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台湾对立型国族认同的建构与危害

　　中评社香港7月1日电/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郭振家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发表专文《台湾的“过度民主”与对立型“国族”认同的建构》，作者认为：台湾社会虽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民主化历程，但是目前“民主化转型”仍然只是进行时而并非完成时。民主化转型伴随着民进党的壮大，台湾社会“过度民主”的言和行成为了攻讦中国国民党的利器，突出案例就是2014年的“反服贸运动”重创了国民党的形象，为2014年国民党“九合一”的惨败埋下伏笔。然而，民进党推动的“过度民主”并非依据有着“追求中国统一”意涵的“宪制”规定，随之而来的是，台湾民众之间守法的“中国认同”与非法的“台湾认同”愈来愈呈现出对立甚至对抗的趋势，台湾社会也由此屡屡遭到撕裂。今天的国民党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国民党应该在未来台湾民主转型中提高话语权。在两岸关系和民生建设并举的同时，中国国民党的使命定位也应该更加清晰，这样国民党才能扮演好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中积极建设者的角色，更好地维护台湾的和平与繁荣。文章内容如下：

　　从1987年蒋经国解除戒严开始，台湾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民主化历程。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正值国际上所谓“民主的第三波”，所以，台湾的民主化道路似乎是走在了顺应国际潮流的大道上，似乎这样的民主体制是真正能够代表民意，相比于“两蒋时期”的“专制统治”有了相当的进步性。①然而，到今天为止台湾的民主政治虽已经历多次政党轮替，但台湾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并未减弱，政党承诺跳票现象经常发生，从马英九的“633”经济发展目标②，到蔡英文的“维持现状”承诺，似乎都成为不可完成的任务。于是乎，在蓝绿两党之外所谓“第三势力”或非传统政治人物正在崛起，台湾的政党政治似乎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台湾的民主转型历程需要放到人类民主进程的宏大视阈去反思。从台湾完成多次政党轮替来看，似乎台湾民主体制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但从台湾目前的社会困境以及认同危机来看，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仍然只是进行时而并非完成时。
　　一、民主概念的近代演变

　　民主（democracy）概念始于西方。然而在近代以前，民主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安东尼·阿巴拉斯特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中，从自由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从携手到分裂、再到妥协的过程。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和1948年革命是自由主义从激进转向保守的分水岭。在这一系列由大众参与的革命运动中，自由主义者从群众的民主诉求中，看到了民主对财产和市场规律的挑战，看到了民主对自由的威胁。相对于民主而言，自由是更具精英立场的价值，只要人民局限于提出本质上符合自由主义的要求，许多自由主义者一直乐于将民主看作是自由的朋友。而一旦群众的需求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和社会领域，自由主义马上就会倒向保守主义一方，成为大众激进政治的反对者。……从托克维尔和密尔开始，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忧虑就已经以对多数暴政的恐惧和防范表现出来，19世纪后半期政治思想界的所有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扩大选举权与维持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历史发展到20世纪，大众政治看来已经发展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反对民主本身已经变得不可能，自由主义者捍卫自由价值的唯一选择就是修正民主的定义，而这一工作无疑成为了20世纪中叶冷战自由主义者学术研究的集体重心所在。③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政治学界在探讨民主涵义的时候，基本上强调的都是其“民主维护民众合法权利”的一面，而较少提到诸如托克维尔强调的“多数人的暴政”。

　　所以，如果按照西方的语境，台湾的“民主转型”如果是要抗争“专制”和追求自由，也应遵循从激进走向稳定甚至保守的路径。然而，台湾的政治历程是这样吗？

　　二、台湾民主化启动的特殊背景

　　台湾的民主化启动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1949年两岸内战正酣，蒋介石兵退台湾，妄图以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因此对台湾实行“戡乱戒严”体制。之后，蒋经国时期虽然台湾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台湾民众在组党、言论、游行等方面的钳制仍然存在。所以如果据此来推断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应该出现类似于法国大革命一般的“大事件”，民众要想获得自由和民主，需要有类似暴力革命般不断的抗争行为（“美丽岛事件”有些类似，但后来局势却被国民党牢牢掌控）。

