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文化台独特征、实质及影响

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共同性，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亦产生其特殊性。

　　中评社香港1月31日电／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林劲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发表专文《“文化台独”的特征与实质及其影响分析》，作者认为：所谓“文化台独”中的“文化”概念应是狭义的，即指教育、语言、文学艺术、习俗、宗教信仰、传统、制度等方面。“文化台独”起码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1、海内外分裂势力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是其政治纲领及政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其相关的活动，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服务。2、台湾当局利用其执政地位，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甚至体现于法律法令，以贯彻其政治理念。文章内容如下：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了一股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动向，与海内外分裂势力长期以来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相呼应，在李登辉主政中后期和2000－2008年陈水扁执政期间有着逐步加剧的趋势，这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关注和忧虑，人们称之为“文化台独”。随着2016年“二合一”选举的获胜，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再次显现迫不及待地推行“文化台独”政策的趋向。本文拟就“文化台独”的内涵与实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推行“文化台独”政策的特征及其实施、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政策的相关作为作一分析，揭示“文化台独”的危害及影响，并对于“文化台独”问题提出若干思考及认识。

　　一、“文化台独”的内涵及实质

　　“文化”概念的定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所谓“文化台独”中的“文化”概念应是狭义的，即指教育、语言、文学艺术、习俗、宗教信仰、传统、制度等方面。“文化台独”起码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

　　1、海内外分裂势力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是其政治纲领及政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其相关的活动，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服务。

　　2、台湾当局利用其执政地位，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甚至体现于法律法令，以贯彻其政治理念。
　　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与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分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体系的不同方面，前者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范畴，后者已融入政治法律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与政治领域的“台独”主张都属于思想上层建筑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及相关政策是为政治领域的“台独”主张及相关政策服务的；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及相关政策实质上是政治领域的“台独”主张及相关政策在文化领域的反映，通过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引导社会、引导民众去维护和支持“台独”的政治理念、路线和政策。因此，“文化台独”虽然表现在文化上，但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文化台独”本质上企图从历史、文化领域藉助“本土化”的名义而极力推行“去中国化”，割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反对和清除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在“台独”势力看来，“文化认同会被支配者利用而成为文化霸权”，从而支持中国的“政治霸权”，惧怕由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导致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因此，在“一个中国”概念中不仅要去除政治、法律的涵义，而且必须进一步去除文化、历史的涵义，为政治上、法律上的分裂主义路线奠定基础。“台独”人士李乔曾经宣称：“何以要从文化层面来主张‘台独’呢？简言之，因为这才是‘台独论’的根本，这样的‘台独论’才有效，这样的‘台独论’才能使‘台湾真正‘独立’’，亦即‘台独有意义’。”“台独”势力正是力图推动从对台湾的“文化认同”导致对台湾的“国家认同”。

　　从理论上看，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的宣传将一定程度直接影响台湾社会对中国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进而影响台湾社会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政时期，台湾当局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其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灌输其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及意识形态就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及意识形态，运用政权力量，通过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等机制，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舆论宣传的导向，在文化、历史方面“去中国化”，这使台湾社会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逐步发生实质性变化，这种影响对于青少年尤为严重。

　　然而，文化这一社会历史发展传承下来的行为模式的集合体，通过人们长期经验的总体发展得以维系，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社会意识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通过社会心理对社会存在和政治制度起巨大反作用。所以，文化认同一旦形成，将难以改变。正因如此，尽管经过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战后台湾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与凝聚力，当然也不能忽视日本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在战后对台湾政坛与社会所造成的遗害，至今尚未消除。同理，长期以来海内外分裂势力有关文化领域“台独”主张的宣扬和“台独”路线的推行不可避免地遭遇强大的客观制约，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仍然不遗余力，甚至提出和推行一些极端、偏激、情绪化、非理性的口号和举措，这种违反文化发展规律的目的，终将不能如愿以偿。尽管如此，仍然必须毫不懈怠地加以遏制，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危害与影响。
　　二、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推行“文化台独”政策的特征及其实施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李登辉当局打着“民主化”、“本土化”的旗号，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其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文化台独”主张开始有恃无恐地宣扬。李登辉声称“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文化的重建与新生”，“教育不改，人心也不会改变，过去教育都限制在大中华的观念范围中，台湾不需要大中华主义”；“我要中小学教育里多加些台湾历史、台湾地理等课程”。因此，台湾当局鼓动各大学逐步删减甚至取消与“中国”有关的“国文”、“三民主义”、中国近代史及中国通史等必修课程，鼓动高校设立“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把“中国文学系”并入“外国文学系”、“东方文学组”等。陈水扁上台主政后延续李登辉的理念，继续推行“文化台独”政策，比之于李登辉有过之而无不及。

