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澳门在大湾区定位与作用

论坛现场

刘景松

骆伟建

谭琦斌

周平

林志军

陈伟坚

黄明健

林卓华

与会者合影

　　中评社香港11月18日电/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中评智库基金会不久前在澳门佛山街51号建业商业中心11楼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林志军、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骆伟建、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会长林卓华、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副院长陈伟坚、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青委会主任谭琦斌、澳门城市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周平、澳门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黄明健与会。座谈会由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助理教授刘景松主持，与会者根据澳门
的优势与不足，从不同角度评析了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优势、可望发挥的作用等。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以《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与作用》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刘景松：澳门可以充分发挥与葡语系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纽带作用

　　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与作用”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我先讲讲我的看法。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澳门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长期以来，澳门给外界的印象是“赌城”、“文化沙漠”，这些其实都是误读。外界对澳门的认识与研究往往流于碎片化，不够系统深入。澳门文化底蕴厚重，近五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从未停止过。澳门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新使命，确是时代发展需要，在大湾区城市中，澳门最有条件和优势建设这样一个基地。

　　澳门具有江与海、海与陆地相连的自然条件与特点。通过陆路与水路的连接，澳门与邻近以及遥远区域之间形成庞大的交通网络，成为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地区人口交汇的通衢。1553年，葡萄牙人据居澳门，澳门就此进入了与众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近五百年来从未关闭过的中外文化交流之窗”角色。站在全球史的视野看，葡萄牙人据居澳门以及后来的发展过程，不仅是澳门历史上的重要篇章，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以至东亚历史的新颖内容。澳门成为大航海时代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前沿地带，数百年频繁的人口聚集、流动，酿就了丰富多元色彩缤纷的地域文化。

　　西方文化在政治势力的支持下固然有着特殊优势，但澳门社会的主流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明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实际上，澳门近几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就是中华文化在变化中融合和吸收西方文化、同时影响中国和西方文化发展的过程。
　　澳门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分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以及与众不同的经历和命运，使之既具备中国地域文化的普遍性，又有自身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葡萄牙人从租借到占领澳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但葡萄牙人建立的是一个弱势的管治机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区域有一个宽裕的传播、凝聚和扎根的历史阶段。中国传统文化在澳门得到传扬和创新发展，其根源在于中华文化“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思想，而对西方文化的包容与吸收，则从外延和内涵层面丰富了中华文化。

　　澳门的生活环境颇受不同地区不同界别的人士青睐。数百年来，居住于澳门或到过澳门者，不乏官员、士绅、商贾、僧侣、作家、诗人、画家、剧作家以及“前朝遗民”等。这些具有深厚中国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人物，其身份地位、所属阶层固然多有差别，但对此间的风土人情和山海形胜大都“过目不忘”或“另眼相看”。更为可贵的是，上述人士并非居高临下或“目空一切”，他们多以诚恳的眼睛打量澳门、关注澳门民生民情直至融入当地生活。他们浮海南来，汇聚于斯，长期在澳门活动、写作、创作乃至传承宣扬中国文化，不仅留下了宝贵的书籍与文献遗产，亦为澳门营造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可以说，自开埠以来，澳门一直闪烁着迷人的人文光影与独特的时代风采。

　　从地域文化的内蕴、结构与特征看，以中外文化交融互汇为特色的澳门地域文化，绝不是各种文化的简单迭加或混合，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唱主调，在中国文化系统影响下对不同文化包容、互相渗透的结果。就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与所具备的实际影响力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澳门社会的主流文化，占人口核心部分的始终是华人族群，发挥实际功效、推动澳门社会向前发展的也始终是本地华人。结合中西文化视野考察澳门地域文化，一条汇聚、并存、融汇的演进轨迹清晰可见。

　　澳门特区第一个二十年被认定为正确理解、正确实践“一国两制”的二十年，这是实事求是的判断。回归20年来，澳门经济欣欣向荣、文化多元共存，与内地在经济、科技、产业、教育、旅游等领域融合发展，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络，民众普遍认清澳门是处于国家主权下、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区，只有国家利益得到维护，特区利益才能获得保障。近年对澳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民调显示，“一国两制”和“爱国爱澳”始终稳居前三位。特区政府和民众普遍认同“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澳门不仅实现了法理回归，更实现了人心回归。

　　回归以来，澳门同胞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表现出前所未有的 “爱国爱澳”的情怀和对“一国两制”的广泛认同；澳门民众的公民社会责任感较强。澳门社会以民间社团作为培育公民社会责任感的舞台，社团涵盖社会、科教、文卫等领域，成员遍及社会各行业各阶层，在培育公民社会责任意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非官方不完全数据显示，在30平方公里和60多万人口的澳门目前的社团组织约9000个。各类社团活动踊跃，培育并提高了市民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弘扬中华文化及中西文化并存互融创造了社会基础与条件。

　　长期以来，澳门多元文化共存，是东西方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头堡。在国家层面上，可以发挥澳门对外联系广泛和历史悠久的有利条件，积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传介绍国家方针政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讲好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澳门故事，发挥澳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
　　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澳门在泛文化层面表现良好，完全可以也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建设弘扬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人文交流合作基地，为增进国家的软实力和对外影响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澳门可以充分发挥与葡语系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纽带作用，着力建设中国与葡语系国家之间商贸经济合作服务平台，支持和促进中国与葡语系国家之间的经贸商业往来和发展。世界上超过2.3亿人口的母语是葡语，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潜在的大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建设经济商贸合作服务平台，需要文化交流合作的支持与辅助，尤其需要熟悉和了解葡语系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的专业服务人才，在这方面，澳门多元文化交流基地建设大有可为。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体系完备程度、吸引外资规模、国际竞争力等“硬实力”已经趋近世界领先水平。但文化交流和文化吸引力却相对滞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影响力也与其国际经济地位不对称，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话语权”明显滞后，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国亟须增进和扩大对外的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为落实“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和拓展海外市场，争取更多国家参与中国的发展战略，共同建设好合作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此形势下，澳门的文化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历史上澳门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通商口岸，与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早有贸易往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具有中西方文化交融互汇的悠久历史、人员往来交流的便捷纽带和海外人脉网络，澳门建设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优势明显，可以更高效参与推动国家“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计划, 增进与“一带一路”及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助推国家长远发展战略。通过与葡语系国家的联动，不仅可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商贸空间，而且可以延伸至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区域国家，丰富“一带一路”建设的版图，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战略意义。助推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在国际上传播中国声音，积极对外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传介绍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澳门故事，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对中国发展的理解和参与，同时为增进香港和台湾同胞对中华文明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发挥示范作用。

