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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台湾认同危机与化解之道


改造台湾年轻人的国族认同,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中评社香港7月27日电/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访问教授谢大宁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发表专文《认同、历史真相与历史诠释》,作者认为:所谓“新国族建构运动”,是由民进党与当时国民党以李登辉为首的本土派所共同进行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夺权,既要摧毁国民党原本的权力结构,也是为了可以巩固新的权力结构。这种历史脉络改变的基点,不是来自于对历史真相的扭曲,而是来自于试图改变整个台湾的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政治认同。两种台湾历史教育中叙事脉络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认同的竞争,而不是历史真相的竞争。如果说这是一场认同之战,它无法通过厘清历史真相的方式,靠对所谓历史证据的论辩来解决,那又该如何解决呢?的确,当问题已经上升到认同战争这个层次时,就不会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了。认同问题的特质,它是感情性的,不是知识性的,说理、威吓、怀柔,软的硬的手段都未必有效。就台湾目前的认同状况来说,尽管还没到整体断裂的地步,但其走向不容乐观。文章内容如下:

  序

  台湾近年来有一场历史教育的危机,对于此一危机,两岸许多历史界的朋友都为之义愤填膺,总觉得似乎该对这样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做些事。于是近年来就有不少朋友投入一个工作,就是想把在台湾被独派分子所扭曲的“历史真相”找出来、讲清楚,认为说只要能够还原了历史真相,应该就可以导正这种刻意的扭曲,或者至少可以在年轻人的认知里,扭转他们偏差的历史知识。这样的想法当然其情可感,但是我想问的是,这样的做法有没有用呢?台湾的这场历史教育的危机,真的只是源自于某些人对历史真相的刻意扭曲吗?

  我想先简单描述一个历史场景。那是在一九九六年,台湾第一次的“总统”民选结束后,发生在当时“总统”李登辉官邸里的一件事。这件事大概任何管道都不会有公开的记录,我也不是现场的参与者;但是我一位很亲近的老师,当时正好因缘际会,他是座上宾,根据他的亲口转述,也许可以作为一条重要的佐证史料。事情是这样的:李登辉当选了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率领了许多位“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所长,在某天晚上到李登辉的官邸去表示祝贺之意,我的老师当时正好担任“中研院”文哲所的所长,所以他也就躬逢其会了。
  他们一行人到了李登辉官邸落座后,据我老师转述,李登辉从他的书房里出来,陪同他从书房里出来的还有杜正胜。李登辉与杜正胜应该已经在其书房中谈了许久了。他们落座后,整个两个小时的谈话,话题就围绕着李登辉新任期开始后,要如何透过教育的方式,来改变台湾年轻人的认同。李登辉非常刻意地希望台湾的教育要建立在对台湾的认同上,从台湾的认同出发,才能建立“正确”的认知。而当时座上宾中的李远哲与杜正胜当然就是最重要的执行人了,因为当时李远哲正是所谓台湾教育改革的主要负责人,这位在当时有着“神”一般光环的李院长,在教育领域里可真是一言九鼎还不只,杜正胜的斑斑事迹就不用再多陈述了。

  之所以我要简单陈述这个历史场景,是希望给各位读者一个重要的历史证据,台湾的这场历史教育的危机是由政治面所直接发动的,而且是由当时还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所亲自发动的。这个历史判断大家也许并不陌生与意外,但有这样一个场景作佐证,应该更可以充分确定这一事实。

  简介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就是改造台湾年轻人的认同,才是整个作为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点我相信大家也一定都不陌生了,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知道,历史教育乃是他们选择的最重要工具,我们必须明确把握这一点,然后才能准确回答本文一开头就提出来的那个问题。

  一、改造认同是为了建构一个新国族

  我们也许必须承认,台湾确实有一块创造台湾认同的沃土,从乙未割台开始,台湾就脱离了祖国怀抱,一百多年来,不管政治上如何变迁,绝大多数的时间,两岸都是隔断的。虽然这并不构成台湾脱离中国的理由,可是要说存在着酝酿这一意识的沃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东晋、南宋南渡才半个世纪,南渡的人士就已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可见这本来就是个难解的课题,而台湾内部政治竞争的催化,更让上世纪最后十年的台湾,开始了这一认同变迁的狂飙。

