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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论坛: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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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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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7月22日电/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中评智库基金会不久前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国台办海研中心主任、国际政治学博士仇开明,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院长陈士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时殷弘,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吴白乙研究员,国际战略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研究员,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赵全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研究中心主任谢郁研究员与会。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美国对台政策和台美关系问题,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以《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开场白:王键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美国对台政策和台美关系可谓是台湾问题的第一变数。

  总体来讲,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尚未结束,但双边均坚持战略理性对话而使矛盾尚处可控阶段,以均势战略为核心的新现实主义仍然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主导势力,中美关系仍处于经济领域的竞争而非全面对抗。但近年来特朗普政府频打“台湾牌”的势头,促使蔡英文当局加大倚靠美国、对抗大陆的投机决心。
  2017年12月12日,特朗普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包含“评估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能性”、“对台军售正常化”等涉台条款。1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提出要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满足台湾的合法防卫需要和威慑能力,继续保护台湾。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签署《台湾交往法》,明确鼓励台美高官互访。8月13日,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第1258条明确要求“强化美台防卫及安全合作,支持台湾发展亟需的防卫军力”。12月31日,特朗普签署《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该法案中的涉台条款在内容上并没有新意,在其他法案中均有提到。但与其他法案不同的是:第一,该法案将和《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交往法》一道成为长期有效的法律,将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础,而非需要每年提案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二,将里根总统提出的对台“六项承诺”重新体现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中,使之成为正式法律条款。

  虽然涉台条款的内容非常宽泛,但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性转变。迄今,美国两岸政策的基础是“一中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其中,《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础。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先后通过多个“涉台”法案,随着含有对台“六项保证”内容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的通过,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础将由“一法”调整为“两法六保证”,即:《台湾关系法》、《台湾交往法》和对台“六项保证”。简言之,不断挑战“一中政策”和三个联合公报相关规定,加大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大陆的力度,确保台海两岸持久保持分离状态,是美国对台政策战略调整的主要方向。

  观察特朗普对台政策的深度调整,必须分析完全颠覆小布什、克林顿时期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的两个共识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家防务战略报告》这两份战略报告。这两份报告首先明确认定地缘战略的回归:“国家之间的竞争,而非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矛头直指中国:报告认为,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安全威胁基本下降,但非传统的威胁急剧上升,国际社会应联手应对非传统威胁,这是重新构筑大国关系的基础;再者,报告明确把中国定位为“竞争者”,颠覆了以往美国政府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的政策。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呈现1979年建交以来的战略性调整,中美关系中更加突显竞争、博弈的一面。

  特朗普对台政策源自于他的对台思维而并非是执政以来的对台政策调整,特朗普在2016年《共和党竞选纲领》中没有提及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但不仅提及《与台湾关系法》,也提到“六项保证”。并称台湾问题必须以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如果中国政府违反这一原则,美国就要去保卫台湾。
  蔡英文当局全力迎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积极配合美“印太战略”,竭力升级台美实质关系。2018年8月,萨尔瓦多与台“断交”,美国政府首度发布声明表达关切。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副总统彭斯先后提及《与台湾交往法》,并“欣赏”台湾在“印太地区”扮演的“民主角色”。

  台美军事合作持续加深,2018年4月美国务院核准国防厂商予台“潜舰国造”的行销许可;9月宣布3.3亿美元对台军售。美军舰多次穿越台海、海军科研船多次停靠高雄、举办美台高层军事交流活动等。蔡英文当局增加军费预算,并加大对美国会“政策”游说,力图实现美对台军售“常规化、机制化”。

  近年来,台美官员交流热络。3月美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黄之瀚访台,时任高雄市长陈菊访美;6月美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助卿罗伊斯访台,出席美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6月20日,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发起人之一、共和党国会议员罗拉巴克呼吁美国政府“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甚至鼓吹“放弃一中政策,改采‘一中一台’政策,承认台湾为主权独立国家”。7月美国务院邀请台官员进入国务院参加“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访美。8月蔡英文过境美国。

  2019年2月7日,5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函众议长佩洛西,要求邀请蔡英文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演说。2月7日,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举办的研讨会上宣称,“美国会持续依照‘台湾关系法’,执行对台军售,以确保台湾有能力吓阻中国侵略”。