　　大湾区建设是一项跨界的区域创新合作，合作目标在于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的互补优势，重新优化和整合各自的产业结构，进而完成现代化经济社会体系的建设。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规划。由于涉及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三种不同的海关体系，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极大程度上考验着三地政府的政治智慧和施政安排。澳门建设文化交流合作基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实现湾区的软联通，助力人文大湾区的发展。基地建设，既可依托澳门自身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优势，加强与湾区伙伴城市合作，促进湾区居民的相互交往，增强大湾区的凝聚力、向心力与国际影响力；又可以善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一系列应时制定推出的政策优势。
　　澳门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某种意义上是一条创造文化融合的道路。基地的建设，是在澳门本土展开、在大湾区内部展开、在国家辖地范围展开。因此，从性质上说，基地的建设当然可以视作是为澳门自身发展而建、为大湾区建设发展而建，长远看也必然是为国家建设发展而建。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谋划与建设，是新时期背景下澳门融入内地发展、提升自身发展的大好时机。澳门是“一国两制”制度的示范点，从政治意义上看，基地建设的成功与否，关乎能否进一步丰富“一国两制”实践、为世界提供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

　　从规划思路与实施程序看，基地建设要务之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一定要抓住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抓住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的定位，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细而言之，就是要充分认识规划建设的本质与蕴涵。要秉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理念，密切大湾区伙伴城市的合作关系，紧紧围绕“为谁建设、建设模样以及如何建设”等层面合理有序地展开。

　　澳门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其前景之所以被看好，是因为具备了有利于推进大湾区建设的诸多优势。其一，文化优势。十六世纪中叶以来，澳门逐渐成为中国与外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前沿窗口。作为一个国际自由港、一个海上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澳门国际化程度高。由于地缘关系以及各种历史原因，数百年来澳门一直频繁地与外来文化碰撞交融，并且积累了丰厚优势。澳门文化的底色是中华文化，同时又具有欧陆文化的特征，使澳门文化的地域性、继承性、包容性、开放性都很突出。作为一个具有文化优势的地区，在合理科学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下，澳门可将优势文化转化为建设基地的动力源，进而为基地建设与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保障。

　　其二，制度优势。回归祖国20年来，澳门始终坚守“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正确方向，成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榜样。拥有“一国两制”优势的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巨大成就，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文化领域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正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是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之道。“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生命力不断彰显，澳门人因此对未来充满信心。只有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积极主动融入祖国发展大势，善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才能扎实推动澳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是特区政府与民间的共识，为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明确了方向。

　　其三，政策优势。回归以来，澳门经济社会发展迅猛。2002年以来，经济建设更是一日千里，短短数年间就成为全球博彩业的龙头。在致力经济民生建设发展的同时，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教育领域的规划发展与革新，不断推出新理念新举措：如2004年提到“我们的人文建设，已未能满足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2005年又提出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全面和长远的文化政策及其发展策略”；2010年强调要“把文化工作放在整个特区建设的全局加以谋划，形成新的更加有利有序的工作格局；2016年颁布五年发展规划，在文化建设方面，将澳门打造为“文化永续之城”成为社会共识。

　　立足优势，加强联动，高起点高质量做好规划建设，矢志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是粤港澳三地政府与民众的愿景目标和努力方向。总而言之，澳门文化交流合作基地应该是一个高起点、高质量、实践性强、示范性突出同时又具有鲜明澳门地方特色、湾区特色、中华特色的创新基地。

　　接下来请骆伟建教授谈谈看法。
　　骆伟建：澳门基本达到并符合了“一国两制”宗旨所提出的基本任务

　　我重点就澳门回归20年的发展成就和经验谈谈看法。如果从发展成就来讲，还是要回到客观标准，也就是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实际上他要达到一定的目的。那么20年来，澳门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或者基本达到了这个目的，我觉得这是衡量澳门有没有取得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客观标准。

　　澳门实践 “一国两制”算不算成功，要看两点。一是要看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20年来澳门是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成就？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说，我觉得澳门基本达到并符合了“一国两制”宗旨所提出的基本任务。

　　从主权角度来讲，中央对特别行政区有管治的权力，从中央和澳门的关系上来看，应该是做了非常良好的配合，中央不仅行使管治权，而且在澳门本地能够落地。比如在检讨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需不需要修改、完善的时候，其实澳门的做法和香港相似，都有五部曲，但香港最后没有落实，澳门却顺利通过了。所以，这个标志性事件代表中央的管治权在澳门能够落地。从安全角度来看，澳门积极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维护中央对特区的管治，比如23条立法顺利完成，去年还专门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有关法律的落实。从国家发展角度讲，澳门积极融入国家、为国家建设现代化强国做贡献，参与其中就是支持国家发展。在这方面，虽然澳门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本身体量比较小、产业比较单一，但是从回归20年看，澳门特区政府和市民融入国家发展的态度是积极、正面、肯定的，不是采取一种抗拒、隔离态度，也采取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

　　二是澳门社会经济是否实现持续发展，社会是否更加稳定？这是从澳门自身的角度来讲，“一国两制”要达到的目标。都说“大香港、小澳门”， 澳门回归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不仅面积小、人口少，经济总量也比香港低。经过回归后20年的努力，澳门制定了旅游博彩业为龙头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政策，现在澳门人均GDP是8万多美金，远远超过香港。可以看到，从经济总量、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澳门都有很大提升。

　　澳门在经济取得发展之后，民生也得到很大改善。过去澳门居民都想到香港就业，现在恰恰相反，很少有澳门人想去香港就业，澳门的旅游博彩业反而吸引了很多香港人来就业，这个反差非常之大。澳门特区政府施行十多年的现金分享政策，短短十年间，澳门增加了4万多个香港居民，所以还是民生更有吸引力。
　　正是因为社会发展、民生改善，澳门的社会矛盾相对就没那么尖锐。环顾澳门回归20年，真正形成比较大的社会运动不多，与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民生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很多社会矛盾。澳门社会稳定的另一因素是社会治安得到极大改善。回归前腥风血雨、打打杀杀，回归后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例子都能说明澳门按照“一国两制”要求，通过中央的支持、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非常值得肯定。

　　那么，澳门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就？“一国两制”在港澳两地的方针政策是相同的，两地基本法重大规定总体上是相同的，但是在实践中为什么会出现落差，我觉得要分析原因，这个分析既是总结经验，也是要发现澳门的不足，将来有所改进。我认为，关键原因有三项，这三项是长期性地可以发挥作用的因素，也是未来澳门必须牢牢坚持、不断改进的方面。