　　事实上，和平民主的契机出现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妥协”之时。妥协的动因来自多个方面，首先，1979年1月美国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此事使得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合法性进一步遭到质疑（有些人长期质疑“两蒋”统治的合法性）。其次，“美丽岛事件”、“江南案”等对蒋经国当局不断冲击，但蒋经国当局已经不太可能处处采取强制手段了。所以，在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之时，国民党虽还未开放“党禁”，但蒋经国对此采取的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后的“双十节”，蒋经国指示修订了“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宪政”之门。1987年7月，国民党当局正式解除“戒严令”，放宽对人民言论、信仰、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允许人民在符合“遵宪、反共、反台独”三原则基础上组建新党；10月，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1988年1月1日，台湾解除“报禁”。
　　台湾的民主化启动意味着民众更多的自由和两岸更多的交流。然而，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去世，并没有向世人展示其布局的民主化方向和两岸方向到底是什么。反而是随后抢夺了“民主话语权”的李登辉和民进党人士，大刀阔斧地开展“本土化运动”，从教育、媒体、产业到国际，都不断想要凸显两岸之间的不同，台湾的“民主化”开始不断“变调”了。

　　三、台湾民主化历程中“台独”的渗透

　　何谓“台独”？凡是不支持两岸（现在或将来）统一的主张，皆可以判断为“台独”，不论它追求的是以“台湾”的名义还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台湾所谓“民主化”的过程中，“台独”思想不断渗透，从官方、学界、媒体到商界，整个社会不断酝酿对中国的“疏离感”。而在此进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就是一些极端“台独人士”。

　　台湾曾经被日本人占据长达50年，又曾经接受两蒋长达三十多年的专制统治，所以在民进党看来，台湾长期以来并无民主实践。④因此，民主进步党在圆山饭店成立的时候，其支持者主要是长期以来抗争国民党的“党外人士”，其理念也是希望在台湾实现所谓“民主进步”。然而，这个时期民进党的社会名声并不是很好，主要是该党经常通过街头游行等手段与国民党统治当局抗争，很多人也叫民进党为“街头党”。⑤

　　然而，民进党成立不久即迅速改变角色，从“街头政治”转向“议会政治”，从“部分执政”向“全面执政”去努力。当然，民进党的“进”也离不开国民党的“退”。上个世纪90年代，继任者李登辉在国民党内的权力未稳之际，一方面主持国民党通过了“国统纲领”（1991通过，2006年终止）和据此开启两岸和谈、达成“九二共识”，另一方面推动了台湾所谓“宪政改革”。从李登辉到后来的陈水扁相继推动了“七次宪改”，⑥最终结果不仅使得台湾摆脱了两蒋的威权体制，还推动了台湾“冻省”（1997年）和“终结国民大会”（1999年、2000年和2005年）。这样的层层剥离，制造了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的假象，一时间“台独气焰”愈加嚣张。更有甚者，直到2000年的时候国民党才意识到，身为党主席的李登辉并不是希望国民党发展和壮大，而是分裂与萎缩。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分别参选的宋楚瑜和连战相继落败，而陈水扁却意外获胜，国民党气愤之下随后开除了李登辉党籍。

　　陈水扁时期的民进党，前期还曾推动所谓“政党和解”，妄图以此稳住在“立法院”占多数的国民党。然而到2002年以后，陈水扁推出了所谓的“台独时间表”，在国际舞台上则强调“金钱外交和烽火外交”，甚至他还多次妄推“公投绑大选”。陈水扁的挑衅行径惹恼了美国，被后者称之为“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2006年陈水扁的贪腐案件曝光引发全民的愤怒，红衫军倒扁事件人数号称百万（实际人数大约在30万到100万之间）⑦，这一事件后，出于对国民两党的失望，“非蓝非绿”人士开始大增。

　　2008年，代表国民党的马英九以清廉形象上台后，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大力推动两岸交流和“外交休兵”，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交流不断深入，两岸一家亲的气氛愈加浓烈，这样的态势招致了民进党的强烈不满。亲民进党的媒体纷纷指责国民党的两岸交流是“上层获利、人民无感”，甚至在民进党支持下、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期间台湾的大学生和公民团体发起了“反服贸运动”。马英九的处置不当再加上2013年开始的“马王政争”，使得这一事件重伤国民党形象，这也为2014年国民党“九合一”的惨败埋下伏笔。
　　四、台湾的“过度民主”加剧“国族”认同的分裂

