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打台湾牌 阎学通：做最坏打算最好努力
阎学通在SAIS做“美中竞争与国际秩序”主题讲座 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美方中国问题专家聆听中国专家讲大国竞争 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阎学通认为世界将出现新的双极竞争，核心是技术和数据经济竞争 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中评社华盛顿11月8日电（记者 余东晖）如果美方在美中战略竞争中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中方作何反应？中国知名战略学者阎学通说：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要有“底线思维”。
正在美国访问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学院院长阎学通7日在此间进行一场讲座后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中评社记者问：您如何看待美中贸易战的溢出效应，特朗普会否在美中战略竞争中利用台湾问题作为筹码，大打“台湾牌”？中方将如何应对？
阎学通回应：美国已经在用了。这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用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但用到什么程度也很难预测，因为现在连贸易冲突的进程都充满不确定性，要判断美国如何利用台湾问题更困难。美方必然用，但用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中方对此是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这就叫“底线思维”。
阎学通7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SAIS）的“中国论坛”做了“美中竞争与国际秩序”的讲座。他指出，在中美竞争中，人们觉得国际秩序充满不确定性，原因是：第一，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现在的美国政府似乎不愿发挥冷战结束后那样的全球领导者作用；第二，世界正处于从单极主义向双极主义的转化过程中，国际力量再分配，从而产生某种焦虑感。
阎学通主要从安全、经济、政治三个方面阐述美中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首先，在安全秩序方面，核武器限制了大国之间重大战争的发生，数据时代令代理人战争更难以实现原定目标。竞争不仅在于控制自然资源，更在于如何占领数据资源。一个国家的实力在于如何开发和使用数据。传统的地缘政治因素难以阻碍大国的行动，最紧迫的安全问题主要不再是边境安全问题，而是网络安全问题。美中竞争更多体现于网络竞争，虽然主权问题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美中之间就网络主权问题有激烈辩论。
其次，在经济秩序方面，以前被视为中美关系基石的经济关系难以稳定和增进中美关系，经济摩擦甚至成为两国关系紧张的来源，军事关系反倒成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阎学通不觉得美中贸易战会因为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而结束。他指出，数据时代的经济严重依赖技术，即便两国达成完全的贸易协议，技术竞争依然无解。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明说华为是技术问题，不在贸易谈判的议题中；这也是为什么5G成为关键问题，为什么孟晚舟被拘，为什么蓬佩奥到处劝说盟友不要使用华为5G技术。
阎学通强调，如何建立经济准则来管控经济竞争变得关键，这就是WTO改革难点所在。经济准则的竞争主要聚焦于技术标准，比如5G标准，世界上出现两套5G标准是可能的，其它国家被迫选边是不可避免的。
阎学通表示，美国高官虽然说特朗普政府没有对华“脱钩”政策，但中国人不信，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对华“脱钩”实践已经在进行当中。尽管两国不会有全面“脱钩”，但会有选择性的部分“脱钩”。
第三，在政治秩序方面，冷战后由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规则和秩序正在发生变化，自由主义不再像以前那样统治一切，这不是因为中国崛起挑战自由主义，中国并没有输出意识形态，而是美国国内的反建制派力量，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挑战自由主义；特朗普政府自己在挑战自由主义秩序中发挥的领导作用。维持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变得困难，多种意识形态将互相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阎学通认为，主要国家会将主权置于更重要、更优先的位置，主权竞争重获其影响力。主权基于民族主义，因而更强调身份认同，由此引发的冲突更多。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分离主义，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香港最近局势的发展都与分离主义有关。
阎学通认为，数据时代另一大变化是长辈更难以形塑晚辈的思想。中美年轻一代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不喜欢父辈的意识形态。中美意识形态竞争主要是在政府层面，而不是社会层面。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失去年轻一代的支持，包括美国“印太战略”中由价值观驱动的部分很难实施，意识形态将难以起到冷战时期那种团结不同国家的作用。意识形态或许在国内仍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因而阎学通不觉得中美意识形态冲突会成为世界上的重大问题。
最后阎学通总结道，新的两极世界是趋势，但与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不同。美中竞争与当年的美苏竞争不同。多数人同意不会有新冷战，但中国和美国不得不适应双极政治的新形势，其核心竞争领域是网络世界和数据经济，而不是地缘政治。谁能赢得竞争？要看哪个政府能提供更好的发明创造的氛围。他说，大国竞争实际上是领导力竞争，看谁有更好的能力进行改革。
美方学者对这位来自中国的敢言学者的讲座表现出兴趣，芮效俭、李侃如、卜道维、鲍泰利等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到现场聆听。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77229.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