  这个狂飙,可以名之为一个“新国族建构运动”,它是由民进党与当时国民党以李登辉为首的本土派所共同进行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夺权,既要摧毁国民党原本的权力结构,也是为了可以巩固新的权力结构。可是这个运动在客观的世界权力结构下,一直只能以某种“隐喻”的方式进行着。所谓的世界权力结构,一则当然是北京开始快速崛起,另一则也是美国的暧昧态度。美国始终实质上把台湾当一个“国家”看待,但又必须遵守他自己承诺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他们始终以其影响力,把两岸制约在“和而不合,分而不离”的架构里,以维持他们最大的利益。这样的制约力量乃逐渐让台湾这些独派采取“独台”的策略,也就是说不再以追求台湾“独立”为目标,而是以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追求自我限缩“主权”的“实质独立”状态。于是台湾开始流行一种政治上“只能做,不能说”的隐喻性策略。但为了稳固这样一种策略,既然政治上可以作为的空间不大,那就只能在意识形态上,先求在台湾内部巩固一个“以台湾为名”的新“国族”,于是一个老方式就开始浮上台面。老话说,欲亡其国者,先亡其史,在这一老的思维中,历史教育就被首先选为这一运动的工具。其策略就是将“中华民国”的历史进行切割,把“中华民国”彻底台湾化,并以台湾为主体,重新建立一套以“台湾”为名之“国家隐喻”的“国史”论述。
  关于这一建构的实质进程,也就是后来围绕课纲问题所展开的斗争,近年来论者已多,笔者也曾有多篇文章谈到,此处就不再赘述。对本文而言,我想谈的乃是另一个问题,即从方法论的角度上说,这一建构是不是以“扭曲历史真相”的方式来进行的?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方法论层次的厘清,当然是因为有不少人是如此来看待此一问题的,可是真是如此吗?

  二、“台独”分子是以扭曲历史真相的方式建构其“以台湾为名之国史”吗

  对每位历史研究者而言,一个老掉牙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也就是说历史知识并不同于科学知识,历史知识是通过诠释的过程而建构出来的,在这个建构、诠释的过程中,历史材料的真相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说历史材料必须要通过检验,我们不能假造史料,历史材料是有些物质层面之基础的,一个历史事件涉及的人地时事物,都是可以查考的,只要条件许可,我们都必须尊重,也只能根据真实的材料来进行诠释性的建构,这都是写历史的基本信条。但是历史材料并不同于物理事件,这主要是因为在一套历史诠释中,要如何赋予一个历史事件以意义,这只能在其整体诠释脉络中来决定,也就是“史家”的主观在这里扮演了相当的角色。

  今天在史学方法论里大概已经没有人相信,只要把历史材料考证清楚,就可以决定所有的历史叙事了,那种素朴的考证派史学,应当可以休矣!

  这当然也不是说史家可以把历史材料玩弄于股掌之中,随他的意,高下由心。这里好有一个比方,这有点像我们说法官判案的自由心证。法官判案当然必须根据证据,办案的人必须确保证据的客观性,不能随意捏造证据,因为这是法官判案最重要的基础。可是一个证据的证据力如何,这就需要法官来进行认定了,这一认定当然就是法官作出心证的空间。要知道,大部分的案子对法官而言,证据都不可能非常完整,要从片段的证据作出对全案的判断,当然有无数的证据漏洞需要法官用心证去填补,法官该做的是根据证据,并严守论证的逻辑,从而得出判案的结论。由于法官的结论影响个人权益甚大,因此他对证据的采认规范,以及推论的严谨程度,自然要求甚严,只要稍有疑问,所谓罪疑为轻,他也只能尽可能做出无罪推定。而史家的处境虽类似于法官,可是他的情境还是有点不同,这是因为历史事件的完整性比法官可以搜集的还更困难许多,他所需要填补的史料空缺更多得多,所以史家要形成心证,就往往必须凭藉更多的如柯灵乌所说的想像,于是史料的证据力评估当然就更有赖于史家的推论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同样一条史料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有时会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这恐怕很难说他们是在“故意扭曲历史真相”吧!我们有时会指出史家引用了错误的史料,若是如此,当然要讲清楚,错误的史料必然导致错误的推论,这问题是不能犯的,但是引用错误的史料,跟史家对证据之证据力的不同评估,这乃是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区分清楚的两个概念。

