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专访：大阪G20前看中日关系
中评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 海涵 实习记者 毛成勋）日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姜跃春就中日关系系列问题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姜跃春表示，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关于未来前景，既要看到乐观的一面，也需要认识到曲折的一面。中日之间都在诸多领域存在着短期内难以调和的矛盾和问题，这无疑将增加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的难度。若让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有效管控分歧和不断增加互信至关重要。为此，中日之间不仅需要保持对话渠道畅通，充分发挥空海联络机制的作用，还需要加强两国民间之间的的良性互动。在经济合作层面，随着目前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面对国际经济新变局，中日合作也应该突破双边，寻求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一个更高水平的合作，这应该成为中日双方共同追求的目标和闪光点。
谈及习近平主席6月将出席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大阪峰会以及将在大阪举行的中日高峰会，姜跃春表示，G20峰会是中日两国深化合作的重要机会，在当前单边主义横行，贸易保护主义泛起的背景下，如果中日两国能够在多边领域协调立场，在G20的场合，发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的共同声音，无疑对减轻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维护地位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2018年，中日两国实现了总理的互访，现在中日关系已经重返正常的发展轨道了，您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这轮的转换？其原因何在？
姜跃春：本轮中日关系转圜是从2017年开始的，第二年通过李克强总理访日、安倍首相访华之后，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在钱前不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表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2019》蓝皮书里边，我负责撰写的中日关系部分题目是“回归正轨，曲折前行”，其意是中日两国未来的路可能还没有那么平坦。
至于本轮中日关系实现转圜的原因，我认为大概有以下三点。其一，中日双方都有转圜关系的愿望。这个实现本轮转圜的重要出发点。中日关系自2012年日本单方面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而坠入谷底，并在“谷底”持续了四到五年的时间。此间的双边关系具体表现为，政治互动中断，经济关系滑坡，人员往来停滞，文化交流锐减。在经过几年的低谷期之后，中日双方都感到这样的双边关系对彼此皆不利，对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从经济层面看，2012年以来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持续下降，不仅对日本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对中国经济也带来不少损失，中日之间的几大障碍都是短期内难以解开的“死结”，所以两国没有必要“死守”“死结”而继续扩大相互伤害。相反，缓和关系，扩大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从战略层面看，中日两国长期对抗都将消耗大量的外交资源，这不仅影响两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区域合作的顺利推进，也对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从国际环境看，当前世界正值百年难遇之大变局的重要时刻，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经济大国，应该负起必要的责任和担当，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展开合作，贡献力量。故而双方均有让改善关系的的愿望，并为之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特别是两国领导层为此付出的努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冲击。这里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奉行“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大搞单边主义，并对全球主要经济体举起了“高关税”大棒。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给之前为签署协定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安倍政府以沉重打击。另外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的保护主义做法，也让日本面临的整体经贸环境充满挑战。日本作为典型的出口主导型国家，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不可或缺。而中国作为改革开放40年经济得以腾飞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遇到困难的背景下，仍坚持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当然，要继续开放就必须坚定地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在反对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保护主义，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问题上，中日两国具有共同需求。这应该是中日关系转圜的重要外因。
其三，安倍内政外交的迫切需要。2018年是日本参众两院选举、统一地方选举等“大规模选举”之年。对安倍来说，最为重要的则是9月的自民党总裁换届选举，这将直接决定安倍首相能否实现“三连任”的重要目标。尽管这对一党独大的安倍内阁而言，基本上胜券在握，但欲建立长期、稳定政权还需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内政方面，由于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参众两院均占多数，政治“基盘”基本稳固，没有太多的进取空间。外交方面，日俄关系维持了高层往来的良好势头，但在至关重要的领土问题上，短期内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朝鲜半岛发生巨变，朝美首脑开启对话模式、朝中两国元首往来频繁，基本看不到日本外交的可入空间；日美之间尽管首脑往来多次，但两国关系在安全、经贸领域均存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的课题。在此情况下，正值关键节点的中日关系走势如何，对安倍而言，不仅存在巨大的加分空间，也是评判其执政能力强弱的关键所在。另从日本国内经济角度看，由于中日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日经贸关系如何将直接对日本国内外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在两国关系恶化期间，日本企业深受其害，他们一直呼吁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缓解经济压力。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风生水起，成果丰硕，不仅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也为合作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改善对华关系不仅在内政方面可以给安倍政权加分，在经济层面也将为日本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从而有利于日本景气的持续恢复和健康发展。
中评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47年中，两国关系一直在波折中前行，您认为是哪些因素造就的这种状态呢？
