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中美博弈 应镜鉴冷战危机管理
中评社香港6月1日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向阳研究员，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发表专文《运筹中美竞合博弈应镜鉴冷战危机管理》，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部美苏冷战战略竞争史就是一部美苏危机及其应对管理史。双方危机管理从无到有、由不成熟到成熟，对冷战的总体可控、有惊无险功不可没。面对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中美战略博弈更趋复杂激烈，有必要温故知新，系统梳理美苏冷战时期的双边危机及其应对管理，镜鉴并超越冷战，增强战略主动，管控中美竞争，避免‘新冷战’，助力中国和平发展与复兴伟业。”文章内容如下：
一、双边危机是美苏冷战战略竞争最激烈的形态
首先，关于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
国际危机指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加剧，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武装冲突或国际战争的危险状态，又称国际军事危机。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矛盾激化会引起国际争端，国际争端如处理不当，则会引发国际危机，对国际危机不及时控制和有效管理，就可能引发暴力性的国际冲突或国际战争。国际危机的引发方式很多，可能是由某一方为寻找战争理由、蓄意制造事端而引发危机；也可能是争端各方因失控或意外事件而导致危机；更多的则是一方或多方以战争作为威胁和恐吓手段，试图通过冲突升级获取更多的利益，用强势迫使对方让步，如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柏林危机、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等。
危机管理指消除国际危机、防止事态恶化的行为。当事各方为维护本国尊严与长远利益，通过各种公开或秘密管道相互间进行资讯沟通，展开协商和谈判，以缓解分歧和矛盾，降低对抗程度，制止事态恶化，抑制危机后果，并争取迅速摆脱危机状态，这一系列互动的行为即危机管理。成功的危机管理要求各方互相克制，保持资讯管道通畅，并在准确评估各自国家实力与利益的基础上，确定切实可行的有限目标，通过直接或间接谈判，迅速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危机解决方案，做到既扭转局势，又不丧失本国尊严，不危及国家利益。
其次，美苏双边危机及其深远影响。
双边危机是指美苏两国间直接发生的危机，但这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第三方、乃至多方的参与或影响。
以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演说为标志，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全面展开，并持续了四十多年，期间东西方冲突事件很多，其中最重要最典型的是：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安哥拉内战、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些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大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接的紧张对抗，如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第二类是两个超级大国间接的对抗，或者说是一个超级大国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盟友之间的紧张较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安哥拉内战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都属于此类。
美苏双边危机堪称美苏冷战战略竞争中最直接与最激烈的形态，双方互为争霸主要对手，多次交手、反复较量、几度濒临擦枪走火，乃至险些酿成核大战，不仅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而且深刻影响战后国际格局与国际形势。与此同时，双方也通过激烈博弈来相互试探底线，并藉由危机管理几经磨合，逐渐形成了互不挑战对方核心利益的互动默契和战略共识，也因此维持了彼此分庭抗礼和大致平分秋色的战略平衡即所谓均势。
二、美苏冷战双边危机及其应对管理的主要特征
美苏“冷战”及其双边危机的最大特点在于，两国及其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虽然长期紧张对立，并且东西方之间也曾发生过“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但两个超级大国始终努力避免在战场上迎头相撞。为了避免直接军事对抗（尤其是核战争）导致双方承担难以忍受的损害，两个超级大国都心照不宣，共同遵守一个“游戏规则”，即努力把冲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防止双方兵戎相见。
例如，美苏之间在柏林问题上的对抗虽然十分紧张激烈，但最终都没有发展到军事冲突的程度，双方在处理冲突时显得十分默契，都努力避免危机的升级，寻求妥协的途径。而古巴导弹危机也再次体现了冷战时期美苏直接冲突的特点：紧张、激烈，而又不越过一个界限，冲突没有变成战争。因为现代战争的巨大毁灭性，使得避免两国间的战争成为美苏心照不宣、严格遵守的原则，这也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利益。①正如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所讲的，美苏两国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防止军事冲突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语言”。
具体而言，美苏冷战双边危机及其应对管理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针锋相对，尤其是在危机的前期阶段双方相互斗狠、以牙还牙、展示强硬、高调出击。
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乃至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例如，美国之所以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相对占据上风，在很大程度上与美英成功的对苏情报战、间谍战有关。苏联“格鲁乌”（总参情报部）上校潘科夫斯基叛变投敌，于1960年底主动投靠美英情报机构，并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向美国提供了苏联核武器数量等绝密情报、出卖苏联底牌，包括：初创时期苏联战略火箭军及洲际弹道导弹投入战斗值班的绝密情报；有关核武器某些部署地点的情报，并附有具体地形图；有关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建设计划；1960-1961年间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编制、部分驻外情报机构工作人员、某些科研院所驻地等情报；涉及国家重要军事政策、激光武器等新型装备发展方向等方面的绝密情报。其提供的情报还证实：“目前苏联的核武器，在数量上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运载手段与美国相比也有不小差距。”美国中情局由此断定，苏联在古巴的导弹要真正形成威胁还要16-18个月，并由此判断赫鲁晓夫在危机初期对美国的强硬纯粹是在讹诈美国。该情报对美国高层决策起到了重大作用，肯尼迪总统之所以没有下令轰炸古巴，就是因为其已完全掌握苏联没有能力也不愿与美国开战的内幕情报。