  讲清楚这个掉书袋的问题,是希望我们先建立一个共识,也就是当我们指责一个在进行历史诠释的人,他扭曲了历史真相时,这个指责究竟何所指?今天台湾很多写台湾史的人,的确有许多引用了错误史料的问题,比如说“只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嬷”的说法,以及罗汉脚只能娶平埔族女孩为妻等等,恐怕都不是正确的史料。这时,我们去厘清真实的史料当然是有意义的事,可是也有许多叙事并不是因为取用了错误的史料,而只是因为叙事脉络不同,因而导致对证据的评估不同所致,这时如果还要再用扭曲历史真相来说,恐怕这样的指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举个例子来说,荷兰人到台湾,清廷到台湾,这都不假吧,但我小时候的历史叙事,会清楚区分这两种到台湾的意义,我们绝对不会说清廷到台湾是一种殖民的行为,可是台湾现在的历史课本,就会无差别地对待这两种到台湾,说他们都是殖民者,尽管这样说的人他们的祖先也多是从清朝过来的,然而你能说这是一种扭曲历史真相吗?或者当你这样指责他们时,他们会同意这样的指责吗?如果你可以直接拿出证据,说他用错史料了,这时他不认也得认,但是像这样的地方,他们大概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指责的。

  我想我对这个方法论的问题,应该表达清楚了,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们要谨慎使用“扭曲历史真相”这样的说法,以使我们能够看清楚一些问题脉络,从而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于此,我想搁下错误引用史料的问题,谈谈在台湾历史教育中竞争着的几个基本的历史诠释脉络,也就是说我尽量暂时不管扭曲历史真相的问题,来看台湾现行的历史诠释,其差别在哪里,以及形成这样差别背后的理由。

  三、台湾目前历史教育里,竞争中的几种历史叙事脉络

  在我看来,台湾社会上以及现行的历史教育之中,基本存在着两大类叙事脉络,一类是当年国民党两蒋时期的叙事脉络,另一类则是现在历史教科书以及目前台湾社会主流的叙事脉络,而后者又有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而这几类的叙事脉络究竟如何?他们之间差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两蒋时期的历史叙事脉络,基本上就是中国传统正史的叙事脉络,这个脉络跟大陆的历史叙事也是不一样的,它基本上并未加入任何社会史的脉络。一种传统的正统叙事,是按照政治上的朝代先后来叙述的,而当碰到传统历史叙事之中分裂的时代,或是大规模叛乱时,都基本上是站在汉人王朝的角度来书写与评价。比如东晋、南北朝的分裂,自是以南方为准,南宋与金、元也是以南宋为准,东汉时的黄巾,描述的方式基本是黄巾之乱,黄巢之乱、流寇李自成、张献忠等也是如此,没有农民起义的讲法。这样的历史叙事好不好姑且不论,但两蒋到李登辉时期的八八课纲,整个历史叙事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历史叙事当然有着在政治上确认“中华民国”乃是继承着中华民族历史正统的动机,而整体来说,它所形塑的认同,乃是回归到中国认同、汉民族认同,就这方面而言,两岸明显是一致的。

  整个历史叙事脉络的变化,开始于李登辉当选民选“总统”后。1996的李登辉刚开始并未直接朝课纲下手,而是先以违章建筑的方式,推出了所谓的“认识台湾”的课程,加强了台湾认同的教育。其中的地理篇与社会篇,就认同本身而言,并无直接相关,只是一个间接协助的角色。但历史篇就由杜正胜假借所谓的同心圆史观,开始了历史叙事脉络的变化。表面上说他只是希望学生多认识台湾的历史,这就跟江苏人多认识江苏历史,四川人多认识四川历史一样,也就是从所谓的“地域史”出发,据说这也是现代历史教育的趋势。如果整个情形就是如此,而不改变整体的历史叙事脉络,这倒也无所谓,让同一个地域的人多认识这个地域的过往也挺好的,可是这种表面的说辞,却也掩饰不了它背后的真正目的,原因就在它改变了从两蒋开始整个台湾历史教育一贯的叙事脉络。
  这个历史叙事脉络主要是同心圆史观之所说。所谓的同心圆史观,意思是以台湾作为圆心,第一层的圆就是台湾,第二层则是中国,第三层为世界。这样的同心圆脉络,如果从地理的脉络来说,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我们先对台湾地理有比较仔细的瞭解,再去瞭解大陆与世界,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比如说我住台北,那么对台北周边的瞭解总该多些,其次再瞭解台中、高雄、花莲、台东,然后再去瞭解金门、福建,再其次去瞭解整个华南、华中、华北,依序扩大,这没什么不好。两蒋时期的地理课本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往往瞭解北京、上海比对台东的瞭解还多,这是会让人诟病的。可是地理是一门以空间关系为主的学问,可以这么说同心圆,历史却是一门以时间轴为主的学问,难道也要这么样的划分同心圆吗?

