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中美脱钩对世界的影响

会议现场

孙学峰

陈小工

苏格

贾庆国

王鸿刚

李振广

阎学通

与会者合影

　　中评社香港2月3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丙所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原中央外办副主任、空军原副司令陈小工，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苏格，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贾庆国，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与会。座谈会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主持，与会者围绕中美战略竞争对世界的影响，和美国进入大选年之后的对华政策，以及台海关系可能的变化，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以《中美关系圆桌论坛：中美脱钩对世界的影响》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孙学峰：开场白

　　今天的主体活动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美战略竞争与世界格局走向”，第二部分是“美国进入大选年后的对华政策与台海关系”。我们邀请到六位重量级嘉宾，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场令人期待的研讨。
　　　 陈小工：如何理解中美战略“竞争”？

　　这一节讨论的题目是“中美战略竞争与世界格局走向”。

　　首先，关于中美战略竞争。我认为用“战略竞争”这个概念来界定或描述当前和今后的中美关系，需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我有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战略“竞争”是美国新的对华政策。2017年12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种理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纳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但是，这一政策已经失败。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对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这是一份自2008年以后美国首次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该报告将美国国防战略的重心从反恐转回到“大国竞争”。

　　目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是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社会人文等其他领域予以配合。

　　需要提出的是，从近两年的实际情况看，美国的对华政策用中文的“竞争”一词并不能完全和准确地表达其含义。美国对华政策具有施压、打击、遏制、防范、接触等多重含义，是一个复杂的政策组合。

　　第二，中国的对美政策不是“竞争”政策。中国并没有试图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三步走”发展目标，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最近，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巴黎和平论坛的发言中指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富起来”的巩固和提高到真正实现“强起来”，将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中国人民会客观看待成绩和机遇，沉着地应对风险和挑战……。

　　我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与美国“竞争”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出发点。总之，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第三，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成份将会日益突出。目前，中美是全球仅有的两个GDP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制造业中心。美国以极限施压的关税政策逼迫中国修订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同时实施科技“脱钩”政策，这就是要利用中美之间发展阶段上的差距，狙击中国的赶超势头和现代化进程。
　　现在可以逐步看清楚，中美竞争的核心将是对于全球产业链和技术主导地位的竞争。当前，中国正处在科技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中低端向中高端）的重要发展阶段，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关键核心技术以及金融服务、大学教育等领域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中美贸易战表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要想赢得竞争，就要化压力为动力，既不能依赖外人，又要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做好自己的事情。

　　总之，对于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我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个客观的状态和发展进程。中国在战略和政策层面是否需要以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美“竞争”战略，这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下面，我谈一下对世界格局问题的看法。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历了美苏两极格局和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一超多强”的单极格局。今后世界格局走向何方？从国家体量和发展势头上看，目前世界看重中美两国，有两超多强、两强多元、两极世界等等不同说法。总之，在大国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中，中美的地位将会突出。

　　在讨论世界格局的走向时，我觉得以下几点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要充分考虑全球化发展的因素。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年美苏关系是经济相互独立、完全分隔的大国博弈关系，中美关系则已不同。中美两国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上已经深度交融和相互依存，并且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即使未来中美之间竞争属性逐渐增强，两个超级经济体要想“脱钩”仍然是极为困难的。中美之间经济和社会联系的这一特点，客观上要求中美之间寻求理性竞争的路径，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要考虑国际社会的制度性因素。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体现是建立了各种多边体系和机制，形成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大国博弈已经主要是在国际体系内的博弈，是对制订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主导权的博弈。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重要的调整和变化，但难以全部推倒重来，也难以完全碎片化。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将会受到国际体系演变的重要影响。

　　在今年9月联大的开幕式发言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达了他对国际体系分裂的担忧，他说：“我担心可能出现‘大分裂’，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建造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都有自己的主导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自己的因特网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我认为，古特雷斯的这种担忧如果真的出现，将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倒退。

　　第三、要考虑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当今世界面对许多严峻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有许多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突出出来的，例如气候变化，防控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治理环境污染，对AI等技术的发展加以管控，以及确保星际安全等等。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无论如何，“人类安全”第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国关系的性质决定世界的未来。如果中美之间失去了合作的可能，对世界将是一个灾难。
　　苏格：国际风云变幻　须登高望远

　　当前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发展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把脉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和世界发展大势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在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不确定性显着增多的背景下，更需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和大格局。

