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招待会:许多学者谈论香港局势
中评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 李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15日举行吹风会，邀请七位专家学者就当前香港事态发表看法。自6月份以来，香港因为反修例引起的游行示威以及暴力冲击事件愈演愈烈，香港正面临着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在场专家学者认为当前最紧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而法治是解决当前香港暴力乱象的最好，也是最根本的途径和方式。此外，他们就在场中外记者关注的香港局势、一国两制制度安排、特区政府施政、香港法律体系等议题发表看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的七位专家学者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韩大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端洪；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俊志；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邹平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世界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
香港青年要认清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性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邹平学表示，最近一个时期，暴力分子冲击警方、围堵机场、堵塞交通、胁迫市民参与示威和罢工、非法禁锢和蓄意伤害、肆意侮辱国旗和国徽等行为。这些人的暴力行为正在不断升级，触犯了香港的多项法律，像《刑事罪行条例》《侵害人身罪条例》《航空保安条例》《公安条例》《国旗及国徽条例》，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法律后果也十分严重。
邹平学回顾了12－13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暴力事件，他表示，根据国际惯例，在机场这种十分重要的公共场所惹事生非，刑罚是相对比较重的。香港《航空保安条例》第15条也规定，如任何人以物件或行为导致或相当可能导致他人死亡或严重人身伤亡，危害或有相当可能危害机场安全运作，或者毁损机场设施，或者令机场服务无法继续进行，则涉嫌危害机场安全，一经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处终身监禁。从法律字面上来理解，香港机场发生的那些非法集会、破坏机场的公共设施、用手推车堵电梯和通道等，已经导致机场瘫痪。8月13日晚和14日凌晨，针对内地旅客的暴力行为、袭警等都构成了相关犯罪。至于很多示威者认为自己并没有参与暴力，只是静坐在机场阻止旅客登机，或者不让他离开，并没有违法，但其实这种行为也触犯了《公安条例》里的非法集结罪，也可能构成香港法律里说的“暴动罪”，并极可能会触犯普通法下的非法禁锢罪行。
邹平学在记者会上呼吁参与非法游行集会的香港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要三思而后行，要看到这样的行为给他人的合法利益、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带来的严重危害性，要认清违法犯罪行为给自己的前途带来的危害性。广大香港市民、学生家长、学校老师，以及各大媒体，要从爱护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旗帜鲜明的抵制和反对违法暴力行为，抵制和反对任何鼓动、蛊惑、教唆年轻人参与违法暴力活动的行为。
香港法律非常健全 可解决当前的乱局
14日香港机管局取得了法院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地及有意图地，故意阻碍或者干扰香港国际机场的正常使用，也不得在机场出席或参与任何机管局指定地方之外的示威、抗议或者公众活动，警方可以遵照法庭颁布的禁制令清场，如果有关人士违反禁制令，阻碍执法人员执法，涉嫌触犯藐视法庭罪。在2014年“占中”期间，就有团体向法院申请禁制令，效果是不错的。
邹平学表示，除了现在采取的手段外，香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也可以根据《公安条例》或者《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宣布一系列恢复治安的命令或者规定，也就是说，当社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危害秩序的行为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禁止公众聚集、划定禁区、颁布宵禁令以及颁布一系列的紧急情况规则或者命令。他表示香港的法律非常健全，有很多法律资源可以在严格执法的情况下解决当前的乱局。
邹平学强调，法治作为香港的一个核心价值，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也是每个香港市民切身利益的保护神，是香港再出发、再前进的核心竞争力。强化法治思维、维护法治尊严、恢复法治秩序，是目前香港止暴制乱的最大武器，也是香港社会面对矛盾、解决冲突、平息乱象和遏制暴力的最大公约数。
香港暴力乱象如不加以遏制 恐演化为真的恐怖主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世界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建表示，外界对香港事态是否是“恐怖主义”的定义十分关注，因为这涉及到中央对香港事态的定性和中央立场的问题。
他首先介绍道，“9·11”之后，美国长期受到外部的恐怖主义袭击，近年来本土的恐怖主义也越来越多，美国越来越把本土的国家安全重要性提到上面来了。现在美国的执法部门和政府官员越来越把美国本土的极端暴力行为视作恐怖主义，实际上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很多就是从极端主义、极端的暴力行为演化而来的。而联合国、欧盟、国际刑警组织等，包括牛津词典对恐怖主义的定义都有一个共性，即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以暴力、恐吓等不合法行为、破坏行为威胁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等作为“恐怖主义”。还有近年来德国、荷兰、英国、法国等传统西欧国家因受到的本土极端暴力行为的损害，基本上他们的一些官员、学者都认同把国内的极端暴力行为视作恐怖主义。
过去一周，香港发生的极端暴力行为，包括机场事件、用汽油弹袭击警察等事件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国务院港澳办在举行记者会上对香港事态的表态，并没有说当前的香港事态是恐怖主义，只是说出现“恐怖主义苗头”，“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径”，这个“近乎”或者“苗头”是形容现在事态的严重性，就是说香港的暴力事件正在向这个过程过渡，如果不采取法治措施去惩治、遏制这些暴力行为，它可能就会演化成真的恐怖主义行为。
