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专访：从G20看中美中日关系
中评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 海涵 实习记者 刘柯岑）G20峰会即将在大阪召开，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飞腾就中日关系系列热点问题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钟飞腾就中美贸易冲突与当年日美之间贸易冲突之间的异同、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转变、未来中日之间的进一步合作、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以及G20峰会上中日领导人会晤等相关问题表达了看法。
谈及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钟飞腾说，中美两国能否在大阪峰会上宣布一项有助于缓解各方对保护主义焦虑的协定，是目前主要国家最为关心的议题。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的情景下，中国和美国，以及G20的其他参与国，能否推动形成有利于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最为迫切的挑战。
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钟飞腾表示，中日关系，目前已经处于正常关系轨道。对于中日来说，除了双边层面的合作利益之外，在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日本也认识到，中国已经是进一步推进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投资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日本不能忽视这种发展。中国也认为，日本对推进全球经济的开放肩负重任，在一些地区性贸易协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很多人会拿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同30年前日美之间的贸易冲突进行类比，您认为这两者是否有相似性？日美当年的贸易冲突可以为中美目前的摩擦提供什么借鉴？
钟飞腾：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同30年前日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二者之间肯定是有相似性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点，也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贸易赤字的问题。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的起因都是贸易不平衡，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和当年日本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非常接近，都超过了 50%。第二点，中国和当年的日本都是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开始同美国之间发生较多的贸易摩擦。日本于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就开始同美国产生了五、六轮的贸易摩擦，这几轮的贸易摩擦是按照产业升级的顺序，从纺织、钢铁、机电产品、汽车，然后到半导体领域。现在的中国实际上跟当年的日本有点像，中国也是在2010年超过日本以后，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会产生一种心理效应，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认为美国所有不好的经济社会状况都是因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引起的。第三点，是舆论对双边贸易冲突的一个认识。当时美国对于日本的看法是非常负面的，而如今中国在美国舆论当中的印象也是很负面的。贸易的冲突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事情，还涉及到社会心理的这个层面。
当然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同日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一点也是最大的不同是美日和中美关系的性质不同。美日即使是在贸易冲突当中，双方还依然是军事安全上的盟友。而中美之间则是没有这种关系的。中国和美国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以往关于贸易摩擦的研究，很少关注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无论是美国与日本、德国还是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等，传统上都是有特定的军事关系存在，军事关系既是减震器，也是安全阀。而美国对于独立的主权国家，通常都是经济制裁，比如对俄罗斯。因此，中美目前的贸易冲突是一种混合型摩擦，发展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点不同是国际经贸多边体制的不同。美日当时解决贸易冲突是在GATT（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框架之下，双方将GATT最终转变为WTO（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的多边框架从传统的货物贸易转向容纳知识产权、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以及服务贸易等，这些内容主要都是发达国家之间谈判之后完成的。但是今天的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很难在WTO框架下解决，因为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已经不再坚持WTO的有效性，特朗普对传统多边主义持批评和否定立场，另一方面中美之间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调整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而WTO在前一轮多哈回合谈判中并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性成果，累积的旧问题很多，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这个新问题又出现了，解决起来很不容易。第三点不同是当年的日美同如今的中美之间发展程度差距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日贸易摩擦最严重的时候，实际上日本已经是一个人均收入和人均GDP超过美国的一个国家，日本在发展程度上和美国是非常接近的。而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大概不到1万美元，但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6万。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同最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这在20世纪是少见的，即便是二战爆发前期美日发生经济冲突时，日本的人均GDP也接近美国的30%，因此中美在这个收入水平差距上发生冲突，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事。
