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中：二二八事件的外省人有什么遭遇？
中评社台北2月23日电（作者 张亚中）二二八事件起源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查缉私烟贩卖事件，本省人发动暴动于隔天的二月二十八日，南京民国政府调动政府军开始平乱于三月九日。如果说本省人的受难日是“三月九日”政府军开始镇压以后的事，那么“二二八”可说是外省人的受难日，外省人死伤大都发生于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八日，被发起暴动的本省人攻击而死伤。
当时外省人遭本省人攻击的“受难”人数，因未在台湾省登记户籍，而无法充分得知，也无法获得补偿，但其中一位就是“严家淦”。严家淦时任财政官员，遭本省人暴动殴伤，逃入林献堂家的祖厝躲藏，才逃过一劫。依二二八基金会的标准，严家淦也是名符其实的“受难者”，但是运气不如严家淦的外省人可就多不胜数。
外省人死伤数字不比本省人少到那里去，却连马英九当政八年都没办法公布。依当时现地记者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引述警察单位公布的数字如下：外省人死亡人数四三二人，其中军士官十六人，士兵七十四人，教师和公务员六十四人，一般外省人二七八人。外省人受伤人数二一二六 人，其中军士官一三○ 人，士兵二六二人，教师和公务员一三五一人，一般外省人三八三人。外省人失踪人数八十五人，其中士兵三十七人，教师和公务员二十四人，一般外省人二十四人。
外省人受难人数共计二六四三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被武装暴动民兵“羁押”的人数。当时有很多外省人遭本省人暴徒羁押凌虐，由政府军队救出。依二二八基金会的定义，被“羁押”一小时就算“受难”，那外省人被本省暴徒“羁押”的人数更是庞大。外省人实际死伤受难人数，和二二八基金会统计的本省人受难人数一样，会比当时经媒体记者引述官方公告而报导的数字多。
当时暴动的本省人占据街道，盘查路人，先用闽南语问话，听不懂闽南语，或无法用闽南语回应的人立遭殴打拘捕。能用闽南语回答的人，暴动的本省人会再用日语问话，若能用日语回应，会再被要求唱日本国歌“君之代”，以确定是不是真正的“本省人”。这是当时的悲剧，区别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工具，竟然是日语与“君之代”歌曲。
以下是几则有关二二八事件外省人受害的描述。我们希望这些都只是恶意的传言，但是迄今读来，仍让人感觉心酸，而这些“传闻”，对于当时外省人的心境也产生巨大影响。
距离台湾省烟酒公卖局三百公尺外，就是孙运璇纪念馆，此处原是行政院长官邸。馆内展示着一份日记，几乎是当时最重要的一页纪录，但却没被多少人注意。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孙运璇写道：
“昨晚太平町专卖局职员，因缉私烟发生聚殴，结果民众死伤各一，惹起公愤．今日上午民众数千人围攻专卖局，分局内地职员多被殴伤，且有数人毙命．下午复包围长官公署与及警察发生冲突，复被击毙数人，事态愈形扩大，演变成本省人排外风潮，遇见外省人即打。下午三时许长官宣布戒严令，暴徒四出滋扰。余在公司，三时半蔡课长来告：外间情势紧张，应提前下班以免生事。当即召集紧急会议，提前于四时四十分下班。五时左右，闻暴徒已至台北支店，乃急寻黄协理，同至蔡课长家中躲避。及暴徒至公司后，内地人皆已避去，故未肇事。晚间，与蔡瑞堂、周春传谈及此次不幸事件，颇为痛心，尤其是令日人看见我们自己火拼更觉难堪。”
台湾桃园平镇客家人，台湾近代历史学家的戴国辉先生，在其《爱憎二．二八》一书的序言“我是怎样走上研究二二八之路”中写到：
“有些流氓模样的青壮年，则仿效日本人头绑白布巾，口骂‘支那人’、‘清国奴’，不分青红皂白地找出外省人殴打出气，连就读于台北女师附小（现台北市立师院实小）的外省小孩也无法幸免，惨遭拳打脚踢后，还被推入学校前的深沟中。连我也因闽南语不甚灵光，而被迫唱日本国歌，以证明台湾省籍身分。”
香港《新闻天地》周刊所载《台湾人为的台风》一文的节录：
“二二八的内情是，这个偏激的排外行动，转变为看见外省人就打，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打死为止，当时台湾人几乎是总动员，各阶层人物都参加，流氓、地痞、青年、学生、失业分子、店员、年老的，都视外省人为敌人，女孩子和老太婆则在旁指点或拍手，这类残忍的行径，使每个人充满恐怖和愤怒！人们说，公务人员因职务关系或许得罪了台胞，但妻子儿女，并无罪过，却亦不能幸免﹗…‘阿山’是台湾同胞对内地人的一个普遍称号，‘阿山’们在这一次事变中始终演着一个可怜的角色。因为在事变的几十天时间里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打‘阿山’也。他们考验你是否‘阿山’的方法，一是说‘台湾话’，二是说‘日本话’，三则唱‘日本国歌’，有一项考不来，那一定是‘阿山’无疑，于是轻则殴辱，重则打死，或者当成‘俘虏’集中起来，东西就抢来烧了，最惨的还有把小孩子由两个人拉着头和脚扯死，也有抓着小孩倒举起来撞死的，一个孕妇曾被刺刀刺穿腹部。大凡妇女孩子，只要是‘阿山’，都不能幸免，我们是仇敌吗？不然就是‘阿山’有罪？…三月一日纷乱状态更加扩大，见到‘外省人’就加殴打，许多‘外省人’开的商店，甚至于外省人来台公教人员的私宅的东西也被搬去焚毁。”
