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恩：大湾区城市群承载国家多重战略功能
中评社香港6月1日电（记者 兰忠伟）暨南大学广东产业发展与粤港澳台区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陈恩日前在“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研讨会上表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既是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重要支撑点，是国家借助港澳国际窗口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探索，也是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创新，是充分发挥港澳地区的总和优势，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提升其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开放中的引领作用的重大举措，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承载着国家多重战略功能。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建设规划作为国家战略、国家核心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的制定及跨境治理的实施，既是对“一国两制”实践的丰富、完善和创新发展，也是在新时代下中国探索参与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一个“先行区”和试验田，在新时代下，中国为全球跨境合作与经济社会治理贡献的新方案和提供的新示范。
陈恩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四大战略优势。
第一，政策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先后设立有深圳特区、珠海特区、南沙新区、前海深港合作区、横琴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广东自贸区等一系列改革开放试验区，拥有一国两制、自贸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新区、粤港澳合作示范区等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政策集成优势。
第二，产业优势。香港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自由贸易港，澳门是知名的全球旅游目的地，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珠三角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具有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坚实基础。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高达8.5万亿元，以占全国不足1%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2.3%的GDP。
第三，区位优势。粤港澳大湾区背靠内陆，连接港澳，面向东盟。从湾区出发，往东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往西是北部湾经济区和东南亚，可通过南广铁路等陆路交通和海洋运输快递连接中国内陆与东盟各国，是国际物流运输航线的重要节点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第四，交通物流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拥有5个国际机场，年客流量达到1.74亿人次；拥有香港、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南沙等优良港群。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5倍以上。其中，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都是世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国际性大港。区域内铁路网、公路网密布，城际交通发达，特别是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更将使珠江口东西两岸形成完整的交通闭环，极大促进珠江两岸的经济交流合作，提升粤港澳三地的互补功能。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使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交通便捷、物流成本相对较低的突出优势。形成了开放、兼容、务实、创新的岭南文化。而港澳的特殊历 史以及江门、中山等著名侨乡，又使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华侨、 英语和葡语三大文化基因，成为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纽带。
第五，人才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各类高校和专业机构云集，拥有香港大学、澳门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众多名校。据不完全统计，该区域仅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就超过180万人，平均每30多人中，就有一名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人力据统计，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5万亿元，约合1.3万亿美元，是旧金山湾区的2倍；进出口贸易额约1.5万亿美元，是东京湾区的3倍以上；总经济体量接近纽约湾区的水平。从目前看，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体量、人口规模、人才资源等方面都已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湾区的坚实基础。资源储备非常丰富，是著名的智力密集区和人才高地。
陈恩亦谈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需要突破五大瓶颈和障碍。
第一，粤港澳区域的“两制”差异，既是突出特点和显着优势，但如果处理不好，首先会成为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屏障和阻碍。相对于内地京津冀、长三角区域发展，粤港澳三地分属三个独立关税区，行政模式、政策手段难以衔接；实行不同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在信息、边检和市场等管理上存在差异。从跨境府际治理层面看，粤港澳三方属于平行主体，政府事权有限，粤港澳合作的具体政策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授权，在原有合作机制框架内难以有效发挥协调功能。例如服务业合作，涉及到营商环境和法律制度方面建设，尤其是在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合作事项涉及CEPA框架下内地与港澳作为独立关税区的政策协调，很多事权都属于中央有关部门，三方自主协商范围较小。若要将粤港澳进一步融合成大湾区经济圈和生活圈，跨境府际协同治理难度较其他湾区或国内城市群更大。