至于日美当年的贸易冲突能为中美如今的贸易冲突提供什么样的借鉴，我觉得有些是不能借鉴的。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处于同盟关系的两国为了维护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实际上是有助于降低、减缓经济冲突的。因此，美日之间在80年代虽然有着贸易上的冲突，但总体上是可控的。可控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美国是有底线的；其二，日本也是会考虑让步的。当年美日双方的决策者都会考虑将冲突约束在经济层面来解决，不能使其冲击双边同盟体系基础，后者是美国体系的基石。但是，如今中美之间的底线可能突破贸易、技术和金融层面，甚至将来不排除会涉及到中国的边疆问题、台湾问题等。对于此，中国要有底线思维——要考虑清楚我们的核心利益。要告诉美国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对于我们的核心利益坚决不能让步。因为，从美国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国家尽管某些时候不乏对华友好的姿态，帮助过中国的发展，但都发生在美国有清晰的对外战略、美国与中国实力差距较大的时候，但是目前美国决策层不仅对美国国家利益是什么存在严重分歧，而且日益担心中国对美国世界地位的冲击，美国鹰派不会放弃卡住中国脖子的机会。
至于可借鉴的方面，美日当年解决贸易摩擦的办法是将双边的贸易摩擦转变为多边谈判的一部分，就是把GATT转变为WTO。日美把双边的贸易赤字、贸易失衡问题转变成一个多边的内容。转变的方式是，日本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资，以此带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然后通过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这样的调整使得美国所统计出的贸易赤字来源呈现出分散的状态，也就降低了美国对贸易赤字问题的敏感性。
如今，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也可以通过多边体制和规则的调整来解决。中国自己实际上也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等，把一部分产能转到相关的国家，比如说把我们的一些纺织品转到东南亚地区的越南、柬埔寨以及南亚地区的孟加拉国等，甚至也可以转移到非洲，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至少在统计上来讲就不算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尽管这些国家的纺织业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公司的支持。把“双边”变成“多边”是美日解决贸易摩擦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而且现在比30年前有着更加有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跨国公司日渐主导全球贸易，使贸易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变得更为容易。另外一种思路是，我们提出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即“中国＋发达国家＋发展中东道国”这样一种新的机制性安排，除美国之外的很多发达国家对这一思路都是赞同的。因为对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在面临世界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时，中国这样巨大规模、处于高速成长中的市场是一种稳定器，通过联手中国去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将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制度也是调整利益纷争的一种容器或者一种设计。我们可以去达成一个新的多边制度框架，然后就能够把利益冲突约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畴。就此而言，无论是WTO，还是其他类型的机制，都需要一种新的思路。比如，我们可以与美国讨论是否把“一带一路”发展成一个新的多边国际组织。但是也要看到，中美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不仅仅是利益冲突，中美冲突可能涉及到战略、霸权、文明，协调起来的时间成本也是巨大的，因此不能过高期待中美之间短期内解决摩擦的前景。
中评社：日本作为中国“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交汇点，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日本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了从抵制、观望到积极参与的重大转变，您如何看待日本态度的转变？
钟飞腾：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应该说从前两年就开始了。评价日本对待“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有几个大的因素需要考虑。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层面的。在2012年钓鱼岛购岛危机之前，实际上日本对中国依赖的上升速度已经很快，但是钓鱼岛危机爆发之后，这种依赖速度又下降了。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表达了很多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这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导致日本的外贸方向发生转变，中国又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传统上，经济财团在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日本政府受到了国内经济团体的压力，导致其要慎重对待中国的作用。因为客观上来讲，日本国内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在加深，这种联系将进一步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强化，但在政治安全上日本的保守势力又跟美国保持着紧密联系，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担忧，因而并不希望日本在经济上过分靠拢中国，但这种态度对日本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和投资是很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变化是有经济社会基础的。