  据我所知,杜正胜同心圆史观的说法是来自他老师许倬云教授,可是许教授所说的同心圆的意思,却不是一种空间轴的同心圆,而是一种时间轴的同心圆。换言之,说好听这是一种误用,说难听些,这就叫欺师灭祖,刻意误导了。许教授曾亲口告诉我,他的同心圆讲法是指略古详今,我们应以我们所处的时空为核心,对我们这个时空相关的历史有更多的瞭解,对中古史就知道个大概脉络就行了,至于上古史,那就该更简略一些了。这讲法也是合理的,但更重要的,这并没有说要改变原本的叙事脉络,中国人就该以中国的历史叙事脉络为中心,不是吗?以前两蒋时期的历史叙事在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的叙事分量基本差不多,在这里做一些修正,当然也无不可,甚至因此加强一些与台湾这个地域有关的历史叙事,也是可以的,可是杜正胜的做法却远远不是如此。

  杜正胜的历史叙事是说台湾历史有一个独立的脉络,这个脉络并不同于中国的历史脉络,我们要把台湾的历史脉络跟中国的历史脉络区隔开来,独立叙述。这样的说法严格而言,就已经不是同心圆了,台湾的历史并不包括在更大的中国史里面,它并不是中国史的一个地域史,而是一个不相干的历史脉络。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瞭解,杜正胜真的只是借用了他老师的一个名词,却改头换面地、包藏祸心地把它用到了另一个方向去了。于是,从此开始,台湾的历史教育开始出现了两种叙事脉络,这两种脉络进入竞争状态,从李登辉当选民选“总统”开始,到陈水扁起用杜正胜强推他那套根据同心圆史观所拟的课纲,这段时间里,台湾的学生其实是在两种冲突的历史叙事脉络中学习的,这现象直到陈水扁推出九五课纲,才告复归统一,只是藉助政治力,两蒋时期的历史叙事脉络基本只被放在叙述跟台湾无关的中国史脉络中,而台湾史的叙事就已经全部变成另一个叙事脉络了。

  而我们需要问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叙事脉络的改变,为的是什么?这非常显然地,也就回到了本文一开头提到的“新国族建构运动”上。这种历史脉络改变的基点,不是来自于对历史真相的扭曲,而是来自于试图改变整个台湾的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政治认同。所以这两种台湾历史教育中叙事脉络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认同的竞争,而不是历史真相的竞争。历史教育至此已经彻底政治化,它不只是被政治人物用作建构国族认同的一种意识形态驯化工具,也是一个两岸统独斗争的政治工具。我们必须认清这个问题的本质样态,才不会弄错处理问题的方向。
  四、台湾目前主流历史叙事的基本脉络

  从逻辑上来说,目前台湾主流的历史叙事,其基础点是建立在“台湾人”这个新定义的群体之上的。这里所谓的台湾人,跟我们之前所说的与福建人、广东人相对的台湾人,意思是不同的。它并不以血缘、来源为基础要件,而是认为目前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无论其祖先的来源来自何处,都同样是一群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边缘人,这群人与这块土地,都是长期处在被奴役、被宰制的命运里,整个台湾自进入近代国际历史的脉络中,就一直是以各种不同的“殖民地”身份,出现在历史叙事之中的。所以台湾人这个群体始终都在与各种殖民者奋战中,以寻求其历史的独立地位。现在台湾人这个群体终于有了第一次历史机遇,得以站在一个有可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地位上,所以台湾人要开始书写他自己独特的、独立的历史。换言之,台湾人这个概念与台湾这块土地因为历史的机遇,已经形构为一个特殊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已经与中国断开,不管台湾与中国有多少历史渊源,他们都不再是共同体,基于台湾人与土地的命运与共,所以它必须建立共同的认同,这也就是说,台湾人必须是一个“新兴民族”的名称,而不是中国地域内的一个附属地区,或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这个母体的一个子集合。

