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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夫:抓住机遇 推动两岸农业农村共发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一夫(中评社 海涵摄)


研讨会现场(中评社 张涵摄)

  中评社漳州6月23日电(记者 海涵)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一夫日前在参加海峡两岸(漳州)乡村产业发展研讨会时作主题演讲。赵一夫就海峡两岸农业发展形态与合作趋向发表了看法,他指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以及两岸关系发展形势的新变化,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往来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合作的基础和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切实需要抓住机遇,用好平台,互融互促,通力合作,推动两岸农业农村共同发展。

  赵一夫说,战后处于隔离状态的海峡两岸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以工业火车头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起初选择的发展路径都是“以农业支持工业”,依托农业的利益输送完成工业化的初期积累。由于资源条件和政策路径的差异,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就基本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并将“以农补工”政策调整为“以工补农”政策,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大陆直至本世纪初才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历时近60年才逐渐实现由“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的政策转变。虽然两岸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阶段上存在差异,但发展路径有较强的相似性。在此背景下,两岸农业发展也走过了相似的历程,为改革开放40年来逐渐深化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发展契机。漳州作为两岸经贸交流和农业合作的最前沿,从第一家台资水产养殖企业落户到两岸农业合作的先行试验区,全程经历并融入了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历程。

  一、两岸农业发展的阶段及特征比较

  赵一夫表示,两岸经济发展存在阶段性差异,但在相似阶段乡村建设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有很强的共性特征。按照当前被普遍认可的以人均GDP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策略相应由“以农补工”调整为“以工补农”的政策。与之相比,大陆在本世纪初才开始由工业化初期转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2004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首次明确将经济发展方针调整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简单对比来看,两岸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相差近30年,但回顾相应时期两岸乡村发展状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非常相似,表现在工商业快速发展,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农村基础设施陈旧落后、资源闲置,农村生活及文化特色逐渐丧失、活力下降,工农和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他说,为应对和解决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台湾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政策调整,有计划地推进农村建设,先后颁布《现阶段农村经济建设纲领》、《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速推动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所得。经过20年的实践,台湾农业现代化程度大幅提升,但农村的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并没有明显改观,劳动力外流的现象仍很普遍,农村发展落后、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依然突出。相应发展阶段,大陆也开始重视并有计划推动农村建设,自2005年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是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赵一夫表示,90年代初期,台湾完全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按照同样的发展指标衡量,大陆在2013年左右也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1990年,台湾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进一步提出“富丽农村”建设计划,并在之后的近20年时间,先后出台《农业综合调整方案》、《跨世纪农业建设方案》以及《农业中程施政计划》等一系列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目的是建设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现代化农村。在此期间,台湾乡村建设的思路和目标逐渐明确,形成了农业、农民、农村“三农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兼顾”,以及农村社区生活圈、农村休闲旅游圈、农村产业发展圈“三圈”合理布局的发展定位,对现代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实践都有了显着的深化和提升。相应发展阶段,大陆在2013年初提出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作为升级版的新农村建设,总体考虑是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人居环境改善、生态文化传承、文明新风培育等为目标,推动形成农业产业结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与农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发展模式。五年来,大陆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不断加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美丽乡村建设力度,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城乡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

  他说,2008年,台湾在前期富丽农村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农村再生”发展计划,其政策目标主要是强调农村整体发展需要,以现有农村社区为中心,重视生活、生产、生态三生均衡发展,强调农村产业、自然生态与生活环境的共同规划与建设、农村文化保存与维护及农村景观的美化,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对比台湾“农村再生”计划与大陆当前着力推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无论在发展理念还是建设目标上都越来越接近,都比以往更加重视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更加强调乡村文化传承和居住环境美化,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乡村活力重建。

  二、两岸农业合作历程及现状

  赵一夫指出,自大陆改革开放后两岸逐渐恢复交流以来,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巨大突破和进展,但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到两岸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影响,一路跌宕起伏,波折前行。截至目前,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

  第一、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的探索阶段(1979-1986年)。此阶段以大陆改革开放为背景和契机,主要以两岸间隐蔽、少量的农渔产品小额贸易为主,80年代中期开始有零星、分散的台资农业项目落户大陆,两岸民众在农业领域交流与合作暗流涌动。

  第二、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的破冰阶段(1987-1996年)。此阶段以台湾当局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的政策实施为起点,两岸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日益增多,农产品间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台商赴大陆投资农业的数量和金额也出现大幅增长。两岸农业界的正式接触与交流,为以后两岸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开了好头。

  第三、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的跌宕成长阶段(1997-2004年)。此阶段两岸农业界透过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与台湾农村发展基金会建立的合作平台,务实推动两岸农业合作,开展了人员培训、产业提升等一系列合作项目,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同时,此阶段两岸农业合作也遇到李登辉“两国论”和2000年民进党执政台湾的两岸关系发展逆境。无论如何,此阶段成为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从起步到不断巩固的重要时期。

  第四、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快速发展阶段(2005-2008年)。在国共两党携手建立交流平台的基础上,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大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断给予台湾农产品贸易和农业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从而使两岸农业经贸关系得到大幅、快速的进步。

  第五、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推进阶段(2008-2016年)。此阶段主要基于两岸陆续签署的23项合作协议,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开始步入制度化推进的发展阶段。尤其是ECFA早收清单的落实,使两岸农业经贸向更紧密关系迈进,未来面对的则是在制度框架下进一步细化分工与合作。

  第六、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阻滞发展阶段(2016-)。2016年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当局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受到严重影响,已经签署的各项协议因台湾岛内政治因素难以落实执行,两岸在失去共同政治互信基础的形势下,农业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推进暂时进入阻滞阶段。

  赵一夫总结说,从30年来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历程来看,总体上呈现波折起伏、螺旋上升的发展轨迹。两岸农业资源要素和市场条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但由于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迄今未能按照市场资源配置规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有效的分工与合作关系。

  三、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趋向思考

  赵一夫认为,近十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段,先是经贸和人员交流不断扩大的黄金发展期,然后是两岸关系跌宕起伏、复杂多变的困难时期,无论如何,认同和支持“两岸一家亲”的声音始终在不断增强。在此过程中,农业始终是两岸关系融合发展的重要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总体上,两岸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农业交流与合作局面不断得到巩固和深化。具体表现,一是两岸农业交流更加密切,已经形成人员交流、技术交流、展会交流、信息交流“四大交流”的良好态势;二是台商投资大陆农业持续增加,目前在大陆台资农业企业数超过6500家,投资区域呈现“北上、西进、内移”的发展趋势,企业规模、产业集聚功能和扩散效应不断扩大;三是两岸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大陆以对台湾105项农产品实施了零关税优惠措施,范围涉及水果、蔬菜、茶叶、花卉、水产品、农产加工品,有力推动了两岸农产品贸易往来。

  他表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以及两岸关系发展形势的新变化,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往来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合作的基础和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切实需要抓住机遇,用好平台,互融互促,通力合作,推动两岸农业农村共同发展。一要不断提升合作层次,两岸统筹制定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合作平台,双向推进两岸农业园区的对接与合作,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共同提升;二要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利用好两岸农业合作平台,为台湾青年农民、青年技术人才、“台二代”发展提供助力,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创建“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三要不断丰富合作形式,探索两岸农业企业和组织共同组织生产、共同开拓市场、共同分享利润的新机制、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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