　　推行“文化台独”政策涉及文化领域多个方面，影响较大者主要体现在语言及历史教育两个方面。

　　（一）在语言方面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

　　1、强力推行台湾方言的教学。

　　1994年李登辉在与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中极端化地强调台湾“乡土教育”和“方言普及”，把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对立起来，刻意否定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恶意贬低中国文化，他把所谓“台湾话”与“中国话”分开并对立，宣称自己带头讲“台湾话”，“已是非如此做不行了”，“台湾人想听的事，用中国话说不通的”。从而台湾当局刻意在文化上制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差异与区分，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推行所谓的“乡土教学”，这是其“本土化教育”的重要一环，即用台湾的地方方言（闽南话）讲学，对中小学生进行台湾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社区等各个方面内容的教育。这一教学在小学阶段侧重于语言掌握，主要是将方言学习融入各科教学中；在中学阶段则偏重于台湾历史文化教育。因此规定中小学生必须在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语中选修一种，以此弱化普通话（即所谓“国语”）在台湾的主导地位。中小学经常举行“台语演讲比赛”、“台语辩论”、“台语电影欣赏”，官方还举办“台湾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陈水扁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强令台湾的广播电视大量增设“台语”（闽南语）节目，他自己也经常用“台语”发表公开讲话。

　　台湾民众要求自己的子弟学会乡土语言，这完全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但某些政治势力及人物将此“政治化”，民进党人士宣称：“国语的支配力量其实反映了中国在台湾的优先地位，代表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因此，“台语”被视为认同台湾的标准，不会说“台语”则被当成不认同台湾，或者轻忽台湾。更有甚者，有人鼓吹“未来的国语与官方语言应当重新拟定”，还有人宣导推行“台语文字化”，许多政界人士将在公共场合讲“台语”作为其政治“作秀”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在台湾当局及某些政治势力那里，推行“台语教学”绝对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

　　2、以“通用拼音法”代替“中文拼音法”。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虽然中文拼音广为国际采用，并已获得国际ISO认证，全球超过15亿人在学习及使用中。但是，陈水扁及民进党当局则认为，中文拼音代表的是“中国”与“统一”，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放弃国际通行的中文拼音系统，推出所谓的“通用拼音系统”，要使台湾和大陆有所区隔。

　　1997年7月，鉴于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考量，台湾“教育部”决定采用“中文拼音”为中文译音方案。事隔三年，2000年10月台湾“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否定采用“中文拼音”方案，通过所谓符合台湾习惯和乡土语言且具更高相容性的“通用拼音法”（此方案是1998年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内拟定的方案，因遭“教育部”反对而作罢）。台湾“教育部”政务次长解释说，采用“通用拼音法”考量在于国际标准、本土化语言教学及国内接受度。主持这一工作的曹逢甫声称，中文译音的国际通用性是可以考虑的重要因素，但非唯一的考量因素，因为还须考虑国内接受度及九年一贯课程乡土语言音标的相容性。他还举例说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是两个非常相似的语言，但当两国分别独立建国时，葡萄牙政府的语言规划单位曾刻意强化两者的差异以增加区辨性以及各自的“自主性”；类似的情况也曾发生在丹麦语和瑞典语之间，当台湾“自主性”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认同性”的考量自然会受到较大的重视。由此台湾当局采用“通用拼音法”的目的昭然若揭，即以此塑造一套有别于中国汉语文化系统的“台湾拼音法”，惧怕因为采用“中文拼音法”使“台湾被视为中共的一省”，实质上是对不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语言拼音法赋予“政治化”的涵义。正如台湾学者指出，这种做法“名为尊重本土文化而兼具反共意识，实为‘台独’意识作祟”，是一种“新锁国政策”。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从语言上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两岸统一的文化基础，这是“文化台独”迈出的危险而关键的一步。