  《反分裂国家法》第二条规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捍卫主权领土的决心和能力,美国对此非常清楚,但出于其自身战略和利益需求,仍试图将“台湾牌”作为与中国谈判、交易和较量的筹码。在国会和五角大楼的一致支持下,特朗普更加有恃无恐地藉助中美关系的恶化来加强对台关系,并以此要胁中国在贸易、南海等问题上的战略退让。中美双方都应对当前形势有正确认识,及时有效沟通,防止发生战略误判,避免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而出现动荡。
  陈士良:美国未来将更深介入台湾选举

  对美国来说,台湾就是一个棋子,一个牵制中国大陆的棋子。虽然蔡英文在去年曾公开宣称,台湾不是棋子而是棋手。那不过是一种自我娱乐。事实上,台湾对自己的棋子地位也心知肚明。台湾多年来的对美工作,就是竭力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其目的就是保障自己的棋子地位,生怕被抛弃或被当作筹码来交换。换言之,对一些台湾政客来说,被美国当一张牌来打,他会觉得很荣光,相反,如果美国不用它这张牌,就会惶惶不可终日。

  美国打台湾牌的基本路数就是在两岸之间仍扮演着一个平衡者的角色,当然这是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不光彩角色。对美国来说,两岸统一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台独”不符合美国的短期利益。所以,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就是“维持现状”,或者“不统不独不武”。当然,在这个基本立场下,美国对台政策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如果“台独”气焰嚣张,美国就会强调“不支持台独”或“反对台独”。当两岸关系发展比较顺利时,美国就很有可能给两岸关系制造麻烦。

  所以多年来,美国打台湾牌,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当美国需要中国合作的时候,就少打台湾牌,表现出与中国合作的态势。当美国要牵制中国时,就会加紧打台湾牌。

  前几年,美国以全球反恐为最高战略,需要中国的合作,中美在共管“台独”上也有比较高的共识,美国打台湾牌的频率和力度都有所降低。致使一些人认为,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出现“边缘化”的趋势。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象。美国从来就没有要放弃台湾这颗棋子。即便是在美国“反恐压倒一切”的时期,美国也没有放弃这颗棋子,仍将其视为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武器。
  这几年,中国实力开始增大,但中国始终认为中美之间应该相互合作,互利共赢。但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和智库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性因素在增加。比如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在东亚地区、南海地区、中东地区、非洲,甚至在拉美地区都对美国构成了一些竞争。在软实力上,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等也对美国价值和美国模式形成了挑战。所以美国日益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大陆的发展不可阻挡。如果大陆再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将真正实现大国崛起,美国在东亚的超额战略利益就会被压缩。

  我们讲,台湾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解决台湾问题需要历史机遇。但机遇转瞬即逝,有了机遇,就要立即抓住。机遇过了,就很难重新出现,那时再来解决台湾问题,难度就会成倍地增大。对于美国来说,同样如此。在美国看来,目前是阻止两岸统一,阻挡中国崛起的最后机会。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再也难以牵制中国的崛起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未来几年,美国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必然是更加强烈。

  “台湾牌”出现贬值  成为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美国过去打台湾牌,非常霸道,也非常任性,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在它看来,打台湾牌是没有成本的,而且只要打出去,美国必然会赢,中国一定会妥协。然而,时过境迁,过去打得顺手并不代表现在行得通。因为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因素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实力快速上升,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美国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时越来越需要中国的配合。另外,中国大陆对台海局势的掌控能力不断增强,不仅自身“反台独”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身后还有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坚持和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后盾。

  另外一个变化是台湾的衰退。近些年,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衰退,搞“台独”的本钱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蔡英文上台后,台湾在亚太经济版图和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迅速下降,边缘化加剧。台湾要继续作为美国战略棋子、配合美国东亚战略利益,能力已经大打折扣。

  所以,台湾牌已经开始贬值,这个筹码在中美之间的分量越来越轻。美国打台湾牌的成本越来越高,效力越来越低。美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出现。对今天的美国来说,如何打“台湾牌”固然重要,但如何让“台湾牌”保值甚至增值,更重要,也更紧要。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台动作频繁。2017年12月12日,特朗普签署达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考虑重启美台军舰相互停靠,邀请台湾军队参加美国“红旗”军演;12月18日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首次提出要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满足台湾的合法防卫需要和威慑能力,继续保护台湾。2018年1月9日,通过瞭解禁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对于这些动作,美国的说法是增强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台湾的说法是建立与美国的全面合作,美台关系升级。但是实际上是美国希望加强对台湾的控制和操纵,以增强台湾这颗棋子的价值,一方面是确保美国能够继续在两岸之间获利,另一方面也是要制约中国的崛起。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表示要促成提升台湾军力。12月31日,特朗普签署《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未来美国定期对台军售、鼓励美高官访台等都将成为正式法律,成为美国既定政策。

