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评析

与会者合影

王键

植野笃志

刘江永

吕小庆

姜跃春

周永生

归泳涛

野野村海太郎

　　中评社香港10月15日电／日本驻华大使馆、中评智库基金会不久前在中评智库基金会北京总部会议室举办论坛，邀请日本驻华大使馆首席公使植野笃志、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野野村海太郎、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吕小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研究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归泳涛与会。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暨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王键主持，座谈会围绕如何认识、适应与发展新时代的日中关系，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以《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今天，中评社、中评智库基金会和日本驻华大使馆合作举办“新时代中日关系研讨会”。不久前，在G20大阪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愉快会谈。这次会谈有很多内容，不仅达成中日“十点共识”，也有安倍首相邀请习主席明年春季访日等等。双方认为，中日两国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日本也在今年5月正式步入“令和”时代。所以我们研讨会的主题就是“新时代中日关系”，下面，我们首先请植野公使作主旨报告，然后请各位与会代表发言。

　　中评社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海外华人媒体，我们想藉助这个平台，把日本外交官的想法和中国的对日研究学者的想法报道出去，因为很多中国国民非常关心中日关系的改善，但是他们又不太瞭解中日关系改善到什么程度，未来会有什么发展。我们想就这些问题请大家畅所欲言。
　　植野笃志：如何适应新时代的日中关系
　　
　　近年以来，日中关系一直比较严峻，但通过双方的努力，克服了困难。去年，两国实现了首脑互访，日中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关系“回到了正常轨道”。在G20大阪峰会召开之际，习近平主席成功进行了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访日。两国首脑共同下定决心，要把日中关系推进到新的阶段，开拓“日中新时代”。

　　中美关系恶化并不是日中关系改善的全部原因。日中关系改善的原因有三：第一，双方都重新深刻地认识到，对立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而相互合作才能带来巨大的利益。第二，国际形势激剧变化。日中两国要为本地区和国际社会携起手来开展合作、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这些来自两国国民和很多国家的呼声越来越大。第三，两国民间交流的发展带动了政府方面的关系改善。两国政府的工作是，不要把相互分歧作为焦点来阻碍民间交流，而要把目光放在共同关注方面来促进国民交流。

　　至于如何适应新时代的日中关系，首先，要进一步频繁开展首脑等的高层往来，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日中之间应进行更加密切的沟通，把日中关系提升到更高的高度，确认这种政治意志和提高相互信任度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围绕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是发展日中关系的动力。两国国民和国际社会期待著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的经济大国，日中能够相向而行，并肩致力于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在促进民间交流方面，尤为重要的是推进肩负两国未来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
　　尽管两国关系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日中之间存在的利害问题和立场分歧也是事实。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课题，那么日中关系再次重复恶化的风险就会增大。重要的是，双方应该共同认识到这一点，即日中既然是永远的邻邦，那么相互间出现问题、利益冲突和认识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在处理问题方面，需要认真倾听对方的主张，就如何解决对立和立场分歧凝聚建设性的智慧。
　　至于有关海洋，特别是东海等问题，具体来说，也就是尖阁诸岛周边的状况、中国海洋科考活动和资源开发活动，中方必须正确认识到日本国内的忧虑。日中应该基于所谓“没有东海稳定，就没有真正的两国关系改善”的认识，把促进海洋和安全领域的互信关系作为努力目标。东海资源开发的“2008年共识”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合作事宜。

　　东海问题是新时代日中关系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课题，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体现“化竞争为协调”的精神。要时刻不忘日中“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同时还要深刻地去理解“求同存异”的内涵。

　　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大国，有责任维护和发展构成本国自身发展基础的目前国际秩序，也就是要进一步维护和发展自由贸易和海洋自由。

　　公认己成为政治和安全大国的中国，不应通过试图改变现存秩序和框架来消除对现状的不满，而应在现存的框架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加以升级和修正。现如今，中国的举手投足都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所以需要向外界通俗易懂地把自己的行动和想法说出来。俗话说“成熟的稻穗低着头”，人们希望看到作为大国的中国的谦虚和低调。