第二个因素是特朗普正式当选以后诸多非常眼花缭乱的动作，打击了国际社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什么事都要先算账，而且是算经济账。特朗普要将原来美国历任总统所做的承诺和制度安排重新来过，他是一个一切都要推倒重来的总统，他同历届二战以后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总统风格范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二战以后的日本基本上是在美国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尽管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贸易摩擦，但是美日之间的基本框架没有变化，传统美日关系的基石之一是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个秩序在冷战结束后得到进一步强化，甚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没有使他崩溃。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却是要放弃这个基石，做一番前所未有的调整，使之符合美国中下层的利益。就近期而言，这个冲击远比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大。特朗普总统上任以的施政风格和理念，对日本的冲击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日本政府要进行大范围的政策调整也是势所必然。
第三个因素是同中国双边意义上的。即使没有前面两个因素，对于日本来讲，在审视亚洲和中国的崛起过程当中，它也要跟随潮流。因为中国崛起的一个大的环境背景就是亚洲的崛起。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先开始起飞，然后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接下来是中国、印度。亚洲是一个很大的体量，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算，实际上亚洲已经超过七国集团总量。如此大的一个体量，对于日本来讲，它肯它要将其战略和外交重心往这边转移。如果说日本对外战略有一个基轴的话，那么这个轴心的基本特点是强大的一方，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前所未有的往亚洲转移，日本对外战略迟早要反映出这一趋势。
日本要往亚洲这边转移，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处理好跟中国的关系。日本认识到，只有参与到亚洲的事业当中来，它才能够与中国一起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维持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如果它离开，作为一个离岸平衡观察者，不参与中国的事，怎么能够了解中国的态度？怎么能够影响中国的态度？所以日本的姿态就是“参与”，然后在参与过程当中给中国很好的建议，帮助中国来应对当前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种种挑战。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的态度到底有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如安倍所言，中日关系已经从一种竞争关系转向了合作，或者全面合作。但我觉得中日两国之间的分歧还有很多的，中方也要看到这个分歧。比如两国在东海问题上、钓鱼岛问题上的分歧。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日本还有很大的保留意见。但是总体上我认为，形势比人强，大势不可违。中日还是要坐下来合作。中日当前合作的最大亮点实际上就是第三方市场。日本政府如今还是不太愿意过多地提“一带一路”，一方面是因为对美国的一个顾虑，因为日本总归还是美国的盟友，与美国各界的联系非常多、非常频繁，在表态时多少会受到中美关系状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提了之后似乎是变成了中国的附庸，在中国未变成世界最强经济体之前，日本人总体上不会明朗地公开认可中国，这是由日本特殊的文化结构、文化心理导致的。
中评社：您曾经提出，深化中日韩天然气合作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否具体阐释一下？
钟飞腾：对于中日韩天然气合作来推动绿色“一带一路”，我是这样想的，首先，“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本身是有一个发展的。早在2013年秋季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还主要侧重于一块搞经济合作建设，到后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含义越来越丰富，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在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时候，中国提出了和平之路、绿色之路等理念，这跟我们国内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到的五大发展理念也是密切相关的。2018年8月份，“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纪念会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他认为“一带一路”要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上提出了新建议，针对性更强。习主席同时也强调，要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等。其中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又提出，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这说明中国政府并不是只在在国内有很高的要求，到国外就降低了对企业经营的要求。有一些人批评中国输出污染，我觉得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是对这种比较浅薄的观点的反驳。中国提出来绿色“一带一路”，也是表示我们在国内外的标准都是一样的。中国处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在国内要推动绿水青山这些理念，国外也一样，就是绿色发展。
把天然气合作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也是基于天然气作为一种能源来讲总体上比较绿色。此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日本和韩国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其能源消费结构里面的天然气占的比重是很高的。中国将来收入水平也要往上走，收入水平往上走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普通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多了，钱多了，自然对生活环境要求就比较高，就会对能源消费结构有新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推动中日韩的天然气合作会有一种示范效应。随着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环境要求的提高，应该怎么样来处理配置能源消费结构，使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关系更加和谐，这方面中国可以从韩日那里得到很多经验。如果中日韩的天然气合作进行得好，就可以作为一种示范，也使中国在推动全范围的“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绿色建设时在能源角度拥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