三是双方并非单打独斗，而是均重视经营盟友和壮大己方声势，并为此大肆拉帮结派。
四是危机演变呈现前期逐步升级、日趋紧张、乃至接近战争边缘，与此同时又都留有余地，尽量避免过度刺激对方，不追求“你死我活”，而是相互妥协，并在后期降温缓解。
五是对立双方保持密切乃至高效的沟通与接触，而非彼此隔绝，从而使各自的立场态度与政策资讯得以及时传递给对方，减少甚至避免了彼此误判。
对此，英国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理查森在总结美国学者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时提出，古巴导弹危机“成功管理”的7条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7条原则是：在决策过程中要有多种声音；在贯彻政策时政治上要严格控制；设立有限的目标；保持具有弹性的各种选择；减少时间压力；需要有瞭解对手感性认识的洞察力；保持沟通管道。②
三、镜鉴并超越美苏冷战危机管理，趋利避害、积极运筹中美竞合博弈
首先，今昔两对双边关系有异有同，对美苏冷战既要借鉴，更须超越。
美苏冷战战略竞争与当前中美关系既有相似性，后者可借鉴前者；也有重大区别，不可混为一谈、照搬照抄。
一方面，相似性主要有二：
一是双方实力均大致相当或比较接近，与此同时彼此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反差甚大，因而互为主要对手。美苏总体上势均力敌，双方即使有差距但也不明显，并且一方总想超过另一方，而另一方又决不答应、极力反制；中美虽然综合国力差距仍大，但中国正在加速追赶，并且中美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差距不断拉大，当今国际战略格局日渐呈现为中美“并驾齐驱”、他国望尘莫及、“两超多强”的新态势。加之双方发展模式迥异，美国固执“唯我独尊”、“唯我独对”的霸主心态与冷战思维，极力维持“一超独大”，唯恐被中国赶超或与中国平起平坐，其业已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正不断加大对华防范戒备乃至压制围堵。特朗普政府更是极力推行“美国优先”，其新近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无不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着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难以包容、彼此可能迎头相撞的“修昔底德陷阱”，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二是双方地缘利益冲突风险加剧，地缘矛盾更趋复杂。过去美苏冷战及重点争夺欧洲时是如此，如今中美竞争及主要博弈亚太也是如此。近年来美国将对外战略重心向亚太倾斜，竭力维持亚太主导权，包括新推出所谓的“印太战略”，均是防止其在亚太“大权旁落”和中国“坐大”，并为此无所不用其极；而中国要实现崛起与民族复兴，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势必从大陆挺进大洋，择机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及维护海洋权益，这难免会令美国的海洋霸权难以为继。故双方地缘尤其海洋方向的矛盾难以调和，竞争水涨船高。
另一方面，明显区别主要有三：
一是中国的对外战略取向有别于前苏联。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及和平崛起，坚持不称霸，主张合作共赢，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对美国仍致力于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无意亦无力取代美国的“头号大国”地位，这与前苏联的对外扩张、穷兵黩武、与美国争霸形成鲜明对照，也有助于预防中美“新冷战”。
二是中美关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虽有波折但难以逆转，中美经济已深度相互依存，这与当年美苏经济几乎完全隔绝大相径庭。同时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网路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中美合作应对理应有增无减。有助于防止中美迎头相撞的共同利益绝不亚于彼此利益冲突，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对中美竞合博弈的缓冲与“刹车”作用依然可观。中美博弈中的零和游戏相对有限，而“竞合”互动则越来越多。③
三是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争夺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均已不复存在。中美虽有不同价值观的分歧，以及美国对华文化渗透，但中国无意大规模输出本国发展模式，无意与美争夺意识形态的大旗，无意也无必要组建与美国同盟体系相抗衡的对立集团。
其次，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多管齐下，大力强化中美关系危机管理体系建设。
一是镜鉴美苏冷战危机应对管理的经验教训，力避“新冷战”。对中美竞合关系心中有数、保持战略定力。对美国以两手对两手，坚持合作共赢、权责共享的“新型大国关系”大方向，强化经济相互依存与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共同利益牵制利益冲突，以务实合作牵制复杂竞争；与此同时警惕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面，稳步扎实推进中国军事与科技现代化，进一步形成有效有力的对美战略反制威慑力，使其不敢对华“动粗”、“使坏”。
二是在战略上思想上高度重视危机管理，强化相关能力建设。创造性运用危机管理基本原理，妥善应对中美竞争，趁势完善自身危机管理体制。
三是着眼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新调整与未来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的新变局，维护并用好中美“四个对话”的双边沟通管道，努力建立健全军事安全、网路安全、核安全、太空安全等战略领域的相互通报与危机管控机制，探讨中美元首会晤机制化，通过持续对话增信释疑，减少乃至避免双方战略误判。
四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新时代”对外战略思想，统筹协调推进中央相关委、办、部等的危机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主动运筹中美竞合博弈的危机管理合力，确保政令畅通、一致对外。
五是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确保“中美邻”三边博弈主动权。防止“第三方”、尤其是周边邻国以及台湾当局利用中美竞争，蓄意激化中邻矛盾争端及两岸对立，乃至将美国拖下水，为其所谓“盟友利益”而与中国“摊牌”。在半岛、南海、钓鱼岛等周边热点上与美国保持沟通，预防“擦枪走火”。
六是适当调整“不结盟”及“不干涉内政”政策，加快打造可靠管用的“战略朋友圈”，巩固中俄战略协作，善于利用美国对外战线过长、树敌过多、矛盾交织、危机不断的“霸权困境”，借力打力、以危机制约危机。
注释：
①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②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第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③陈向阳，“把握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瞭望》2017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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