　　在巩固日中关系改善势头、适应新时代、迈向新高度的进程中，舆论的支持必不可少。所以，希望中方能够认真考虑一下，该怎样争取到日本舆论的支持。

　　王键：非常感谢植野公使。我个人感觉，大部分你讲的内容，其实我们都跟你想得差不多。比如说，你讲的“两国民间交流的发展带动了政府方面的关系改善”，我们亦认为中日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改善的主导力量。公使讲到日中“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都非常赞同。下面我们听听中方学者的观察。
　　　　刘江永：中日关系中“知的外交”将大有作为

　　中日两国领导人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希望中日关系能够保持这样的劲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日本的令和元年，中日双方共同的目标和愿望就是通过沟通和交换意见，实现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日本。

　　中国首先要把自己做好，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应当更加谦虚，在和世界沟通对话过程中，找到双方都感到舒适的交流方式。在国际交往中，肯定别人的成就和进步，再提出自己的想法，再探讨怎么办，是比较合理的一种选择。

　　日本要把日本的事情做好。对日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做让世界放心的和平国家。

　　中日两国应该有外交上的创新。新时代最重要的特点是很多情况都是一张白纸，中日两国可以探讨一种中日结合的外交方式，就是“知的外交”。
　　“知的外交”是主要指在国际交往中，努力通过官方外交、民间外交，以及涵盖两者的公共外交等各种形式和渠道，就彼此之间的重要问题进行人文知识交流，增进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知道”、“知识”、“知心”，以利逐步建立“知友”、“知交”、“知近”的关系。这对处在新老交替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来说，尤为重要。

　　“知的外交”在人文交流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从广义上讲，“知的外交”有利于在相互交流与增加真知的过程中，减少和防止误解、误判、误传，从而建立友谊的对外交往过程。从狭义上讲，中日之间开展“知的外交”可在外交或对外交往中，就国家之间历史遗留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通过理性对话沟通、交流切磋，瞭解和铭记共有的事实、道理和知识，逐步成为相互瞭解的知心朋友，志同道合地共同努力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例如，“知的外交”可以把国家之间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民族感情、规则认知等经常影响国际关系现实的问题，从高度的政治化、军事化、情绪化的思路和惯性，转向知识化、学理化、理性化。这是中日公共外交升华的可取方向。

　　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便是一种尝试，作为其延续，钓鱼岛归属认知问题也可纳入共同研究范畴，从而使中日关系的航船得以绕开激流险滩与狂风恶浪，找到正确的航向。

　　日本官方和媒体在涉及钓鱼岛的措辞能够较为慎重和克制。日本国民之所以对中国非常有意见，与日本在官方和媒体报道的措辞有关。例如，现在日方使用“中国公务船入侵日本领海”的说法。首先需要瞭解钓鱼岛列岛确实属于中国的相关知识；其次要正视中日两国存在钓鱼岛列岛归属认知的争议。如果日本政府和媒体说中国“入侵日本领海领空”，就会使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产生不满，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自然对中国没有“亲近感”。所以日方报道说“中国公务船进入钓鱼岛（日方称尖阁）领海”可以了。否则，假设中国媒体说“日本的海保船和飞机入侵中国的领海领空”，中国民众会对日本产生什么印象？中国老百姓肯定会感到日本是一个现实的威胁。

　　关于东海合作开发问题，中日可以先就已达成合作开发意向的春晓油气田，考虑如何落实合作开发。

　　王键：谢谢刘老师。刘江永教授是中国研究日本的著名学者，他对“钓鱼岛列岛归属认知争议”提出的建议很有意义。有时候同一件事，不同的说法就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社会反应。他还提出我们要搞“知的外交”，以及把一些政治化、军事化的问题变得知识化、理性化。这都值得我们共同讨论。接下来请长期从事对日工作、外交官出身的吕小庆会长发言。
　　吕小庆：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要做到三个契合

