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香港青年国家意识培养
中评社香港5月26日电/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助理、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何文在《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发表专文《香港青年国家意识培养途径和方法》。作者认为：在中西文化交融的香港，香港青年的价值观深受西方影响，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培养青年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培育尤其需要增强文化感召力，支持特区政府开展国民教育，以中华文化为纽带促进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引导香港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让爱国爱港的核心价值和光荣传统薪火相传。热爱祖国必先认同祖国，认同祖国需先瞭解祖国。应引导香港青年深入瞭解香港和国家的昨日今天，清醒认识香港的政治地位，切身体会香港和国家的关系，全面准确领会“一国两制”，树立强烈的国家意识，正确处理家国关系。文章内容如下：
近年来，香港“本土主义”甚至“港独言论”甚嚣尘上，这其中，青年成为主要参与力量。大量调查显示，香港青年“国家意识”缺失，“身份认同”混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严肃指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明确指示“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一、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演变趋势
香港曾以移民居多，他们普遍缺乏归属感，存有过客心态，只是把香港当作暂时的落脚点。加上英国既不希望港人有太强的“中国情结”，也不希望港人有太强的“英国情结”，于是港英当局长期在港实施“疏离教育”，淡化、回避政治、国家、民族等议题，蓄意以社会代替国家，偏重经济教育，鼓励港人漠视自身的族群、民族、国家等问题。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回归”议题的临近，港英政府一方面通过打击腐败、改善民生，提高自己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加大力度限制港人爱国活动，公民教育也以空洞的普世价值取代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导致港人逐渐对祖国缺乏瞭解，“国家意识”淡漠。
祖国内地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港人到内地从事经贸活动，参与两地文化、教育、科技与学术交流合作。他们亲眼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感受到祖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对国家的认同感有了提高。
香港回归初期，接连遭遇亚洲金融危机、SARS等冲击，在中央政府及时关怀下，香港经济克服了种种挑战，保持了繁荣稳定，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好感度和对国家的认同度也保持在不错的水平，期间虽然发生了“反23条立法”的大游行，令这些指标出现波动，但随后逐渐缓和，在2008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
然而，近年来随着宣扬“本土”、激进甚至暴力的声音和组织的冒起，香港青年身份认同再次面临严峻考验。不同机构针对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身份认同所做的民调均显示，“香港人”认同上升，“中国人”认同降低，而在年轻人中，这种趋势尤其明显。
二、原因探析
1、历史、经济、政治多重因素作用下，“本土”意识萌芽，身份认同出现混乱。
历史层面，上世纪80年代香港进入过渡期后，英国一方面害怕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涌入本国“压沉英伦三岛”，因而不肯给予港人“英国人”身份；另一方面，英国也采取了种种措施遏制港人的“中国人”认同。加上内地解放战争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多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心怀不满的人员来到香港。种种因素结合产生并巩固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形成了对“香港人”的归属认同。
经济层面，长期以来，香港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大幅领先内地。随着内地经济快速增长，大批内地民众赴港旅游购物。这一方面刺激了港人“优越感”，另一方面大量内地游客带来的物价上涨、城市拥挤、公共环境和秩序下降等问题也确实存在。这些问题经过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放大后，直接影响了青年对祖国内地的观感。
政治层面，一度泛政治化的社会氛围对青年的身份认同影响巨大。少数人罔顾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地位，充分利用香港社会高度自由的环境，推动香港向泛政治化的方向发展。而种种泛政治化的炒作中，青年往往被推向前台，充当排头兵。反高铁、反国教、反“双非”、反“水客”、“占中”……更为严重的是，本应“传道授业解惑”的学校和教师也加入其中，在大量事件中，部分学校和教师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2、后物质主义①倾向日益明显，年轻人价值追求更高。
香港中文大学2015年做的一项研究指出，香港青年呈现物质主义与非物质主义并重的特点。而后物质主义对“异议青年”的影响十分显着——后物质主义倾向越强，对社会政治议题批判得越激烈，“香港人”认同越高（80%）、“中国人”认同越低（10%）。
香港青年协会2016年4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年轻一代为何出现悲观情绪》也指出，“青年比老一辈的人有较强的后物质主义。青年在物质丰裕的环境下成长，在物质有保障的前提下，他们会转向渴望追求其他的东西，如自由、民主、环保等”，“年轻人的心态不同了，以前人们只是想工作、事业、前途，现在年轻人追求的是高层次的价值观，社会要公平公义，政府要问责、要向市民交代”。
3、青年“贫穷”问题严峻，缺乏向上流动机会。
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关于青年贫穷的资料，若把收入少于或等于同组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的住户定位贫穷户，以家庭收入中位数一半定为贫穷线，15-24岁青年贫穷率从2001年的15.9%，上升至2010年的19.3%。社会福利署资料也显示，2014年全港15-24岁综援受助人为34,226人，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4.0%；25-39岁受助人为28,893人，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2.0%。香港青年协会一项关于社会流动的调查显示，近六成（58.1%）市民认为，今天香港年轻人的事业发展机会比他们的父母一代差；过半（52.0%）认为当今社会给予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足。还有调查显示，15-24岁年轻人从事工资较低的服务及销售工作的比例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21%上升至2011年的34%，反映青年职业出现向下流动的情况。
4、国家“软”“硬”实力发展不均衡令香港青年对国家产生复杂情感。
