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

中国新闻社，北京，8月6日/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它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面临各种困难和风险。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积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整体稳定，赢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胜利，赢得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业部长赵昌文在《经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适应中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重要前提是古人所说的“和平时期，做好危险准备，做好思想准备，做好危险准备” 这意味着即使在舒适的环境中也要警惕突然到来的危险。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防范风险 风险是什么？风险是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 在经济学中，它通常指经济活动的收入或成本的不确定性。 在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预防和解决重大风险被放在三大战役的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和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努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 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强调预防和解决重大风险？根源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内部矛盾的根本变化和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虽然经济稳定正在改善，社会总体稳定，但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出现。 从经济角度来看，2013年中央政府提出了中国经济处于“三阶段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即增长率转变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消化以往刺激政策期。2014年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形态、更好分工、更合理结构发展的必然过程。2015年，有人提出，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供给方面，必须坚持以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为主线。 近年来，中央政府更加明确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高质量发展是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坚持“巩固、加强、升级、疏通”的八个字方针，深化供给结构改革。 上述一系列重大判断和政策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内部矛盾的根本变化提出的。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重大发展、重大变化和重大调整。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得到了深刻调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著增加。我们必须对外部环境的风险和挑战保持高度警惕。 保持战略稳定，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准确判断和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 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从战略上讲，对于一个大规模经济体来说，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应对所有外部不确定性或风险的前提。 做好本职工作，必须把握全局，保持战略高度集中，增强取胜信心。 尽管国际形势越来越复杂，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的发展不受人类意志的制约。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可以取得巨大成就。虽然稳定的经济运行有变化和担忧，但也有许多“不可改变的”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内需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巨大的发展弹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总之，预防和解决重大风险的关键是“做你自己的事” 把握主要矛盾，做好战争准备和战略主动战分析，如何做好主动战的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三个要求，三个要求”:我们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防范“灰犀牛”事件。我们不仅要有预防风险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要有应对和解决风险挑战的最佳策略。我们不仅要打一场预先准备好的战争来预防和抵御风险，还要打一场战略性的积极战争来把风险转化为机遇。 这为我们提供了预防风险的基本指导方针。 这并不是说在积极预防和解决重大风险的斗争中不缺乏重点。相反，我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建等领域都存在着重大矛盾。 就经济领域而言，防范和化解科技产业和金融领域的风险尤为重要。 科技产业领域主要存在两种风险:一是“瓶颈”风险；另一个是产业链转移的风险。 至于“粘颈”，中国仍有许多核心技术领域是完全空白色的。如果你不能从国外购买，你可以直接冒险。 也有一些零件或材料可以更换，但精度和稳定性无法实现，这可能导致工业水平急剧下降。 “卡脖子”问题非常复杂，应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随着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深化发展，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需要并能够生产所有重要的设备、关键部件、基础软件等。 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存在差距。 此外，我们的一些政策也需要努力“补短板，强有力，弱有力” 就产业转移而言，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劳动力和土地综合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 一定程度的产业转移不一定是坏事。已经走出去的企业仍然是国内资本。如果他们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他们将保存他们的有效力量，并能在以后回来。 此外，资本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可以依附的资产载体。