　　所谓台湾的“过度民主”，是相对于“适度民主”而言。“适度民主”，是指在和平时期，民主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逻辑。尽管各政党存在政见分歧，但在彼此遵守的“宪政体制”之下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一起努力共同推进社会福利的提升。而本文所谓的“过度民主”，则是在民主“泛社会化”的大背景下，某些政党并不遵守相应的宪政体制和价值约束，只是一味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毫不顾忌自己行为对“民主信誉”、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伤害。

　　上述“适度民主”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各政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展开竞争。而台湾的“过度民主”已经走在了极其剧烈的边缘，社会充斥着“有我没你”的暴戾和“舍我其谁”的悲壮。正如朱云汉教授所言：“有些民众对于政治理念不同的阵营，毫无包容可言，甚至会鼓励政治人物乱套，只要追求神圣的目标，为达到某种特定的利益，对于民主制的游戏规则可以打折扣，而这样的行为并不会影响到这些个领导人物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譬如“立法院”打架，他们反而会被所属的群体当作英雄，而不认为这是脱轨行为，是违背民主的游戏规则的。正是因为这类‘脱轨行为’有市场，可以得到掌声，才很难期待政治人物规规矩矩的做事。”⑧

　　“过度民主”现象在台湾政坛长期存在大约三十年，直到2016年蔡英文上台。原因在于，民进党虽然成立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全面执政”，所以在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民进党非常喜欢诉诸于“过度民主”——民主“泛社会化”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个阶段的“过度民主”类似于民粹主义，民进党煽动民众尤其是年轻民众非理性的一面，以口号式的鼓动唤起对中国大陆的仇恨，从而产生一味地对国民党现行某些政策的反对。近几年爆发比较严重的“反服贸运动”（2014）和“反课纲微调”（2015）均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反服贸运动”以“将服贸协议退回‘行政院’”、“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用其来审查服贸”等五点为公开诉求，其真正的诉求则是“反中、反马及台独”。此次运动严重影响两岸关系进程，也破坏了两岸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实际上，2014年2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双方共同发表了《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两岸展现了光明的前景。然而“反服贸运动”改变了大陆的对台政策。台湾统派期刊《远望》在2015年刊登石佳音的文章认为：“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在2014年年11月份的《中国评论》上发表了《论习近平的统一观》，表明了大陆面对民进党极可能再度执政的现实，决定严正提出警告。解读该文可知，（大陆）指出民进党长期推动‘去中国化’是台湾公民运动的成因，（大陆）确认‘太阳花学运’等运动与‘台独’有紧密的共生、合作关系（分别扮演激进与‘中间’角色）。”⑨

　　“反服贸运动”中马英九当局的退让助长了青年团体的抗争姿态。2015年7月，针对马英九政府力推的“反课纲微调”，一些激进青年展开围堵“教育部”行动。长期以来，一些“台独”人士“媚日仇中”，美化日本侵略，片面解读“二二八事件”，故意激化族群对立。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台湾社会的“课纲”改革逐渐成型，就好比“台独股票上市”，那些“台独”大佬就等着坐享分红——看着一代代被“台独课纲”毒害的年轻人走向社会。2015年，当马英九政府希望将陈水扁时期偏向“台独”的“历史课纲”微调回来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少数几个高中生居然冲到了最前面。最后，“课纲微调”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了。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过度民主化”现象之所以频繁出现，是由于国民党当政者不敢依法压制而导致，而这又反过来成为民进党最有利的“武器”。这样的暴戾氛围的存在进一步凸显了台湾社会“反中”气氛的凝结。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台湾民众对于“统独”议题的民调出现巨大的变化。调查资料显示，1991年9月，台湾民众中有4.3%支持两岸“立即统一”，57.5%支持两岸“维持现状、未来统一”，只有4.1%的受访民众支持“台湾独立”⑩；而到了2019年1月，在“如果宣布‘独立’大陆不会攻打台湾，你是否支持台湾‘独立’”的问卷中，“赞成”和“非常赞成”的比率分别达到了25.9%和36.1%；在“如果宣布‘独立’大陆会攻打台湾，你是否支持台湾‘独立’”的问卷中，“赞成”和“非常赞成”的也分别达到了18.1%和11.7%。⑪可以说，“过度民主”大发展的三十年是台湾“国族”认同不断走向分裂的三十年，这种不良局面给两岸未来的统一投射巨大的障碍。
　　五、民进党的“过度民主”只是执政工具