日韩天然气进口主要来自于中东地区，像卡塔尔这样的国家也是中国液化天然气重要进口来源地，未来中日韩在维护能源安全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一带一路”建设所强调的互联互通，也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在内，中国的天然气进口一半左右来自于中亚地区的土库曼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未来中日韩还可以进一步合作开发。同时，来自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的液化天然气也逐年增多，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也是必须的。此外，中日韩在建立亚洲天然气的定价机制上也存在一些合作利益。
当然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含义远远超过能源种类和供应本身，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包括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用的绿色环保的材料、可持续的材料，其内容非常广，这完全是一种新型的产业模式。
中评社：在促进东亚经济合作方面，中日两国可以有何作为？
钟飞腾：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除了双边之外，的地区贸易协定谈判。比如，现在日本达成了TPP11国协定，中国有一些学者也在考虑，中国将来是不是要加入到标准比较高的一个地区贸易协定当中。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这还处于一个讨论研究的阶段，中国不会很快加入到日本扮演领导角色的TPP11国协定中。这倒不是说中国不愿意看到日本扮演某种领导角色，而是基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TPP的一些条款要求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重新谈判需要一段时间。
此外，讨论比较多的地区FTA即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正在推进，而且速度比预期要快一些。本来说是到今年一定要达成，但是最终是否能够达成除了中日两国之外，还涉及到印度的态度，印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谈判方。所以这方面可能也还有不确定性。这涉及到东亚合作的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中日的范围，当然中日在里面还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但是进展不如我们预期的好。因为这涉及到贸易协定以及地区之间的货币互换。中日之间当前恢复了货币互换的协议机制。这种货币方面的合作，实际上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速度是最快的。从199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在东亚地区发展最快的就是以清迈协议为基础的亚洲金融合作。因为东亚金融危机对于很多当时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冲击非常大。由于高度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对于金融危机受的影响就越大，但中国当时因为还比较封闭，又加上中国政府的政策到位，总体上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太大。
中国加入WTO以后，对东亚合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东亚的合作出现了很多种模式，就是所谓“10＋1”、“10＋3”，“10＋1”就是“东盟加中国”、“东盟加韩国”、“东盟加日本”；“10＋3”就是“东盟加中日韩”。大略来讲，东亚地区的合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在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金融合作；第二个阶段是以“10＋1”为特色的、相互促进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经贸合作框架。其中，推进最快的就是“10＋1”。中国于2002年就跟东盟签了一个FTA，日本紧接着跟进，然后是韩国。
中国推动东盟跟中国合作，刺激了日本、韩国的跟进，到后期就出现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的合作，这是一个大的特色，也是东亚地区合作的第二个阶段。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趋势也没有减弱。前几年李克强总理去东南亚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东盟进入“钻石十年”，并提出了七八条意见，引导东盟往下一个阶段发展。东盟在2015年的时候也建立了东盟共同体，包括经济、安全和政治共同体，所以双方发展都是进入了一个比较良好的阶段。出现这种势头的更大的背景实际上是全球化还在往前推进。在特朗普上任以前，西方社会对全球化总体上持比较支持的态度。
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抵制态度，东亚的合作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势。背景当然也很明确，美国不再愿意扮演领导者角色，美国国内市场对外开始收缩，保护主义上升，亚洲国家必须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因此彼此之间的合作有了新的内容。新态势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提出了很多的倡议，中国不再只跟东盟合作，而是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还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中国带动亚洲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在东亚合作上也是一样。
如何来看待区域外力量参与东亚的合作，也是必须考虑的一点。这个区域外力量更多是指美国，美国虽然并不是东亚国家，但是它对东亚事务的介入也很深。特朗普于2017年11月份在越南APEC会议上，使用了“印太”一词，主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对此持很积极的态度。在对待区域外力量参与东亚合作时，日本人很积极。中国相对来说不是积极，尤其是对于美国的因素。这是中日两国不同的地位、发展方向和对外战略所决定的。
在东亚合作问题上，中日现在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即所谓领导权的问题。在东亚合作当中，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日本实际上并不太愿意使用“一带一路”，同时中国对于日美提倡的“印太”，也是持一个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