　　第一，是要发挥“一国两制”的优越性。这个优越性要保持澳门原有制度不变，不变的理由就是原有制度对本地区的发展是有利的，是积极因素不是消极因素。澳门原有制度好在什么地方呢？澳门在七、八十年代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四大经济支柱产业，出口加工业、旅游博彩业、金融保险业、建筑地产业，这是澳门成功的物质基础。从基本法角度看，经济这一章里基本上围绕这四个支柱产业，并且用法律的方式肯定下来，成为回归后能够发挥作用的很重要的法律基础。虽然产业不断调整，但是总体上讲，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制等都在基本法里做了肯定，也为澳门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比如基本法118条里讲的旅游博彩业，当时预计到要根据澳门的整体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博彩业政策，所以澳门敢于开放是有一定基础前提的，假如法律没有这一条大家又要争论说澳门怎么变了。再比如，澳门基本法里专门写了民用航空制度，当时澳门没有机场，但是基本法考虑澳门将来要成为国际化城市，对外没有自主通道对其发展地位不利，所以澳门可以在中央授权下制定民用航空政策，后来澳门的民用航空还成了很重要的适度多元产业。这些就是制度优势，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优势。

　　第二，国家对澳门回归以来的支持发挥了很重要作用。从政策层面看，国家从十三五规划开始就把澳门纳入到整体发展规划之中，从全局考虑，兼顾澳门发展的需要。其中最为突出的政策就是从2003年开放自由行，直接促进了澳门旅游博彩业的高速发展，2004年澳门博彩业开放后的第一个赌场金沙酒店取得成功，大家看到其中效益后纷纷开始投资。这一实例体现出国家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支持，包括后来采取的一系列其他措施。澳门回归20年，与内地更多是合作关系，内地支持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的成就带动澳门发展，这是互利过程。到现阶段，澳门与内地应该进入更高层次的融合式发展，要拧成一个共同体，所以，大湾区规划就为国家和澳门共同合作发展创造机遇，这个机遇未来对澳门经济发展有长远的、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澳门特区政府重视民生改善，取得的成绩非常显着。从最低的维生指数，到十五年免费教育，到双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有很多数字可以来说明。当然澳门民生也面临着挑战，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住房，这对年轻人来讲是比较大的压力，但是5年前特区政府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不断推出经济房屋的政策。民生的不断改善也是澳门能够取得成就的基本原因，解决物质基础，让民众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安定。
　　澳门目前也存有隐患，就是它能不能持续发展？现在澳门经济也要适度多元，太单一的话，一旦博彩市场、游客市场大量下降，会对澳门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所以，这是澳门未来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要适度多元地发展经济，出路就在与大湾区展开合作，包括和横琴合作，充分发挥澳门的自由贸易政策、投资、人流、信息等优势。这是澳门未来30年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澳门今后30年的发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最终还是要人去落实，所以，人是很重要的，再好的政策，如果人不执行也没有效果。在这个问题上，澳门回归20年来，无论是管治队伍，还是社会基础，基本是以爱国爱澳者为主体。这也是澳门能够取得今天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澳门在推动23条立法的时候，也有反对意见、有压力，这些压力是怎么过去的？还是靠爱国爱澳社团、政府的担当；行政长官、立法会选举办法的修改也有很多辩论，最后还是在爱国爱澳社团支持下通过。澳门很多事情的努力就是靠这个爱国爱澳的队伍，没有这个队伍就不敢去做，这是一个重要经验。相对而言，香港队伍中三心二意的人不少，关键时候就顶不住，不愿意承担，问题就来了。

　　澳门能够做到这一点有历史的原因，葡国管制和英国管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但历史原因只是过去，我们为什么能继续保持？我的看法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澳门公务员队伍很重视加强“一国两制”、基本法的培训工作。回归以来，宪制发生了变化，思想要跟上，就怕有些人不了解基本法，也不接纳基本法。法律自己不会说话，所以要加强培训。澳门政府入职考试要有基本法的内容，考进去以后上岗之前还要培训，如果要晋升还要培训。举个简单例子，做澳门的司法官要经过一个培训课程，里面有一门就是宪法、基本法，这是必修，这个课程如果不及格就做不了法官。澳门回归这20年，没有在基本法解释上出什么问题，这就是基本法培训教育发挥了作用。

　　二是重视中小学到大学的国情教育。澳门最早是教育青年局负责中小学教育，教育课纲里把国情教育放在必修课里的，不管是公立、私立、教会学校，还是传统学校都要上，这属于公共教育。基本法是很重要的法律，公共教育就要开设，所以开设这门课，并对老师进行培训，效果就会慢慢显现出来。由于有这个成功经验，从去年开始，澳门的高等教育局设立宪法、基本法教学协调小组，大学也将其作为必修课。澳门学生从小到大，都要接受基本法、宪法和国家基本知识的教育，对于年轻人形成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三是社会团体，以爱国爱澳为主体的社团是澳门的传统强项，爱国爱澳不仅要在管治队伍中占主导地位，同时也要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政府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要结合起来，两条腿都要走路，两只手都要硬起来。特区政府是旗帜鲜明的，要支持爱国爱澳社团，就要有倾斜政策。

　　澳门未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鼓舞青年人让爱国爱澳的理念薪火相传？这是个重大问题，如果澳门能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么澳门社会就稳定了，同时这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澳门每四年一次立法会选举，每次选举前大家都心中无数，没人敢说百分之百爱国爱澳人士能占到多数，就是由于青年因素不够稳定。
　　谭琦斌：融入大湾区　青年人不需要刻意离开澳门

　　我对推动澳门青年融入大湾区发展策略提出一点看法。粤港澳大湾区内的11个城市，有着不同的优势产业，比如香港的金融、航运业较发达；广州在国际贸易、高端制造领域实力雄厚；深圳在科技创新等领域活力十足，这意味着大湾区能为不同专业的青年人提供更多对口的发展机会，让他们学以致用，尽展所长。

　　但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澳门也是大湾区成员之一，也有自身的优势产业，例如在酒店管理和服务业等方面做得较好，而且会展业、特色金融业等新兴产业也在不断发展。因此，我认为青年人不需要刻意离开澳门，关键在于要认清每个城市的优势和特点，再配合自己的专长，选择合适的城市、合适的事业去奋斗，为大湾区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此，对于推动澳门青年融入大湾区，我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是要多到大湾区城市实地考察当地的发展情况，寻找在当地企业实习的机会，预先体验和感受当地的工作氛围和要求。在这方面，特区政府己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人才发展委员会”以及一些政府部门也相继地推出了计划让澳门青年到大湾区企业实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未来可以继续优化这些计划，例如可以考虑根据每个大湾区城市的产业优势，重点邀请当地的一些龙头企业提供实习名额，这除了有助于澳门青年人更深刻体会大湾区领先产业的发展外，也为青年人提供了更好的锻炼机会。