欧阳予倩〈台游杂拾〉，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上海《人世间》杂志：
“…可是在这时候，马路上已经是见着外省人就打，见着穿制服的打得厉害，税吏，狱吏、总务课长之类尤甚。那些从海南岛回去的兵，从福建回去的浪人，行动最为凶暴，女人、小孩子也有遭他们毒手的。暴民愤怒的时候，的确可怕，当时有的医院甚至不敢收容受伤的外省人。”
雪穆〈我从台湾活着回来〉。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上海《文萃丛刊》第二期〈台湾真相〉专题：
“有一对衣冠楚楚的年轻男女从这里走过，马上被群众团团围住喊打，这对男女吓得面色惨白，急忙跪下来求饶，这时有两三个十来岁的小孩挤进去，几脚把他们踢翻，群众们就开始拳脚交加、棍棒齐下，一阵乱打起来，起初他俩还在转动挣扎，后来就血肉模糊地倒毙在地上了。…。到了基隆港口里，小艇正来往穿梭，在打捞浮在水面的尸首，据说这些尸首都是在黑夜里一样用小艇把活人运到港心投下去的。此时有成群的人站在岸边观看，有的老太婆扶着手杖，年轻的妇人提着裙子--大约她们发现了她们底爱子或丈夫，在那里抢天呼地的嚎哭着，这种景象真是使人胆寒。”
曾可今着《二二八真相》之〈台湾别记〉内提到：
“‘“二．二八’那天下午，从基隆来台北的火车有一些外省籍的旅客，下车时被暴徒殴打。从高雄来的火车中，有一外省旅客被打九次，过铁桥的时候被丢入河中。在台北火车站附近，有些穿着中山装的公务员被打后，皮包，手表，自来水笔，金戒子等财物都被抢走；有些被抢后在逃跑中再被打死。万华车站有一个穿旗袍的少妇被脱去衣裤强奸，又被迫裸体跳舞。太平町有某公务员之妻怀孕待产，被暴徒剖腹，将胎儿取出掷地。某公务员之小孩被暴徒将双脚倒悬，再向下掷，头破而死，还有些妇孺是被暴徒把双脚拉开裂死的。…”
鸿民着《二二八真相》第二章〈二．二八史料举隅〉：
“据基隆逃返上海人士说，二月二十八日该地骚乱情形称﹕殴打老太婆与军警杀人传到基隆，地方顿形不安，次日台北暴动传来，空气益紧张。当晚数十台人在大世界戏院集结，电影散场，台人检查所有顾客，先以台语(既闽南语)问，‘你是哪省人﹖’听不懂得人马上拳打脚踢，一顿痛殴，听得懂的人，又改以日语盘问，答不出即断定是冒充台民的福建人，打得更重，当场一个福建人被打死。”
《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第二章〈事件之暴发与冲突之扩大〉：
“…暴民不仅毁物，也对外省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屈辱殴打。在本町、台北火车站、台北公园、荣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无端挨打，新竹县长朱文伯与台北市地政局长亦遭羞辱或痛殴。一般认为这是一年半以来的积怨所暴发出来的盲目排斥外省人暴动。于是无助的小公务人员及其来台旅行眷属或经商的外省人成了代罪羔羊。许多耸人听闻的暴行也传出了，据闻有残忍的流氓，在调戏少妇后，将母子一起打死；以日本军刀砍杀孕妇。…”
以上记述应是有真有假，有事实有传言，但是已引起高度恐慌。以下是一些当时报纸的报导：三月十日大公报标题“留台外省人均急求去”；二十三日的《蓝世报》，大标题是“台湾事变后福州旅台者纷纷逃回；‘暴民’割伤耳鼻，剖腹分尸”；二十三日全民报“汕籍公务员逃难归谈台湾事变惨象”；二十六日中央日报“饱历台变惊险，外省人返榕厦，在基隆候轮者数犹逾万人”。
目前在台湾操弄二二八事件者，大多有其政治目的，对二二八的历史作选择性的论述，把二二八事变定调为“国家大屠杀”、“政府无故杀无辜百姓”、“外省人杀本省人”，结果“菁英付之一炬”。对人命的关怀不应有双重标准，民进党与政府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去谴责那些胡乱打杀外省人的暴徒，对于当年死伤的外省人也没有过一语的同情。
每年政府都在纪念二二八，但是这个真相却是石沉大海，连每年去二二八纪念会的马英九，都没有对外省人的受害表达过遗憾，也没有试着为他们讨回一些公道，更没有对曾经保护外省人的本省人表达过肯定与感谢。
二二八事件中确切可考的统计，本省人受难死亡失踪人数约八百余人，外省人受难死亡数没有正式统计，依唐贤龙引述警察单位公布的数字约四三二人，失踪人数不详，外省人少一些，但所占人口比例外省人则高很多。
可贵的是，当时外省人被攻击时，很多本省人站出来保护外省人。后来本省人被追缉时，很多外省人站出来保护本省人。矛盾的是，死伤的外省人大部分不是国民党员，死伤的本省人很多是国民党员。但这些事实，利用二二八事件进行台独斗争的人没兴趣，尤其是日本皇民的后代，他们故意操作成“国民党”或“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对立，更进而制造成“中国人”与“台湾人”的对立。当二二八事件成为“国民党是外来政权”、“民国政府是打压台湾人民”、“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的政治工具时，这些二二八事件中受害的真正无辜者，也只能沉冤莫白了。
（作者张亚中，孙文学校总校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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