  2019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重要任务是操纵台湾选举

  美国打台湾牌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台湾政治和社会发生了变化。

  过去台湾是非常典型的两党制,被美国视为“东亚民主的模范生”。美国对台湾的国、民两党的核心主张都非常瞭解,对两党的政治精英,也有把握。如马英九、蔡英文、朱立伦,与美国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对于台湾的政治走向,美国并不非常担心。

  事实上也是如此,无论是国民党上台,还是民进党上台,都不会违背美国的政策。比如,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实际上是代表了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基本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面对台湾选举时,是比较有信心的,也能对台湾国、民两党表现出不偏不倚的“中立”姿态。

  但是,这两年的情况发生了一点新的变化。台湾民众对既有的两党政治出现不满情绪,对传统的政治精英也越来越不认同。这就造就了一些“素人政治”在台湾的崛起。比如,2014年柯文哲的崛起,2018年韩国瑜的崛起。这些人与美国并没有太多的渊源。特别是在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全面溃败。从美国的一些学者的评论来看,这种局面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这让美国感到,台湾的情况有些失控。
  如何让未来台湾的选举始终在美国的掌控范围之内,这是美国需要面对的一个新问题。所以在2020年的两场选举中,美国必然要加强对台湾选举的控制,目的是要确保台湾这颗棋子不贬值、不变色。

  美国操弄台湾选举越来越不得人心

  对于台湾选举,美国的目标就是支持最能维护美国利益的候选人。当然在不同时期,美国在台海的利益会存在一些不同。比如在2008年,陈水扁的暴冲,让两岸关系进入高危期,台海上空战云密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上台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在2016年,美国一部分人士认为两岸关系走得太快了,甚至感到美国被边缘化了。所以他们认为民进党上台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所以,美国会在台湾选举过程中,实施一些政治操作,让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治人物上台。当然美国影响选举的手段比较高明,大致上有直接和间接两手。

  可以肯定的是,鉴于2020年台湾两场选举对两岸关系、中美台三方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对台湾选举的参与将更加全方位,深度也将更深,以便最大程度地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不久前,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与美国在台协会公开表态不支持“台独公投”与蔡英文在美国国会演讲,再加之最近包括韩国瑜、柯文哲以及国民党与民进党高层络绎赴美,呈现美国强力介入台湾选举的势头。毋庸置疑,美国对蔡英文再次当选是非常期待的。

  但是现在美国要操弄台湾选举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容易。主要障碍是台湾民意。美国可以操弄台湾选举,但未必能操弄台湾民意。过去,美国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打台湾牌,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是台湾民众的“恐中”、“恐统”心理。因为台湾民众对大陆不放心,对统一有恐惧,所以美国就可以上下其手,为所欲为。但是今天,两岸不断融合发展,大陆快速发展进步,台湾民众的观念开始出现变化。他们并不认为两岸融合是一件可怕的事,甚至统一也没有那么可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操弄台湾选举,继续要打台湾牌,就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事实上,台湾已经越来越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负资产,它损害中美互信,干扰彼此合作。美国应该认识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和平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要继续控制台湾,操弄台海局势,越来越不得人心,也越来越困难。如果美国能够早日从“打台湾牌”的迷思中走出来,顺应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势,尊重中国人民追求和平统一的努力,就能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为中美开展全面合作开辟前景。
  时殷弘:中美全面竞斗中  美国对台态势的恒定与巨变

  回顾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的台湾问题政策史,可以发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具有复杂而又统一的七项恒定内涵:1、台湾地位未定;2、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维持自卫能力;3、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4、反对台海两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5、台湾问题必须和平地对待,不能使用武力;6、支持台湾民主化;7、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

  过去40年里,随台湾问题风云、中美关系形势和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变动,包括上述内涵的美国台湾问题政策就其不同要素的被侧重程度而言,总有相应的更改,因而有时较有利于中国大陆的遏阻台独、促进两岸交流等努力,有时则较助长台湾的渐进台独或永久分立倾向。