中日之间尽管涉及到领导权之争，但也有合作的空间。然而在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以谁的规则为主。不过这方面也还可以进一步协商，从第二阶段东亚合作推进比较快速的历史中学习，东盟曾扮演核心作用，提供了中日韩讨论的多边平台如今，虽然美国因素不那么明确，但是东盟的作用仍然在，中日韩应考虑如何更好发挥东盟的中心作用。
难度比较大的就是在东亚合作的支持框架当中，中日处于什么位置的问题。就此问题，中日双方要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彼此优点和缺点，讨论中日如何摆放位置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比较有利。
中评社：如何看待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钟飞腾：日本国内的治理结构是三权分立的形式，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国会议员有时候会发表一些言论，但是日本政府是不承认的，即国会议员和政府的态度有时候会不一样。据我们了解，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两个国家已经把台湾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日本历届政府也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是非政府、民间的、文化层面的，这个立场没有变化。
但是日本个别议员始终会把台湾作为一张牵制中国的牌。对此，日本政府借口所谓民主体制，也不采取措施，态度比较暧昧。台湾在战略上对日本很重要，首先就是交通安全性，日本的能源都是要经过台湾海峡的。此外，日本政府也认为台湾问题是一张可以操纵的牌。尽管没有打到美国那种份上，但它心里面也是有这种想法的。中国立场很坚定，台湾问题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不容丝毫挑衅。因此，日本对台湾的政策肯定是在中日关系的基础之下，不能违背中日关系，因为中国对日本来说分量太大了、太重要。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一个极端的情况，如果美国打台湾牌打得特别厉害的时候，日本会怎么做？这个是我们需要防范的。我们要明确跟日本讲，即使我们跟美国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台湾问题依然是中国不容挑衅的，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必须坚持正确立场。
中评社：当前，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如何在这个缓和的过程中更好地处理双方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
钟飞腾：首先要认识到，现在的问题之所以比以前复杂，就在于有利害关系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有不同点。日本也不是说所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都是一致的，比如说在钓鱼岛问题上有至少两位日本教授写过，钓鱼岛是中国的，但更多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上并没有大的错误。因为绝大多数日本学者还是站在美日框架所框定的二战后秩序角度出发，而不是像中国学者所坚持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二战后秩序，这种分歧的一个根本来源是如何看待二战后美国在东亚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2018年10月份会见安倍首相时也说过，“中日是近邻，两国利益高度交融。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本地区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1978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以及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提供了坚实遵循和保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这值得双方共同珍惜。双方要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坚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
中日之间存在的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相对来说一直在，但是它占的比重和热度都不高。虽然双方的领土争端问题是一个事关两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但是就其问题的紧迫性而言，有所下降，事态可控。相对来讲，现在双方都不怎么触碰这个问题。因为领土争端问题要解决起来不容易又伤感情，暂时搁置对双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损害。
日本政府现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是自民党的人，他们处理起来这些问题比当年钓鱼岛事件发生的时候民主党，在外交技巧上更娴熟。相比于日本民主党，日本自民党跟中国有很深的人脉关系，有些问题沟通得比较好。日本提倡“静悄悄的外交”，有一些纷争在桌面下把它解决好，而不要通过舆论来宣传，中方有时候也是这种态度。中日双方应把握好目前这个有利时机，在合作方面尽可能展开工作，将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准。
总之，中日从竞争转向合作，既然是合作，双方得有个姿态，把这些分歧推到以后去说，用不着现在解决。事实上，国家之间总会存在问题，没有哪一组国家之间完全没有问题。存在问题是正常现象，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要报以乐观的态度。时代在进步，新人会有新的任务，实际上，中日之间新一代人所具有的共同认识要多于老一辈。通过教育、旅游以及更多层次的人文交流，中日社会层面对彼此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入，再碰到问题和挑战时，也会有同情的理解，同时对政府的政策也有更加清晰的观察。
中评社：日本已经进入令和时代，您对之后两国关系的前景有何期待？
钟飞腾：日本进入令和时代之后，新的天皇夫妇对中日关系抱有一个很高的期待。比如，前一任中国驻日大使程大使回国的时候，受到天皇夫妇接见，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
至于从令和元年开始中日关系将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我觉得中日还是应该坐下来就双方在东亚地区处于一个什么的位置、中日两国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这些长远问题做一个深入的沟通，也包括双方智库专家之间的沟通。同时，还要加强两国民间的交流，特别是现在正要展开的，让两国的青少年，包括社科研究人员，去双方重要的国家机构、代表性企业、甚至于社会内部进行一些交流、互访，特别是深入到家庭这种范围的交流互访。这对于客观地了解两个社会内部面临的挑战和各自的优势，还是很重要的。