　　中日关系进入正常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福音，是中日两国和平发展的重大利好。今年六月底，习近平主席出席G20大阪峰会，并与日本安倍首相举行会谈，达成“十点共识”，为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发展新时期中日关系指明了方向。八月上旬，中日两国恢复了中断七年的高层战略对话，展现中日关系积极向上的良好势头。当前，逆全球贸易自由化风潮乍起，单边主义高调不绝于耳，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热点、焦点问题层出不穷，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关系和对外政策，对地区和平和发展，都会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

　　习近平主席今年六月在大阪出席G20峰会期间，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指出，中日两国要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使中日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因素。所谓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第一要与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相契合；第二要契合中日两国国情。中国国家发展水平现状已经与2008年有巨大的不同，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平发展的方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日本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第三是契合中日两国广大国民的共同要求，和平发展，管控分歧，共渡难关，合作共赢，为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维护可持续发展的两国友好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春季即将访日，是中日关系的极其重要的大事，确保习主席作为日本国宾访日取得成功，是中日两国共同义务和责任。为此，从我自身以往在使馆工作经历和经验，向参加会议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外交官提出日方应高度警惕和管控的4个“负面清单”建议：
　　第一，今年底与明年初的台湾“大选”，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和复杂性，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日方要谨言慎行，不能随“台湾情节”惯性而言，不可明暗里给“台独”势力撑腰打气，不能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暧昧之行。

　　第二，日方要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管控好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不要在历史敏感问题上平添事端。

　　第三，日方要高度关注和严厉管控在日本的敌对分裂中国势力，最大限度地防止这些势力对中国领导人到访的干扰、破坏。不要把日本国内法（集会游行示威等相关法律）与我领导人访问对立起来，应确保我领导人访日政治安全，维护我领导人应邀到访的尊严。

　　第四，日方要充分吸取2009年习副主席访日期间，日方政界右翼保守势力及宫内厅负责人、部分媒体、蓄意制造的风波教训，要高度重视、缜密安排好领导人到访的各种外交安排和各个活动环节，尤其在日程的安排上，要早做考虑。

　　王键：刚才刘江永教授和吕小庆会长都提到要创新性地发展中日关系，其实和刚才植野公使发言在很多地方是契合的，吕小庆会长以“契合”为核心词讲了很多，其实我们谈的越来越接近，那么下面请姜跃春教授发言。
　　姜跃春：国际环境新变化与中日合作的新前景

　　所谓中日关系的新时代，是由于近年来中日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均出现了新变化，这些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国际层面看，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调整和大转变，中国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大变局”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世界格局之变。所谓格局之变，就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体量不断上升、而美西方的实力相对下降的变化，这一变化堪称百年之变、世纪之变。回顾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美欧日“三大板块”作为世界经济的重点板块，长期决定着全球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向，然而，本世纪以来，国际经济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使得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实力对比出现了结构性变化，新兴市场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将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有资料显示，新兴经济体国家2017年的经济增量在世界经济增量当中的占比已经达到53.1%，高于G7（21.8%）和欧盟（12.8%），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中，中国201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达到约34%。可见，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看，新兴市场国家将会持续增加在全球GDP的比重。