依法制暴是遏止暴力乱象的根本方式
如何遏制具有恐怖主义苗头的极端暴力行为呢？张建首先列举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比如法国为了应对“黄马甲”运动，今年4月紧急通过了《反暴力示威法》，把蒙面抗议作为一个刑事案件，可判处一年以上的定罪。
反对暴力是国际共识。这几天香港社会方方面面很多人都表态反对暴力，从香港的反映来看，是和国际社会一致的。他认为，第一，香港社会不能容忍这种暴力行为，要批判、批驳这种暴力行为。第二，香港执法、司法机构要严正公正执法、处置推动或者进行极端暴力行为的个人或者团体。
张建强调，法治是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亚洲最安全城市的基石，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遏制香港出现的极端暴力行为中的恐怖主义苗头，最根本的还是依靠法治。所以依法制暴就是应对现在香港出现的恐怖主义苗头的根本方式，也是确保香港民众人身安全、确保香港整体利益的关键举措。
法治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唯一途径
提问环节中，有记者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的基本法，可以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还可以把全国性的法律引入到香港，一旦真的采取这个决定，解放军进入香港行动，便会对“一国两制”造成很大的破坏。”
对此，韩大元指出，按照国际的惯例和法治一般原则，在法律中，对国家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都做了预防性的制度规定，或者法律规定。首先，香港具有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包括香港立法会通过的700多个条例，有《基本法》，有原有保留的法律，还有全国人大通过法律程序列入附件三的全国性的法律。比如《驻军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了制度性安排，如果特区政府必要的时候，请求中央人民政府，请驻港部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请求权是特区政府可以行使的，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以后，可以派出驻军人员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基本法》第18条第4款也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宪法和基本法明确规定的权力，它既有判断权，同时也有决定权、宣布权。但是这个权力的行使，根据《基本法》第18条第4款的解释，从学理上来说，它有法律的标准，一是发生了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二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宣布紧急状态。根据《驻军法》相关规定，驻港部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履行职责，这是法律上的规定。
针对记者担忧这些规定的实施会不会造成“一国两制”的失败？韩大元表示，“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国家的统一、尊严和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根本出发点，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国家安全、统一作为国家首要任务。“依法治港”是用法律来治理香港，意味着要通过法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始终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始终要保障基本法赋予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
韩大元认为，“依法治港”的应有之义，就是通过法治来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如果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形时，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对应。所以要强调法治、回归法治，通过法治来解决香港面临的问题，这是唯一的途径。
“公民抗命、违法达义”？专家：实则偷换概念、掩盖暴力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俊志表示，此次香港示威游行当中，一些人用了“违法达义”的概念，试图把暴力行为进行合法包装。他认为从真实的规范学理的角度，无法得出这个概念。这些概念明显不具有道德正当性，明显的偷换概念，用“违法”来掩盖了暴力，客观上鼓励了暴力行为的产生。
何俊志注意到，早在2011年前后已经有一些搞理论的人试图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包括后来出现的“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的说法。在2014年“非法占中”，他们已经试过这些概念的效果。所以可能一直有人在做理论准备和前期演练。
并且从理论讲，不管是国际学术界还是香港本地的主流理论界，也没有接受这样的一套说法。2018年香港本地的法院针对“违法达义”判词因不满足，一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不合理的法律或政策；第二是只能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展开这两个条件，香港本地的司法实践已经在现实实践中否决了。
是否有必要修改“一国两制”或者《基本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端洪表示，这两个多月听到很多质疑“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声音。他反问这件事是“一国两制”错了吗？错在哪个地方？哪一条错了？
陈端洪表示，很多事情做不通或者产生争议，可能会导致一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或者经济危机，但是不一定构成宪制危机，所以我们不应混淆这两个问题。