  特朗普执掌美国行政权以来,中美关系形势和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已发生巨变。形势巨变在贸易阵线上,也在战略阵线、政治阵线和意识形态阵线上。特朗普政府近乎全面加剧对华竞斗、施压和钳制,包括显着加强美台军事合作、对台湾的政治/外交支持和在台湾海峡的美国军事示威,愈益迫近中国的核心利益底线。虽然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的坚决斗争下,早早言不由衷地表示将信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愈益显着地侧重于: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维持自卫能力;台湾问题必须和平地对待,不能使用武力;支持台湾民主化;支持台湾拓展国际政治经济甚或外交空间。
  与之相应,台湾蔡英文当局加剧对大陆的敌对态势,公然否定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主张,并且特别强调“中国试图利用民主体制的开放和自由来介入台湾内部政治和社会发展,这是台湾此刻最大的挑战”,就此力促从“国家安全”高度强化两岸互动中的“信息安全防护网”和“民主防护网”。蔡英文当局如此行事的头号政治目的是力图扭转它在岛内的政治颓势,争取在2020年1月“总统”大选中保住民进党政权。

  与过去六年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战略阵线预料将显着收缩。在这阵线上,只有台湾事务操作和与美国的军备竞争才会被当作与其他战略事务相比的优先,而且即使它们本身也可能变得比晚近的过去温和和更有策略。就此而言,习近平主席2019年1月2日关于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演讲内的相关重大内涵表明,这正在成为战略策略现实。习主席在演讲中强调推进两岸和平统一,宣告这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休戚相关,在申明不做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的同时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必须指出,这项重大倡议是四十年来中国的台湾问题政策的一项真正创新性的重大发展,其根本要旨在于以这样的协商和制度性安排为政治依据甚而法理依据,以此不仅撇开台独之心不死、推进渐进台独的所有民进党“政府”,而且必要时绕过坚持不独不统、保持长久分立的国民党政府,合法正当地推进实现基于两岸人民根本共识的和平统一。

  这可以说有如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底蒋介石建立伪国大和大打内战之后的政治纲领和战略,其结果是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因此,一定要持之以恒和恰当地努力构建这广泛深入的协商和制度性安排,此乃争取台湾人心的要径和最终实现中国统一的要径,同时也是杜绝美国大规模军事干涉可能性的可靠战略选择。
  赵全胜:在台湾问题上要有新思维

  台湾问题要放在中美大框架下。曾有韩国学者问我道,“如果中美关系可分为三种,即:一是重回冷战;二是通过妥协、慢慢走向G2;三是长期复合型竞争合作共存,你怎么看?” 我回答说:“前两种模式都不符合现实,复合型目前最符合中美状态。”关于复合型中的竞争与合作——中方强调中美合作,美方则强调中美竞争,两边的强调点不同,但其实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不过从大趋势来看中美双方竞争因素大于合作因素,中美对峙会呈现出长期的状态。但是对峙状态发展的时间点和走向尚不确定。

  关于美国的印太战略,从美国主观上来讲,是想搞“美日+1”框架,即美国为主帅,日本为副帅,然后再搞“抓手”也就是 “+1”——韩国首当其冲、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台湾都在其列,但至于是否能够实现则要另说。例如如果“台海有事”,日本会和美国一起介入,但韩国表示“不会介入”。对于菲律宾和越南,中国则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印太战略没有一个完整机制,但思路大致如此。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里,当然离不开台湾牌,希望台湾成为其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抓手”。

  对美国来说,“台湾牌”成本低,效益高,打了似乎也没关系。但怎么能让美国成本高一点则值得大陆认真思考。事实上,国内对美国打“台湾牌”的动力和决心以及方法有时会有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希望不与美国发生冲突,多与美国合作,希望美国内部友华力量超过友台力量,但希望不等于现实,要看到美国做法(例如去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的严重性。
  多年来,美国对台政策有变亦有不变。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的部分是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但一个中国政策框架是否有空心化现象还尚待讨论。要看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虽然不变,但却在很多具体做法上有了很多变化,冲击着一个中国的底线。

  此外,就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还有 “四个不变”:第一,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共识不会改变,在相当长时期中国会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第二,蔡英文“台独”倾向不会改变;第三,特朗普打台湾牌的做法不会改变;第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立场不会改变。如果沿着这四个不会改变发展下去,中国国内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以退让了。而且现在美国已经在扫除周边的障碍,比如去年夏天拉美的几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美国直接对这几个国家施以颜色。美国在国际范围内为台湾站台,中美则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对峙。

  在台湾问题上大陆如何应对美国,可以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多层次,包括领导人峰会的外交互动中反复传达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二,要明确有底线警告,并不厌其烦地警告;三,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跨越红线,国内要有心理准备和反制措施。