　　其次，大国关系之变。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大国战略、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美对华挑起的贸易争端，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华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起点，它对全球带来的冲击前所未有。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争端一是在对中美两国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同时，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带来负面冲击。二是严重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也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强烈冲击。三是由于美政府不断挑战WTO权威，阻止WTO开启上诉机构法官甄选程序，阻碍WTO上诉机构正常运营，使得战后美西方国家自己建造起来的多边贸易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第三是增长动能之变。未来五到十年，新技术革命或者说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引发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以互联网为核心、以人工智慧、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簇群的全面应用将带动应用领域的多种创新，以及各种新业态的不断出现。新技术革命在全球不断兴起，尤其是数位技术等新技术的深入发展，将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业，壮大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些新动能将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将深刻改变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对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四是国际规则之变。随着各国间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东西方两大阵营围绕规则重构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争斗日趋激烈，美从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终止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再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在美国有退有进、有破有立的演义中，很好地诠释了美政府重构国际规则的战略逻辑。这一逻辑，又从美国先是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然后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最后签署新版美墨加自贸协定（USMCA）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完美印证。
　　从国内层面看，日本进入了“令和时代”，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尤其是中日关系本身也在发生一些新变化。中日关系自身的新变化表现在：第一是高层互访得以恢复。从李克强总理去年5月成功访日到去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日关系自2012年坠入谷底后实现转圜；G20大阪会晤期间，安倍晋三首相代表日本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原则上接受邀请，这说明中日两国元首互动有了清晰的日程表。第二是对未来发展方向达成一致。G20大阪峰会期间，中日达成包括多领域内容的“十点共识”，这“十点共识”不仅强调了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也一致认为，中日两国应该聚焦共识，管控分歧，化竞争为协调、互为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另外，值得强调的是，近年来，中日两方在第三方进行了务实合作，这是中日合作超越双边关系本身，在地区层面合作的具体进展，它对深化两国关系在全球层面的合作具有划时代意义。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面临新机遇，但也存在新挑战。从挑战的层面来说，一是要在新时代，更加客观、理性、妥善处理两国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二是要在区域合作领域拿出适应地区形势新变化的新思考和新路径。三是应该在困扰全球经济下行预期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寻找中日之间新的合作点。总之，一句话，如何在新时代找到与新时代中日关系高度契合的合作途径，使两国关系行稳致远，这是两国面临的共同考验。

　　未来中日两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合作：首先是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美国对华挑起的贸易战，不仅是导致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增多的最大风险性因素，也是自由贸易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中日两国经济高度融合，目前在中国领土上的日本企业两万多家，中日两国有很多共同生产的产品输往美国。据2017年统计数字显示，在中国输美产品当中，有54%的产品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其中日本企业的产品占比很大，所以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伤害的同时，也包括了对日本在华企业的伤害。另外，自由贸易体制给中日两国都带来了很多的益处，而这一体制现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大阪峰会上，中日两国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问题上已经发出了共同声音，这是两国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上进行合作的体现，今后两国在该领域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第二，在国际规则调整方面，中日两国应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中日均为世界经济大国，在构建未来全球经济规则中理应发挥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单边主义横行、贸易保护主义泛起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均应敢于担当、有所作为，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类和平作出贡献。

　　第三，中国未来的高品质发展目标，将为中日合作带来新机遇。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奇迹，未来四十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进入追求高品质发展的“2.0版本”的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商机。在过去1.0版本的改革开放中，日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尽管中日两国的经济规模出现“逆转”，但中日之间仍然存在着互补性，随着第四次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两国在经济动能转换、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应该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合作空间。

　　总之，随着中日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双边关系回归正轨，中日经济合作必将走向全面转型升级的新时期。

　　王键：谢谢！姜老师讲得一气呵成，让人听得很过瘾，而且确实讲得非常好，对大阪峰会作出高度评价。大阪峰会上达成了“十点共识”，但是具体怎么往下走仍需要我们集思广益，深入研讨。我们今天就是想把大家的想法让更多国民知道，特别是您讲到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2.0版本，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趋势。下面请外交学院的周永生老师发言。
　　周永生：中日应务实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签署

　　明年习主席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可以实打实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让两国人民都见到利益，都能在新时代长远受惠，这样有助于遏制中国经济的低速发展，也有助于提高日本经济进一步增长，防止日本经济太快下滑。

　　习主席和安倍在大阪的会晤确定了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里面有几层含义：

　　第一，世界发展大势是和平的、安定的，各国人民都追求美好富裕安定的生活，各国政府也必须适应人民这种需要；第二，中日两国都有新时代的特殊性。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放缓，国民经济也相对下降，日本最迫切的也是提高国民收入，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安定。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经济增速在下滑，需要面对如何遏制下滑、让经济更好地发展、体现出新兴国家的活力。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够很好地发展，作为新兴工业国家的后发优越性就无法很好地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最务实的合作就是发展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争取在今年12月三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就能签署，如果不行，就等明年习主席和安倍会晤的时候再去推动。