　　第二是提升教育和研究的质量，协助青年人更好地装备自己。在这方面，大湾区的学校可以多开展交流活动，让学生相互促进，共同成长；此外，考虑到科技创新是大湾区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也可以考虑参与中国科学院青年实习计划，有志投身科创的同学们能够到国家殿堂级的科研机构，跟随顶尖专家导师们实习，从中了解国家一日千里的科学发展，以及亲身体验科研工作和认识创新科技的应用，为同学们未来投身于科创专业，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第三是要培养青年人正确的人生观或价值观。尤其是澳门的青年人一直生活在繁荣稳定的地方，毕业后找工作较容易，让不少青年人只想留在这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过着安稳的日子；在这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各种教育活动上培养青年人能吃苦、肯冒险的意识，这才能提升他们的竞争力，推动他们在大湾区寻找更多、更好的机遇。
　　周平：发挥澳门在大湾区建设中之所长

　　感谢主办方提供的学习交流机会，借此机会谈谈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学习体会。《纲要》不仅借鉴了国际上成功湾区的经验，还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值得澳门认真体会，在湾区建设中发挥所长。

　　第一，有关粤港澳大湾区有自身的特殊性。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有着与其他湾区的相似性，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一国两制”，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上其他湾区的本质区别。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来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一国两制”，由于三地各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形成了法律层面的“三地三制”。这次《纲要》发布，充分考虑到了湾区的实际，分别对港澳作了清晰的定位。澳门的定位就是“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个定位将使澳门在“一国两制”基础上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大湾区建设。澳门应该抓住机遇，把大湾区当做澳门未来发展的腹地，当做承载中葡商贸合作平台的外挂，当做“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澳门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地理面积狭小、土地资源紧缺。就业充分，缺乏开拓新行业的后备劳动力资源。所以，澳门在参与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应该本着少而精、高技术、新趋势、少人手的原则，选择今后的发展道路。

　　第二，发挥澳门在大湾区建设中的所长。一是在发展模式上，抓住重点行业，有所为，有所不为。澳门的现有人力资源所限，既不能所有行业全面推进，也不可能实现与九个城市合作一步到位，全面开花。一定要抓重点行业，扬澳门所长。

　　二是在发展方式上，借鉴区块链发展模式，步步为营，先把自身做强，再联手珠海横琴，以极点带动方式带动西岸发展，逐步向湾区其他城市融合。只要我们把澳门-珠海这个珠江西岸极点做好了，将会与其他极点共同发挥作用，渐渐联通大湾区这个“互联网”。

　　三是在行业选择上，围绕《纲要》定位，仔细研究，深入发掘。如，在澳门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方面，要考虑澳门的游客承载力和旅游供给侧短板矛盾问题。在需求侧，澳门要解决的不是游客数量问题，而是游客的国际化问题；在供给侧，也应该深入调研，大胆尝试供给侧改革。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曾对游客逗留天数短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调研，经过调研发现，游客不是因为澳门地方小、无处游玩而离开，是因为澳门酒店高昂的价格抵消了部分游客延长逗留的意愿。这表明，澳门旅游酒店供给侧还存在着特色不足、中高价位酒店量少的短板。澳门酒店总体能够满足游客需求，但高端酒店数量有余，中高价位的酒店或特色民宿在澳门还很短缺。多数游客来到澳门愿意花高价体验一下澳门酒店高档奢华的住宿经历，但不愿意（或受经济实力制约）因深度体验澳门而花高价、住高档酒店，他们认为这样经济上不实惠。调研发现，游客对中高端酒店和特色民宿有需求，对延长逗留时间有帮助。旅游纪念品的供给方面，也值得探讨。全球都存在着旅游纪念品同质化的问题，澳门也不例外。游客千里迢迢来到澳门，总要给亲朋好友带些具有本地特色的礼物回去。目前澳门除了手信之外，有特色的纪念品不多。澳门手信也面临着挑战，一是技术含量低，二是含糖量很高不利于健康，三是对青年人缺乏吸引力。澳门可以探索将文产创新与旅游纪念品开发相结合，设计出技术高新、吸引游客的特色纪念品。这样的产品如果在3500万游客中有三分之一购买，每件盈利十块钱，也会是不小的收入。所以，建议有关业者从旅游供给侧下功夫，在延长游客逗留期、提升特色纪念品上下功夫。
　　在打造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方面，澳门选择的行业也不宜过多。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就是中葡产品交易平台产业化，中葡商事法律高级人才培训服务链条化。一些葡语国家都是资源大国，有内地需求的物资商品，我们做平台，不是做展示服务平台，而是交易服务平台才会有效果。中国是葡语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很多葡语国家的商品在中国都非常受欢迎。澳门如果建立一个葡语国家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既符合澳门人手少的实际，也符合中央对澳门的定位，更有利于大湾区建设，这样一个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行业，应该能把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真正做起来。此外，中葡商事法律高级人才培训服务链条化也有助于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因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贸合作。现在葡语国家和内地很多商家希望走出去，都需要了解对方有关商贸法律。如果在澳门搭建一个中葡商事法律高级人才培训服务平台，利用澳门法律界人才既懂葡文又懂中文、既熟悉葡语国家法律又了解内地法律的优势，让双方有志走出去的人，在这里接受文化法律培训，知晓对方法律文化的水温和深浅，有助于双方更好地沟通，也有助于大湾区的发展。建立中心，澳门可以利用律师、法官、检察官、培训师和会展设施；还可以在青年中选拔培养高级法律培训师，给他们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青年人创业就业提供新的平台。中葡商事法律高级人才培训服务行业做得好的话，可以向前拓展，提供进入目的国的商事法律咨询服务；也可以向后拓展，作为第三方提供法律公证服务，提高合作的公信力；再向后拓展，可以提供法律仲裁服务，形成一条集咨询、培训、公证和仲裁为一体的商事法律服务产业链，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平台。

　　第三，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服务国家大局。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央都十分重视澳门的地位与作用。澳门也应主动进取，力争发挥更大作用。国家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标准的设想，智慧城市标准将会在“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发挥重要作用。澳门应该积极组织力量，积极参与智慧城市标准的制定，了解智慧城市标准的发展方向，紧跟智慧城市发展的步伐，并在智慧城市标准制定、推广过程中起到应有作用，只有这样，澳门才能与国家发展、湾区发展保持同步。虽说澳门土地狭小，但澳门的填海区目前还是空白，可以作为智慧城市标准制定的试验田，探索智慧城市的硬件设施、软件标准。探索智慧城市在智慧生活、智慧生产、智慧生态、智慧管理的理念。待智慧城市标准确定之后，利用澳门“一国两制”及其特殊的区位优势，让中国的智慧城市标准走向世界。

