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如何可持续发展？两国学者热议
中评社北京5月19日电（记者 海涵 实习记者 刘柯岑）由中国社科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办的“全球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务实合作与前景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日前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在以“中日关系：以深化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学术演讲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伯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日本前外务副大臣山口壮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三位发言者一直认为，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很有必要，两国应共同努力协调以实现中日关系的良好愿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伯江围绕“中日关系如何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主题发言。
他回顾道，从2010年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事件开始，经过2012年的国有化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一直在低谷徘徊。其中到2013年时，中日关系可谓是达到了自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最黑暗的时候往往亦是黎明的前夕，2014年11月份，在北京郊区怀柔开的APEC首脑会议上，中日双方领导人实现了简短的会晤，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中日关系开始了转圜、改善，两国之间开始了恢复正常的努力。而从2017年5月份第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2018年中日两国实现总理互访，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之所以中日关系会有这一轮的转圜、改善和深化合作？对此，杨伯江认为，中日两国关系这一轮转圜和改善的根本动力概括而言就是“利益驱动，政策导向”。在利益驱动政策导向背后，最根本性、本质性的就是中日两国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持续不断产生出来的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外部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则值得商榷。美国因素或者外部因素不是中日关系此轮改善的首要驱动力。
谈及中日关系此轮改善和深化合作的路究竟能走多远？杨伯江说，中日改善关系、深化合作对于双方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巨大潜力的。但是这样一个改善关系和深化合作的前景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政策上人为创造条件，需要大力培育倍加呵护。首先，中日关系巨大潜力来自产业方面的巨大互补性。其次，二是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合作要走得顺利、走得远，还要善于处理分歧、妥善管理敏捷问题。再次，加强战略对话，扩大协调范围。
最后，杨伯江还指出，为了实现中日关系的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改善存量，优化增量”，一是要围绕改善存量方面，坦诚面对现实，妥善管理分歧，推动问题朝着未来妥善解决的方向发展，二是重点如何优化增量。具体要做到三点：一是要从时代潮流和文明高度来定位和思考中日关系。二是中日需要相互学习，深化研究。三是推动务实合作。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重点探讨了日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他向与会的学者们分享了日本和中国关于国民印象的舆论调查的结果，指出近年来对日本有较好印象的中国人占比在持续走高，而日本方面则没有太多变化，仍然有很大占比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较差。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高原明生认为主要和钓鱼岛问题有关，中国经常派舰船去钓鱼岛附近海域，使得一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不遵守国际法。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即日本国内觉得中国总是拿历史问题“压”日本。
他进一步提出，就日中关系而言，一个总方针应当是把双方关系中强劲和坚韧的一面强化，同时加强对脆弱面的管理。
如何强化坚韧的一面呢？高原明生教授指出，应当使中方所提倡的“一带一路”构想和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之间形成共存共荣的关系。“不管是哪一个构想都存在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战略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是要增加经济的收益。”他表示，从经济角度的考虑，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是安倍首相2016年在肯尼亚举行的非洲开发会议（TICAD）上提出来的，旨在将亚洲和非洲连接起来，进行经济开发，这一构想更加侧重经济层面，和美方所提出来的印太战略是不一样的。而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侧重于经济建设，所以日方提出了四个条件，即中方只要实现开放性、透明性、确保经济性，同时不增加对象国的财务负担，日本就可以考虑在此平台上进行合作。教授认为，从共存的经济共建而非对立的地缘政治角度理解日中关系，互相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问题，日本的印太构想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就能为日中双方合作提供共同的平台。
谈到日中两国的交流活动，高原教授说，“日本今年是令和元年，也是青少年两国交往促进年，安倍首相第一次组阁就提出日本每年要招待3千名来自中国的青年人。我听说中方也会有同等乃至更大规模的招待日本年轻人到访中国的计划，我认为这是非常伟大的计划。”他认为，只有两国青年人实地到对方国家走一走，接触到对方社会，和对方国家的人们实际交谈，才可以对对方国家形成有实际感受的正确的理解。不仅如此，他还提议两国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接触彼此高层的机会，给青年人们留下更为深刻的回忆。但同时他也对中方是否能做好这样规模猛增的人员接待表达了善意的担忧。他指出，日方的交流活动已经推进了十几年，经验丰富，且其核心机构就是日中友好会馆，但中方因为规模扩大了，很多部门都要参与进来，就需要做好各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他建议中方扎实地，尽早开始活动，做好协调工作。
日本前外务副大臣山口壮则围绕日中双方深化合作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现在正处于失灵的状态。二战之后为防止战争成立了联合国，但并未真正起到防止战争的作用，以WTO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也遇到了阻碍，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构筑新秩序并开展合作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山口先生指出，日俄战争和一战的胜利使得日本的民族情绪一度高涨，当时孙中山先生说，不应该以武力去制服武力，而应该通过仁义，道德，政治，即所谓王道的手法来解决问题。但日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孙中山的建议，从而引发了日中之间的战争。反思过去的历史，如今的中国和日本应当共享孙中山先生当初的主张，防止战争，保持和平，使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互联互通，为了实现和平和繁荣，在亚太地区将TPP，东盟，RCEP等经贸机构和经济合作构想联系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个经济整体，拓宽日中在该方面合作的空间。
山口壮认为实现这一愿景需要日中双方更好地协调。他表示，日本曾经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治理、传染病问题等各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援助，而现在，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提出了新的设想，就需要双方做好协调工作，这样日本才能提供更多的协助。而在协调过程中，如何在文明冲突的情况下实现共存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此，山口先生认为人与人的交流十分重要，他对当下日中之间相继启动的3万青少年交流、年轻外交官培养、植树造林国际合作等项目表示支持，“中国的朋友们到日本去看，发现日本跟之前的印象不一样，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想这种人员交流对今后推动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提到钓鱼岛问题，身为时任外务副大臣的山口先生也与学者们分享了他的看法。他对日本作出国有化决策而引发的日中关系的低谷表示遗憾。他说，“当时记者会见的时候我提到，这个项目我们会作为外务省的课题来去解决，绝对不让防卫省参与进来，并希望把我的声音传播给北京方面，我想中方可能也听到了这一点，所以中方没有派海军而是派了海警舰船去海域，日本也是没有派军舰，而是派了海上保安厅船只，当时我和二阶先生一起工作，2015年二阶先生提到了我们能够想办法见到习主席，最终习主席接见了我们日方3000人，大家都特别激动。我认为通过习主席的这样一个举措，两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而如果政府能够实现日中首脑会晤就再好不过了。”
在演讲的最后，山口壮进一步总结道，去年安倍首相成功访华，两国关系完全实现了正常化，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两国之间绝对不能出现战争，而应通过王道的方法，以外交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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