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中华文化圈公共产品　如何供应？

统一中国除了国家主权落实之外还需要文化认同

　　中评社香港1月21日电／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陆钢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发表专文《中华文化圈公共产品的供应》，作者认为：从国家主权的角度看，香港回归祖国是非常完整的，没有留下棘手的遗留问题。然而，香港对文化中国的认同过程没有完成。香港对一国的认同，实际上是对主权中国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对文化中国的认同。相比台湾，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人群也更复杂。从香港的事件引申出一个问题，统一中国除了国家主权落实之外还需要文化认同。前者体现了硬实力，后者需要软实力。中国主权的认同具有确定性和地理空间性，但文化中国的认同则没有确定性并且超越地理空间。文章内容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和平统一是21世纪的大命题。大陆集中了各方力量进行研究，其焦点集中在国家主权的统一层面上，因此，除了军事武力直接占领台湾全境之外，外交就是主要的和统手段，其目的是消除台湾的“邦交国”，彰显其国际法意义上国家主权代表的不合法性，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承认的政权，肯定无法代表中国的国家主权，这是常识。另一个明证是，大陆高层曾经对两岸统一有过承诺，祇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甚至可以改国号、改国旗。显然，在两岸统一上，大陆的关注点是政治统一，即国家主权形式上的完全统一。

　　然而，最近香港发生的事件表明，国家统一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是不完整的。从国家主权的角度看，香港回归祖国是非常完整的，没有留下棘手的遗留问题。然而，香港对文化中国的认同过程没有完成。文化认同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它触及民众的意识形态、心理认知以及社会阅历。如此艰难的任务特区政府显然是难以承受的。它祇是藉助于官僚机构在文化沟通上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一旦遇到抵制就撤退。而大陆驻港机构基本上忙于事务性工作，缺乏整体性的文化认同战略规划。本来香港的大学应该是承担青年人文化认同的重要场所，但在精英教育理念的支配下，香港的大学延续殖民时期的教育方式，在涉及中国文化认同方面无所作为。连教学语言和工作语言都全部是英语，中文不过是用于日常生活交流的交际语言，而且不是普通话，而是粤语。这样体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无论是知识体系还是价值取向自然倾向于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情结难以生成，更谈不上文化认同。
　　对此问题，大陆也有所察觉，也试图做一些工作，然而由于《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约束，大陆方面的机构难以放开手脚，对香港教育体系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本以为按照“井水不犯河水”的做事理念，香港与内地可以相安无事。尤其香港收回后一段时期，香港人对一国的高度认同，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港人表现出来的救济热情，让人觉得香港没有问题。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香港对一国的认同，实际上是对主权中国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对文化中国的认同。相比台湾，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人群也更复杂。香港素有“文化沙漠”的称号，中国正统文化的精英基本上在海峡两岸，偶尔到香港客串一下。香港本土文化是港英统治时期形成的，除了高等学府外，社会主流文化基本上以娱乐八卦、休闲消遣内容为主，任何严肃的话题在香港都会以夸张失真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造成了大部分香港人对客观现实认知的错位。

　　回归初期，香港与内地人民缺少交流，但港人至少可以保持基本的礼仪。随着内地开放对香港的旅游，大量内地游客蜂拥而至，与港人近距离接触。港人对带着真实中国文化气息的内地游客有了真实的感受。各种负面消息频出，港人情绪发生变化，从欢喜到厌烦、厌恶乃至仇恨，从个体扩大到群体，从日常生活细微上升到文化层面。所以，香港回归仅仅体现在国家主权层面，文化中国的认同没有完成。