第二，“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合作开始进入深水区，港澳发展中诸多深层次问题需要通过区域“深度合作”来解决，但同时由于区域协调上的不畅通，粤港澳在某种程度上又较难摆脱各自打算、各谋发展的单打独斗的格局。大湾区内拥有三大核心城市香港、广州和深圳，后两者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在经济总量上已可与香港并驾齐驱。政府如何在市场规律下的跨境整合中发挥适宜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如何协调好多中心区域内的合理分工与定位，需要构建新的协调机制。
第三，香港增长动能与其在国际化分工中的功能地位密切关联。香港正处于与国际、国家及区域多重融合过程中，香港未来发展动能的构建，关键环节是要强化在国家分工中的节点功能与优势地位，其中香港融入全球和融入国家这两个方向是相辅相成的。在大湾区架构下，港澳进一步融入内地和更好地保持国际化品格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国家将支持香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优势与作用，为香港“谋划未来”指出了方向。粤港澳三地应通过共建更多国家合作平台，将香港的国际化优势与广东的制造业优势充分结合起来，一起迈向国际分工体系高端。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也将产生强大的经济效应，有助于打造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搭乘国家发展的快速列车构筑坚强后盾。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发展面临的另一瓶颈因素是产业布局的重构和产业发展的失衡。目前湾区里面各个城市的产业发展程度不一样，珠江两岸城市的产业发展差异也很大，主导产业不突出。对标世界上几个著名湾区，湾区经济都有主导产业也有特色，纽约湾区是金融创新湾区，旧金山湾区是科创湾区，东京湾区是产业湾区，但是反观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金融业等都有，但是又都不是太突出。“怎么样做到制造业和服务业联动起来，怎么样做到高科技和传统产业平衡和良性互动，我们觉得这是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挑战。”
第五，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条件下，如何协调和处理好自贸区与大湾区、CEPA与旧经贸协议和珠三角规划纲要、粤港澳合作框架协议与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制度对接、规划协调等相互关系。
如何突破制度、地域、产业等问题上的种种瓶颈，陈恩建议到，要以国际一流湾区为对标，为粤港澳大湾区进行高标准规划。他指出，做好粤港澳世界级大湾区和城市群的“顶层设计”，不但要以国际一流湾区，如美国的纽约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区等为标准，借鉴和吸收它们的成功经验和城市群产业布局与功能结构，来确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定位、方向、目标和城市群布局与结构，而且要以世界一流湾区为模板来研究制定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湾区产业体系、城市群功能结构和绿色生态优质生活圈等方向的分规划。
其次，构建以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后国民待遇为特色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机制，探路习近平新时代下中国式开放升级版；增强科技投入，整合全球高端资源，打造粤港澳“创新之湾”和穗港深“创新走廊”。
陈恩认为，要将广东自贸试验区升级转型为自有贸易港区，以点带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泛珠合作区域的发展，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和大湾区建设的联动发展上，自贸区是引爆点，是核心，大湾区是承载区域，泛珠三角是辐射范围。
他还建议，要制定“湾区人才计划”，通过自身培养和引进、积累全球高端人才资源、构建人才湾区。建设粤港澳湾区的核心型人才，需大量引进和培养各类高端人才。“培养人才的核心是要建设新型的大学。应利用现有香港和广东在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学科优势，加快构建一大批国际一流或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使之成为注重培养创新创业文化和人才的创新大学。大湾区要培植和构建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氛围，扶持和鼓励造大树，引凤凰，培养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生态和创新环境。”
“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发展湾区海洋经济。”陈恩指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大湾区所在的南海海域是海洋资源最富集和国际贸易远洋航线最密集的特殊海域。我们应秉持海陆一体、海陆统筹的概念。创新大湾区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建设、海洋航线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加快南海水域可燃冰、海底石油、天然气和其他深海矿藏的勘探、开发，加快海洋战略性新兴工业和临港工业的建设，大力加快大湾区海洋经济区和南海海洋经济的发展。
他亦强调，要建立由中央政府主导形成跨境、跨域和跨产业领域的协调机制和治理模式。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最大的特殊性，是涉及“一国两制”下的跨境治理，存在如何完善协调机制的艰巨任务，存在“两制磨合”。目前的“体制机制安排”，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四方共同签署协议来推进。之外，签署四方每年将定期召开磋商会议，协调解决大湾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合作事项，并就推进大湾区建设订定年度重点工作，由四方以及国家有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后，共同推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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