　　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变革世界的中心力量正在发生重大历史性转变，其核心议题是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发展趋势。大变局之内涵与外延可包括五个方面的历史演进：一是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世界范围的商品大流通，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科技大发展、信息大传播、人员大流动不断深入发展；二是世界经济格局的转换：一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三是世界经济政治重心逐步发生转移，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多极化进程不向指两方称之为世界权力的转移；四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规则的制定已越来越提上议事日程；五是社会文化模式呈现出日益多元的变化，高科技和新产业革命方兴未艾。

　　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延伸，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美国和西方实力与影响呈相对下降趋势，国际局势变化的深度和速度超出了美国政要心理预期，导致其严重的战略焦虑，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执意以“美国优先”原则重塑世界秩序，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给全球化带来负面冲击，使之成为国际形势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成为大国竞争加剧的主要“动因”。

　　中国面临三个“前所未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如古训所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唯一超级大国的战略焦虑感和冒险性空前上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大国竞争为首要关切，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竟争对手”，继而开始对“挑战者”实施不遗余力的战略挤压与遏制，此举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大局和全球战略稳定。

　　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国际背景下，须登高望远，审时度势，两个大局、内外并举，方能客观洞察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首先，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推动人类文明和世界前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亦应看到，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多重因素内外叠加及相互作用有可能影响且增大中国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成本。
　　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须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坚持原则，应对挑战，既敢于斗争又讲究策略。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经贸等领域存在分歧和矛盾是正常的，最终妥善解决需要中美双方长期共同努力。要有效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加强对话沟通，照顾对方关切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同时，中方也要保持“底线”思维，心中有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对未来有可能反覆出现的矛盾与分歧妥为研判、做好预案。

　　美国对中国防范和打压的力度逐步增强，须充分认识中美博弈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虽然中美有可能就暂停经贸摩擦升级达成一定共识，但美国战略“焦虑感”并未消除，全面挤压中国的政策“极阻施压”未变。在南海问题上，美军持续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不断派军舰驶进中国岛礁领海，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有人不断试探中国大陆方面底线，显露出“打台湾牌”的意图，两国围绕网络安全等方面矛盾和斗争也在持续。

　　中美关系面向未来，一是应管控分歧，避免对抗；“智者求同”，中美两国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利益都存在差异，时而产生误解、分歧乃至摩擦不可避免。须保持对话和平等协商，择宽处行，不因一时一事动摇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管控分歧，力求克制，防止误判。通过危机管理机制，严防擦枪走火，“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不冲突、不对抗”，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

　　二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美须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理解对方的文化传统，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给对方。这是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希望美方能正确看待和适应中国的变化，以平常心和包容心，欢迎中国的发展和成功，并从中找到合作机遇。和平发展的中国不应被视为美国的威胁，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摒弃“零和”游戏和“冷战”思维，事关中美关系正确方向的根本利益，不容战略误判。

　　三是拓展利益，聚焦合作。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对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负有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努力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反恐、气候变化、疫病防控等各种全球性挑战，也愿同美方加强在朝鲜核、伊朗核、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在双边关系上，中美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基础。双方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拓展双向投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制裁或贸易战无益于任何一方，应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此外，还应加强两军、执法、能源、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同时促进各界交流，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主席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中美两国合作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对解决所有问题都必不可少。当然，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还要靠双方相向而行。
　　 贾庆国：经济“脱钩”正在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经济脱钩意思是切断两国的经济联系。中美经济脱钩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现在还很难说。但部分脱钩似乎正在成为现实，而且范围正在继续扩大。中美经济是否会出现完全脱钩？这要取决于双方的互动。考虑到近年来双方制度差异扩大，两国国内都有一些人在强调并渲染这些差异，两国间不信任程度在快速上升。同时，考虑到突发性事件导致情绪化互动的概率上升，应该说经济“脱钩”正在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过去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密切交织，体量庞大，“脱钩”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孟晚舟事件”表明，脱钩不仅可能，而且还可能很快发生。想想看，假如中国政府当时也开始抓捕美国跨国公司的CEO或委托他国协助抓捕美国跨国公司的CEO，那中美经济关系真的会“脱钩”，而且很快。所以，脱钩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就目前的情况看，短期内完全脱钩的可能性还不大。

　　中美经济“脱钩”对世界的影响很大。首先，中美经济“脱钩”过程本身会导致经济全球化逆转、世界市场分割、全球经济效率明显降低，各国通过国际贸易从比较优势中获得的利益大幅减少。其次，中美经济“脱钩”将大幅增加中美“冷战”的可能性。

