学者高阪正尧就说过，日本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当代日本知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先生也说，二十一世纪的日本应该采取的国家战略，是把中国作为主顾，也就是把中国作为客人。作为客户，一个中国“够日本吃一辈子的”。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外国包括日本的先进经验，节能技术，环保技术，区域合作经验，应对贸易战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借鉴对方的。
二是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合作要走得顺利、走得远，还要善于处理分歧、妥善管理敏捷问题。中日关系确实是在改善和发展，但是彼此之间一些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也是一个现实，我们不能做鸵鸟，要面对现实。对于这些问题是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很明显短期内这种前景很难出现，鉴于这个现实我们首先近期要考虑的眼前要考虑的就是先把问题妥善管理起来，防止局部矛盾激化，产生冲突。管理好问题为将来解决问题创造条件，目前前置性条件需要承认问题的存在，包括承认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存在，因为承认问题是管理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三是加强战略对话，扩大协调范围。在事关自由贸易，地区合作等等方面中日之间存在着共同点，但是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差异甚至是分歧，在大方面我刚才讲过日本的战略自主性在上升，但是并不是说这种上升它的方向是和中国再一个方向上，我们必须头脑冷静全面把握。在具体问题上比如说今年是日本要做G20峰会的东道国，在此之前去年是阿根廷，明年是沙特，日本扮演角色非常重要，日本一年要干三年的活，一任要干三任的活，因为其他两个国家恐怕不能发挥像日本这样的重要作用。但是围绕着WTO改革，围绕着一系列重要制度性安排，日本想法与欧美不尽相同也与中国不完全相同，比如说关于电子商务，关于网络信息等等，在这些问题上特定问题上的日方立场恐怕更接近欧美的立场，而不是中国的立场，对这些我们要心里有数要有效评估，精准把握。
最后，杨伯江还指出，为了实现中日关系的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改善存量，优化增量”，一是要围绕改善存量方面，坦诚面对现实，妥善管理分歧，推动问题朝着未来妥善解决的方向发展，二是重点如何优化增量。要具体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要从时代潮流和文明高度来定位和思考中日关系。这次研讨会把主题定位在国际变局下的中日关系，意思就是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大背景、大幕布和双边关系问题衔接起来，大家要多一个考察角度，去思考世界中的中日关系、时代中的中日关系。
二是中日需要相互学习，深化研究。近年来欧洲患上了极右病，非常排外，日本体现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比较低，日本是怎么做到的这一点，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日本刚刚结束了平成时代，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流变。我们对日本主流价值观、战后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化。
三是推动务实合作。再好的定位和愿景也要有实际内涵支撑，中日关系更是如此，中日关系丰富也复杂，正因为这样不进则退，我们骑自行车不保持一定速度就要摔倒，加强务实合作要有紧迫感，这是最朴素也是最重要的。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基建合作如何克服企业文化当中的差异，扎实推进每个项目进展是非常重要的。
杨伯江总结说，如何在变局中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责任，同时。日本也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如何正确理解准确把握世界大势对两国顺应潮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都是一个共同的课题，我们需要共同拿出智慧，不能做时代的弃儿，不能做这个时代的失败者，我们要共同赢得时代的挑战。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64577.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