　　第四，用好话语权，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基地。《纲要》对澳门的定位之一就是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多元文化交流基地。澳门是多元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开埠四百八十年，经过多年的文化碰撞、扬弃，现已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多元文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澳门的不断发展，澳门已经具有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由于东西南北文化的差异，理解习惯的差异，澳门通过良好的沟通方式掌握话语权，讲好澳门故事，服务大湾区，任重而道远。以旅游为例，在客源国用对方熟悉、习惯的方式吸引游客；在本澳真正做到宾至如归，使之感受到“家的感觉”；将澳门的新定位、取得的新成果准确地传递给市民和游客。澳门不仅要掌握话语权，还要运用适当的交流方式，建设多元文化交流基地，达到各方的理解与认同，最终实现民心相通，朝着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
　　林志军：澳门确实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但是城市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现在国家在发展大湾区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要总结澳门经验、明确澳门未来定位，探讨如何能让澳门真正参与、融入到大湾区建设中去。有比较才能看出问题，与香港相比，澳门确实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澳门落实“一国两制”，保留原有制度，加强爱国爱澳教育，在社会上的社团队伍起稳定作用，同时能够保持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都跟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的支持有关。但澳门落实“一国两制”的经验是否可复制、可借鉴？

　　我们首先要肯定澳门落实“一国两制”是相对成功的，到目前为止，“一国两制”主要是在香港、澳门实践，澳门实践相对成功，有它的经验。我觉得澳门能够比较成功落实“一国两制”的一个重要基础因素，就是能够正确理解认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两制”的前提首先是“一国”，也就是说在大的方面，观点要明确。不仅是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政府也要明确，主导的是“一国”，然后才有“两制”。

　　我1996年就到了香港，看到了香港整个回归过程，就香港回归来讲，当时一个指导思想是过于强调“两制”，把“一国”给忽略掉了，虽然是“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但是还应该保持基本的指导思想。当年这两个特区都是从殖民地转变而来，所以，“去殖民地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和程序。“去殖民地化”不是由特区政府本身可以提出来的，而是要从更高的层面,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提出这个要求，才能够推动特区政府进行“去殖民地化”。当然香港和澳门两地情况也不太一样，因为香港作为英国人的殖民地有一百多年，葡萄牙人在澳门有四百多年。英国人的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相对比葡萄牙人强，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正因如此，就应该更明确地看到，在香港“去殖民地化”的迫切性。因为澳门的殖民地化影响相对而讲根基反而弱，香港是更根深蒂固的。所以，这个“去殖民地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仅是当时回归的时候存在，即使今天，也应该重新论述一下。

　　我前段时间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交谈，他说，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独立以后，就非常紧迫地推行“去殖民地化”，而且当时李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非常明确地表达，“去殖民地化”是在脱离殖民地以后必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阶段，否则没办法往前发展。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管是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或者中央政府，都应该要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真正落实“去殖民地化”？当然澳门一直在做，澳门有传统比较悠久的爱国爱澳基础，所以大家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就做了，此外中央政府有些指引，特区政府也主动配合，公务员和司法体系还有中小学教育能够跟得上，普及国情教育，这就是“去殖民地化”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在香港为什么做不下去，需要反思。
　　那么，澳门经验能不能复制到香港？我认为，澳门有些东西是可以复制的，比如在公务员里面可以推行一些培训，推行一些必要的国情教育考试，但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外在的压力去推动，光靠自身现有的体系很难。现在要分析一下，如何在香港真正应用澳门可复制的经验，去宣传“一国”的重要性和主导性？可以不一定用爱港爱澳这样的提法，但可以用一些其他的途径和方法，比如说从国情教育或者是弘扬中华文化角度切入。澳门拥有九千多个民间社团，均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因为澳门特区政府对这些社团有扶持性的支持。但社团队伍在香港可能无法复制，因为香港在社会已经被严重分裂的情况下，再搞社团就更麻烦，反而可能会使不同的观点被激起。所以，要正确认识到在“一国两制”实践中，澳门哪些经验是可复制的，哪些是不可复制的，有效推广澳门特区建设的经验。

　　接下来我谈一谈澳门回归以后面临的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因为中央政府、全国各地政府的广泛支持和澳门特区政府的努力，澳门现在发展很快也相对稳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表面繁荣发展下，澳门同样也存在着深层次问题。香港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土地供应、住房和民生，因为在回归早期，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希望利用本土的大资本家或是大企业家的影响来稳定社会发展。在澳门同样有这个问题，这些民族企业资本家也是有自身利益的，他们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还是有一定的冲突，这个存在的矛盾怎么去解决？是迁就还是需要进行适当的改变？对这个问题还是要做出判断，不能忽略掉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澳门特区政府管治队伍虽然在爱国爱澳精神方面没有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特区政府的施政效率还有待提高，有一些项目，包括社会民生项目、基础建设项目，步伐推进得非常慢。一个典型例子，澳门轻轨搞了十几年，最后成为烂尾。但澳门为什么不像香港一样出现激烈的社会问题，因为澳门“小”，比较保守，特区现在博彩业发展效果较好，政府有一定的财政收入资源，可以相对纾解民困。实际上，澳门相对是保护主义，对本地居民的就业、福利、民生、政治都做到位，严格控制人口。目前，澳门特区政府是把这些社会矛盾、深层矛盾淡化，或是暂缓或消除掉，但是特区政府要认识到，从长远来看，这些矛盾也是会影响到澳门长期稳定的隐患。此外，澳门特区政府在管治上偏保守、偏守成。作为一个政府，特别是现在澳门的未来发展都需有和国家的发展战略配套，要让澳门能够真正融入到大湾区去，特区政府需要有创新和开放式的思维。过去的经验来看，澳门一直是比较保守、守成，很多社会团体都有这种共识，这种情况在过去可以，因为澳门回归前十年主要是靠自身发展自己的经济，但现在不同，现在澳门被赋予更大的作用，而且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要积极地融入进去，再维持守成、保守的做法，是不太可取的。