  这样的想法当然有值得辩论的地方。如果说这是出自于一位原住民之口,也许是有道理的,台湾的原住民其根源是南岛民族,这个民族在进入历史脉络后,的确一直处在被殖民的状态中,被后来移民到台湾的汉人欺负、日本人欺负,算起来对原住民相对比较好的也许还是国府呢!所以如果台湾目前真是主要由原住民所组成,那这套逻辑也有些道理。但是台湾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已经逐渐转变为汉人的世界,以目前的人口结构,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汉人,其汉民族的纯粹度,甚至超过大陆。而这些人的祖先,如果说到台湾来的过程都是逃荒,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边缘人,都是被奴役、被殖民的对象,恐怕多数人的祖先都不会同意吧!台湾的确曾经成为殖民地,但在荷兰人、西班牙人占据台湾的期间,他们的统治其实跟很多典型的殖民地是不一样的,荷兰人跟西班牙人到台湾的主要目的未必是殖民,而是作为跟当时中国做生意的跳板,这跟日本人的殖民台湾岂可同日而语?至于把郑成功也当成是殖民者,这更是荒唐了。今天有多少台湾人的祖先当年就是跟郑成功一起到台湾的统治者与垦荒者呢?后来施琅攻下台湾,可也没有把随郑成功来台的人当成是敌人、是殖民对象啊!至于康熙以后大量来台的人,越来越多是大陆来台淘金的人,清政府统治台湾也把台湾等同于内地,说当时台湾乃是被殖民的状态,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到了清朝被帝国主义侵略,开始自强运动之后,台湾甚至很快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橱窗,许多现代化的设施,台湾都是全中国第一个享受到的地方,这难道也是清朝对台湾的殖民?

  如果说清朝的割让台湾,让台湾成为全中国第二个沦为殖民地的地方,这是中国对不起台湾的地方,这话是有道理的。台湾人如果因此而怨恨祖国,这情绪也可以理解。无论当时情境如何,台湾人如果愿意体谅当时中国的凄惨局面,这也是台湾人的厚道,如果不愿体谅,其实祖国也无话可说。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后来历史的发展,祖国的命运其实比台湾悲惨太多了,清末的状况,“民国”初年的状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遍地烽火,几千万中国人的鲜血与生命葬送在这个悲剧的时代里,反而台湾却因祸得福,避开了这重重的苦难,这话又该如何说呢?就算这些都不去争论了,我们还是接受祖国对不起台湾的论点,但祖国并没有忘记台湾啊!让台湾得以脱离殖民地状态的是谁呢?难道不是祖国三千万人的牺牲所换来的吗?不是开罗会议蒋介石的争取,台湾会平顺地回归祖国怀抱吗?这道理总不能不讲吧!
  当然,这些人还是会振振有词地说,日本的殖民者走了,换来的却是国民政府的殖民。这就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了,可是坦白说,这的确是现在台湾相当主流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最重要的证据当然就是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了。如果要说很多人会想以澄清历史事件真相来解决台湾的历史问题,大概多半也就源自于此,因为这里面确实有着最多被扭曲的历史真相。姑且撇开一些细节性的讨论来看,大尺度地说,这样一套论述必须以当时蒋介石为首的国府大规模屠杀台湾同胞,并掠夺台湾资源以供其政权母体之用为基础,所以它必须编排出这些历史事实。然而对这些人而言,很不幸的,就是很难编造出这些史实,于是只好用一堆牵强附会的说法来栽赃,比如说当时“国军”“屠杀”了多少“手无寸铁”的台湾民众,什么先镇后暴之类。二二八情形混乱,虽然很多指控的确缺乏实证,甚至反证也不少,但由于证据不全,有些事情还真是说不清楚,但白色恐怖就真是很明确地胡说八道了。台湾曾有一段时间,政治气氛确实是肃杀的。但如果还原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是在美国也有麦卡锡主义的时期,从冷战的两极对抗,与作为其背景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在台湾就变成了所谓白色恐怖时期。当时不少人的确因为被扣上与共产党有关系,而遭到了惨祸;可是一则被杀的几乎多半都是所谓的外省人,特别是在“抓匪谍”的整肃气氛中,因为军统与中统的内斗,导致不少人被扣上匪谍的罪名而被处决,其中当然也不免有冤错假案,但无论如何,这和恐怖镇压台湾人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然而在台湾目前的主流论述,基本抹去了这样的历史背景,于是白色恐怖也就成了国民政府殖民台湾无所逃的罪状了。

