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现场：汪毅夫对话李义虎 构新统一模式
中评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 张爽）原全国台联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汪毅夫1日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十七届学生文化节邀请，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台湾：从战后50年到战后70年”的演讲，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担任对话嘉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节大磊任主持人。
汪毅夫在演讲中指出，中日甲午战争并不在台湾、并不在台湾附近的海域打，而战后台湾却沦入日据台湾时期、或者说台湾日据时期的50年；中国的内战并未蔓延至于台湾，而战后台湾却成为问题、成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并且久拖未决，至今是70个年头了。介于战后50年同战后70年，还有一个战后时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台湾光复时期（1945—1948)。
汪毅夫说，在中日甲午战争战后50年里，台湾人民的表现是义民负重、弃民忍辱。“在台湾被侵占的50年间，台湾同胞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认同自己属中华民族。这是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是不可磨灭的。”
汪毅夫认为，战后50年，端赖台湾人民忍辱负重、担当民族大义，台湾“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诗句）仍然是中国的：《马关条约》并未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日据当局最后承认，精神和形式的“内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归于失败。当然，战后50年毕竟是两个世代的时段，其间也产生了为数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们多是1920年以后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辉）。
汪毅夫说，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在这短暂的战后时段里，收复失地不是领土再造，台湾回归、两岸归于统一却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祈盼。1945年到1948年，在中国台湾发生的那些事儿，往往具有某种或多种意义：象征性的、实质性的、预警性的、代表性的。
“在这短暂的战后时段里，最具实质意义的是魏建功、洪炎秋等北大学人主导和推动的台湾国语运动的绩效。台湾光复时期，先后主政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政府完成和部分完成收复失地和‘去日本化’的工作，但在收复民心、‘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方面乏善可陈。”
汪毅夫认为，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当坚定，他发动内战存心已久，而选择台湾为其败退之地亦似乎存念已久。1949年6月21日，蒋介石到达台北，旋改草山为阳明山，于阳明山设立“总裁办公室”。“从此，台湾进入了问题多多的战后70年时期，连台湾也成为问题、成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
汪毅夫表示，战后70年，政治对立是两岸的主要问题。两蒋团队到台湾后，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持续开展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匪党”，大陆是“匪区”，大陆干部是“匪干”，大陆人民是“匪区”人民。而台湾的大陆研究所是“匪情”研究所。大陆的一切都被高度抹黑。
“战后70年间，老蒋‘假假的做民主政治或做假假的民主政治’居然假戏真做。台湾搬演的西方民主政治同大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差异也构成政治对立。”汪毅夫说，而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逐步膨胀、“台独”活动日益嚣张。尤其是1983年以后，老牌皇民岩里政男及其追随者有时在蓝营、有时在绿营，有的在蓝营、有的在绿营，他们共同推动“返联”加“入联”、共同力挺“两国论”等挑战大陆底线的活动，统、独对立成了两岸政治对立的一个新增问题。
汪毅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949年以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这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在对话环节，李义虎首先对汪毅夫会长来到北京大学演讲表示感谢，“汪会长长期担任对台工作的领导，也是两岸关系研究的学术大咖。汪会长的观点和学术著作在海峡两岸有广泛的影响。”
李义虎表示，汪会长的演讲取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战后50年和战后70年，这两个“战”是不同的“战”，一个是中日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这都跟日本有关，还有一个是中国的内战。“从这样的视角观察研究台湾内部的变化、观察两岸关系的演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独特的视角、时间去看两岸关系。”
李义虎说，汪会长讲演的落脚点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台思想，一个是文化。“我同意汪会长的观点，总书记的对台思想已经成了体系，应该更好地加以阐释。”
李义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对台工作的最高掌门人，他是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组长，直接抓对台工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台政策发表了非常密集的讲话，次数和频率可能超过以往的中共领导人，有人说他可能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将近30次对台的讲话，能结篇的有28篇。在继承以往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政策立场的同时，有很多都是习总书记自己的论述，这些论述从观点、思想到话语都是全新的，是有创见性的。
“比如‘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同属一中’是党中央一贯坚持的，习总书记继承了这些观点。他还提出了很多新的对台概念、论述，非常值得注意，比如‘两岸一家亲’的论述在两岸有广泛的影响，我们出台‘惠台31条’、落实同等待遇，就是在贯彻‘两岸一家亲’的方针。习总书记还有一个重要提法是‘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从民族血缘文化历史去论述两岸关系；习总书记还提出了‘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等论述。”
李义虎表示，习总书记说，“一国两制”要结合台湾的现实情况，找到一个具体的实现形式——就是构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这个模式跟现有的港澳模式有区别，要单独构建，是一个新的统一模式。
李义虎说，十九大报告把“一国两制”理论和对台政策论述纳入“十四个基本方略”中，“十四个基本方略”里面包含“文化自信”的论述，也包含对台政策的论述，“总书记在对台政策方面里面特别提到，两岸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和他前面提到的‘文化自信’遥相呼应、非常一致。”
在谈到认同问题时，节大磊说，青年人的认同转变可能会对两岸关系的未来造成很大影响。很多出生在台湾的年轻人，与他们的上一辈不一样，跟大陆没有很多联系，对大陆的认同没有那么强烈。这是近年来研究台湾问题、两岸关系很重要的问题之一。
节大磊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室友是一个台湾人，我们住的是两室一厅，两个电话同用一个号码，我的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学去纽约出差，打电话给我，台湾室友接了电话。听到对方说中文，这位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学就问‘你也是中国人吧’，结果对方回答说，‘不是，我是台湾人’。外交部的同学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愤慨。”
李义虎说，这种情况他在北大也遇到过。台大的学生来北大交流，前几年都是说“你们大陆、我们台湾”，这几年话语上明显发生了变化，台湾学生会说“你们中国”，更夸张的是有人会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北大的学生就问“你不是中国人吗？来北京怎么能叫出国呢？”
李义虎说，这种现象是预警性的，提示我们岛内的文化生态、政治生态是需要去研究的。“台湾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是选举政治，还有民粹流行、统独的问题等。民进党在岛内推进渐进式‘台独’，修改历史教科书，对年轻人是有影响的。但没有所谓‘天然独’，年轻人的认同都是通过后天的教育建构的。我们要重视这种情况，也要找到对策，要加强交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5级硕士史翔坤全程聆听了汪毅夫的演讲，他说，汪会长从历史的角度讲了“台独”的根源，这是他第一次听，印象很深刻。之前虽然也上了一些与台湾问题有关的课程，但是对“台独”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笼统，其实细看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去中国化”、反共宣传等。
史翔坤的寝室中有两名来自台湾的同学，他对汪毅夫所讲的两岸交流问题感触也很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能拉近两岸人民的距离，才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好、最优的途径。”
王浩丞是史翔坤的台湾室友，在听完汪毅夫的演讲后，他认为两岸存在差异，如何去了解这个差异、增加彼此的交流、合作和了解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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