　　我前一段时间在广州参加一个会议，看到大湾区11个城市创新能力的比较分析排名，澳门是最后一位。澳门社会、澳门特区政府、澳门各界人士都应该要有清醒认识，虽然澳门现在经济按照总量平均很好看，人均GDP八万多美元，比香港多了近一倍，但是真正讲起来，澳门的创新能力很低。在这个科技快速发展的社会，不进则退，澳门要有风险意识，在未来十年如果再不开拓进取，再不积极地参与国家发展战略，那么就有可能被边缘化。内地的城市发展非常快，香港前一段时间在融入大湾区的势头、干劲和做法都比澳门进取。所以，澳门真的要积极地想办法，怎么样去推动、加快进步，这样才能为长期发展提供保障。
　　最后我想谈谈澳门怎么在大湾区中发挥它的优势，拓展它的发展空间？我觉得有几点可以考虑。中央把粤港澳大湾区划出三个极点和四个核心城市，那么除了广州和佛山、深圳和香港以外，澳门在珠江西岸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为珠江西岸不管是工业水平还是技术水平，相对东岸来讲更弱一些，但正是因为弱，澳门就可以发挥它的相对优势。规划纲要里对澳门的发展有三个定位，包括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一个基地，但是这三项定位澳门做得还不是很显着。为什么不显着？因为澳门体量太小，市场、空间太小，所以靠它自身去搞一个中心、一个平台是有困难的。中央给澳门打造中葡商贸服务平台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到，现在这些葡语国家经济总体来讲都比较弱，除了巴西和葡萄牙，其他的葡语国家或地区经济体量都非常小，所以，澳门在过去发展空间里面能做的也很有限，还有就是澳门自己的行动也不是很积极。澳门既然是中葡商贸服务平台，怎么去发挥自己的优势？我讲一个最普通的例子，中葡经济贸易活动要有翻译人才，而现在澳门本身大量缺乏胜任的葡语翻译人才，这就很矛盾，澳门原是一个葡萄牙殖民地，葡语教育在全国来讲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澳门在这方面确实还是比较薄弱，这就是自身建设不够，发挥作用就有限。

　　我觉得澳门需要走出本地市场，旅游业对于澳门来说是个强项，但是澳门现在的旅游业发展已经差不多遇到瓶颈了。因为澳门这幺小的地方，现在承载的旅客数量已经相当多了。香港一年接待的游客是四千多万，而不到香港十分之一的澳门的游客承接量有三千五百多万。所以，澳门要发展旅游休闲中心，由于受到地域和设施的限制，必须要到大湾区去，如何使澳门市场与大湾区内的旅游市场对接起来，把海外的市场引进到大湾区市场去，把大湾区的游客通过澳门介绍到欧美国家或者中长线国家去，澳门要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对接好内地和海外的旅游市场，这样才能真正让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因为光靠澳门自身来做已经是一个极限了。

　　科技方面，现在国家对科技创新战略非常重视，从世界范围来看，科技发展越来越快，科技是生产发展很大的推动力。现在因为美国想对中国进行战略封锁，包括科技封锁，而背靠内地的澳门特区可以发挥自身作用，从了解海外科技发展动态，到信息交流、人才交流，澳门的平台作用明显。我了解到，深圳想推出大湾区高端人才发展战略，但未能明确怎么把高端科技人才引进大湾区或是国内。不光要引进国内人才还需有大量引进海外人才。但现在问题是，如果海外人才直接进入大湾区，一方面有些个人的顾虑，另一方面有些障碍。有些国家对人才进入中国有限制，特别是美国。现在美国实行技术封锁，有不少华裔科学家想回到中国，但如果直接回到大湾区内地或是其它地区又可能有心理顾虑，还有多方面的担忧，所以，如果以香港、澳门作为一个过渡，就会比较方便。澳门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外引内联”的作用，更顺利地引进科技创新人才和技术。另外，在高等教育方面澳门也有优势，虽然澳门地方小，但由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高端科技创新方面的专业对中国留学生设限，我们能不能通过澳门和香港来进行高端人才培养，这个平台要利用好。因为澳门如果请一些外国教师或专家，不管是正式的聘任还是短期访学都是很方便的。澳门这个平台可以也应该利用起来，推动高端人才的教育尤其是科技方面人才的培养。大湾区内科技创新方面，我还觉得可进一步重点发展珠江西岸。现在珠江东岸的科研能力和高端制造产业基础很强，珠江西岸目前比较薄弱。澳门是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目前从国家重点实验室来讲，澳门有四个，珠海格力有一个，国家能不能适当地给予更多的扶持，利用好澳门和珠海这个平台，把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一部分放到珠海，珠海提供物理空间，澳门提供技术支撑，这样能吸收更多海内外的科学家参与科技创新，打造珠江西岸科技创新中心。澳门有它自身的优势，珠海也有，但是怎么把两地的资源最有效地整合起来、配套起来，真正推动珠江西岸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值得认真思考和支持。
　　陈伟坚：打造珠江西岸科创　　澳门应重点考虑软科技

　　首先我谈谈个人觉得澳门本地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创新能力在哪里。因为我本身在澳门长大，澳门地方很小，我感受到的和从周边朋友了解到的讯息，是澳门年轻人的思维比较倾向于跳出澳门，因为整天生活在澳门这幺小的地方，在想我的工作、发展怎么可以跳出这个地方。其实澳门年轻人的想法很活跃，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到北京、上海、美国读书的原因，我希望澳门的年轻人以此为基础多去思考一些创新的想法，多去关心周边城市不光是澳门的发展，开动脑筋创造一些新的想法。现在横琴为澳门年轻人创业提供很多平台，此类资源要好好利用，所以，我建议澳门年轻人多多了解这些机遇，以实现更好的利用。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人才培养。首先，从科研的角度来讲，目前澳门没有把教学和科研相结合，这一点我建议澳门向美国学习。我在美国工作十几年，美国的自然科学基金非常重视将大部分资金落实在培养学生上，所以我建议澳门要考虑这一点，例如鼓励教授利用资金做研究，让学生了解他们的科研，激发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其次，我建议澳门的几个大学引入联合培养机制，现在国内有很多很出名的大学都在做，包括清华、上海交大、复旦等等，都跟国外的大学进行联合培养。这种联合培养的方式可以引进国外有名大学的师资，像清华大学—伯克利深圳学院有26位知名教授、院士，每年来深圳教学两个月。所以，我建议澳门特区政府大力支持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在中国合作办学比较复杂，要通过教育部批准，还有很多的条条框框要突破，但在澳门政策就比较开放。其实中外合作办学更容易创造价值，类似于“2+2”、“3+1”这些项目我希望以后可以百花齐放，把牛津、伯克利等国外知名大学引进到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以提升澳门的教育水平。第三，就是要完善人才引进制度，现在澳门是保护本地人饭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但除了保护本地人的饭碗外，澳门的市场还是很大的，要适当地开放引进海外的人才，可以考虑成立人才局、高端人才的计划局等等，从顶层设计入手，在平衡澳门市民的忧虑的同时引进人才。除了引进以外，也要考虑人才保留，引进以后怎么才能留住他们在澳门发展？类似机制目前好像几乎没有，因为拿到澳门居住证非常难，如果能够放宽优秀人才的政策，允许他们在澳门落地，他们就能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我今天重点想讲的是关于澳门打造珠江西岸科创。因为我是做大数据的研究，也做很多信息科技方面的研究，所以我想从这两方面给一些建议。第一，澳门要建立一些大数据库去拓展科技，其实现在澳门有很多很有价值的数据都没有利用上，比如旅游大数据、中医药大数据、灾难与危机事件大数据，这些数据澳门非常多，尤其是旅游大数据，每年这么多游客，他们旅行的路径、消费行为等，这些数据如果能积累起来绝对是一个精华。所以，澳门必须尽快成立这些大数据的中心、实验室，把这些重要的数据保留起来。另外有关灾难和危机事件大数据方面，我也做一些危机事件的处理，这方面研究最难的地方在于没有数据，因为灾难是很少发生，但一发生影响很大，所以这种数据能够保留起来的话对以后的救灾、计划、预测等都很有价值，澳门应该在这一方面做好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纲要》出台之后，广东省也出台了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有一条讲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球大数据硅谷和国际数据经济创新中心，如果澳门能搭上这辆快车，积累数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积累数据不需要大技术，不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培养。
　　那么澳门应该发展什么类型的科技？我认为澳门应该重点考虑软科技。澳门现在有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澳门未来的基础研究都要要围绕这四个重点实验室。但除了这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外，澳门还需要做一些软科技，因为软科技不需要很多投资准备时间就可以做得很好。