  二二八与白色恐怖,乃是建构“国府殖民台湾”的重要“历史事证”,除了这个证据,还有的就是两蒋“总是”把台湾当成所谓的“复兴基地”,是“光复大陆”的跳板,这只是企图“利用”台湾这块土地,而“无心”以台湾为主体来经营台湾的“另一个”重要而根本的证据。所以两蒋让台湾发展突飞猛进,在这样的叙事脉络里,台湾人并不需要感谢。所有台湾建设的成果,都只是台湾人自己努力的成果,作为“殖民者”的“外省统治阶级”既然只是要利用这些建设去“赢回”大陆的政权,这就不是为了台湾,而是一种台湾人该唾弃的“殖民心态”而已,台湾人没必要再去膜拜“奴役”台湾人的殖民者。这样的叙事方式,的确在不少地方,存在着对历史真相的“刻意忽视”乃至扭曲,这里不是没有值得在“真相”问题上加以厘清的地方,但我们如果仔细理解这套叙事的逻辑,就会发现它是刻意在营造一个纯属台湾这个“新兴民族”认识历史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只要二二八国府曾经杀过台湾人,白色恐怖国府曾经迫害过台湾人,这就够了。他们会以一种方式来辩解他们对某些历史事实的认定方式,因为这都是为了建立台湾人认同的需要。就算他们的祖先是跟着郑成功来台湾的,或者他们的祖先乃是大清的子民,他们祖先那时的作为台湾人的意义,和现在作为台湾人的意义,其概念是不同的。从作为一个新兴民族的台湾人的角度,郑成功、清朝就是殖民者,是与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一样的殖民者,现在的台湾人则要成为自己的主人了。现在如果为了建构这样一个认同,而必须“刻意忽视或扭曲”一部分的史实,也是应当的代价。

  这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拿所谓的历史真相的厘清,来试图“拨乱反正”地驳倒他们的说法,这样的辩论策略一如之前所说,乃是一个无效的辩论策略。认同是个上位概念,在他们看来,历史真相也不是全然不重要,但对比于认同的层次,历史真相不过是一个下位概念,当历史已经被选择为建构新国族认同的工具时,下位概念是必须服从于上位概念之需要的。于是,当你试图跟他辩论他们对历史真相的忽略与扭曲时,他们只要一句话,就会闪开你对他们的所有指责,亦即当他们说你都是站在“老的台湾人”概念,也就是把台湾人只作为一个附属于中国人之下的子集合,就永远不会懂得“作为新兴民族的新的台湾人”概念,然后你跟他的所有对话也就都会是鸡同鸭讲了。我真的遇见过这样的辩论,当然,这种辩论只能够让你心力交瘁,却没有任何效果!
  五、台湾目前主流历史叙事脉络中的分歧

  台湾目前主流历史叙事的基本脉络大致如上,但是其中也有分歧。这分歧主要是在面对日本殖民台湾这段历史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日本曾经如西方的帝国主义一般,殖民台湾,这乃是一个完全无可辩驳、也无可忽视的历史事实,作为殖民者,他也确曾以残暴的手段镇压过台湾的反抗行动,这也同样是无可否认的事情,但是该如何在历史叙事中述说这一段史实,也确实形成了台湾目前主流历史叙事中,有着最大不同看法的领域。

  这个分歧点,有两派看法,一是认为日本才真正是台湾历史的新起点。如果说日本殖民台湾,乃是一种罪恶,那么这派人会认为对台湾而言,这也是一种必要之恶,否则台湾就没有脱离母体,也就是没有脱离落后的、不文明、不现代的中国的机会,台湾也就没有现代的新生。所以虽然日本曾经给台湾带来痛苦,但是那种痛苦乃是斩断过往的必要之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认为明治维新才是台湾之父,明治维新通过日本的殖民,转移给了台湾,从此,台湾在日本的协助之下,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一条中国这一母体所无法给出的东西。抗战胜利,台湾重回中国,但在他们看来,这是历史把台湾又拖回落后的文明,但这是他们不想要的,他们宁可选择认同日本,认同日本为台湾所带来的现代文明,也不愿意再回到旧的认同里面。