　　在民进党推动下的台湾“过度民主化”不仅使得国民党的权威体系荡然无存，也使得民进党在选举中不断“攻城掠地”，从“地方”开始不断包围“中央”，以至于到2016年1月的时候，民进党既取得了领导人选举的胜利，也取得了“立法院”的多数席位。民进党拥有了“无往而不利”的公权力（当然在选举政治中这只是种“短暂想像”而已），貌似民进党也不必再依靠“泛社会化”的民主动员即可达到其目标。当然，国民党沦为“在野”后，民进党不会允许国民党推动“过度民主”来搞垮自己。

　　于是乎，民进党“开足马力”、展开猛烈攻击，相继成立“不当党产委员会”（2016年8月31日）和“转型正义委员会”（2017年12月5日），目标直指1945年来台的国民党。国民党多笔“党产”遭到冻结，诸如“妇联会”、“救国团”等社会组织相继被认定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相应地其资产也相继遭到了冻结。更有甚者，民进党大力推动“军公教”年金改革，针对老弱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和围攻（许多是曾经的“国军将领”），蔡英文当局在其办公场所外广布“蛇龙和拒马”——“拒民众于千里之外”，民众直呼“下一次投票一定不给民进党”。所以说，2018年11月24日，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在22个县市中仅仅获得6席，这种惨败与民进党的权力傲慢和政策失误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民进党错误的两岸政策，正在将台湾慢慢推向危险的境地。

　　眼看国民党大胜后高雄市长韩国瑜多处展开“招商之旅”，民进党并未反思失败缘由，竟然还不断地“倒行逆施”，一方面民进党痛斥媒体发布“假新闻”，或许这导致了民进党的选举失败；另一方面，针对报道韩国瑜新闻太多，“NCC”（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以报道韩国瑜新闻太多对“中天”开罚100万，此举明显是“干涉言论自由”，招致了多家媒体的批判。
　　总之，号称“民主进步”的民进党并未成为推动民主的“永动机”，反而在上台后不断热衷于“权力集中”。由此也可见，“过度民主”对于民进党只是争夺权力的工具而已。正如蔡英文在与赖清德争民进党内初选时所放话“拼连任是捍卫执政价值”，可见其内心并不尊重“民调低迷的民意”，也并不关心“民生之多艰”。因此，实在看不下去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决定报名参加国民党初选、来角逐2020，为台湾人民争取更好的未来。此举成为自从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初选纷争以来最大的“震撼弹”。4月21日郭台铭在脸书上忧心忡忡地说：“在我心中，民主有两种：一种是创造和平和促进富强的民主，另一种是摧毁和平和走向贫穷的民主，也可以说是民粹式假民主。因为冲突和贫穷，绝不可能维持长期稳定的民主发展。所以不同的民主，将会造就不同的台湾：一种是和平富强的台湾，一种是战争贫穷的台湾。”⑫郭台铭的参选以及中国国民党出现多年不遇的“踊跃征战2020”，恰恰说明了民进党施政导致民怨鼎沸，这使得国民党人信心大增。

　　六、结论：台湾的民主还差“不只一里路”

　　本文尝试跳脱民进党的“自由民主”话语体系来看待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长期以来，民进党以维护“自由民主”的名义把持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话语权，以对民进党有利、而非对台湾有利的方式进行深入解读。然而，随着目前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台湾民众正日渐醒来，对于民进党的表述也有了更多的抱怨。正如朱云汉教授所言：“台湾民众对于民主治理品质的失望，以及对台湾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导致社会出现信心危机，各阶层都弥漫着迷惘、失落、与挫折感。”⑬认识台湾的“民主历程”，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社会民主发展的视角来看，而应该从台湾社会在民进党主导下相继对过往社会秩序进行颠覆和解构的视角来看。