　　从香港的事件引申出一个问题，统一中国除了国家主权落实之外还需要文化认同。前者体现了硬实力，后者需要软实力。中国主权的认同具有确定性和地理空间性，但文化中国的认同则没有确定性并且超越地理空间。比如，作为中国人，他（她）拥有中国国籍，并且持有中国护照定居中国或旅居海外，说明了对主权中国的认同，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中国人，他们拥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护照，不在中国主权的管辖内，但这些海外华人高度认同中国，拥有一颗“中国心”，实际上这是对文化中国的认同。以此为逻辑，在讨论中国统一的问题时，可否把文化中国的认同作为重要议题，而文化中国认同的过程首先要从讨论中华文化圈的构成开始。

　　二、中华文化圈的构成

　　中华文明是一个历史的传说，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支撑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力量主要是中国人，他们分布在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文化圈，其主要族群是汉族。汉族并不是构成中华文化圈的唯一族群，其他族群也可包括在中华文化圈内。判断是否纳入中华文化圈的起码条件是，使用中国象形文字；说普通话；说中国方言。更高级的条件是，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瞭解中国的哲学理念和行为方式等。当然，国籍仍然是判断是否属于中华文化圈的重要条件。祇要拥有中国国籍，无论是什么民族，都被认为是中华文化圈的一分子。但在海外这个判断比较复杂。尤其是从中国移居海外的少数民族，他们与其他国家的主体民族同宗同族，是否将其纳入中华文化圈主要看他们的认同，即是否接受文化中国并愿意参与文化中国的建设活动。
　　从世界历史看，一个文明形态与民族国家是不同的概念。在同一个文明形态下可以衍生很多个国家。例如，在阿拉伯文明形态下有着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苏联文明形态下，分离出了12个独联体国家和3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文明为母体的西方文明形态下，有几十个西方国家，尽管他们政见不一，争吵不休，甚至相互开战，但在西方文明基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时，它们又高度一致，要保卫西方文明共同体。中华文明存在几千年，是唯一没有出现断层的古代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土地上产生过无数个国家。但是，中国理解的国家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的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不同，其实就是一个朝代的概念。当几个朝代同时存在，就形成了多国的局面，三国时代就是代表。因此，在“中华民国”之前，中国未曾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态。当时大部分国人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也开始参与现代国际体系的外交活动。这个时候，国人开始觉醒，国家主权的概念逐渐被接受。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行为都会激起民众的强烈抗议。而知识分子的敏感性更强烈。郁达夫对曾经日本人把中国人称之为“支那人”耿耿于怀，视之为中华民族的耻辱。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出现了几个政府并举的局面，有北洋政府，有广州政府，有南京政府，有武汉政府，有苏维埃政府等等，最后蒋介石基本上完成了形式上统一中国的举动。当时主权中国和文化中国的概念是一致的。尽管存在几个政府，但大家都在争夺中国的领导权。

　　1949年之后，主权中国和文化中国出现了分离。共产党赢得了胜利，建立了新的政权，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继续存在，“国号”仍然是“中华民国”，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社会承认国民党政权。这个局面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打破。中国加入联合国、中日、中美建交等一系列事件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过程，今天，这个过程已经完成。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中国的国家主权由北京代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围绕着国家主权归属，大陆与台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大陆的立场很清楚，祇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立场是不被接受的。台湾在早期立场是比较清楚的，不承认大陆政权的合法性，认为“中华民国”才是正统代表。李登辉之后，台湾方面的立场发生变化，不再强调对大陆的主权争执，而将重点放在台湾，祇不过形式上仍然摆着一个包括两岸三地在内的中国架构。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的立场急剧变化，不仅要脱离大陆的主权管辖，也要脱离中国这个名号　，简言之就是要搞台独。对此，大陆当然坚决反对，并以武力威慑以制止台独。