姜跃春：中日关系比较其他双边关系而言是一对比较特殊的两国关系，中日之间有着两千年的交往历史，但也有过交战的历史。既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也存在领土、领海划线分歧。战争创伤对受害者心理的打击根深蒂固，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增加了国民之间的种种误解。在历史认知和战争反省的问题上，作为加害者的日本方面总是羞羞答答，绕来绕去，始终不能拿出一个让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都能满意的交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民众对日本未来的担忧。关于钓鱼岛，无论从历史还是法理上都清楚地表面那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在日本单方面宣布“国有化”之后，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厌恶感骤然升级。历史认知和领土问题这是经常影响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敏感问题。此外，日本方面在涉台、涉藏等问题的做法，对中国崛起及其未来发展的预判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
中评社：您刚刚也提到中日关系面临着很多问题，那么两国在这一轮关系转圜、甚至已经回到正常发展轨道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去妥善地管控分歧？
姜跃春：中日两国关系若想平稳发展，管控分歧非常重要。管控分歧有以下几个渠道，其一，保持对话渠道畅通。无论两国关系发生什么状况，保持外交、国防、经贸及各领域对话渠道畅通，都是不可或缺的选项。其二，充分发挥海空联络机制的作用。去年以来，中日防务部门积极推进双方防务交流合作，正式签署并启动运行海空联络机制，并举行了机制首轮年度会议和专门会议，为消除误解误判、保持东海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加强防务部门交流沟通，细化东海管控措施，增进双方安全互信，为推动中日关系平稳运行营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中评社：现在很多人会拿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同之前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做对比，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是否会有相似性？以及日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借鉴？
姜跃春：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争端有本质上的不同，但也有诸多共通之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日美贸易摩擦是两国盟友之间发生的经济纠纷，中美之间不存在日美这样的盟友关系。但不能否认，就当年美国对日本实行的很多做法上有相同之处：首先，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第二大经济体实施的“打压”，均是守城大国大国是崛起大国之间的对弈。第二，日美贸易摩擦波及到领域是从贸易战扩大到科技战，在波及到金融战。中美贸易争端仅仅开始一年，即从贸易争端延伸至高科技领域的对决，未来是否会蔓延至金融领域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三，从美方的诉求看，美通过对日本实施高关税，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反对政府补贴和剽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等。如今美国对我也提出了几乎同样和更多的要求。
因此，我们确实可以从日本当年对美国采取的一些做法中吸取到某些经验和教训。
中评社：日本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了从抵制、观望到积极参与的重大转变，您如何看待日本态度的转变？
姜跃春：日本对待“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变化确实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首先，这种转变是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没有两国关系目前的回归正轨，日本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中日两国在此问题上看法一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的公共产品，且“一带一路”倡议经过五年多的经营，确实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日本企业不仅是全球化经营的行家里手，也认可这一全球化的商业平台必将为日本企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第三，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内市场十分有限，欲改变现状更多的还是寄希望于国际市场，那参与“一带一路”建议，显然会对缓解日本经济下行压力，找到更多的动力。
当然，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也还存在分歧。特别是由于美国目前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否定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日本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和力度。此外，不可否认，日本倡导的“印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抵消中国“一带一路”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考虑。日本与印度联合推进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也不乏平衡“一带一路”倡议的想法。中日之间在合作不断加强的同时，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区事务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也是可观事实。如何变竞争为协调，变协调为合作是两国共同面临的重要政策取向。
中评社：当前，中日之间已有第三方市场合作，您认为未来中日在经济合作方面还会有哪些突破？
姜跃春：去年是中国和日本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突破年。两国达成多项协议，并逐步开始付诸实施。这对两国深化合作无疑是一个重要进展。但是，我认为，就目前中日面临的内外环境变化而言，仅仅停留于这些合作还远远不够。在国际经济面临大变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2.0新阶段，日本进入“令和”新时代的背景下，中日合作应该超越双边关系，寻求一个区域更加广范、领域更多多样，水平更加高端的“高水平”合作。
首先是在全球层面。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高举“单边主义”大旗，对全世界强调“美国第一”的口号，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进攻性贸易政策，“单挑全球”，使得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全面加剧，为全球贸易复苏蒙上阴影。中美贸易争端不仅对中美两国经济造成伤害，也将使全球产业链遭到严重破坏。严重冲击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也给正在复苏的世界经济增加了不确定性。中日两国同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质的推动者和维护者，在维护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开启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等方面日益拥有更多共同利益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在地区层面。由于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泛起，客观上也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带来了重大推动力，2018年以来，“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今年4月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也已经把共同推进RCEP谈判进程放在的突出位置。目前，在RCEP协定18个章节中，只完成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政府采购共4个章节的谈判。在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核心要件的磋商对成员国来说并不轻松。如果中日两国在区域合作问题上，能够放弃主导权之争，携手共进，找到共建亚太自贸区的最大“公约数”，不仅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也将有利于本地区一体化进程登上新台阶。