在外部需求下降、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背景下，资本外流优于生产资本融化或进入房地产。 然而，就业毕竟在产业链的后面，快速的产业转移必然会带来短期的就业压力。 此外，一旦重要产业链转移，我国产业升级的基础将受到影响。 因此，也有必要从战略角度对中国产业转移的新形势、新特点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审慎对待产业转移，特别是重要产业的转移。 关于金融风险，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应当保持，防范和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的斗争应当坚定不移。 过去两年，金融风险防控取得初步成效，但这不仅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也是一场持久战。 目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线仍然是结构性去杠杆化，特别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去杠杆化的政策组合 至于不同类型金融政策的结合，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构成了三大支柱金融政策框架。 应注意不同政策之间的“动态”和“静态”搭配。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具有反周期调整的功能，反周期调整应强调“流动性”和灵活性，并及时进行预调整和微调，以适应经济和金融周期的变化。 其中，货币政策的逆周期就是逆经济周期。其主要职责是稳定增长和防止通缩，避免因价格下跌和实际债务上升而陷入“债务通缩”的陷阱，避免因经济停滞而陷入信贷自紧周期。 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就是逆金融周期。它的主要职责是抑制泡沫、信贷泡沫和房地产泡沫。 微观审慎监管应强调“安静”和稳定，注意保持集中，以维护行业秩序，防范道德风险，避免与货币政策重叠，弥补宏观审慎政策可能无法及时跟进的风险。 例如，在货币政策放松的背景下，如果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不能及时建立和完善，就必须依靠微观审慎监管来发挥其作用。 在宏观政策反周期已成为共识的背景下，应特别注意避免微观审慎监管也陷入反周期的误区。 二是关于三角形支撑架 支撑框架的三个角分别是实施稳定的中性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 最好理解如何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因为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只有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盈利能力，风险才能被防范。 为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在去杠杆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避免将其理解为允许股票市场在短期内提供尽可能多的股权融资。 否则，很容易滋生大量金融风险。 从“内生-外生融资”的角度来看，应该与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相结合，即通过建立一个规范的、动态的、有弹性的资本市场，发挥股票市场在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支持创新型企业和促进经济转型方面的比较优势，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来促进去杠杆化。充分发挥股票市场在加强金融体系内部竞争、优化金融结构和支持金融供给方面结构改革方面的作用，通过提高金融效率促进去杠杆化。 第三，金融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 依靠改革发展防范风险也适用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推动金融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 我们对供应方结构改革的理解有一个深化的过程。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加强、升级、疏通”八字方针是对供给方面结构改革的最新认识。在优化金融结构的基础上，金融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也可以根据八字方针赋予新的含义。 文章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来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指出积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一是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思想”，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律思维和底线思维 我们应该始终着眼于大局，考虑全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该把风险防范考虑在内。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用规则防范风险，充分发挥制度在防范风险中的有效性。 我们需要保持抵御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重点防范和控制可能延缓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风险。 我们不仅要补短板，还要加强底板。 就外部环境风险而言，底线是核心利益。 二是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防范和化解风险。 在当前复杂的背景下，正确的战略战术关键是“主动防御” 主动防御是毛泽东主席作品中常用的一个术语，相当于被动防御。 消极防御实际上是一种虚假防御。只有主动防御才是真正的防御，才是最终实现反攻和进攻目标的防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与风险赛跑”，“敢于亮剑，敢于打开盖子”，“不要为国家制造麻烦或害怕事情”，“及早识别、警告、发现和处理风险”，并强调“不仅必须首先防范风险，而且必须是处理和解决风险和挑战的最佳方式”我们不仅要打一场预先准备好的战争来预防和抵御风险，而且要打一场战略性的积极战争来将风险转化为机遇”，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现实精神积极预防和化解重大风险。 第三，为了预防和解决重大风险，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可以概括为“四个依赖”，即依靠干部、依靠人民、依靠改革和依靠开放。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就是啃骨头，依靠一批有全面觉悟、有领导能力、有战斗精神、有实干能力的领导干部。 风险来自市场、企业和金融机构，涉及千千数千万人。我们要善于引导和组织群众，整合各方面力量，科学配置部队，有效应对。 许多风险的根源在于制度障碍。仅仅治疗症状而不治疗是不可能预防和解决重大风险的。需要长期机制。 例如，仅仅增加对科技产业的投资是不够的。主要是通过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 我们既不能停下来解决风险问题，也不能为了发展而忽视风险，使小风险积累成大问题。我们必须平衡保持稳定发展与防范化解风险的关系，化解矛盾，消除发展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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