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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语中评:中日可建立信赖关系


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益尾知佐子

  中评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 郭至君)G20大阪峰会的“习安会”上,安倍晋三首相向习近平主席提出明年春天的国事访问邀请,习主席原则上表示了接受,至此,中日关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日本也进入令和时代,中日两国在进入新时代之时将继续如何处理对彼此的关系?日本民众目前对中国的整体感观如何?中评社记者日前专访了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益尾知佐子,就中日、美日、东亚问题、G20大阪峰会相关的一些问题表述了其观点。以下为整理的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您对G20大阪峰会上讨论的哪个议题最为关注?认为成果怎样?

  益尾知佐子:我对每一个国家力量的不同的行动非常关心。对中国来说,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肯定是很重要的议题。但是对欧洲、日本来说,对数字化数据的管理这方面的问题很重要。现在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明显,跟体量很大的中国我们觉得可以共处,中国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对于日本是很重要的议题。当然,G20本身对于世界经济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是比较重要的议题。

  中评社记者:日本《2019年外交蓝皮书》将日中关系重新定位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且将安倍晋三首相过去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改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删除了战略字眼,您认为,这样的变化有何意义?

  益尾知佐子: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觉得能否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不在日本方面,因为从过去三十年来看,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国内政治。中日关系不是本身一个主体,但是一个舞台,影响中国国内政治。以前中国国际上的立场也很重要,但我认为最近二十年中国国内政治对中日关系影响最大,能不能改善中日关系的决定因素在中方。对日本来说,中国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关于印度太平洋战略的问题,对日本政府和很多国家来说,国际上最大的因素就是变动很多的国际政治本身,中国在崛起,国际格局在很大的变化当中,日本政府很愿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决策的空间,最近几年中美关系越发紧张,以前讲东亚问题的时候东盟国家的因素也比较重要,但是现在它好像已经失去了中心地位。对现在的日本政府来说,怎么把国际上的秩序稳定下来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日本政府也没有敌对中国,它很愿意和中国在第三国市场搞好新的合作,但是现在保持国际秩序、地区秩序很难,虽然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但最近也不能完全依靠美国决定自己的政策,所以对日本政府来说,把和中国的关系当作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中国是很大的邻国。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主要原因在哪?

  益尾知佐子:如果去看安倍第二次上台以后,他的行动很明显,从2013年开始派人、写信,他一直主张和中国对话。但是中国什么时候答应就要看国际上的因素了,因为这不是日本方面能决定的,决定中日关系改善节奏的肯定是中方,因为日本方面的大门一直打开。特别是2017年以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亲近政策肯定有很明显的变化,所以过去一年的改善可以说是它的结果。那么为什么2017年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倡导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呢?是因为它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进行了评价。其实,国际上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不少负面的报道,但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日本经济界内部有一些研究,特别是日本的经济团体“经团联”跟中国的经济团体召开了一些会议,慢慢了解到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发挥的正面影响,而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是基于过去的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虽然起了新的名字,但是有很多经济上的做法和日本有共同点,不是我们(日本)必须要反对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力量所发挥的正面作用,所以我觉得日本政府大概2017年初的时候就认识到比较重要的因素,然后慢慢开始改变自己对中国经济上的政策了。当然,日本国内安全政策的专家和经济问题的专家对有关中国的问题意见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也要从两个方面看。

  中评社记者:想请教您,从日本的角度来说,经济界和政治界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认识的区别在哪儿?

  益尾知佐子:经济专家一般还在看中国很多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起的很多作用,他们一般认为中国的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给当地人民带来一些新的经济刺激,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是通过比较正当的做法起到好的作用。他们比较注意“一带一路”主体的变化,或者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变化。以前中国刚开始有“走出去”战略的时候,最主要的经济主体是很大的国企,资源型的国企,但是最近“一带一路”当然也包括国企,但基本是民间活动最多。日本很多经济学家非常赞同民间的正面的活动,所以看到很多民间企业家冒着风险去新的国家开拓新的市场的时候,很多日本经济学家认为这是需要鼓励的新活动,这是一般的经济政策,是很好的。中国的华为等大企业基于民间的一般的活动是受到日本欢迎的,而且日本方面也可以搞合作。

  同时,当然也有很多安全方面的专家担心中国的活动范围扩大,特别是海洋方面。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本身的模型是东亚的经济合作,我觉得中国从GMS框架吸取了很多。这种经济行为我们也比较熟,但是中国最近的一些经济开发上的例子好像不太有经济上的合理性,那么看到那些例子的时候,日本的安全专家会认为中国是在搞世界霸权,而做一些新的经济上的项目。所以,因为政治和经济专家的观点都非常不一样,听了双方的意见,日本政府也认为中方的行动或者目的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那么便鼓励、倡导中国在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行动。安倍政府已经说过,“一带一路”必须是透明性的,必须按照经济合理性,必须按照一般的经济上的原则来做。如果中国政府沿着这种一般的原则来推动“一带一路”的话,日本政府是可以合作的。实际上他的说法有非常明显的目的,是在提出一些新的条件。

  中评社记者:在中日关系不断改善过程中,两国在东海、南海、历史等问题上仍有核心分歧,您认为要如何克服?如何能够建立不会倒退的中日关系?