　　这样两岸关系似乎陷入僵局。除了主权中国之争外，文化中国也出现争端。由于国家主权是由很多文化符号作为象征，因此对这些文化符号的尊重和主权表达语言的规范性成为保卫国家主权尊严性的重要体现。本来在政府层面或专家层面，一般对这些文化符号不会引起争议，即使立场不同，大家也会克制，保持起码的礼仪，至少不会暴露在国际公共场合。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参与国际事务兴趣的浓厚，上述情况发生变化。大陆有些部门的官员，机械理解一中原则，没有区分主权中国与文化中国之间的差别，做了一些无益于彼此感情的事情。同样港台一些年轻人，恣意妄为，毁损代表中国主权的文化符号，也造成对大陆民众感情的伤害。于是，两岸之间不仅在国家主权的代表性上分歧依旧，两岸三地在文化中国的认同上也发生严重裂痕，而且这种裂痕也波及海外华人。它的危害性在于，导致中国文化凝聚力的涣散。中国文化的认同是中国统一的强大粘合力，没有这种粘合力，即使统一了，也会引发新的问题。因此有关中国统一的过程，主权中国的认同和文化中国的认同要同步进行。没有文化中国的认同，主权中国的认同是不完整的。
　　同时要注意到，文化中国认同有自己的规律，它有时候与主权中国认同重迭，有时候又超然于国家主权层面，往超国家的普世价值方向发展。而且文化认同甚至比主权认同更具紧迫性，因为电脑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手段的多样化，使得中华文化圈面临文化特性消解的可能性。如果说纸质媒介时代，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尽管政见不同，但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回忆，因此不会出现沟通障碍。现在不然。整个中华文化圈里，特别是年轻人使用的社交媒体完全不一样，相互不能沟通，长此以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会截然不同。这样即使在同一个大家庭里也会同床异梦。祇有设法在整个中华文化圈范围内，以极大的包容性加强文化中国的认同，实现对一个中国的共同认知，即使他们在不同的地域、国度和地区，也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中华文化圈里搭建公共平台，提供公共产品，以促进对文化中国的高度认同。

　　三、文化公共产品的问题思考

　　本文并非专门讨论公共产品的理论，而是想把公共产品的理论运用到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上，运用到中华文化圈的建构上，运用到文化中国的认同上，其理论假设是，祇要提供足够的文化公共产品，就会给中华文化圈提供强大的内生凝聚力，也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但问题也来了。谁是文化中国公共产品供应的主体？谁来承担这些公共产品的成本？谁能保证整个中华圈的人们共享这些文化公共产品？当两岸三地的民众对文化中国的公共产品产生歧义时如何提供解决方案？等等。就这几个问题，下面做一些简单讨论。

　　按照简单的理解，公共产品是公众可以免费共享的，个人是不能独占的，正好与私人产品相反。它最早来自于公共经济学的概念，其特点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所谓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产品的整体性，比如国防，外交、安全、教育、维稳等，属于一个整体，无法切割成若干个单位，也不能归属于哪个企业或机构，它属于全体社会。所谓消费的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消费者的增加，不会影响现有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数量和品质的消费，也不会导致公共产品成本的增长。所谓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祇要在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内，人人都可以消费公共产品，这跟私人产品不同。私人产品除非拥有者允许，其他人无法享用其私人产品。

　　后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将公共产品概念引用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上，使之成为霸权稳定理论的逻辑起点。这个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大集团，愿意为集体行动支付组织成本的祇是少数成员，大部分成员缺乏为集体行动买单的内在动力，因为他们为集体公共产品支付的成本不足以获得受益。况且，个别成员即使没有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他仍然可以享用集团的公共产品。这种“搭便车”的现象，导致集团公共产品供应的不足，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换言之，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必然会造成霸权稳定的困境。
　　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共产品的主体是谁？　一般而言，就国家而言，公共产品的供体一定是政府。政府拥有支付公共产品的义务、实力和许可权。然而，中国面临的困境是，两岸三地的法律体系不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领全中国的实体政权，这样两岸三地公共产品的供应者分别由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政府机构担任。它们分别支付各自的公共产品。大陆近年因为经济实力的上升以及产生更多的国际使命感，对公共产品支付的范围和种类不断地扩大，不仅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且为国际社会尤其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供应公共产品。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宣布，＂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中国几乎以成本价或赔本买卖为沿线国家修建大量的基础设施。中国也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供应他们学习。

