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前政要学者探讨：这世界我们最担心什么

论坛现场（中评社　张爽摄）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中评社　张爽摄）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中评社　张爽摄）

埃及前外长纳比尔·法赫米（中评社　张爽摄）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中评社　张爽摄）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中评社　张爽摄）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中评社　张爽摄）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执行主席、所长沃尔克·佩尔特斯（中评社　张爽摄）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中评社　张爽摄）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中评社　张爽摄）

　　中评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 张爽）“全球化世界上的分化现象”公开论坛10月31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举办，8位中外前政要、学者围绕论坛主持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提出的问题——当今世界“最担心事情的是什么”进行发言。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说，中美关系的恶化、技术的发展对世界各国都有影响。他表示自己担忧美国总统，但是不担忧美国。他担心特朗普，因为他退出了所有外交规则，忽视了风险的历史，忽视了一些行动相关的风险，对于现有的问题似乎不愿意负起责任。特朗普总统可能很快会离开白宫，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不管谁当总统，都要处理这些事情，比如重新跟中国领导人进行平衡。德蒙布里亚尔相信这些问题必须以和平的外交的形式解决。

　　埃及前外长纳比尔·法赫米（Nabil Fahmy）表示，中国和中东关系一直很好，中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有利于埃及这样的国家。说中美是竞争对手，是因为两国不是敌对关系。中东地区在经历重大转型，世界也在改变，利益攸关方参与地越多越好，就像在罐子里放珠子一样，珠子越多，多样性就越强。

　　法赫米认为，我们要共同努力决定世界秩序，虽然不可能人人平等，但是他希望将这个世界赋予秩序。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也是亚洲国家，要在国际上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他认为，变革背后的动因是技术的进步，比如军事实力等都受到科技进步的影响，埃及也要主动了解技术的发展趋势。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表示，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G20会议召开，邀请新兴经济体参与危机的解决；在军事领域，全世界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够把精力投放到全球。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赖以解决安全问题的、习以为常的规则逐渐遭到削弱，越来越多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在网络治理方面，美国强调的观点与其他国家不一样。

　　希夫尚卡尔·梅农说，这是一个分化的世界，在经济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他担心以前我们能够实现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也在快速变化。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现在情况变化了，我们要就事论事，开展合作。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贸易大国来说，安全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坐下来谈一谈，如何保障公海的安全。中国、印度应该加强合作，未来也应该遵照这样的模式开展工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具体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工作方法。

　　面对新旧秩序的交替期，希夫尚卡尔·梅农说，他还是感到乐观的。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表示，中美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双方应该避免误判，他也不赞同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说法。很多人听了彭斯前两天发表的演讲，有人说他比较有敌意，但是跟几年前相比，这次敌意没有那么强。彭斯说，我们不寻求中美脱钩。

　　约瑟夫·奈认为，中美之间“冷战”的表述也是不对的，真正的冷战是美苏时期没有任何交往的状态。中美现在有繁荣的贸易，中国也有留学生在美国留学。

　　约瑟夫·奈认为，中美都面临更大问题，比如全球变暖。如果喜马拉雅的雪山融化了，如果下雨更加多，这不只是对中国来说很糟糕，对欧洲、美国来说都是很糟糕的状况。

　　约瑟夫·奈表示，关于气候变暖问题，2009年，美国与中国在哥本哈根达成了协议；2015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已经达成了双边协议，这一年又有了巴黎协议。虽然特朗普退出了巴黎协议，但他确定下一届总统又会加入。

　　“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尽管未来几年中美关系会非常紧张，但是我们会跨越这一切，我们可以不要让脱钩的领域来影响整体关系，合作是最重要的，对两国和全世界都是如此。”约瑟夫·奈说。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George Yeo）认为，中国对待世界的态度，应该与一百年前非常不同。

　　杨荣文说，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用美元计算增长了十倍。中国不能再追求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导致了一些国家的担忧和不安全感。

　　杨荣文认为，中国有责任帮助别国管理不安全感和担忧，在整个西方世界，把这种责任交给中国而非美国，因为：第一，中国有更久远的智慧，应该有更多经验；第二，中国人了解美国超过美国人了解中国。中国的系统是为了稳定、为了战略性的纪律而设立的，中国人的情绪化反应是可以被控制的。但是美国的控制体系是一个不同的结构，美国的媒体有自己的风格，一个小问题可以变成一个大问题。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执行主席、所长沃尔克·佩尔特斯（Volker Perthes）说，他比前两年更加深信，我们的人民可以应对挑战。

　　沃尔克·佩尔特斯认为，这个世界其实已经分裂了，有两个体系，有一些领导人正在带领自己的国家往一个分化的世界发展，有一些人不想放弃一体化的世界。年轻人想在同一个世界，比如德国年轻人希望使用有中国特色的苹果手机，但是上面有美国的音乐，他们一方面亲中国，另一方面也会去看美国的NBA，他们不希望选边站，我们在贸易、社会交往方面的依赖性如此之强。

　　沃尔克·佩尔特斯说，第二个趋势是地缘政治的敌对关系。美国和中国领导的地缘政治的敌对关系也让国际体系的原则承受了很大压力。彭斯最近的发言没有两年前那么咄咄逼人，因为领导人也意识到如果超级大国的敌对保持下去，我们会面临更多问题。我们虽然有竞争，但是可以探讨一下如何有序健康地进行竞争。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说，他对中俄关系的未来一点都不担心。两国都发展得很好，如果相互合作的话，能够走得更快更好。他笑称，感谢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国会的各位先生女士让中俄越走越近，他们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显着。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说，世界就像一个大家庭，有各种问题需要处理。有一些是小问题，有一些问题会影响未来好多年的发展，还有一些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他认为，联合国的作用在削弱，“中导条约”解体也反应了深层次的趋势，还有国际法以及国际体系的混乱。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五年，会出现可能出现周期性危机，甚至会出现2008年那样的灾难，可能会比2008年的危机更加深刻。这些事情值得我们更多的关心，也要投入更多政治资产。

　　他指出，有一些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的问题，资源的赤字等等，现在大家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有成熟想法，只能依靠科技解决，但人工智能和科技还需要探索，我们现在只走到了浅水区。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担心全球的脱钩现象可能会加剧，在世界主要国家、组织可能会发生“囚徒困境”、相互排斥。但他也指出这种脱钩是周期性的，有高潮，也会下落，或者说是钟摆现象，跟人的生命周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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