　　这里说的“冷战”，指的是上个世纪美苏之间的冷战。它有三个特点，一是军事的全面对抗，二是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三是经济的相互隔离。从目前来看，双方还没有进入冷战。

　　军事上，虽然中美在南海有些冲突，但还谈不上全面对抗。意识形态上，虽然现在两国关系中意识形态色彩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形成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中国主张的中国特色主义社会道路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适性，这和美国的做法很不一样。经济上，中美经贸关系深厚，双方在这个关系中利益重大，双方都无意完全切断这一关系。
　　在此背景下，如果中美真的实现经贸脱钩的话，势必大大增加“冷战”的可能性。同时，经济脱钩会导致双方避免冲突的经济利益减少，安全门槛降低，增加爆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

　　再次，中美经济“脱钩”将会导致国际社会的严重分化，近年来“选边站”成为国际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如果中美真的经贸“脱钩”，那么相关国家可能就不得不选边站，这就有可能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

　　最后，经济脱钩会使国际秩序更加弱化、混乱，国际合作更加艰难，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解决的难度会大幅增加。

　　面对上述情况，中美两国应该如何做？第一，两国都需要认识到自己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利益攸关者，国际秩序的混乱对两国的国家利益都会带来极大的伤害。

　　第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越来越多地需要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和美国一样，中国也越来越需要藉助他国资源来维持国际秩序，从而降低维护秩序的成本，避免因为维护秩序成本太高被拖垮。所以，双方最大的利益是利用好对方的资源来维护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和对方对抗，中美对抗的结果是不仅使得双方无法利用对方资源，还要耗费大量自己的宝贵资源，大幅增加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国的根本利益在接近，而不是疏远，双方需要认真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两国关系，避免对抗，务实合作。

　　第三，在高科技问题上中美特别需要理性应对，既要防范高科技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也要保持对话与合作，在避免脱钩和对抗的同时，扩大双方合作的收益。历史上，任何一次新的重大的科技出现或突破都会带来安全风险，都曾使很多人紧张，甚至于抵制。但是，最终大家都找出了方法来管控风险，开展合作。无论是国家间贸易的增加，还是原子弹的出现，大家都采取了一定程度上容忍安全风险的态度，从而使得有关各方能够从保持交往中获得巨大的收益。所以，中美应该理性应对5G时代以及其他高科技带来的风险，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制定高科技领域国际交往的规范和相关制度，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同时，享受善意交往的红利。
　　　王鸿刚：关注美大选年对华政策变化

　　2017年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我们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开始和我们打贸易战，到现在第一阶段还没有达成，这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两年里发生的重要变化。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个变化定性。

　　美国的全球战略到目前为止实现了三个层面的转变。第一，9·11后是兼顾“反恐”和“大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现了从“反恐”到“大国”的转变。第二，在“大国”这个战略里又实现了从针对俄罗斯到中国的转变。第三，对华战略实现从“接触”到“竞争”的转变。

　　最近关于“接触论”有不少反思，但基本上“接触”是属于原来时空环境下的主要政策特征，新的政策特征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竞争”。这个共识是广泛的、巩固的，因为有一系列因素在共同作用，这些因素短期内不会改变，战略基调也不太会变化。这里边有政治性因素，包括美国的和中国的国内政治，以及两国同步转型产生的腾挪空间收窄和心理不安的安全困境。另外是大家普遍认为的实力因素，实力是客观的，但对实力的认识和实力各方面的接近引起了心中的不安。另外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就是体系性因素，原来那套在大的政治经济周期中的体系现在逐步瓦解，中美一直是这个体系中的行动者，所以在这样的潮流下，中美两国选择这样的战略有必然性。

　　这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从中可以推导出以下推论。第一，现在双方还在就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释放积极信号，但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稳住中美关系要打个问号。第二，双方都释放了较为积极的信号，但总体上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第三，涉台、涉疆、涉港、涉藏、涉南海这些问题的新管控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原有的战略共识正在瓦解，这些问题已经获得自我强化、自我升级势头，底线可能还会不断下移。