　　（二）在历史教育方面歪曲台湾历史，贬损中国历史，企图割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联系，极力宣扬亲日情结。

　　1994年李登辉在与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中声称，中小学对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不太有用”，进而强调对台湾历史、地理的学习，声称以往不教台湾的事而教大陆的事“真是荒谬的教育”。李登辉1996年5月“就职”时提出，“过去国民党太强调大陆的历史文化，要让新生一代瞭解台湾”。为此，台湾“教育部”决定在中学开设《认识台湾》新课程，1997年2月，由台湾“国立编译馆”组织编写一套初中教材，试用一年，1998年正式使用。这套打着“本土化教育”旗号的教材分为历史篇、地理篇、社会篇。让台湾青少年认识自己家乡的历史和生存环境，增进爱乡爱土的情感，原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套教材歪曲历史与现实，以所谓“学术研究”、“中性描述”的幌子，笼罩着台湾当局“政治干扰”的阴影。
　　《历史篇》第一章导论写道，台湾历史的特色是多元文化，对外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兴盛、冒险奋斗和克服困难精神。应当指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罔顾这一历史事实去认识台湾。台湾主要由大陆移民开发，在历史上与闽粤两省一直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台湾历史的特色。教科书编者假借使用“中性”词句，把郑成功“收复”台湾写为“进攻”台湾；把日本“侵占”台湾写为“取得”台湾；把日本“投降”写为“终战”、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凸显出无耻的媚日观点。

　　《社会篇》极力鼓吹“我们都是台湾人”，宣扬所谓“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台湾魂”、“吾土吾民”，却不提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只字不提“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与“台独”势力宣扬的“台湾是台湾”、“中国人是中国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谬论一脉相承。

　　①这套教材通篇没有出现“中国人”、“中华民族”这些字眼，所谓“以台湾人的观点写台湾史”，实际上刻意排斥“中国的台湾”。

　　②这套教材称台湾“有史时代”就进入“国际竞争时代”，否定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领土关系；称“多元文化是台湾历史的一大特色”，以此表明台湾的“国际性”。

　　③这套教材通篇充斥“我们都是台湾人”，由“多元族群”构成，清代是漳、泉、客和原住民“四大族群”，当今则是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四大族群”；“台澎金马是命运共同体”，要凝聚“台湾意识”，变成“台湾人”。不断重复四百年来外来统治者欺压台湾人的悲情历史。

　　④这套教材在刻意疏远、贬损中国的同时，却对日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历史篇”不仅模糊淡化日本在台的残酷殖民统治，而且鼓吹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的“丰功伟绩”；“社会篇”大肆赞颂“日治时代”，只字不提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悲壮事实和具有的中华民族意识。