　　在文化领域，中国提供的影响力最大的公共产品就是在海外创办了大量的孔子学院，这本来是一件善事，对于构建文化中国的认同作用巨大。一方面，中国通过汉办和侨办为海外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便利条件，包括编写教材、提供师资和举办活动等。无论是孔院还是汉办或侨办，其共同的特点是推广汉语，扩大中国影响。这不仅得到海外华人的支持，也得到海外非华人族群的回应。

　　然而，在寻求一个中国的认同上出现了歧义，对主权中国认知的分歧延伸到文化中国的认同上，造成两岸三地不仅仅在官方层面产生争论，民众之间也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这些不愉快发生在国际场合。例如前些年在欧洲发生的撕书事件。再有，海外中文教育本来是中国政府应该积极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但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产生竞争，使得他们所提供的文化公共产品产生了排他性，错失了在海外华人圈寻求文化中国认同的机会。目前主权中国英雄可以用武的空间很小，而且比较刚性和伤情。文化中国认同的活动空间则很大。实际上很多事情可分成两个层面处理，不要把主权中国和文化中国混淆，在保留各自的分歧下最大限度地获取共识，从而化解各种矛盾和分歧。

　　四、文化公共产品的供应建议

　　首先应该加深对一个中国内涵的理解，区分主权中国与文化中国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要认识到，在主权中国之上存在一个更大架构的文化中国，其存在的历史长度与地理跨度远远超过主权中国，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正是因为这种包容性和灵活性，使得中华民族在几千年血与火的燃烧中一次又一次的涅盘重生。重生后的中国文化不仅延续了汉文化的传统，也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因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孔孟文化祇是里面的沧海一粟。在当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中，我们一方面要遵从现有的国际游戏规则，坚守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也要继承历史文化传统，承认文化中国的认同在中国统一大业中的重要性，并对文化中国的建构赋予时代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要把统一中国的格局做大，不再局限于国家主权的一砖一瓦的争夺，而是发挥一种使命感：动员整个中华文化圈的炎黄子孙，也包括那些虽然没有中国国籍但认同文化中国的其他族群，全力以赴地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继续保持世界主要文明形态的地位，避免中国文化在激烈的竞争中被解构的后果。为此，两岸三地的各级政府要有使命感，为中华文化圈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

　　其次，大陆要主动扮演中华文化圈公共产品主要供应者的角色。理由很充分，北京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同时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拥有丰富的人力和财富资源。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源源不断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它没有理由不为中华文化圈提供公共产品。然而在高度行政化的大环境下，为中华文化圈提供公共产品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需要具体执行部门超越本部门利益、超越商业利益。这里要总结当前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避免政出多头和部门竞争；防止个别部门把海外中国文化公共产品的供应变成本部门的自留地，造成公共产品消费出现严重排他性的现象。建议中央成立中华文化圈公共产品（具体名称另议）供应领导小组，协调所有相关部门利益，制订公共产品供应的战略规划，计算公共产品的成本与收益，确定公共产品供应的流程，明确相关部门的工作范围及其职责等。
　　再次，中华文化圈公共产品的供应方案要在两岸三地之间进行充分的磋商，包括公共产品的类型、内容和供应方式。有时候两岸之间难以达成协议，可扩大磋商范围，邀请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人精英一起协商。这是新一轮的建国大业，是文化中国的建构过程。需要理解的是，中华文化圈的公共产品提供不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意识形态灌输，而是在瞭解海外华人的需求之后，根据他们的需求而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产品。对于台湾来说，它在文化中国的建构过程中有着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平心而论，台湾的政治精英受过良好的中国文化教育，既能通古，也能博今，在文化中国建设中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他们缺的是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文化大平台。他们的知识能量在岛内无穷无尽的选举中消耗殆尽，抱憾终生。相比台湾，香港的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较强。他们更为接受西方的文化，这是英国长期殖民政策的结果。他们在文化中国认同上的矜持态度，影响了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的认同。即使这样，香港的知识精英和年轻人不应该被排斥在文化中国建构过程外。