　　从2017年新定位、2018年贸易战、2019年升级扩散，然后中国从5月13号之后的舆论反制，现在，中美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战略博弈新阶段。期间可能会有些微的回旋和缓和，但大的方向不变，这也是中美关系的新常态。这是我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理解。
　　谈到美国2020年的对华政策，大选是2020年美国政治最大的因素，美国确实在2020年需要重新检讨一些事关美国前途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并且涉及到几个层面的比较。一是，美国到底要奉行国家主义还是国际主义路线，对这个问题美国两党甚至党内都有不同的看法。二是到底要关起门来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三是到底坚持特定种族优先还是多元包容，这个内政也有对外意涵，尤其是在中美人文交流问题上会直接体现出来。四是重点是要对外继续强化对抗，还是要夯实内部根基。

　　我想，如果说2016年的美国大选是一个建制派与民粹派的对决的话，那么2020年极有可能是一个左翼民粹对右翼民粹的博弈。现在看民主党内部也有比较强的民粹化的趋势，温和派在党内的“进步派”的冲击之下有点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上述问题讨论，我们设想的那种理性的、中正的、温和的声音恐怕不会占主流。以及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从2017年到现阶段形成的中美关系的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如果说美国对华政策在大选中会经历哪些变化，我认为可以用这四个词来理解。第一是“确认”，通过大选的辩论，两党极有可能会进一步确认一些最基本的共识，确认下来以竞争为基调。第二是“微调”，对一些极端性的、情绪化的、尝试性的，或者说可能引起中方过激反应、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做法可能会有一些调整。那么比如文明冲突、遏制脱钩这些容易引起误解、在国内很难得到政治支持的内容，可能会去除一些。第三是“细化”，两党都会拿出更具体的关于脱钩的版本或有关对抗的版本，内容会更细化。第四是“动员”，这次选举也将具有在美国国内进行战略动员的效果。

　　在前景上，如果第一阶段谈判很快达成，那么双方很快就会进入第二阶段谈判，所引发的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凸显，台、港、疆、藏这几个热点问题有恶化的风险，意识形态的争端现在已经初露端倪，具体向哪个方向发展，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回应。

　　中国会做什么反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同样需要明确2020年在整个中国的对内对外战略中的定位。对我们来说，2020年是收官之年、决胜之年，承前启后，我想，2020年会形成一种非常浓厚的、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氛围。经过了从五月以来中国自己的内部反思和社会动员后，到2020年这个基调应该是中国进入全面应对的状态。很显然，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会成为牵动整个中国内外战略布局的首要问题，这种情况下，把中美关系和对美政策放在中国的大战略中去看，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在的做法。
　　那么中国大战略到底有没有，我觉得是有的，就是我们反复在提的关于实现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民族复兴讲的是自己，共同体讲的是我们的国际社会愿景，两者不能分割，一个是动力，另外一个是保障。

　　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这必然意味着我们要追求更高的发展主动权、发展自主性和发展空间，意味着更高的国家安全状态，比如在两岸统一等主权问题上会有新的设定，这些内在都蕴含着中美之间的竞争，那么肯定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摩擦升级和框架重置，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

　　但同时，民族复兴也意味着更大程度地拥抱市场经济和拥抱自由公平贸易，去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普遍遵守的、更加兼容的规则体系，内在蕴含的是中国更大程度的社会开放和市场共享。因为我们很难设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在一种自我封闭的、外部对立的和我行我素的状态下实现。所以可以推导出“脱钩”不现实，合作共赢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这也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某些确定性。

　　从建立共同体的角度看，这里有很多内涵，第一层内涵就是中国将来要追求的国际秩序愿景是共同体，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霸权体系。说到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其实就是美苏是争霸的，中国争的不是霸，中国是反霸的，也意味着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竞争方式将同美苏关系不一样，也同历史上的大国博弈不一样。

　　同时，共同体也意味着共同的全球治理，有关涉恐、涉气、涉难民等一系列问题，中国会主动找美国合作，美国也可能有很多人希望和中国合作，所以两国之间有潜在的合作空间。如果真正推动建成共同体，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势头，对包括中美在内的所有大国的行为构成制约，那么对共同利益和多边主义的破坏，都会遭到群体的抵制，所以这个共同体不仅是中国的理想化的设想，本身就是一个战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的做法，并且落到中国的对美战略上，这里有三个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是最近官媒反复提到的一个观点，也是对大国博弈的最好的回应。这里边自己的事不仅包括国内的事，也包括对外的事儿，其中的关键是处理好内外关系、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者之间怎么相互促进的问题。做好自己的事，其实就是在对美战略中获取优势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第二是“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其中协调合作是手段，稳定是目标，稳定过去是目标，将来还是目标，过去的目标是通过隐忍、合作加捆绑的方式实现，那么未来这种稳定的实现方式多少会有些不同，包括做好最坏的准备争取较好结果等，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传统智慧在新时代会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个跟应对中美博弈的这种新现实有关，就是“新型国际关系”。我们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合作网络，国际合作网络实际上是对中美关系稳定性的一种最好的保证。如果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是以稳定中美关系来拓展我们国际合作网络的话，那么我们未来几十年大的战略态势，就是通过我们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网络，使中美关系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博弈战略。
　　李振广：台湾问题将进入高危期