　　《认识台湾》一推出即掀起轩然大波，受到社会广泛的质疑和各界人士的抨击和批评。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政治文宣品，而不是教材。他们认为：一、这套教材任意篡改历史，妄图割断大陆与台湾的血脉联系；二、这套教材歌颂日本殖民统治，亲日情结浓厚；三、这套教材刻意凸显“两个中国”的文字，妄图误导青年学生的“国家观念”，为“台独”铺路；四、这套教材为执政者涂脂抹粉，充斥着政治文宣的意味。他们认为“中小学教科书为‘国家’教科书，着重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观念’”，而这套教材是“亡其国先亡其史”，必将成为“台湾的乱源”。民进党、‘建国党’及台湾教授协会的一批人则对这套教材表示认同，声称这是“跨出台湾本土化教育改造的第一步”。台大教授李永炽认为，这套教材使“‘国民’教育往前跨进一步”，建立起“以台湾为中心”的观念，回归了‘国民’教育以形塑学生人格成长为目的的功能。他们在赞赏的同时也表露遗憾，民进党中常会呼吁“本土化教育未竟全功，民进党将继续集思广益，促成更符合台湾史观的基本教材，民进党并将责成各执政县市长继续秉持认同台湾的一贯原则，推动教材改革和全面本土化运动”。
　　综而观之，不论是文化领域“台独”主张的宣扬，还是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从意识形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的程度与方式来看，从各个方面相关因素的考察及评估，影响最大且危害最烈的是历史教育方面的“去中国化”，歪曲台湾历史，贬损中国历史，割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宣扬亲日情结。在2004年底的“立委”选战中，陈水扁宣称“‘本国史’就是台湾史，中国是外国，要先认识台湾史，再谈外国史”；他还提出，要解决所谓“国家认同”问题，台湾教育需要大改革。不难看出，陈水扁当局在教育文化领域推行的政策是藉“本土化”之名行“文化台独”之实，企图通过篡改历史兜售“台独史观”，进而塑造“台独国民”，以达成“台湾独立”的政治目的。而这一切以教科书形式进入中小学，以政权力量将“台独史观”通过文化教育强制灌输给台湾青少年，其影响之广泛，危害之深远，应予高度的重视及有力的遏制。

　　此外，在陈水扁主政时期，当局主管部门利用“国家考试”推行“文化台独”政策，妄图改变公务员的文化认同。主要做法有：

　　1、考试命题范围的“去中国化”。建制台湾史地题库，各项“国家考试”中逐步提高有关台湾史地的命题比例；以“台湾近代史”取代“中国近代史”；将应试科目“国文”试题题型修正为“作文、公文与测验”或“作文与测验”，将应试科目名称有“中国”者，一律修改为“本国”；名称有“中西”或“中外”者，一律修改为“世界”。

　　2、提高闽南话命题比例。中文阅读测验选择本土作家的作品作为闽南话考题；公务员考试中采用闽南话命题；“国文科”考试使用何种语文不作规定，企图以闽南话逐渐取代现行“国语”进入考试。

　　三、2016年以来民进党推行“文化台独”政策的相关作为

　　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之后迫不及待地推行“文化台独”政策，主要体现于“一破一立”两个方面：“一破”即废止马英九主政时期的“微调课纲”；“一立”即推出“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纲”。

　　2016年4月29日，台湾“立法院”表决通过民进党“立委”提出的“要求教育部撤销微调课纲”提案，“教育部长”就任第二天（5月21日）即迫不及待地宣布，将以行政命令废止“103年微调课纲”；所谓的“103微调课纲”，是指2014年2月10日通过的“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国文、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课程纲要，课纲微调事件源于马英九政府着手调整高中课纲中的部分用语，修改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期渗透于课纲的“去中国化”和歌颂日本殖民统治的错误史观。譬如，把“中国”改为“中国大陆”；把“日本统治”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接收台湾”改为“光复台湾”；把“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改为“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构想”；对慰安妇的描述增加“被迫”两字等17处重大争议。这项在历史教育的拨乱反正工作遭到“台独”势力强烈攻击，民进党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以“马英九政府未公布微调课纲会议的发言纪录及成员名单，进行黑箱作业”为由发起“反课纲运动”。2015年7月下旬，部分根本未能厘清新旧课纲差别的学生聚集并冲击“教育部”，使台湾社会再度陷入纷争之中，迫使当局改为新旧课纲并行。由此可见，部分台湾青年在历史事实上的是非不分、在国家民族认同上的思想混乱，着实令人痛心，同时显现“文化台独”的流毒之深、危害之巨。2016年5月31日，台湾“行政院”公报宣布“教育部”的废止令，公报指出，2016学年度将恢复以往课纲版本，其中“地理”及“公民与社会”课程纲要回到2008年1月24日公告版本，“历史”课程纲要回到2011年5月27日公告版本，“国文”课程纲要回到2011年7月14日公告版本。
　　2018年民进党当局如期推出“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纲”，其中历史课纲体现更为严重的“去中国化”和“日本皇民化思想”。进而于2019年出版历史教科书，以诸多不符台湾史实的论述强行灌输给高中学生，影响所及400多万学生。新版历史教科书主要特征如下：