　　第四，中国文化圈的公共产品提供要与时俱进，要有创新精神。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更多的年轻人依赖于网络社交平台进行日常交流。在同一个社交网络平台上，即使来自不同族群的年轻人，他们的沟通也是顺畅的。一个表情符号，一种网络语言的表达，甚至类似火星人的文字，他们都能理解，并乐此不疲。这些行为方式，其他网络社交平台的年轻人难以理解，更谈不上沟通。在当前的条件下，还难以让两岸三地的年轻人使用同一个网络社交平台，但还是可以给海外华人圈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可以从纸质媒体入手，比如在海外建一批中文图书馆或阅览室，两岸三地提供免费的书籍和刊物。鼓励两岸三地的青年学子使用对方的图书馆，政府提供必要的免费服务。可以考虑在这些图书馆邀请两岸三地的知识精英在图书馆开设讲座，与读者进行交流，讲授中国的文化传统，其费用由政府支付。

　　第五，在两岸和统进程停滞的情况下，不妨概念先行，架构先行。具体来说，就是超越国家主权之争，在旁边搭建一个文化中国的架构。这个文化中国最大限度地涵盖两岸三地对一个中国的认知，以寻求两岸三地在一中认知上的公约数，因此是去政治化的、去标签化的。这个文化中国既有历史的传承，更是面向未来的寄托。在主权统一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实现文化认同的统一，从而为主权的完全统一创造条件。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是年轻人增长知识、深入社会、结交朋友、提升自我价值的途径，其效果不亚于围墙内的高校教育。为此，两岸三地可以考量在政府的支持下，由第三方出资，设立各自人文旅游项目，鼓励港台澳以及海外华人的青年学生到大陆旅游，饱览祖国的山水风光，接上祖国的地气，提高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力。大陆青年也接受资助到台湾旅游，与当地的居民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保持密切的交流和互动。如有条件，可以资助香港学生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贫穷的地方旅游，打开眼界，增长见识，加强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六，要更新对海外华人的认知，把那些户口不在两岸三地的海外华人也视为中国大家庭的成员。中国虽然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可以从文化中国认同的角度将这些海外华人纳入中华文化圈，就像以色列把全世界犹太人当做它的人民一样。现在的华人与以前不同。这些海外新华人从两岸三地移居海外，其世界观和行为方式都已经形成，尤其是大陆出去的新华人，对文化中国的认同非常强烈。但在主权至上的指导思想下，这些新华人往往受到排斥，被归到外国人一类。这跟周恩来时代的做法不一样。当时，很多非中国籍的海外华人都被中央政府定性为自己的同胞，在各项政策上给予优待，因此那时候的中国尽管没有现在富裕，却有强大的吸引力。实际上，海外新华人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和香港，对文化中国是相当的认同。台湾保留了旧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书写繁体字等，但台湾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在丢失。很多台湾年轻人受到商业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不愿意在学习中国文化上下功夫。而很多香港人本来就是从大陆过去的，文化程度较低，移民海外后，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忘记中国文化，起码会说中国话。大陆的新移民更是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忘记中文。尽管两岸三地学习中国文化的动机不同，但他们的愿望是一致的，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中国文化的环境。可是在海外，不能指望当地政府提供学习中国文化的公共产品，这毕竟要花费纳税人的钱。祇有中国政府才有实力和意愿为海外华人提供学习中文等教育公共产品。这是构建文化中国认同的大好机会。两岸三地可以携手并进，充分调动各自的资源，给予所有的海外华人消费文化中国公共产品的机会。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或是阿里山和日月潭，或是上海滩和铜锣湾；无论他们是否拥有中国户口，祇要有一颗中国心，就可以充分享受文化中国公共产品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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