　　遗憾的是，最近日韩关系很僵，好像进入了死胡同，现在在中国民间出现了这样的呼声：日韩关系不好，韩国需要的产品就可以到中国订购，中国可以扩大生产，藉机发一笔财。我认为这一观点没有远见，因为这样做仅仅是个别企业能发财，解决不了两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中日两国应该实实在在推动两国经济合作，中国要站得高，看得远，积极地出手调解日韩之间的矛盾，促进三国共同利益，达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现在谈中日自由贸易区已经有点晚了，但是再晚也比不做强，现在的关键就看美国和日本什么时候达成全面的经贸协定。中国对于日美贸易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只能等待结果，但是中国也不能只是等，应该要先开启中日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探索，这对中日两国都有裨益。这样一来，美国再制裁中国或者日本，中日两国也就能依托对方市场，增加本国的周边防护，提升中日两国在经济方面防范美国单边主义制裁的能力。

　　王键：周永生教授讲得很实在，特别是他提到中日自贸协议的问题，我们对年内中日韩三国首脑见面充满了期待，对于三国自贸区的发展，中日韩三国都是愿意的。中日两国自贸协议这几年提得很少，这一块是最应该做的，恰恰做得不够。下面有请北京大学的归泳涛教授。
　　归泳涛：中日应积累互信推进安全关系

　　中日两国对于国际秩序变化的看法，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国应该在这一方面展开持久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有助于两国相互理解对方的战略方向。

　　日本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整体上是满意的，这一点与中国不同，中国受益于现存的国际秩序，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现在的国际秩序需要改革、完善。具体到安全问题上，日本更多的是致力于维持现状，而中国对现在东亚地区的安全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以及美国的军事存在感到担忧。在经济贸易问题上，日本近几年在积极推动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取得了成果，中国在这一点上和日本有共同的立场，特别是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方面。当然，在WTO改革等问题上面，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一员，与美国、欧洲存在利益上一致的方面，而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存在不同的立场的，因此在这一点上，中日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这是由各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利益所决定的。

　　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总的来说立场是积极的，明确表态支持，但另一方面日本也表示支持加入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日方的这两个表态都有模糊的一面，给人感觉就是日本在刻意回避直接选择中国还是美国，回避选边站的立场。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日本不管是在国家安全方面还是经济发展方面，既离不开中国也离不开美国，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日本对中国和美国都存在很大的疑虑和担忧。从安全角度看，中国和日本确实存在很大的矛盾，日本也表现出拉住美国、牵制中国的倾向，但目前日本仍以维持现状为主要的安全利益上的目标。
　　在经贸问题上，日本一方面推动日欧EPA的签署生效，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同时也表现出RCEP谈判的意愿，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对中美贸易冲突和日美贸易前景深感不安，因为当前日本在经贸方面的既有成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宏观来看，中美关系除了影响对日本的关系还影响了很多地区双边重要的变数，中美关系的变化也许会持续下去甚至会更加恶化。日本也许担心中美之间的冲突影响到日本的利益，但日本也有另一方面的担心，即担心中美又突然缓和或接近，因此在对外表态上，日本也是尽力避免站队。

　　安全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的短板，去年中方提出发展建设性的安全关系，日方作出了正面的回应，双方已经就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合作伙伴达成了政治共识，未来要凸显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日对美日同盟等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另一方面中日对共同生存的亚洲地区有着共同的利益，也就是说维护地区的稳定符合两国根本的利益。在这样的基础上，中日可以在既有的机制上寻求创新，讲求实效，可以具体采取几个分步走的方式逐步提升政府沟通的层级，通过这种方式，双方积累互信，在不远的将来把安全关系向一个双方信任的方向推进。