　　健康的、适度的台湾民主，应该在宪制体制下，各党派追求达成社会共识，并追求台湾整体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民进党操弄下的“过度民主”并非依据有着“追求中国统一”意涵的“宪制”规定，随之而来的是，台湾民众之间守法的“中国认同”与非法的“台湾认同”愈来愈呈现出对立甚至对抗的趋势，台湾社会也由此屡屡遭到撕裂。

　　今天的国民党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曾经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对于国民党的瓦解起到了重大的“里应外合”的作用。之后的国民党主席也在民进党设定的“民主话语体系”中，逐渐沦为了追求本土化、毫无话语主动权、处处被动挨打的角色。然而，2018年“九合一”选举后的国民党已经重新燃起自信。在2020年国民党初选中，先后有朱立伦、王金平、周锡玮、张亚中等争先恐后参选，近期又有郭台铭、韩国瑜等高民调人才可供党主席吴敦义选择。国民党取回台湾地区领导权的可能性在大大增加，国民党对于台湾“适度民主”发展的责任也在不断增加。国民党应该在未来台湾民主转型中提高话语权。在两岸关系和民生建设并举的同时，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定位也应该更加清晰，这样国民党才能扮演好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中积极建设者的角色，更好地维护台湾的和平与繁荣。
　　注释：

　　①根据在台湾2002年和2006年两次调查的结果，赞成民主制优于其他体制的人数比例非常低，2002年只有40%，2006年略有增加，但也只有47%，不足总数的一半。这个结果同样明显低于日本、菲律宾和泰国，更低于香港，与韩国的情况差不多。……从另一角度讲，尽管当前台湾民众对民主体制的信心不够，他们会赞同走回旧的体制吗，会同意停止直选由一个强人来专权吗？实际上很多人都反对旧体制的回归。也就是说，民主制的正当性是建立在其他出路不可行的基础上的，尽管现行体制不尽人意，但却也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替代，这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朱云汉：《台湾民主的沉沦与再兴》，2008年12月22日朱云汉在北京大学台湾研究会的讲座，转引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6266879/

　　②马英九在竞选期间，曾经提出经济年增长率达到6%以上，失业率降到3%以下，民众年均所得达到3万美元以上，这一系列政策简称“633”。

　　③[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转引自张飞岸：《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④国民党对台的治理是否存在着民主呢？著名保守派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曾经于1991年的著作中提到：“在历史上，台湾的国民党体制就曾集威权、民主和极权的某些成分于一身”。[美]撒母耳·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⑤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⑥七次“修宪”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面三次，1991年一次、1992年一次、1994年一次；这三次“修宪”总的任务是解决威权时代、两蒋时代在“宪政”上遗留的问题，开辟新局。第二个大的阶段是第四次“修宪”，也就是1997年的“修宪”决定台湾的政体是“半总统制”或“双首长制”。第三次“修宪”是后边的三次“修宪”。这三次“修宪”分别是1999年、2000年和2005年。后面这三次“修宪”就是终结“国民大会”在台湾“宪政体制”里的角色的过程。引自张博树：《漫谈台湾的宪政——台湾七次“修宪”的启示》，爱思想网，2010年9月30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323.html

　　⑦张茂桂：《台湾政治民主化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摘录于朱云汉等着《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⑧朱云汉：《台湾民主的沉沦与再兴》，2008年12月22日朱云汉在北京大学台湾研究会的讲座，转引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6266879/

　　⑨石佳音：《太阳花运动改变北京对台政策》，《远望》，2015年第2期，第17-18页。

　　⑩刘国深：《当代台湾政治分析》，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⑪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19年1月“2019‘国家’安全调查”民调报告，第3页。

　　⑫凤凰新闻：《被蔡英文批“没民主只能要饭吃”郭台铭：她没资格讲》，凤凰网，2019年4月22日，http://news.ifeng.com/c/7m4xWMtHvhA

　　⑬朱云汉：《在民粹政治下台湾正跌落均贫深渊》，中评网，2017年9月25日，http://www.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coluid=0&kindid=0&docid=10482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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