应该看到，香港青年出现国家认同混乱仅仅是近几年才急剧恶化的。回归初期，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对香港和自身前景的乐观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神六上天、奥运举办、世博召开等重大事件对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中国人自豪感都有着非常强烈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毒奶粉、刘晓波、陈光诚、双非婴、反高铁、反国教、双普选、李波等事件相继发生并被部分港媒片面、夸大甚至臆测地报道后，对港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国家认同产生了极负面的影响。加之国民教育的缺失，“思想阵地”未能有效控制。有调查表明，只有16.6%的香港青少年是通过学校教育瞭解国家的，而排名前三的途径则是电视、网络及报刊。可见，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观的形成受社会舆论及媒体的影响和塑造比学校教育要大得多。即使在课堂上，很多中小学教师也并不能完全做到公正客观地介绍国家，更遑论正确引导学生树立国家认同。
另一方面，国家“软”“硬”实力发展的不均衡也被别有用心者片面、夸大地灌输给香港青年，加深他们对国家政体的误解。有调查显示，削弱香港青年对国家好感的因素依次是：腐败42.3%、文化自由16.7%、民主15.3%、治安11.0%和食品安全6.7%。
5、外部势力不断渗透、影响和拉拢。
由于青年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取态较易改变，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通过利益输送拉拢青年，特别是较有影响的青年及学生领袖。如“占中”运动中的核心学生领袖周永康、黄之锋等都通过不同途径收受了美国的好处。美国为之提供多方面的利益，如经济利益、名誉利益等。美国背景的组织还为青年组织提供培训和指导，如对“占中”运动的指导。周永康、黄之锋等受美国相关机构的邀请赴美参加民主活动，与“民运分子”、“台独分子”等共同研讨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另外，在台湾“太阳花”学运中的青年学生领袖也加大与香港青年学生领袖的互动，“台独”大佬也向相关青年灌输分裂思想。
三、对策建议
首先，全面准确宣贯“一国两制”，澄清模糊认识。
习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明确指出，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满足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继续推动香港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坚守方向、踩实步伐，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九七以来，甚至追溯到过渡期，出于种种原因，中央在对港舆论宣传上十分强调“不变”。“舞照跳、马照跑”、“五十年不变”……这种宣传在当时的气氛和环境下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但是也造成了一些香港民众的误解，或者叫“漏解”。他们或者没有意识到回归意味着某些方面确实“变”了，或者有些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拼命抵制这种“变”。而这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发展不能逾越这一基本的政治定位，而这一政治定位意味著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在香港也应受到充分尊重。
其次，想方设法缓解青年生活压力，提高生活素质。
习主席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明确要求：“广大港澳青年不仅是香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也是建设国家的新鲜血液。港澳青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要为港澳青年发展多搭台、多搭梯，帮助青年解决在学业、就业、创业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创造有利于青年成就人生梦想的社会环境。”
香港经济在经过高速发展后，近年来受国际、本港等多种因素影响增速减缓，年轻人就业、生活等各方面压力增大。也有人认为，相较于上一世代，现在的青年一代缺乏冲劲、干劲、闯劲、拼劲。他们对物质生活的期望过高，创造物质生活的能力却较低。上述两种主、客观原因造成当下香港年轻人生活压力增大，并引起对政府不满进而参与抗议行动。要缓解这种矛盾可以从两方面着手——“授人以鱼”并“授人以渔”。所谓“授人以鱼”，是指从社会福利、就业机会等方面进行帮助。“授人以渔”则是指激发青年的创业激情并为其创业提供物质上、精神上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
第三，构建并传播国家的正面形象。
如前文所述 ，回归初期港人的“中国人”认同比例并不低，表明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并非“天然独”，其身份认同受重大事件、中央对港政策，以及媒体影响会产生波动，我应充分利用传播媒介的宣传，增加香港青年对国家的正面认识。同时，也应开诚布公地将自身存在的不足、造成不足的原因、克服不足的计划等问题加以介绍。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很多事情无法隐瞒，与其让别有用心者片面夸大地抹黑，不如自己和盘托出，降低误解。
第四，循循善诱，帮助香港青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和家国意识。
习近平在视察香港时指出，香港“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在中西文化交融的香港，香港青年的价值观深受西方影响，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培养青年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培育尤其需要增强文化感召力，支持特区政府开展国民教育，以中华文化为纽带促进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引导香港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让爱国爱港的核心价值和光荣传统薪火相传。热爱祖国必先认同祖国，认同祖国需先瞭解祖国。应引导香港青年深入瞭解香港和国家的昨日今天，清醒认识香港的政治地位，切身体会香港和国家的关系，全面准确领会“一国两制”，树立强烈的国家意识，正确处理家国关系。
注释：
①“后物质主义”的概念由政治及社会科学家朗奴·英高赫于1970年代在他的著作《宁静革命—后物质主义价值变迁》里所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对多项目标的追求依从一个循序的等级，即个体会首先追求基本生活需求标准的保证，一旦基本生活所需保证了，他们的焦点会转移到非物质的物品。根据英高赫对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诠释，经常经历经济上缺乏的人，会把经济需要、经济增长和安全需要例如强大的国家保卫系统、法律与规矩等，放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另一方面，在物质生活上过得丰足的人，会认为个人进步、自由、政府所给予的公民权等比较重要，从而放到一个较高位置。他们要求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并且希望维持一个清洁而健康的环境。虽然这些未可尽归功于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确实提供了机会，让群众转型为有组织的市民，有实力要求更公平的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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