　　软科技其实主要包括信息科技和金融科技。信息科技里有很多种，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计算机仿真技术，就是有很多的系统，可以用计算机去仿真，包括整个澳门的旅游访问情况，都可以用计算机仿真，去模拟、了解和预测这个交通流、游客流等情况，给政府、产业提供信息，包括帮他们预测流量；医院整个流程运作也可以做仿真，然后去做更好的计划，不是只是靠经验去估计。这种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可以很快地把它发展得很好，给澳门带来很好的回报。系统优化技术，也是一个软科技的技术。包括管理旅游业，我们有旅游学院，但是我们也可以引进一些数学建模、计算机仿真技术，提高旅游管理的质量，还有酒店管理、停车场管理、公交系统的管理等等，这些都需要这种优化系统的技术。所以，我建议澳门可以发展这种软科技。

　　还有一种技术，叫做IOT（International of Things），其实就是让很多传感器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通过这种数据去做计划，产生新的模型，也是澳门现在可以做的。澳门现在是一个旅游城市，如果可以做智慧旅游，就可以树立起澳门的品牌，比如通过人脸识别为游客提供旅游建议。最好可以在澳门做一个试点，因为澳门就是个地少人多的地方，新技术都可以在这里成为一个很好的试点，如果成功，就可以复制、推广到整个大湾区、整个中国，甚至拓展到国际，同时也是给澳门市民、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

　　我更希望澳门以后的科技、科创发展是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因为澳门特区政府不管请多少个专家去提建议，如果澳门市民不接受的话，这些政策和想法都是无用的，所以，所有的科技创新政策都要与澳门市民接轨，让每个澳门市民都觉得他们能够得益，才能落实。我刚才说的那些软科技，能解决交通、旅游、停车场、公交系统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可以用软科技去解决，就能让澳门市民感觉到科技创新给他们带来真正的价值。因此，我把这种技术叫做民生科技，这是澳门需要去做的。

　　关于金融科技，澳门可以考虑的就是区块链，当然还有其他的技术。因为中央政府给澳门的定位，是希望澳门能够成为人民币通往葡语国家的一个通道，也是人民币通往国际的其中一个通道。那么澳门如果能发展区块链，去认证每一笔交易，让所有人都安心使用人民币，这样的话人民币以后就更有价值了，也可以让葡语国家更有信心地在澳门做交易。

　　最后讲讲一个特殊的情况，澳门是大湾区中唯一一个承认人民币、葡币、港币三种货币的地方。香港只承认港币和人民币，大陆只承认人民币。从这个角度来讲，澳门其实是接受度更高，所以这种文化的背景其实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也可以成为一个试点，给香港做一个样例。
　　黄明健：澳门可以作为大湾区定位的标杆之一

　　“澳门在港澳大湾区的定位与作用”这个标题我是根据自己的职业特点来谈，我觉得澳门可以作为大湾区定位的标杆之一，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我是澳门高校的教师，是法学教授，从事环境保护法律教学研究，所以我就从教育、法治、环保这三方面来讲。

　　教育这一领域，澳门有自身的优势。以澳门科技大学为例，我来澳科大任教已经15年了，刚来的时候学校校长跟我们讲，在这里上课，只要保持教室内学生不打架、不打牌、不捣乱就行，学生睡觉也没办法，只要能把课上好，就比清华北大的老师还厉害。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生源多数是内地二本、三本的学生，一本的很少。我不是说这些学生高考成绩差就不行，很多学生不适应内地应试教育，但来澳门升学，只要能自律、自主地学习生活，学习成绩会越来越好，毕业后事业发展也很好。不少学生在澳门科技大学读本科，再到国外去读硕士、博士，然后在海外或国内工作，事业获得成功。澳门高等教育这几年有长足的发展，我们澳门科技大学现在越办越好，从今年大学新生录取情况来看，没有达到内地一本分数线的就很难被录取。
　　刚才林校长讲到国民教育问题，我很赞同。我觉得澳门的教育跟内地来比，我们在上课当中重视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教育。现代教育研究证明，任何“碎片化的知识”必须被理性梳理并建构起系统化的秩序，才能显示出知识的力量。否则不但不能够给人带来任何的帮助，还会成为大脑沉重的负担，使人成为没有创新能力的“书呆子”。任何人要成为自己大脑的主人，都必须建构属于自己的逻辑思维体系，在这个可操作的思维体系里，他所有的观点和知识都是不矛盾的，是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完成了这一步，就相当于在我们的大脑中建立了一个知识操作系统。我们就具有了运用知识的能力，成为有创造力的人才而不是无用的“书呆子”。

　　第二从法治的角度看，我觉得澳门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表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五个方面。澳门立法非常民主，注重公众参与，也比较科学，澳门出台一个新的法律会预留足够长的时间让公众参与讨论，尊重专家和民众的意见，体现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执法方面，依法行政在澳门相对比较好，当然澳门公务员的工作效率还是要提高的。澳门司法制度对大湾区的法治能起模范作用。守法方面，守法可以与违法犯罪做个对比，如果守法的成本很高，违法犯罪的成本很低，这个社会是有问题。严格规则主义对守法是特别重要的，其实我们生活不需要太多忽悠的精神，只需要“正常人应有的自由精神、正常社会应有的契约精神、正常国家应有的法治精神”就可以了！我认为，澳门这种法治社会要继续保持下来。

