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解密：文在寅访华背后有一支非官方力量
中评社香港6月1日电/中评社北京记者站副主任、中评智库基金会助理研究员徐梦溪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3月号发表专文《文在寅访华背后的一支非官方力量——专访韩方明：察哈尔学会是怎样炼成的？》韩方明在转访中表示：“我有信心和我的团队一起，让察哈尔学会继续向前发展，真正实现我们的愿景，就是成为国际知名的、有国内影响力的、一流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的智库。其实经常有人问我想把学会办成什么样，我也曾在不只一个场合半开玩笑地讲，我的梦想就是，我死后三百年，这个机构还能存在。就像布鲁金斯学会在布鲁金斯先生离开后依然存在，而且多年都是全球智库中排名第一。我想即便我们无法把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个对标，至少也可以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榜样和楷模。”文章内容如下：
韩国总统文在寅2017年12月成功访华，让近一年来由于“萨德”问题而深陷低谷的中韩关系重回正轨。在文在寅访华前夕，一家中国智库被媒体不断提起——察哈尔学会。
此访来之不易，是一年来中韩两国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渠道不断斡旋的结果。在这一关键时期，作为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活跃在中韩两国之间，开展了多场公共外交活动，与韩国政府、议会、智库、企业广泛交流，助力两国关系拨云见日。
察哈尔学会的努力得到了韩国方面的认可：2017年10月，韩国新任驻华大使卢英敏抵京，向学会秘书长张国斌递出自己就任后发出的首张中文名片，成为学会促进中韩沟通的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
学会在推动中韩关系回暖中体现了重要的影响力，被媒体评为向智库参与外交提供了一个“察哈尔样本”。但学会的影响力却不限于此，近些年来，学会团队在“一带一路”、能源外交、宗教外交、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方面不断铺开，广泛吸纳人才，相继设立了六个研究中心并组织专项研究，力求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发力，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评论通讯社就此采访到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听他讲述创办学会的经历和为学会未来发展规划、探究“察哈尔样本”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在智库建设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对中国智库的思考。
韩方明出生于河北省尚义县，是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的创会主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公共外交季刊》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他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共外交工作小组召集人。
问：为什么想要创立“察哈尔学会”这个智库？
韩方明：2009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召开主任办公会，时任政协副主任、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的武大伟部长提议，要办一本“公共外交通讯”，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后来，我们认为办一本正规的刊物更好，就根据赵启正主任的提议，准备研究办一本《公共外交季刊》，而我被外委会的同事推举主持筹办这本季刊。
由于承办刊物需要一个实体运行机构，同时为了简化运营，我们决定在位于我的家乡——河北省尚义县的察哈尔牧场，登记注册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察哈尔学会”。这样就开始了机构的运行，当时学会的工作重心还是编辑、出版、发行《公共外交季刊》。但随着季刊的创办及影响力的扩大，学会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扮演起智库的角色，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出版者。从2009年到现在这九年的时间，察哈尔学会已经成长为一家专业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智库，至少做到在业内小有影响，这是令人欣慰的。
问：现在国内关注相同领域的智库林立，在其中，察哈尔学会一直名列前茅。请问学会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在智库的构建和运营上有哪些值得学习的思路？
韩方明：学会成立后独立运行《公共外交季刊》，并围绕刊物健全了若干团队。我想学会的主要特点就是确保包括理事会、国际咨询委员会、研究人员团队、相关研究中心和委员会在内的架构完整，这样运行起来更接近人们对智库的期待和要求。
首先，学会现有一个完整的决策机构，同时也是学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叫“察哈尔学会全国理事会”。该理事会负责讨论决定学会每年的研究方向、运营策略，决定每年项目的计划和预算、批准预算，以及检讨上一年的决算情况，这为学会募集和运营资金提供了保障。理事会成员由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组成。
其次，我们还建立有“国际咨询委员会”，这也是学会作为一家智库的一个重要看点。委员会邀请到许多外国前政要加入，如韩国前副总理林昌烈、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成员还包括我国退休的大使级外交官和一些行业内最顶尖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可以说，国际咨询委员会为学会发挥智库影响力提供了强力的学术支持，也确保了学会的业内影响力。