　　长远来看，只有中日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能在战略上找到平衡点。也就是说，不是双方试图去拉住其他国家与对方进行对抗，而是各自都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互信从而达到中日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王键：谢谢归教授，他提及中日构筑安全关系的重要性，非常契合当前中日关系的现实与未来，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有请野野村参赞发言。
　　野野村海太郎：中日两国要向前看

　　中日两国之间向前看才是最为重要的。而中国是一个大国，要以实际行动来解决问题。

　　王键：保持中日战略对话　落实“十点共识”

　　在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的历史关口，2019年6月27日至29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抵达大阪当天，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举行约一个小时的会谈。习近平主席站立时代潮头，不畏浮云遮望眼，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中日关系把脉开方、指明方向。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通过对话协商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加强外交和安全领域对话，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希望日方恪守迄今共识和承诺，妥善处理好历史等敏感问题，共同维护东海和平稳定。中日应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安倍首相表示，日方愿遵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等两国间重要政治文件，并本着“化竞争为协调、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同中方继续共同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并确保其长期稳定发展。两国要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和对话，我代表日本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以推动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日方希望扩大两国在经贸、投资、金融、创新等领域合作，愿为双方企业相互提供公平、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市场环境。要鼓励两国民间友好交流，办好今年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增进国民感情。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妥善处理有关敏感问题，有效管控东海等方面的矛盾分歧。

　　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大阪达成“十点共识”，双方认为中日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两国领导人重申，中日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做和平发展的伙伴。双方应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逐步确立稳固的战略互惠互信。两国领导人同意双方进一步加强外交和安全领域对话。

　　为落实中日“十点共识”，2019年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在长野县共同主持第十四轮中日战略对话。双方就中日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再次确认，将积极落实中日领导人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此次中日战略对话所涉及的议题包括政治、经济、外交、防务、环保等诸多领域，更多的是聚焦大局，明确瞭解两国各自的底线，并规划未来。

　　战略对话通常是国家间加强战略沟通的重要渠道，是检验国家间双边关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战略对话可以增加战略理解，推动战略合作、减少战略对抗。如今，中日重启战略对话，不仅有利于增进中日之间的政治互信，更表明中日关系的改善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推动中日战略对话的机制化建设应当是今后的一个大方向，就战略对话的议题而言，中日有必要对两国之战略互惠、战略合作（如第三方合作）等做更为具体的研讨，使之成为两国各层次、各领域复合性沟通和合作的重要战略渠道。

　　2005年至2012年，中日共举行十三轮战略对话，这一期间的中日关系虽然也经历了各种冲击，但总体上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虽然中日战略对话不能完全决定两国关系的整体发展走向，但必要的战略对话有助于两国减少不必要的战略消耗。中日通过战略对话来真正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不断为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与稳定发展确立战略新坐标。由此，时隔7年重启的中日战略对话，值得中日两国共同珍惜。

　　王键：结语

　　今天我们的研讨会达到了真诚交流、建言建策的预期目标。第一，今天的研讨会，中日双方畅所欲言、坦诚相见，虽然有一些结构性的意见对立，但是双方都保持了理性，基本共同点就是都认同中日最近的关系改善是明显的、建设性的，但是现在还存在一些分歧和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第二，今天大家积极提出目前所存在的对立与矛盾问题，一是不回避问题，二是积极探寻解决之策。第三，大家都强调了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性。这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的，因为只有民间交流得好，中日关系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正是因为中日民间交流，才促成了1972年中日建交。

　　在新时代背景下，近年来中日关系在“回到正轨”的基础上确实取得明显改善，但中日亟待提升共同的利益关切和政治安全互信。今后，中日合力携手，共同增强相互依存度，降低不稳定因素的振幅，这是保障中日关系稳定且持续向好的最优选择。

　　今天的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评论员简介

　　植野笃志：日本驻华大使馆首席公使。

　　野野村海太郎：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

　　吕小庆：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前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前副院长、法学博士，兼任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外交学会理事等。1992年至2003年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研究室主任，中央外办参赞等。

　　姜跃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等。

　　周永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特约研究员，中华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归泳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王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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