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关注：杨开煌析“一国两制”本质与内涵
中评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 海涵）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杨开煌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二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上指出，对于“一国两制”政治倡议、政治主张的后设基础的研究其实十分重要。为此，他提出了讨论“一国两制”必须弄清楚的五个预设基础，并一一进行了回应。杨开煌认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主要政治基础是西方的“国家”，是一套国家制度的设想，是去“中华民国国号”、保留“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是行政设计但又高于行政设计，融合发展不应该影响“一国两制”的存在。
杨开煌表示，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之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已经成为两岸相关学者高度关心的热门议题。“然而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我们对‘一国两制’此一政治倡议、政治主张的本质的理解是否一致呢？”
杨开煌认为，若是两岸对“一国两制”本质的理解不能求得一致，或是彼此相异的话，那么那些具体权力或权利的“放与收”其实很容易产生歧义，导致对最终协议的不同期待，进而产生冲突。因此，对于“一国两制”政治倡议、政治主张的后设基础的研究其实十分重要。“后设研究”是要追问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时，可能预设哪些基本而必要的条件（“一国两制”如果没有了这些条件，则此一主张会失去其特殊性）；此外，“后设研究”还要追问当前习近平总书记重提“一国两制”主张其背后的支撑条件，以及和邓小平的倡议相比有何异同之处。
杨开煌指出，讨论“一国两制”必须弄清楚的五个预设基础包括，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治基础是西方的“国家”还是中国的“天下”？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还是一套国家制度的设想？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首要的解决对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国政府”？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一套政治设计还是行政设计？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否可以建立在融合发展和心灵契合之上？
对上述五个疑问，杨开煌依次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首先，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主要政治基础是西方的“国家”，特别是让·布丹主权论中所确立的国家，否则邓小平不会说“一国”。而中国的“天下观”常常反映在中国古代朝廷治理非华夏文明地区时所实施的“因俗而治”、“羁縻政策”等，这种观念不大可能是邓小平的原意。“一国两制”肯定是要放在一国之内去理解才有其意义，“一国”与“两制”不是共存的。“两制”是服从且服务于“一国”。
其次，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一套国家制度的设想。杨开煌说，邓小平使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八字处理台湾问题是有讲究的，“和平统一”是用以解决“统一”的手段，而“一国两制”是“统一”后对台湾的制度设计。
他进一步分析说，在“习五点”中，习近平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使用的词汇虽然为“方案”，但是他希望的方案是“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祥和、安宁、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活成长”，这些都是长效性的字眼而非急于求成的政绩工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谓的“台湾方案”应该不是行政学意义的方案。
其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去“中华民国国号”，保留“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杨开煌认为，台湾在国家统一之后，不仅仅是“习五点”所承诺的“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而这些台湾人民所在意的事物，还是由台湾现行政府去执行。”
其四，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行政设计但又高于行政设计。不论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还是习近平的“台湾方案”，都不是简单的“行政设计”，而是高于“特别行政区”的“行政设计”，至于高到什么程度，邓小平是以中央给予了若干权利，习近平则是采取协商的手段。
杨开煌认为，这就是习近平的“台湾方案”与港澳的“一国两制”最本质的差异，港澳的“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和帝国殖民者谈出来的定案，港澳代表必须在已订的框架内去争取，最终的抉择在北京，北京放多少权利，港澳才有多少权力，因此港澳特区的权力是来自与中央的授予；反之，“台湾方案”是大陆和台湾协商的结果，所以未来台湾的权力，就不再是单向的北京的授予，也可以是台湾让渡出去的权利，所以“台湾方案”的最终解释权不在北京，而可以在两岸民主协商的议事机构。
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台湾方案”就可能是北京的“给”和“让”与台湾的“给”和“让”，台湾方面如果真正了解习近平所说的“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真正了解台湾的“给”和“让”之道，则“台湾方案”十分有可能高于“行政设计”的原始构想，创新成为“政治设计”。
其五，杨开煌认为，融合发展不应该影响“一国两制”的存在，其实“一国两制”在两岸融合发展下是否得以维持，其关键有二，一是资本主义地区是否实行中国大陆的“党的领导”制；二是资本主义地区是否实施“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最后，杨开煌总结道，于台湾而言，如果台湾在协商“一国两制”时，存在相当清楚的深为中国人的制度意识、政治意识和创新意识，则协商后的“一国两制”，肯定就是“让台湾长治久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祥和、安宁、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活成长”的制度。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65599.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