此外，学会拥有一支可靠的研究团队。团队由高级研究员、研究员和访问学者组成，基本上囊括了国内在外交学、国际关系、和平学、半岛问题领域的优秀的70后学者，可以说，国内在学会重点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差不多都被吸引了过来。由此人们经常可以在一些专业的学术刊物上，在重要的国际和国内媒体上听到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的言论，帮助学会在重要研究领域保持话语权。另外，我们每年也会通过组织研究员撰写报告，呈送有关部门，发挥决策影响和决策参考的作用，这也是学会工作的一大亮点。
最后，学会还设立了国际传播委员会、半岛和平研究中心、城市外交研究中心、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等等，以保障我们的研究在相关领域做到专业、深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问：察哈尔学会参与斡旋中韩关系，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成果，可以分享些经验吗？
韩方明：要说“斡旋两国关系”还谈不上，但在半岛事务、半岛和平、中韩关系上，察哈尔学会做了一些有影响和有意义的工作，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也是不假。
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两国关系处于比较冰冷的时期。在此期间，学会和韩国方面保持密切的、积极的沟通，同时也和朝鲜有关方面保持一定的联系，这样以非官方的渠道，传递中国的声音，施加中国的影响，以达到缓和半岛局势、维护半岛和平和促进中韩关系改善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切切实实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学会和韩国政界各政党都保持了较为均衡的交往。文在寅总统上台以来，我们利用学会这一资源，同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主要成员和现政府的主要成员保持了直接的对话，这是近期学会所做的一个重点工作。所以最近半年来，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我们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
问：一段时间以来，察哈尔学会致力于改善中韩关系，您个人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分享一些这期间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韩方明：去年一年我大概去了十二、三趟韩国，基本上保持着每月一次的频率，同韩国包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科技界的有影响的人士广泛接触和保持联系，借此将他们对发展、改善中韩关系的有益的建议和意见传递给国内决策层领导，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交往的过程中，我感到增进两国的人文交流非常重要。比如，我曾经参与到韩国著名生命科学家黄禹锡教授的克隆狗胚胎移植的手术中，随后，他邀请我参观他的实验室，并为狗接生。手术移植和接生的成功率实际上并不高，但所幸我们也成功了。通过这些交流活动，两国人员和科学界的感情被加深了。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黄禹锡教授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他在韩国政界和科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力。通过这次交流，我结交了很多韩国朋友，瞭解到一些韩国上层社会对发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看法和具体建议，这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韩国仁川市政府在去年12月曾授予我“仁川市荣誉市民”的称号，在两国关系当时的状况下，做出授予该称号的决定很难得。据瞭解，这一决定得到仁川市议会的一致通过，并由刘正福市长亲自授予我这个荣誉，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也到现场见证。这种具体的活动，通过媒体的传播，在韩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问：您认为“察哈尔样本”能够被其他智库模仿吗？
韩方明：其实察哈尔学会建立的目的，或者说愿景，就是成为一家国际知名的、有重要影响力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运营一家智库，我的体会就是一定要突出特点，突出专业能力。
这一方面要有庞大的、顶级的专家团队，另一方面要维系和经营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关系。这两点是学会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关键。任何一个专业的智库，专注一件事情，同时建立一支优秀的团队，都可以取得成绩，在某一个领域发挥重大影响力。
最近几年，我们根据国际形势的热点问题，在半岛事务方面多做了一点工作，但也没什么特别的。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官方的、非官方的智库多多参与到影响半岛和平与繁荣的重大国际性的地区问题中。