  这样一种观点在独派的人士当中,其实是相当普遍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影响下,使得他们会选择性地忽视、原谅日本殖民对台湾的剥削、伤害,甚至完全不愿意提起。你说八田与一是军国主义分子,他修筑嘉南大圳是为了替日本侵略中国而服务,但他们就是要去纪念他,他们宁可选择性地忘记嘉南大圳其实只是把清朝祖先们修筑的水圳串连起来,他们不去感恩先人,也要感恩八田与一,这是什么心理?其实理解了上述观点,就大致可以瞭解。这不是简单一句“认贼作父”可以概括的,当认同跑掉了,这种怪事也就出现了。也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有了蔡英文上任后,新的历史课纲的出现。仔细瞭解一下,新课纲的以“东亚史”替代中国史,事实上正是这样一派观点的清楚呈现。在这个课纲研修完成、所举行的公听会中,这个课纲的研修者就公开承认,在他看来,日本的明治维新乃是台湾历史的起点,这就是台湾现在的历史课纲会变成这个模样的最根本思维。从陈水扁的九五课纲,到九八课纲,其中对日本殖民的美化,其脉络都是源自于此,我这样的说明,应该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其来龙去脉了吧!这几年坊间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日本战败,留下了许多日本人假冒为台湾人,他们没有撤回日本,正是这些人的后代把台湾搞成了这样。其实这传言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这传言之所以会发酵,就是因为大家无法理解这些独派人士何以会“媚日”到这样的程度,但若理解上述的逻辑,就应该可以理解这些“台湾民族”何以会那么死心塌地地媚日之原因了。

  但在同一个历史叙事脉络中,也并非所有人都对日本采取着这样的看法。在台湾目前广义的倾独人士中,还是有人认为从所谓台湾主体性的角度,日本的殖民行为毕竟是对台湾主体性的侵犯,不应该认为日本因为殖民而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就不去追究日本殖民带来的罪恶,殖民就是殖民,日本的压迫与剥削台湾都是事实,历史必须忠实记载这个事实,台湾才能真正从殖民中走出来,展现自己的主体性。持这样主张的比较知名的人士,比如清大教授彭明辉就是例子。他一方面批判国府的殖民,另一方面也批判日本的殖民。这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后殖民社会来说,比较持去殖民观点的人所持的立场,他们对殖民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但这并不表示因为批判日本的殖民,就放弃了他们对“新台湾人观”的认同。
  整体来说,这两派观点里,前者的数量是远大过后者的,广义的绿营人士多数持接近前一派的看法,而且通常越独的人,越会认同前一派的观点。你也许可以说台湾在去殖民的工作上,成绩实在不理想,可是他们却会认为为了能够赶快摆脱国府的殖民,这是不得不采取的观点。换言之,到这里已经不是个辩论的问题了,这就是一种为了早点甩掉中国认同的心理。这些年来,所谓的国府殖民台湾,已经渐渐变化成了“中国殖民台湾”这样一种直接将台湾与中国对立起来的观点,所谓的两岸对立,在这样的心理中已经变质为反抗殖民的敌我对立,这就是目前台湾反中氛围在意识层面的真实样态。而目前在历史课纲与历史教科书中所呈现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内在的思维。

  也许还可以补充的是,持这样看法的人还会说,目前的课纲他们已经做了政治妥协,比如说李登辉与杜正胜一定就会说,他们当年还是给中国的历史保留了一定的地位。这是基于两岸政治的现实使然,如果真要按照他们的真实想法,中国史根本就应该被驱逐出台湾的历史叙事的。从这角度说,蔡英文上台后的新历史课纲,以东亚史取代中国史的做法,也只是更靠近他们真实想法的一步而已,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奉日本为祖的想法,而是为台湾这一个独立的新兴民族找到历史叙事之起点的想法。对这样的想法,读者如何评价是一回事,我只是尽可能客观呈现他们的这套思维逻辑而已。