  大陆的对台政策应当如何?我们要仔细体会习近平主席有关解决台湾问题方案的讲话,在台湾问题上要有新思维:一是要启动民间大范围多层次关于台湾方案的讨论和互动,不但包括大陆,而且也包括台湾岛内和海外华人;二是要赏罚分明,对“台独”分子要明确打击,好处和优惠要给一般的民众和同意两岸统一的人士;三是思维上要思变。实际上在台湾我们面临两大反对势力,一股力量是“台独”势力,另一股是既“反台独”又“反共”,不认同大陆的政治制度。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从“一国两制”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吴白乙:“本质没变,底线清楚”是当前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现状

  谈台湾问题,今天放在中美关系框架下,首先想强调的是“四十年”。四十年之前,建交的过程,最艰苦的就是台湾问题。最后是小平同志下了决断,不过还留下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因为美国在这方面非常坚定,几乎在建交公报发出的同一时间,就搞了《与台湾关系法》。从长时段、大趋势来看,台湾问题变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负资产”。美国学界有谈到台湾问题边缘化这个问题,但我认为究其本质,经过四十年的演变,台湾问题作为一张战略牌,它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经过四十年中美之间数次接近底线的博弈,特别是两次台海危机,双方底线也很清楚。所以,“本质没变,底线清楚”,这就是当前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现状。

  第一,回顾美国对台的政策,不同时段有不同的重心。而四十年后,当我们看到特朗普上台以后,包括旅行法的出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是在悄悄地向前“拱”,在试错。但是当试探到一定程度,底线思维还是会发生作用。而且我们也没有把旅行法挂钩挂得很高,没有太激烈的反应。所以在底线没有变的前提下,中美关系下的台湾问题,我们也不必把它看得太严重,美国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底线思维。而中国方面,我们显现的务实态度非常突出,没有一味地挂钩。所以我认为,台湾问题从来没有边缘化,而且这个底线非常清楚,会有一时的波动以及试错,但始终在渐进地往前走。如果我们要展现更大的战略智慧,那么这方面我们不应该过度地强调或挂钩。

  第二,台湾学者特别爱谈中美台三边关系,但从四十年大局来看,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问题。而且从总体趋势上来说,我们的做法也比较聪明灵活,不用军事的办法,更多用市场连通的办法。台湾历届领导人,几次想搞南下,在经济上想脱钩,但最后都搞不成。两岸经济越来越紧密,离不开了,包括中美之间的芯片之争,台湾作为供应链中重要一环也受很大影响。所以我认为,台湾问题基本从属于美台关系或两岸关系,台湾从未在三角中占居主动地位,这是我们的最大成就,应该坚持这种策略。新时代的韬光养晦,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信心,把台湾紧紧地绑在发展的机遇战车上,使其无法脱轨,进而改变我们对美关系长期被动的局面。

  第三,就是我们经常讨论两岸关系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时间究竟在哪边?究竟是要展现更大的战略耐心还是要收紧口袋?如果基于前边乐观的看法,那我们就可以坚持更大的战略耐心,认为时间就是在我们这边。

  对于“恐中”、“恐共”、“恐统”的台湾心态,我们不能低估。“一国两制”实质上是统一战线,甚至连美国都在经常强调防范“对美渗透”,台湾对这方面也非常警惕。那最后要发力在什么地方,台湾民主制度的“钥匙”在于选举,由选区和选民来选,所以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把工作做到选民身上。
  张沱生:台海形势严峻 但尚未引发危机

  对当前的台海形势,主要有三点看法:

  一是两岸关系再次陷入了严重对抗。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接受“九二共识”,但又提出将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蓄意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减缓大陆的压力。在国台办将蔡520讲话称之为一张未完成的答卷后两年多来,蔡不仅未完成答卷,而且以她的所作所为已清楚地表明,其就是要谋求柔性台独、渐进台独、文化台独,尽管其做法与陈水扁的独有较大不同。在此情况下,2008年以来出现的两岸和平发展的走势遭到了破坏,国台办与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联系沟通机制中断,“两会”协商谈判机制停摆,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停滞,各行各业的交流对话及智库对话困难重重,两岸关系再次陷入了冷和平的对抗局面。