　　台海政策是美国整个对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美关系互动或美国整体对华政策导向影响美国的台海政策，美国的台海政策反过来也对整体美中关系产生反作用。特别是，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成分越强，美国的台海政策就越激进。

　　从大周期看美国对华政策趋向。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中打打停停、分分合合、恩怨情仇发生周期性变化是一种常见现象。这也是人类社会群体之间从隔绝孤立走向接触、摩擦、矛盾、妥协、融合直到一体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中美两国分立于太平洋东西两岸，有着明显差异的两大文明代表，从相互隔绝走向接触、瞭解、融合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各种矛盾斗争、较量摩擦。两国关系在前进中有倒退，倒退中有前进。

　　从大的周期看，中美关系也呈阶段性变化。1949年至1971年是中美关系的对峙期；1971年至1978年是中美关系调整、改善期；1979年至2017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阶段的融合发展期；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明显进入新的修正期或新的调整期。

　　这一修正期的出现实际上是对过去40年中美融合发展结果的一种回应。在40年的融合发展期内，美国瓦解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结束冷战，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而中国则在这一时期内成功实现了崛起，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的实力与在全球的地位大幅提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实力的提升让美国感到了巨大压力，中国力量的壮大的确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稳定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让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防止新生力量的崛起和超越，是霸权国家的普遍心理，也是他们的现实政策。由此，日益崛起的中国被美国视为对手，视为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和最大威胁。
　　“让美国再次伟大”不是对美好未来的一种设想，而是美国宣告美国全球地位处于危机的信号。理论上讲，美国要实现再次伟大，与中国一起携手合作是双赢的捷径，但是美国并不想与中国一起再次伟大。

　　美国修正对华政策，其核心目标就是通过与中国适度脱钩，阻止中国搭美国技术、市场、资金的便车，对中国的发展进行某种意义上的釜底抽薪，对中国的发展降速，减缓中国追赶或超越美国的速度。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修正期，中美关系进入摩擦期。中美脱钩在一些领域正在进行且已经非常明显。例如，为防止先进技术流向中国，中美人员交流特别是科学技术交流受到美国方面的明显阻碍；在经济脱钩方面，美国通过加税把部分中国产品逼离美国市场，逼美国资金、企业离开中国。这都是脱钩的初步表现。

　　美国对华政策修正就是一个不断进行脱钩尝试、反弹、修正、再尝试循环的磨合过程。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高度的相互融合与利益联结，在美国对华脱钩尝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因利益受损而引发的局部反弹。因此，这个修正期或许长达数年或十几年，以便对新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到来进行充分磨合。对此，应有心理准备。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尝试与中国脱钩的同时，台湾民进党当局早就已经开始推动与大陆的脱钩战略。例如，政治教育方面培养“天然独”属于政治思想与大陆脱钩；新南向政策、台商台资回流台湾的经济上脱钩；打压两岸交流，对两岸社会交流的限流断流，属于人文社会联系脱钩。台湾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同步配合美国的脱钩战略。

　　中美脱钩环境下的美国台海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曲线与美台关系曲线成反向运动结构。1949至1971美国与中国大陆对峙时，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最紧密；1972至1978年中美关系改善时，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直线下降。1979年至2017年中美关系主流是融合，局部摩擦，对于台湾当局而言则是美台关系低空运转，偶尔有提升。2018年开始，中美关系进入摩擦期、修正期，出现脱钩尝试，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则进入密切期、提升期、强化期。中美走向摩擦与脱钩的趋势就是美台关系提升的重要机遇期，美国的台海政策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相应而言，台海问题将随之进入高危期。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每逢美国总统大选，炒作美国对华政策，挑起对华敌意，炒作台湾问题，往往成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最得心应手的竞选手段。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政治人物手中的一张极具价值的必打牌。
　　在美国对华政策环境急剧逆转的情况下，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中美脱钩议题和台湾议题将是两大热点议题。如果说美国推动中美脱钩战略从正面直接拉低中国崛起的速度，那么美国提升美台关系则是从侧面打牵制牌或制衡牌。一方面通过强化美台关系牵制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则是巩固美国在亚太的传统阵地，防止台湾向大陆倾斜，阻止台湾与大陆融为一体。一旦两岸融为一体，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局部改变，意味着美国的这一战略支点被拔除。而把台湾紧紧拉在美国一边，也是稳固美国在亚太地位的需要。

