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甲午战争战后50年的台湾
中评社北京6月2日电（记者 张爽）原全国台联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汪毅夫昨日应邀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台湾：从战后50年到战后70年”的演讲，他指出，在中日甲午战争战后50年里，台湾人民的表现是义民负重、弃民忍辱。在这50年，端赖台湾人民忍辱负重、担当民族大义，台湾“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诗句）仍然是中国的。当然，战后50年毕竟是两个世代的时段，其间也产生了为数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辉）。
以下是汪毅夫讲述战后50年实录：
回看历史，我们会看到：中日甲午战争并不在台湾、并不在台湾附近的海域打，而战后台湾却沦入日据台湾时期、或者说台湾日据时期的50年；中国的内战并未蔓延至于台湾，而战后台湾却成为问题、成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并且久拖未决，至今是70个年头了。介于战后50年同战后70年，还有一个战后时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台湾光复时期（1945—1948)。从战后50年到战后3年、再到战后70年，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台湾问题？
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腐败无能的清廷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弃阵弃民的《马关条约》。记得两年前，也是在北大，我指出：我们也有教科书的问题，“《马关条约》签订，中日战争结束”的说法就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人民起而组织义军，扺抗日本侵略军，直至当年九月初三日，台湾全岛沦陷。台湾人民将中日战争延长了5个月又10天。此后，台湾人民又发动了多次反抗日据当局的武装斗争。台湾诗人、学者洪弃生的《台湾战纪》（又名《瀛海偕亡录》）上卷和下卷分别记取了台湾人民扺制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和台湾人民反抗日据当局的武装斗争。1922 年，洪弃生、洪炎秋父子游历中国大陆。其后，洪炎秋留京求学，先后考取北京大学预科和教育科，并于1929年从北大科育系毕业。在学期间，洪炎秋委托北大出版部印行《台湾战纪》。北大校友傅振伦《七十年所见所闻》（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79年版）记：北大教育系同学洪标（按，即洪槱，洪炎秋也），“其伯父（按，应为其父，洪弃生也）着《台湾战纪》（又名《瀛海偕亡录》）二卷、《中东战纪》一卷，抒其国家丧地之悲。在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流传不广”。北大版是《台湾战纪》的第一个版本，据说只印行500部。据我所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大陆和台湾藏家亦各藏有一部。
从据台之初开始，日据当局在台湾推行“内地化”、“日本化”、“皇民化”即“去中国化”，无微不至，并且无所不用其极。1937年，日据当局的总务长官森冈在讲话里说：“为使本岛人与内地人无所差异，实质上需要具备皇道精神，俾使对事物之想法，与内地人趋于一致。又在形式上，从语言开始，姓名、风俗、习惯等外形能与内地人无差异为理想。即在精神、形式与内地人相同，始能谓完全日本化”。森冈的讲话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视为日据当局发动“皇民化运动”的动员令，其“理想”即目标是：在“精神”和“实质”上，使得“本岛人”即台湾人“具备皇道精神”、对事物的看法（包括对战争的看法）同“内地人”即日本人趋于一致，精神与外形“完全的日本化”；第二部分则是对1895——1937年间，日据当局“去中国化”的阶段性评估，“从语言开始，姓名，风俗，习惯”，在“外形”或“形式”上与“内地人”即日本人“无异” 。我所见日据当局印发的各种版本的《皇民化读本》都收录了森冈的讲话。当然，入日本籍也是日据当局“去中国化”的步骤。据《马关条约》第五款、第十一款，日据当局于1896年8月20日发布《有关台湾住民之国民身份令》，规定1897年5月8日前“末离开台湾总督府管辖区域以外之台湾住民”，即“被视为日本国臣民”，亦即被动地丧失中国国籍、被动地取得日本国籍。
对于日据当局“从语言开始”的一系列“去中国化”步骤：讲日本话、改日本姓名、随日本风俗、从日本习惯、入日本国籍，以及用“皇道精神”取代中国意识，台湾人民采用各种方式，步步为营，步步扺制。譬如，针对日据当局用日本话取代中国话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台湾民间曾广设教授汉语汉文的“书房”（也称“书馆”），洪弃生就曾以开馆授徒为业，其书馆被禁之前常年保持“十余生徒”的规模。当日据当局的教育政策逐步收紧：从管制、限制到禁止汉语汉文教学，日据当局的文化政策也逐步收紧：从笼络到管制台湾文人的文化活动。但是，台湾文人应对有方，他们利用侵台日吏对于汉诗创作的政治考量（笼络台湾文人）和文学兴趣，参与日人的诗社或吸引日人加入诗社，延长了日据当局文化笼络政策的时效，缩减了日据当局文化管制政策的实效。
1911年，梁启超到台游历，对台湾各地“所至有诗社”的情形印象深刻，这种情形到日据末期也不曾稍改。台湾文人悲愤地说，“特借是为读书识字之楔子耳”，“延一线斯文于不坠”也。
记得两年前、也是在北大。我还指出：在《马关条约》之割地条款背后，是“未诉诸文字的弃民条款。台湾既割，生活在台湾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台湾人民，面临的是弃民的命运。” 《马关条约》签订后，时论乃以“国家丧地之悲” 为主轴。 譬如，后来曾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笔述和经学教员的林纾，于1895年五月撰《周莘仲广文遗诗序》 ，其文谓：“集中作，在台湾时纪行揽胜为多，皆足补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门庭，台湾今非我有矣。
诗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资敌，先生若在徒能为伯诩之愤耳，究不如其无见也”，“感时之泪，坠落如贱”，情词感人。当年在京参加“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取得“同乡京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印结”的联名上书，乃以“台民忠勇可用，吁朝廷勿弃以予敌”为主题。他们谈了弃民，也提及义民：“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洪弃生《台湾战纪》序言的第一句就是“弃民者民必弃之”。 “弃民”的历史遭遇和“弃民”的悲情心结，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留给台湾人民的伤痛。 对此，我们当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在我看来，在战后50年里，台湾人民的表现是义民负重、弃民忍辱。“在台湾被侵占的50年间，台湾同胞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认同自己属中华民族。这是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是不可磨灭的。”
附带言之，1895年参与上书的黄宗鼎有弟名彦鸿。黄彦鸿于1898年中进士、点翰林后，官至三品。据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彦鸿于1904年至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文案官”兼“会计官”。看来，三品要员到北京大学可以当文书兼会计，得其所哉。
战后50年，端赖台湾人民忍辱负重、担当民族大义，台湾“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诗句）仍然是中国的：《马关条约》并未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日据当局最后承认，精神和形式的“内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归于失败：“（台湾）改隶虽然已经过了40余年，但是现在保持着以往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素视为父祖墓坟之地，思慕不已。”这正如《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所说的：“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即使在日本侵略好50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
当然，战后50年毕竟是两个世代的时段，其间也产生了为数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们多是1920年以后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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