  二是美国对台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变化。对于蔡当局的错误政策美国一开始就持偏袒的态度,认为蔡不是陈水扁,不会搞急独而是要维持现状,认为大陆方面不应对台施加过度的压力,应继续保持与台湾的接触与对话。2017年特朗普政权上台后,美对华政策更出现了危险的变化。还未上任,特就与蔡通电话。曾在国际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两年来美国会又接连出台涉台法案,要求大规模提升对台关系(包括进行美台军演、加强对台军售、进行高官互访与军舰互靠等)。这些法案不仅在两会高票通过,而且特都签署这些法案。这些严重事态已对美实行多年的一中政策、特别是中国的一中原则形成了严重挑战。

  三是虽然台海形势严峻,但尚未引发新的危机。这既与蔡不敢冒险采取急独政策有关(大陆的强有力的威慑、去年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进一步削弱了蔡的执政基础),也与美尚未将已通过的一系列涉台法案付诸实施有关。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坚持推动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追求和平统一的基本对台政策,一方面大力加强反对与遏制“台独”的斗争(包括近年来的解放军舰机绕岛飞行、航行),另一方面积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发展(“31条”、颁发台港澳居民居住证等),使岛内的民意在对大陆的态度上开始发生某种积极的变化。
  台海会爆发新的危机吗?

  回顾历史,在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双方在台海已经爆发过三次严重危机。54年、58年、95/96年。危机的性质都是中国维护领土主权,争取两岸统一,反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政治军事干涉。危机中既有对台军事斗争又有中美间的危机管理。牛军教授的论文有很好的分析与总结。至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大大小小的摩擦则更多。

  当前,虽然台海尚未爆发新的安全危机,但是从上面对台海形势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可能引发危机因素已经严重存在,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在可预见的未来,最大的危险是美国将其出台多个法案中涉台措施付之行动,如对台军售质与量的明显提升(常态化、进攻性武器,先进战机、潜艇、导弹等),双方举行联合军演、军舰在对方港口停靠,以及公开进行官方往来(特别是进行高层官方往来)等,这必将在台海掀起大风大浪。

  再一个较大的风险就是在台湾已进入了所谓的“大选年”,在此期间,要防止台独势力为保持民进党政权铤而走险、制造事端。最近台独组织“喜乐岛联盟”推动进行有关“台独公投”(鼓噪推动修正所谓“公投法”、实现“正名制宪”)就是一例。对此,美国在台协会(AIT)发言人已表示不赞成,强调美政策是维持台海现状。但美国是否会一直这样做,仍值得高度关注。

  一旦爆发台海危机,美可能采取哪些政治军事与经济措施呢?对此我们需要加强研究,做好更充分的应对准备。

  台海危机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领土主权、完全统一。还是中国实现海上强国目标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中美建交时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要求美撤军、断交、废约。多年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双方之间最敏感的问题,是两国间的主要安全摩擦点。

  而在长期与美国的对话交流中,双方也都同意,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台湾问题是最可能引起中美冲突与战争的问题,甚至是唯一可能引起中美大规模冲突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如果中美在台海爆发危机,对中美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会极其严重。

  前两次危机爆发时,尚处在冷战初期,双方处于敌对状态,这是危险之处。但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与敌人。而中美又刚经历了朝鲜战争,双方都有避免再次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愿望。危机确定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但两国关系也不大可能再坏到哪儿去。

  上世纪90年代的危机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当时虽然中美摩擦在上升,但美远未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其战略重心也还未转向亚太,而当时两岸、特别是中美军力对比与现在也有很大不同。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与决心,以及中美双方采取的一些危机管理措施,还是使这场危机逐步得到了缓和。97年克林顿明确提出了“三不”,两国关系得到了改善。

  当前如果中美之间再爆发台海危机,对中美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将要大得多,这不仅是由于美已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并已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虽尚未视为敌人),而且中美关系已经因严重经贸摩擦、南海摩擦等出现了严重恶化的趋势。如果爆发危机,危机管理的难度将比过去大许多。当然,现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已比当年大大加强,这可能对爆发冲突与战争形成有力的威慑、遏制作用。因此,一场新的台海危机最可能使中美关系走向所谓新冷战。这对中美两国、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来说,都绝不是好的发展前景。何况,危机的最大风险就是可能导致军事冲突与战争,如果危机管控失败,中美发生了军事冲突,那么后果将更严重,这是不言而喻的。

  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如要稳定下来,必须处理好台湾问题;中美要避免陷入新冷战,必须防止在台海发生重大危机与军事冲突;中美要不冲突不对抗,控制好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与可能发生的危机至关重要。如果中美关系走向敌对,美就可能公开打台湾牌。但这只会进一步激化中美的对抗与冲突。