问：学会在半岛拥有“察哈尔渠道”，请问“渠道”的能量有多大？未来在参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中，您对察哈尔学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韩方明：所谓的“渠道”主要是媒体的说法。事实是，我们和韩国、朝鲜两国的政府、议会、重要智库都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直接接触，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非官方、非正式的渠道，表达一些政策方面的诉求，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
察哈尔学会未来会继续扮演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的角色，继续利用我们的专业能力和专家资源，为半岛各相关国家决策层提供政策建言。就此，我们除了会向中国政府的相关决策机构提供政策报告外，也将分别同韩国、朝鲜、美国等半岛利益有关方保持接触，施加我们的影响。就政策层面来讲，我们支持中国政府的双暂停方案，希望通过和平与对话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半岛争端。最近发生的板门店谈判，就是一个让人感到欣慰的进展。
问：此外，学会也关注“一带一路”、能源、宗教等领域，您认为学会发挥智库力量，来推动国家外交、公共关系发展的方面，究竟有多少“野心”？
韩方明：智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政策建言献策，而不仅是政策解读，更不是只向公众宣讲政策。从设计智库的初心来讲，我们希望在三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是为政策决策提供参考，乃至影响决策；二是拥有媒体影响力和公众影响力，通过媒体影响公众，从而帮助公众对公共政策建立更好的认知；三是，促进智库之间的国际交流。
近年来，我们在“一带一路”、周边关系、能源外交、宗教外交、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围绕着为国家和平发展、为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来服务的。我们利用专家团队和研究员的影响力，通过组织和开展活动，通过公开的媒体文章和非公开的内部政策报告，在相关领域做了一些工作，得到决策层的肯定，也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影响了公众，这就使学会产生了一些影响，达到了我们创办智库的初心，这让我们很欣慰。
问：三年前您曾发文表示“中国智库发展不能大跃进”，您觉得现在我国智库建设进行得如何？中国社会智库与“全球先进智库”还有多少距离？
韩方明：关于中国智库的建设，我现在要说的还是和三年前一样，就是“不能大跃进”。中国人在做事上有“一哄而上”的传统，例如国家层面出台了鼓励智库发展的相关文件后，立刻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智库。现在出现一种现象，三两个人在网络弄个公众号叫智库，大学里三俩个老师弄个办公室，翻个牌也叫做智库，甚至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翻个牌也叫智库。
我们首先要厘清什么是智库，智库是干什么的。大学还是要做好教学科研和学术研究；政府的内部政策研究机构主要是服务政府，解读内部政策，并不具备对公众的影响力，所以也不能称为智库。总之，智库有它独特的运营和发展规律，智库的功能应该留给智库。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智库方面的大国，他们有上百年的关于运营现代智库的经验，我们要多研究和借鉴他们的经验。
比较中国的社会智库和全球的先进智库，目前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中国社会智库研究水平并不差，但在智库的整体运营、机制建设与管理、研究项目的组织、资金筹集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所以，差距主要在组织和运营能力的方面，而不是在智库影响力的方面，后者这种横向不具有实际意义。
问：您身兼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重要企业的管理者等多职，在以往参与传播、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中收获了哪些心得？十九大期间，在参与推动公共外交中，智库应该树立什么新目标？
韩方明：政协是一个亦官亦民的机构，政协的外事委员会与很多外国的议会、智库和民间团体都保持了交往，这些交往有些是官方的，有些是半官方的，另外政协也会举办很多涉外的调研、考察和视察活动，这也有助于我积累一些经验和人脉，对办好智库非常有帮助。目前，我还担任了几家央企的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这些企业大部分是规模庞大的跨国经营企业，很多在全球范围内居行业的领头地位，参与这些企业的董事会层面的决策和瞭解他们的运营也使我受益匪浅，助益我运营智库。
我有信心和我的团队一起，让察哈尔学会继续向前发展，真正实现我们的愿景，就是成为国际知名的、有国内影响力的、一流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的智库。其实经常有人问我想把学会办成什么样，我也曾在不只一个场合半开玩笑地讲，我的梦想就是，我死后三百年，这个机构还能存在。就像布鲁金斯学会在布鲁金斯先生离开后依然存在，而且多年都是全球智库中排名第一。我想即便我们无法把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个对标，至少也可以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榜样和楷模。
十九大报告涉及国际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表示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另外在“一带一路”方面也着墨较多。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我们作为一家智库，未来也会继续学习和贯彻十九大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理念，做好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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