再次，在双边层面，目前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些举措包括：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使中国经济的潜力进一步得以发挥，中外经贸合作也将为对象国带来更大的商业机会。相信更加开放的中国将为中日合作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发展空间。随着中日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双边关系回归正轨，中日经济合作必将走向全面转型升级的新时期。
中评社：您刚刚也提到日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令和时代，您对日本进入新时代之后对两国关系的前景会有什么展望？如何才能让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姜跃春：今年是新中国建立70周年，也是日本进入“令和”时代的元年。在一定意义上说，中日两国均已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日两国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都面临新的机遇。今后两国将在高层互访、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区域全球等多层次、多领域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不仅为两国国民带来福祉，也将为亚太地区的繁荣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两国之间现存问题的复杂性。合作与分歧并存可能是未来中日关系的常态。因此，如何从现实和长远的视角，扩大两国之间的合作面，缩小我们之间分歧点，考验两国的智慧和格局。
在新时代，中日两国都能够以全新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精心维护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学会在竞争中强化合作，在碰撞中谋取发展，增加相互信任，深化互利合作，让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符合我长远利益。所谓“历史观”，就是说要摆正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增加中日双方的相互信赖。中日两国不仅仅要看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也必须时刻记住那段侵略战略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以更长远的眼光面向未来。中日之间之所以缺乏信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某些右翼分子否定历史、美化战争的错误史观，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面对中国的不断崛起，这些人又为达到某些目标而臆造“中国威胁论”，执意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必将称霸世界。
所谓“大局观”就是在双边关系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大局着眼。什么是中日之间的大局？中日建交以来，两个领导人在不同时期签署的四个文件的核心精神就是两国关系的大局。这一精神的核心是：“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等。只要中日双方，只要坚持四个文件的核心精神，守住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两国关系就一定能行稳致远。
所谓“角色观”，即是中日两国要立足亚太，放眼世界，在全球视野的合作中寻找角色。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使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产业链正在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和日本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在国际经济规则面临重构、世界政经秩序面临重组的背景下，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值得思考。
中评社：您如何看待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姜跃春：在台湾问题上，主要还是看日本的立场和做法。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日本不应该勾连太多。事实上，日本政界确实有相当多人士都或多或少和台湾某些政治势力保持着很深的交往关系，这实际上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希望日本方面能够了解台湾问题的实质，充分理解中方的立场，按照当年《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处理好台湾问题。
中评社：对习近平主席6月将出席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大阪峰会的成果有何期待？在您看来，6月底将在大阪举行的中日高峰会有没有可能使得两国关系实现重大突破？
姜跃春：G20峰会对中日两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方面，首脑互动在维护中日关系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经济体，在多边场合如何发挥作用，对解决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所作为，必然引人注目。如果中日两国能够在G20的场合，在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协调立场，共同发声，必将对抑制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方面产生效果。当然，日本作为东道主，一方面要考虑到中国的关切，但另一方面，也会照顾盟友美国的考虑。如何在中美日之间实现一个多方均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当前安倍政府面临的重要考验。
中评社：您曾经也在日本生活过多年，是否可以从您的切身经历出发谈一下您对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一些感受？
姜跃春：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两国民间交流的渠道非常重要。这一点不仅被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在当今两国关系的增信释疑中，民间交流也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我们知道，由于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差异很大，国民之间存在某些误解和模糊认识实属正常。而民间交流恰恰可以在普通民众之间架起增加了解的桥梁，通过这一桥梁，双方可以更加了解彼此，从而对澄清迷局，准确判断对方的想法产生更加显着的效果。没有这些互动，中国很难知道当今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日本也很难真正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随从民间互动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了解真实的日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能够更加准确的了解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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