　　从2018年初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呈现越来越多的脱钩迹象，而美台关系则越来越密切，呈现多领域的密切挂钩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未来一段时期的美台关系会像沉寂多年的活火山，开始进入活跃期和喷发期。

　　第一，美国对台湾的政治支持更公开，更明确。美国国会已经通过《台湾旅行法》、《台北法案》等对台湾当局进行政治支持，未来还会藉机出台更多法案，体现对台湾当局的政治支持。

　　第二，美台或许尝试政治互动方面的突破。

　　第三，在美台军事联系方面，美国在推动大额对台军售的同时，美台军事联系将更加密切化、公开化，美国对台海的军事介入也将频繁化、公开化。美国自1979年1月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后，在实质上美国仍视台湾当局为准盟友，美台军事合作与联系只是从台面上变成台面下。未来，随着美国打台湾牌力度的加大，美台政治军事联系也将从台面下走向公开化，对大陆形成更多的刺激和挑衅。这也预示着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将因此而越来越激烈。

　　美国提升美台关系同时将搅乱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在美国尝试中美脱钩的政策方向下，美台关系的提升是对岛内“台独”势力的巨大鼓舞，“台独”的气势会上扬，胆子会变大，两岸关系面临非理性冲击的风险不可低估，台海发生动荡的风险会升高。

　　目前看，中美联系的体量决定了中美脱钩的限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台关系提升的限度。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此次对华政策的修正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在中美关系新的磨合、探索过程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与较量将是这一磨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问题会变得更加敏感，也更容易出现风险和危机。
　　阎学通：美国在摸索“脱钩”策略

　　今天的讨论很有启发，我们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中美“脱钩”。为什么“脱钩”这个词会时髦起来？我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根据策略效果不断改进的，因为当今时代的特殊性，美国意识到今天再采取当年同苏联竞争的方法已经不适宜。我通过去美国和他们接触，发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官方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政策都是失败的，而且“几十年”不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或冷战之后，是从1949年到现在都是失败的，他们认为过去所有对华战略都是无效的，必须采取新政策。

　　我自己理解，美国可能在摸索“脱钩”策略，摸索在竞争中如何胜出，这是一个新策略，美国在历史上也没有使用过这个策略。这可能导致美国这次和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不同于当年美国遏制苏联的，因为基本理念和策略不同。

　　第二是回避中美制度之争，这对中国崛起是最有利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与会者达成的共识。现在美国有很多人说中美是制度之争，但今天论坛上，大家都认为我们不应在意识形态方面接美国的球。意识形态之争是冷战的核心，如果不想搞冷战，就不能搞意识形态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内容很复杂，在不同领域竞争的策略不一样。如果我们把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归结为制度之争，就等于回到了冷战。

　　第三是激进主义。最近全世界许多地区都出现激进主义，甚至出现不搞激进主义的政治力量被边缘化的现象。这是因为，要求变革正在成为世界主流，人们对变革的要求还在不断上升。这种变革要求来自于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同时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国内和国际社会两极分化必然带来大众要求变革。但是，大众要求变革，而政府无力改革。大众看不到变革的希望，这是带来全球范围激进主义上升的原因。

　　于是，中国和美国在战略竞争中面临了一个新的环境，这和过去有所不同，就是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社会两极分化同时加速。于是，两国战略竞争还包括了谁能在两个层面的两极分化的问题上提供相对较好的解决方案，即在国际上提供受他国欢迎的平台或公共产品，在国内层面较好地解决了两极分化的问题。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讨论是非常深刻的，我在这里感谢所有的与会嘉宾，感谢你们的知识贡献。谢谢大家。
　　孙学峰：结语

　　感谢大家对活动的关注和参与，今日研讨会到此结束。

　　评论员简介

　　陈小工：原中央外办副主任，空军原副司令员、退役空军中将；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

　　苏格：现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冰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贾庆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国家监察部特邀检察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

　　王鸿刚：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曾任该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孙学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李振广：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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