“一国两制”实际上有一个大概念和一个小概念。小概念就是基本方针政策，《基本法》写了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即便修改《基本法》，都不得跟这个相抵触，这就构成了一个修改限制。陈端洪表示，任何国家的具体政策，都会因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进行调整，具体政策很灵活的。从根本、大的层面上来讲，中央也反覆强调，坚持“一国两制”不会变、不动摇，至于修改《基本法》，香港《基本法》第159条规定写的非常清楚，启动权或者提案权是要具备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三个主体。但他强调，此次香港事件与修改《基本法》有何直接联系？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依赖国家支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表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获得，与回归时所设定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安排，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仅难以得到维持，更难以得到巩固和加强。
回顾1997年香港回归到现在，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实受到了不同力量或者不同形式的干扰和冲击，有些是基于经济目的，比如说国际游资大资本做空；有些是基于政治目的，利用金融中心进行政治要挟。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14年非法“占中”运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1997和2008显然是偏向于全球游动资本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击，是为了金融套利。2014年非法“占中”和2019年的“反修例”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历次香港金融体系遭遇到的重大冲击，中央政府是怎么做的？田飞龙介绍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内地经济非常困难，但我们几乎倾其所有、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救市，使得在回归之初，中国政府、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机构、香港社会之间结成了紧密的金融安全的命运共同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同样波及香港，如果没有内地经济的坚挺和稳定，相信香港各个阶层和香港社会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因为背靠内地的市场和国家的支持，香港安然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4、2019年的政治目的就非常明显了，以“一国两制”所保障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来反向要挟或者威胁“一国两制”，这是个很滑稽的逻辑。他们追求的实际上是跟自己利益相违反的、不正常的、不理性的逻辑。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需要法治的支撑
田飞龙指出，无论是香港的反对派、街头的黑衣人和外部的干预势力，他们都没有很好地衡量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这个金融中心地位是每一个对贸易自由、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和平发展负责任的人，都应该有意识地去共同维护的。因为这个基础设施不仅对中国是重要的，对全世界也是重要的，这个金融中心如果受到冲击的话，受损害的不仅仅是香港地区、中国内地，也包括欧美，尤其对美国的股市、美国的金融安全会造成很大的损害。目前有数据和迹象表明，香港金融中心受到持续暴力活动的冲击，已经在反向波及美国股市和美国金融安全。所以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一方是可以置身事外的，必须是共同面对。因此，香港社会各界应从这场运动当中清醒过来，凝聚成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法治共识，用法治牢牢支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美国的“黑手”是香港暴力乱象的总根源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表示，自己在从事中美关系研究时发现，美国对香港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和资源，而且美国对香港历任特首都是持批判的态度。香港今天的问题，表面上好像是香港内部出现了问题，但事实上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现在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再是解决香港特区政府内部的问题，而是用非法暴力行径在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这种行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是严厉禁止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大背景，是不可能理解香港问题的根源。
赵可金表示，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之后，从1995年开始，美国通过全国民主基金会等很多机构在香港支持和培养香港“反对派”，以此推动所谓的香港“民主建设”。而且每次香港出现大规模游行的时候，不仅华盛顿在煽风点火，在香港特区的美国相关机构也投入大量资金积极支持，所以这才是今天香港局势走向骚乱的一个总根源。
在今天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时刻，香港作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也成为一个最脆弱的地方。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最重要的是清除一些国家在香港问题上长期持有的殖民心态和冷战思维，不要利用香港最自由经济体的便利条件，把其打造成一个牵制、遏制中国发展的“桥头堡”，更不应绑架香港民意，以此达到自身的国家利益。
内地和香港应一起解决“去殖民化”问题
赵可金强调，内地和香港应该一起来清理这种殖民心态和冷战思维，至于在施政过程当中遇到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可以坐下来通过体制内、法治框架内的有关程序和规则予以解决，而不应诉诸街头暴力，因为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随着内地和香港联系更加紧密，我们要把“去殖民化”作为一个核心问题，一旦解决这个问题，香港现在出现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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