　　最后来讲讲环保问题。1992年，我来澳门探亲3个月，当时澳门的报纸上写道，澳门是亚洲仅次于新加坡生态环境第二好的地区，但现在这种言论已经看不到了，之前澳门环保的自信没有了！因为澳门目前的环境破坏、污染也是比较明显和严重的。刚才陈教授讲到科技问题，我觉得科技和环保关系十分密切，环保离开科技是不行的。澳门其实可以考虑建设“无废城市”的问题，“无废城市”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实行，内地现在也在试行，澳门要迎头赶上。还有垃圾分类，其实很多废物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可以进行循环再利用，作为城市富矿继续开发使用。澳门环境保护如果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有障碍。澳门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前面是浩瀚的南海，背后是生态环境良好的珠海，所以澳门环境容量还是比较大的，也正因为如此，澳门特区政府对环保不够重视，一直到2009年6月才成立环保局，而且环保局迄今也没有多大作为。为了澳门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必须重视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我就简单讲这三点，谢谢各位领导和专家！
　　林卓华：成立“大湾区发展协调办公室”　　建造中国与葡语国家黄金交易墙

　　我觉得，虽然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第四大湾区，但是实际上是第一个涉及“一国、两制、三种货币、三关税区”的湾区。在大湾区中，澳门很多法律是用葡语写的，香港很多法律都是英语写的，所以这些方面的不同使得融合非常不易。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政区之间的区别很大，也会让很多事情比较难做。大湾区中有两个特别行政区、两个是副省级城市、七个地级市，这方面要怎么协调？从现在的发展建设来看，其实十一个城市之间是存在互相竞争的。当然，中央提出建设大湾区，就是有一个整体的布局，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样进行全盘执行？怎么样才能拉动各自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大湾区内11个城市，是不是可以共同成立一个“大湾区发展协调办公室”，让大家一同协调怎么发展。一个城市发展了，有可能影响其他城市，“大湾区发展协调办公室”就是要互保优势的发展，以达成一个协同效应，而澳门应该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来为祖国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澳门给出了很清晰的定位，就是“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一个基地”，我们如何从这三方面入手去做？需要进行多方面考虑。澳门在发展的过程之中，与中资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在回归之前，中资企业在经济上一直很支持港澳，但是回归后，支持方向可能有所改变。那么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是否可以以中资企业为资金主导，组建大湾区发展基金，利用于大湾区发展建设之中？

　　关于“一个中心”，澳门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旅游中心，但是在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旅客们逗留澳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很多旅客来澳门游玩都是当天往返。澳门一年的旅客人数可以达到3000多万，今年很有可能会到4000多万，这些旅客大部分都是来自内地。现在由于港珠澳大桥开通，他们为了经济旅游，会将原来逗留在澳门的时间缩减，晚上返回珠海住。所以，澳门的旅客人数一直在增长，但由于当天往返的人太多了，这种增长很难显现出来。我认为，澳门如果想要发展建设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应该改造成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不夜城，增加旅客夜间的经济消费，比如北京的世贸天阶。其实有很多人晚上下了班之后就想出来走一走，但是等他出来的时候，绝大部分商店都关门了，所以从这方面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推广24小时营业，令旅客想在澳门停留的时间更长一点。
　　有关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我建议利用澳门与葡语国家之间的关系，建造一个中国与葡语国家黄金交易墙，黄金交易墙的建造并不容易，虽然有很多非洲葡语国家产金的，但一般人不相信非洲黄金，那么通过黄金交易墙这个平台，就可以消除双方顾虑，为国家与葡语国家之间的沟通联系作出贡献。

　　 关于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由于历史原因，澳门长期以来和西方国家接触很多，中西方文化在澳门亦融合得很好。其实在我看来，澳门在文化发展这方面是可以为国家做点事的，尤其是在电影方面。虽然香港电影很早就发展了，但是现在澳门电影和内地电影的合作有太多商机。澳门可以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优势，发挥自己宣传、推广的作用，让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加理解我们中国，将我们的文化通过电影这种方式传播出去，令到更多人认识、了解我们的国家。

　　我还想提一点。澳门现在的经济主要来源就是博彩业，如果要一下子淘汰博彩业是没有可能的，博彩业一年收入3000亿，政府收取40%的税已经有近1000亿，澳门找不到另一个行业可以支撑起如此高的税收收入。所以，我认为澳门是不是应该将博彩业推向一个更高、更专、更规范的发展方向。从今天来看，澳门的博彩业收益排名是世界第一，但同时也能看到，这几年周边很多比较保守的国家，比如日本，也开放博彩业，博彩已经不单单是赌博，而是成为了一个促进经济、促进旅游的工具，当然其实它也是一个行业。世界上有很多组织，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都是为一个行业整体制定一个规范。如果博彩业没有国际规范，就会存在有太多负面的东西。所以，我建议博彩业能够成立一个国际性组织，将该组织的总部设立在澳门，与此同时，澳门还可以发展总部经济，当然这也需要国家来支持。

　　那么，世界性的博彩组织能做什么？我认为，第一、可以规范整个博彩业的条例，领导整个行业发展运行，创造出一些规则制度让博彩业更健康、更专业地发展。第二，该组织可以建立一个认证赌场的标准，只有通过这个国际性的认证，赌场才能展开经营，如此就可以避免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赌场出现。

　　其实澳门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现在经常说的产业适度多元化，从目前来看其实都是让博彩多元化，什么都要博彩来做，但博彩多元化不等于产业适度多元化，博彩多元化反而会让澳门的中小企业更难生存。但是长远怎么改变，怎么实现真正的适度多元化？还需要去思考，比如绿色金融等方面。
　　评论员简介

　　林卓华，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会长。

　　刘景松，澳门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厦门大学澳门校友会副理事长，兼任多个文艺社团的学术顾问。先后执教于汕头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纪游文学以及澳门文学文化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骆伟建，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曾参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出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01年受聘澳门大学法学院至今，现任职教授。

　　谭琦斌，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青年委员会主任，澳门大学金融学硕士，现为研究员，曾对多个澳门社会议题作出研究，至今在学术期刊及报刊发表论文及社评10余篇。

　　周平，澳门城市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葡语国家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先后就职于澳门大学研究生院、学生事务部、教育学院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员；河南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

　　林志军，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和1985年在厦门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第一位经济学和会计学博士），还取得加拿大Saskatchewan大学商管硕士学位。现为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理事长，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与供应链创新联盟理事长，澳门区块链应用研究所负责人。

　　陈伟坚，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长聘教授。曾在美国纽约州的伦斯勒理工学院（RPI）任教长达12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双学士（1997年）、清华大学硕士（2000年）和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2005年）。曾获工业工程领域的最佳博士论文奖（Pritsker Award）、美国NSF CAREER奖、INFORMS服务科学最佳论文奖、IEEE CASE最佳论文入围奖等。

　　黄明健，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澳门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广州、福州、珠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澳门科技大学，曾任福建警官学院客座教授、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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