中日两国之间有很多共同的问题，合作空间很大。比如说老龄化挑战，应对老龄社会的来临，是中日双方将来合作潜力很大的领域。此外，在经济领域，如果第三方市场真的像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那样，企业、智库和相关的部门能够积极地推进，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的周边区域，东南亚甚至南亚、非洲、中亚这些地方都能看到，中日两国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劳务人员相互协作，推进当地建设的情况，是可以期待的。
在安全方面，中日的合作空间也很大。中日在维护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维护海上安全方面，将来的合作空间也很大。2019年4月份我们庆祝海军成立70周年的时候，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派了“凉月”号导弹驱逐舰到青岛。据悉，可能年底中国的军舰也会访问日本。如果让我大胆展望一下未来15到20年的景象的话，我们也不排除比如说中日就应对海上安全挑战而进行联合军演，或者与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某一个国家联合进行军演。中日双方在信息情报共享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比如中日在吉布提的基地可以讨论这些合作可能性。在安全问题上，中日应该超越传统的安全范式，从全球角度讨论国际安全长远的发展趋势。因为如今中日所面临的很多安全挑战，更多是来自于非传统安全。中日双方更多的是应对地区安全和全球性安全方面的一些挑战，包括在全球治理领域，如何让现有的一些机制，更多地适应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这么一种更为宏大的结构变动。
将来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的智库、科研机构、大学在推进全球性问题、地区性问题的研究上，也会有很大的进展，中日可能会为一个更加均衡、更加包容性的全球化的发展做出比较独特的贡献。
中评社：对习近平主席6月将出席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大阪峰会的成果有何期待？在您看来，6月底将在大阪举行的中日高峰会有没有可能使得两国关系实现重大突破？
钟飞腾：从各方的预期来看，大家对大阪峰会的期待主要是继续推进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也就是说，中美两国能否在大阪峰会上宣布一项有助于缓解各方对保护主义焦虑的协定，是目前主要国家最为关心的议题。因为，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摩擦的前景，对世界经济是走向彻底的分崩离析，还是维持一个基本上开放的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以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中美经济总量合计占世界比重首次突破40%，而2008年中美合计占比为30.3%。其中，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2008年的7.2%上升至2018年的15.8%，十年翻了一番。从经济层面看，这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好坏对当今世界的影响要大于十年前，而且中国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对国际社会来说还是个新因素。尽管以体量计算，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欧盟毕竟是一个超主权的机构，在决策能力和政策实施效果上，远不能跟中国和美国相比。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的情景下，中国和美国，以及G20的其他参与国，能否推动形成有利于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最为迫切的挑战。
从中方来看，习近平主席6月18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明确表示，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中方认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双方应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应该说，中国的这种表态是慎重和积极的，中方认识到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愿意以积极的姿态和守成国进行磋商，共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
而美国的态度仍旧是单方面压迫中国，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压迫中国做出巨大让步。这种非平等的姿态，实际上不利于中美双方坐下来就问题本身进行讨论和谈判。美国很多人将矛头对准中国，认为由于中国是全球化中巨大的获益者，美国的损失就是中国的获益，美国有问题就需要拿中国开刀，这种简单的逻辑看上去似乎很合理，其实完全忽视了现代经济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美国的问题根源在于分配制度和技术进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屡次强调，美国的问题在于1%的人控制着财富、权力和思想。对于一部分美国公司和高层而言，不能接受中国技术进步，不能让中国人问鼎技术领先的宝座。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绝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逻辑。6月18日，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其连任竞选口号仍然是2016年的口号，说明美国的困境并没有很大的改善。不过，特朗普罕见地没有在现场攻击中国的贸易问题，这说明特朗普认识到中美贸易关系不那么容易解决，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双方的谈判团队有了比较大的进展。
对于中日关系，目前已经处于正常关系轨道。对于中日来说，除了双边层面的合作利益之外，在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日本也认识到，中国已经是进一步推进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投资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日本不能忽视这种发展。中国也认为，日本对推进全球经济的开放肩负重任，在一些地区性贸易协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方也愿意日本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些都是近年来的突破性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仍有赖于其他因素。除了前文提到的一些敏感问题之外，还有如G20峰会上美日欧协调的成果，安倍政府在7月份的参院选举中能否稳定局面，下半年中日韩三边合作会谈时三国领导人的访问成果，乃至于2020年中国领导人是否再度访问日本等，都会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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