  为了避免上述危险的前景,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做出努力。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发挥更大的塑造能力。我认为,中方可做出的努力应包括:

  第一,尽力防止台海危机与“贸易战”、南海突发事件,特别是突发军事事件同时发生,形成共振。
  第二,对于诸多安全热点问题,把台湾问题放在第一位。为此,应进一步缓和周边安全形势,处理好其他对外摩擦(有时须做必要的妥协)。在台湾问题上则向美表明,这是核心利益,中方绝无让步的余地。反分裂国家法设定的红线不可逾越。

  第三,坚持我基本对台政策不变,坚信时间在我一边。随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随着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的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以及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取得进展,中国对台软实力的短板将明显增长,对台缺乏吸引力的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从长远看,我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只会不断上升而非下降。

  第四,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加强反台独斗争(包括反台独、反干涉军事斗争准备),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推进反独促统。

  第五,加强中美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和危机管理研究,对于管控可能出现的新的台海危机将具有重大意义。

  而对美方来说,最重要的是坚持一中政策(与我一中原则仍有较大差别,但至少还是保持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如果美政府严重偏离这一政策只会给中美关系带来灾难性后果。具体来讲,绝不要轻易迈出抬升美台官方关系和发展军事关系的步伐,因为这在中方看来将是美抛弃一中政策的证据。

  其次,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曾有过某种“共管”台独、维持台海现状的合作。如果台独作祟,美国不支持台独挑衅将对避免中美危机非常重要。此外,虽然对于美国的“维持现状”、“和平解决”等政策中美之间有不少分歧,但是双方也有一些利益交叉点。美国愿在有交叉点的方面与中国合作将有利于保持台海和平稳定。

  第三,即使中美各方面的摩擦再严重,美国也绝不要企图打台湾牌,不要把台湾作为打压中国的筹码。这样做将是玩火行为,非常危险。中国将坚决反对、反击,台湾也不会愿意陷入这种境地。

  最后,美应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加强危机管理仍是必要的,而且首先应加强危机防范,美国不以自己的错误行为、错误信号挑起危机,这一点十分重要。
  仇开明:“美国优先”是美对台战略遵循

  自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民进党当局积极向美贴靠,美藉落实《台湾交往法》,服务于大国竞争战略需要,放手大打“台湾牌”。深入分析可见,美相关操作具有以下特征。

  1、落实《与台湾交往法》,支持民进党当局的“抗陆”路线。一是增派美官员访问台湾,提升安排台湾政要过境待遇。最新进展是美国派宗教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来台参会,并会见李净瑜;二是加大对台军售案审批频次力度,最新报道称台军投入45亿美元,由美国协助台湾升级全部F-16A/B至F-16V。另据报道美国将出售数十架新型F-16战机,耗资130亿美元,约合3900亿新台币。三是通过“面试”台湾“2020选举”参选人施加对台影响力。在照顾到蓝绿白表面平衡之外,突出对绿营新生代重点下注,安排国务院官员会见郑文灿、林右昌,并将合影高调曝光在其网站上。甚至包括对台安排担任驻美“口译哥”的背书支持等,不一而足。

  2、重点强化与台当局的政治与安全合作,压制趋向两岸合作生利的民意路线。由于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与迅速进步、两岸实力对比差距的迅速扩大,台湾越来越失去与大陆竞争的资本与定力。台湾统治和精英阶层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对美认同和依靠,但与台湾民众的诉求和需要之间差距逐渐扩大,台湾社会民众认为发展更重于安全。大陆和美国对台湾民众的安全意义发生了变化,大陆能提供发展红利、经济安全,美国式安全承诺退居次要地位了,甚至于成为负担。去年的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表明,台湾民众拒绝了与大陆坚定对抗的“蔡英文路线”,而希望走“拚经济”、也就是与大陆采缓和连结的路线。这个路线选择与美方的战略需要是相反的,但是美方今年选择的是强化与台当局政治与安全合作,完全是要压制与大陆缓和走近的新民意、新路线。
  3、“美国优先”和强烈的战略主导,削弱了美国影响的光环,牺牲了台湾民众福祉。美国对台湾施加影响的方式变了。过去美国曾经出于其战略利益需要,以提供经济援助、给予市场准入优惠、加强对台投资及技术支持的方式影响台湾。今天同样是出于“美国优先”战略考量,在提供政治支持的同时,更多地要求台湾对等开放市场,进口美国商品、特别是不合台湾卫健校准的美牛、美猪。同时要求台湾提高安全防卫支出比例,增加对美采购二手军备,形式上是分担台湾防备成本,实质上是让台湾承担美与大陆竞争的代价,让台湾替美国“背锅”。美国是利用了台湾主动投靠,要台湾更多地增加中国大陆的战略损耗,从而服务于美国大国竞争利益需要,是让台湾为美国买单。“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美国显得更加自私、更加小气了。