　　（一）在民族方面以南岛语系取代中华民族，甚至以血源DNA否定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关系；以海洋民族取代亚洲大陆的中华民族，完全切割两岸之间的民族关系。

　　（二）在国家治理方面否定《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等文件，从国际法上否定中国在台湾治理的合法性；某些版本的历史教科书甚至出现“台湾地位未定论”等论述。

　　（三）在文化方面推销“去中华文化中心论”，以多元文化取代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历史事实，无视两岸的地缘与历史关系，把中华文化对台湾文化的绝对影响力，等同于日本、西方及其他外来文化。

　　在“文化台独”政策及其相关作为影响之下，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的心理距离将日益疏远，甚至发生民意对撞。通过“去中国化”等“文化台独”行径，制造两岸民意对抗，以巩固其执政地位，这种手法曾在陈水扁期间屡试不爽，此次重蹈覆辙将严重冲击两岸关系。

　　近年“文化台独”政策的推动成为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威胁。这种迹象在“太阳花学运”和“反课纲微调运动”之后愈发明显。在大陆反对“台独”的政治高压之下，民进党进行外部冲撞式的“台独”冒险被迫收敛，于是采取从内部推动“文化台独”政策，这一系列政治操作已对台湾社会造成即时而深刻的危害。

　　四、关于“文化台独”问题的若干思考

　　“文化台独”企图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进而改变台湾社会的认同结构，扩大“台独势力”发展的社会基础。经过李登辉与陈水扁先后执政20年及民进党再次执政推动的“文化台独”政策及其作为，台湾社会的认同结构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倘若这一态势予以延续，势必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乃至和平统一构成严峻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思考及认识。
　　1、台湾文化的主体无疑是中华文化，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台湾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决定台湾文化发展必然有其特殊性，必须看到一百多年来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的极大影响，必须看到威权专制统治时期扼制台湾文化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因此，不仅要区别少数人的政治图谋与多数民众的正常文化心理，而且要严格区别文化正常发展状态与蓄意割裂两岸文化关系纽带的行径。

　　2、准确地评估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的作用与影响，恰如其分地评估其政策的推行与具体效果。少数人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然而，这一行径在相当程度上是违逆文化所包涵的多种社会意识形式自身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将某些“非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人为地加以“意识形态化”，这是极为不正常的倾向，具有“反文化”的性质。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势必进一步加剧台湾政坛、社会的省籍和族群矛盾，引发政坛纷争，对台湾社会的危害是客观存在的，但有相当的局限性，少数人推行“文化台独”的图谋终将无法得逞。

　　3、准确区分“文化台独”与强调“台湾乡土教育”这一文化倾向的不同性质；准确区分少数人的政治图谋与广大台湾民众热爱乡土的普遍心理及对威权专制统治时期长期压制“台湾文化”的逆反心理的本质差异。诚然，强调“乡土教育”以及对台湾历史的研究及学者某些观点为“文化台独”推动者追求政治目标提供了客观社会条件和基础，但二者的本质是不同的，前者不必然导致后者，必须作严格的区别和对待。

　　4、准确区分“文化台独”与强调“台湾文化特殊性”这一文化倾向的不同性质。毫无疑义，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共同性，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亦产生其特殊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不能强调共同性而忽视特殊性，也不能强调特殊性而忽视共同性，必须把强调“台湾文化特殊性”而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与将“台湾文化特殊性”绝对化及企图割裂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行径作严格的区别和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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