  益尾知佐子:我觉得克服这些问题不太可能。我觉得中日关系本身不是独立的,东海、南海的问题也同样不是,肯定要受到国际上的、当然还有两个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就像 2010年、2012年钓鱼岛问题很紧张的时候,中美关系还可以。而现在中美关系则比较紧张,那么对中国来讲,日本的价值就提上来了。

  中评社记者:您曾经写过周边国家对中国看法的文章,您作为日本学者,认为现在的日本人或者日本整体对中国的感观是怎么样的?

  益尾知佐子:可能国家和人的看法有一点不一样,中日之间现在民间往来非常多,特别是从中国来旅游的游客逐渐增多,对日本地方的经济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样的作用。但是作为国家,我觉得一般来说很多日本人对中国有担忧。就国际上的情况来说,因为钓鱼岛问题,很多日本人眼里中国变成了一个新的威胁,因为过去七十年,日本基本没有受到过国外的压力,也没有看过邻国那样展示过军事力量,施加压力,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后来中日经济关系也慢慢恢复了,很多日本人就开始期待中国回到原来的轨道。日本人原来对其他的国家没那么关心,但随着现在中国的发展、崛起,慢慢地觉得中国变成了威胁到日本的国家。我觉得,这种观点可能太偏激了,中国政府在国内其实也实施了很多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但这方面在日本国内没有被很多地报道,所以在日本国内的舆论当中,民众对中国的看法目前也不是特别正面,看法也没有恢复到2000年代或者说90年代的样子。

  中评社记者:今年日本告别平成时代,进入令和时代,您觉得令和时代的日本要如何和中国这样一个大体量的邻国继续相处呢?令和时代日本的对华政策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益尾知佐子:日本虽然是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但是我觉得很多日本人都不太认为自己是个大国,可能我们国家最大的力量在于软实力(soft power)方面,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最多的就是民间力量,我觉得日本应该继续平成时代的方法,就是通过软实力(soft power)让中国人了解日本国内的情况。因为在中国还有很多人认为日本正在搞军事大国化,我们只能慢慢地消除这方面的猜疑心。所以,至少在民间往来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建立一种跟过去不太一样的信赖关系。至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于会受到很多国际上的因素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稳定。中日之间、美日之间,日本政府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要很大程度要靠国际上的因素来决定,所以只能看情况而动。

  中评社记者:特朗普总统一直强调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日本政府是否对美国这样的变化感到担忧?

  益尾知佐子:肯定是有的,但我不确定是否会有不利,因为这毕竟要看经济和政治上的因素。但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日本人都非常担心。这种担忧基本上和中方完全一样,但是可能由于我们的立场不一样,所以我们应对的方式方法也不太一样。特朗普上台之后,安倍一直要搞好和特朗普的关系,这么看来他的策略就是和特朗普搞好关系然后通过朋友关系让特朗普采取对日本比较友好的政策,让特朗普能够多听取日本方面的意见。但是,很明显在经济方面,特别是美国经济上的单边主义,日本对此发表了反对意见,但是说法是很微妙的,虽然与中国的说法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在这方面和中国的立场是差不多的。因此我认为中日在这方面是可以采取合作的,虽然我们的应对之策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担忧。

  中评社记者:您曾经协助傅高义老师写过《邓小平时代》这本书,您长期研究中国及中日关系,那么请问您是因为什么产生了对这方面的兴趣?有什么背后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益尾知佐子:我1996年时偶然来中国留学,当时我在东京大学上本科,是一名四年级的学生。本来上本科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去中国留学,但是因为那年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有交换留学生的项目,学校需要派遣两个学生,因为种种原因,老师最后找到我并派我去中国留学。但是那年中日关系在历史问题上已经很紧张了,因此很多中国人都问我为什么日本政府或是日本人在历史上没有道歉或者没有反省过去的错误,我与很多中国人针对这个问题讨论了甚至不下一百次,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经验,因此在那之后我就开始做关于中国外交的研究。

  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中关村也没有建起来,路上还有马车,冬天的话蔬菜不够就每天吃大白菜。年轻的时候大家能吃苦,我觉得挺有意思,这样的经验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很愉快的一个经验,我们留学生很喜欢那种生活。天天发生新的事情,天天很新鲜,天天都是一个冒险,是一段很有趣很刺激的经历。当然在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中日关系后来会有那么多的角力和问题存在,不过慢慢因为研究进去了,也没有办法离开了,而且我自己觉得,现在如果中日之间要发生战争也太可笑了,所以,为了防止这种可笑的结果,哪怕我只是有一点点的作用也是很光荣的事情,所以我到现在还在继续从事有关中日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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