  4、精于战略算计,避免卷入冲突,美强化对台湾政治集团的风险管控,以维护其对台安全承诺的主动。“美国优先”是美对台战略和承诺的遵循,决定了美国对台安全承诺要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承诺的有限性,即通过精确算计、避免被动陷入冲突,不得不兑现所谓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美国根本不想把对台安全承诺,放大到因台湾独派势力铤而走险导致美国卷入而承担过大代价。这样的话,承诺就变成麻烦和包袱,就被绑架了。这不是美国利益所在,毫无疑问是要极力避免的。这个底部就是中国大陆所划的红线。

  近来,卜睿哲出面批评,认为美国国会应婉拒邀请蔡前往演讲,其表态被美国国务院贴到其网站上,被视为是代表了美国国务院意见;同时他写公开信给“喜乐岛联盟”郭倍宏喊话,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其提出“独立公投、正名入联”提案涉及美国国家利益。AIT也警告“喜乐岛联盟”不要提案,并表示如蔡当局默许鼓励,可能带来危机。美接连出手采预防性措施,对“独立公投”示警,不是出于维护两岸稳定,不是出于反对“台独”,而是担心激进台独躁进路线爆冲,让美方陷于兑现对台安全承诺的被动尴尬地位。此举是美维护进退空间和战略主导地位的正常反应,其尺度和时机都要根据美自身利益判定和战略需要来衡量和决定。
  谢郁:2019会是台湾问题高风险年

  2017年开始,中美战略态势和两岸关系总体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十九大以后,中国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第二个变化,是美国把中国视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发起与中国的战略对抗,大打“台湾牌”。第三个变化是,台湾岛内进入到首度由“台独”势力全面执政的阶段。这三年来,是中美关系、两岸关系总体形势都进入风险对抗升高的时期。基本形成美国出手打“台湾牌”,大陆“还击”、高压反“台独”,台湾求助美国,美国再出手拉抬台湾的循环圈。在此过程中,“台湾牌”对美国而言用起来很顺手也很有用。打“台湾牌”,对美国来说,成本低,收益高;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痛点低,成本高;对于台湾而言,风险最大,代价最高。

  2019年会是高风险年,美台双方互有需求,因为台湾要选举,近期台蓝绿白各方政治人物纷纷赴美,以期获得美国认可,回台提升自己的行情。而对美国来说,去年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的惨败给了美国一个警醒,美国发现其对台湾的新民意有所失控。对于台湾2020年“大选”,美国一定会全面深入地介入,以期掌握把控台湾未来的政局走向。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处在重要关键时期,美国不会放弃使用“台湾牌”。

  对此要注意有几个观察点:
  一是蔡英文会否访问华盛顿。近期有部分美国亲台议员鼓噪邀请蔡英文访美并到国会演讲,而蔡英文选情困难,急欲藉访美使台美关系有重大突破,为自己加分。

  二是美国在台协会(AIT)40周年活动美方会派出什么层级的代表团到台湾,是否有部长级重要官员。

  三是美国会在国际上有些什么动作为台当局解困,比如对中南美洲国家施压以减缓台湾“断交”压力,协助台参加国际组织及活动等。

  四是美台军事互动,美国今年将有大规模的对台军售,双方军事人员交流的层次如何,还有双方军舰停泊会有什么小动作等等,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五是美国会如何藉助多边平台,加紧将台湾纳入其印太安全战略框架。

  总之,美台双方正不断尝试着兑现《与台湾交往法》,这是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中非常负面的风险。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总体要保持战略定力,突出重点,收缩战线,集中力量,维护主权领土完整这一国家核心利益,维护两个百年的民族复兴战略进程不受干扰。

  王键:结语

  今天各位在会上的发言虽角度各异,但都很深刻、独到,特别精彩。谢谢大家。
   评论员简介 :

  王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长。

  仇开明:国台办海研中心主任、国际政治学博士。

  陈士良: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时殷弘: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吴白乙: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沱生:国际战略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赵全胜: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

  谢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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