  六、结语:这是一场认同战争而不是历史真相的战争

  以上我的分析,说起来乃是凭藉着一种冷酷的理性来进行的。我的结论在前文中已经反覆强调,目前在台湾掀起的这场历史论争,本质上就只是一场认同的战争,如果说基于这场认同战争的需要,而必须刻意去忽视某些史实,甚至是扭曲某些历史的脉络,也是基于他们战略上的需要所进行的战术选择,所以当你试图以对历史真相的争论,来试图拨乱反正,其实你并没有碰到问题的本质,所以你的论辩终究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

  就台湾目前存在的两种相竞争的历史叙事而言,它们基本上有个特征,就是它们乃是“不可共量”的,这两种叙事共用了所有史料,但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线,原因就在它们叙事背后的认同是不一样的。最诡异的名词就是“台湾人”这个词汇,在这两个叙事脉络里,同一个词的概念内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两个叙事脉络就没有了沟通的管道。它不像两蒋时期的叙事脉络与大陆的历史叙事脉络,表面上看这两种叙事脉络也有很大差异,但是它们的认同基础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怎么叙事,彼此还是可以商量的,但台湾的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清楚差别。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李登辉之后的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了。当李登辉与陈水扁发动历史课纲大战时,整个国民党的态度是暧昧的。国民党对课纲大战背后所涉及的历史叙事脉络的改变,似乎从来没有任何研究与评估,以至于形同为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做下了政治背书。表面上说,国民党总说这是为了选举政治选票上考量的必要妥协,但实质上这样的历史叙事已经整个摧毁了国民党党格的意识形态基础。如果说国民党当初的创党,乃是为了谋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那么它背后当然必须以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作为基础,可是现在由李登辉与陈水扁发起的新历史叙事,却是以台湾作为一个新兴民族为其认同基础的,这里有可以妥协的空间吗?在这个地方妥协了,它还是原来的国民党吗?更进一步说,当这个认同基础都被改变掉了后,你还要如何定义“中华民国”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这么些年来在国家论述的层面上左支右绌的根本原因,当你想在根本无法相容的两种历史论述中找寻栖身之道,这根本就是缘木求鱼的事情。现在国民党掉在所谓的“一中各表”的泥坑里爬不出来,郭台铭乾脆将一中各表等同到两个中国,这其实都是不知道该如何建立认同的表现啊!我说通过台湾这场历史论述的竞争,凸显的是一场认同之战,这又岂是可以模糊以对的呢?

  然则如果说这乃是一场认同之战,它无法通过厘清历史真相的方式,靠对所谓历史证据的论辩来解决,那又该如何解决呢?的确,当问题已经上升到认同战争这个层次时,就不会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了。认同问题的特质,它是感情性的,不是知识性的,说理、威吓、怀柔,软的硬的手段都未必有效。就台湾目前的认同状况来说,尽管还没到整体断裂的地步,但其走向之不容乐观,大概是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的事实,这一趋势还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如目前大陆采取的惠台政策来拉回,恐怕多数人也会持怀疑的态度。毕竟,造成两岸如今这种认同断裂现象的原因非只一端,因此要消除掉它,也不太可能有简单与廉价的答案。有人说哪天两岸无论以任何方式统一了,这问题也就自然解决,或者不足为虑了,如果拉长时间跨距来看,统一后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情形也许的确如此,但在统一后的二三十年间,因为这个认同的断裂,将会带来多少麻烦呢?国家民族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对本文而言,我无法跨越太远,去处理该如何解决认同断裂的问题,我只是意在指出,在讨论台湾目前因为历史教育而扯出的历史叙事问题时,不要搞错了论域,因为搞错了论域,就很可能白费力气,也达不到任何效果。看着台湾在历史叙事中所暴露的认同渐行渐远的事实,而且随着这样的历史教育继续推动,将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峻,我们是该回到问题的核心,好好思考真正有用的解决之道了!明年台湾又将面临另一次大选的考验,如果蓝营又有幸可以夺回政权,则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这大家的范围,我们都该能理解的)该有什么样的积极做法呢?也许现在就该是我们下决心的时刻了!现在蓝营的选情也只是审慎乐观而已,但无论如何,只要错过了这次的良机,也许整体的趋势就会积重难返,再也没有和平解决之道了!然则我们又岂能再悠忽以对呢?!

  作者简介:谢大宁,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访问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台湾的中华民族认同与记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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