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中：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

　　中评社台北2月24日电（作者 张亚中）民间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著作及政治人物的言行，咬定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使得“官逼民反”一说几成定论。

　　二○○六年台独学者张炎宪等人完成《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结论认定蒋介石是元凶，应负最大责任，更于二月二十日表示，二二八事件是“执政者透过国家公权力有计画、有步骤的屠杀台湾菁英”。随后国民党在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举行中常会，党主席马英九将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定调为“官逼民反”。

　　在“官逼民反”论述以前，“大屠杀”已是政治正确。因为是“官逼在先”，后才有“民反”，因此，无论当年参与者的动机为何？何种犯行？起诉书及判决书是否公正？当年参与二二八事件而受到处分或死亡者一律视为被害人，一律可以得到政府的赔偿。

　　如果事实确是“官逼民反”，所有被害人都应该得到赔偿，政府也应该道歉。但是随着政府档案的全部公开，从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长官公署、保密局、中统、军统、党部、地方政府、乡镇区公所、警察局、派出所、公营事业单位、台糖、台电等，各地学校…，大量的一手资料，赫然发现事实所呈现的套不上“官逼民反”的结论。从本书前一单元对二二八事件发生时的逐日介绍，读者应该也不难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件“官逼民反”的事件。

　　所谓“官逼民反”，关键在一个“逼”字。逼到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方，不反是死，反也是死，像秦末陈胜，吴广的起义，是因为秦法严苛，不造反是死，造反也许不死，是典型的“官逼民反”。又如明末李自成率领大群饥民造反，因为农村经济残破，饥民无以为食，不造反会饿死，所以是另一种型式的“官逼民反”。总之，“官逼民反”是官把民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不得不反，因为“反”是很严重的事，反是犯法的行为，在古代反是唯一死罪，满门皆斩，甚至九族皆灭。即使在现代，“反”这个字是“破坏社会秩序”或“颠覆政府”之类的罪名，也是重罪，所以正常的情况，官逼民反虽然违法，但是会得到社会大众的同情与谅解。如《水浒传》中的八十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被奸臣陷害，家破人亡，不得不反，造反被朝廷通缉追捕，亡命天涯，但是得到百姓的同情，视为英雄。

　　近代政治学的理论，如果一个政府荒唐暴虐到一个地步，老百姓有“造反权”或叫“反抗权”。孟子也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如果政府荒淫无道，人民当然可以选择起义或革命来推翻政府。

　　二二八事件的确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但是我们客观地检视二二八事件前长官公署简派的那些外省，或亲外省人的大官有没有做出“官逼民反”的事情呢？答案当然是没有。当年随陈仪来的官员不少是当年中国的菁英份子，如严家淦、任显群、孙运璇等，当时台湾省从“日据”变成“中治”，当然有过渡期、磨合期产生的问题，而这些基层官员在观念上、办事方法，原则上可能与日本人不同，效率可能比日本人差，所以台湾人看不起他们，也不怕他们，但是当时整个制度不是一个欺压台湾人的制度，台湾民众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当时来台湾的外省官员当中，也一定有败类，但不足以形成“逼”到必须要“反”的地步。

　　我们从事件中有不少台湾人协助外省人避难，也可以看出，当然绝大多数台湾人对外省人并没有仇恨，而视其为“一国人”。如果将这些外省官员与日据初期的后藤新平对台湾人民的大屠杀、对台湾资源的毫不保留的汲取；如果当时的警民冲突发生在日本殖民时期，日本总督府会如此处理？日本的警察当时会如何反应？在暴动后，日本总督府可能会与民间共同成立“处理委员会”吗？相信读者均心知肚明。

　　台湾经过战争，尤其是美军大轰炸的破坏，战后又逢日、中政权交替，中国大陆经济濒临崩溃之际，台湾经济情况不好是事实，军人军纪、服装仪容、长官公署行政效率不尽理想也是事实，但是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都没有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资料证据显示，这些问题都没有“逼”到老百姓愿意冒着“杀头”的危险，跟政府拼命的地步。此外日本总督府跟行政长官公署最大的不同是，行政长官公署把台湾人当成“国民”、“公民”看待，但是日本人在五十年殖民期间，只是将台湾人视为次等的“属民”。

　　二二八事件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最后引起台湾全面动乱，动乱之初长官公署未尝没有诚意和平解决，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第一、长官公署二月二十八日下令戒严，并宣布依法严办肇事之专卖局人员，当日即收押傅学通等六人，并允诺秩序恢复后即解除戒严。

　　第二、三月一日民众代表黄朝琴、周廷寿、王添灯、林忠等谒见陈长官请求：立即解除戒严令、被捕之民众应即开释、命令不准军警开枪、官民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请求长官对民众广播。陈长官全部允予照办。

　　第三、三月一日午后十二时解除戒严，但集会游行仍然禁止 。

　　第四、省警备总部苏绍文处长，顷致函台北市议会，略以“关于查缉私烟血案，当局决定拨付新台币二十万元与死者之家属，伤者五万元，以为抚恤，希代转知”等，并请各该管辖区里邻长即往家属处具领转发。

　　第五、三月二日台北市参议会调查委员会全体委员往长官公署谒见陈长官，讨论本案解决方针，席上秘书长葛敬思、交通处长任显群，民政处长周一鹗，陈长官当面答应下列数项：（一）因此案被捕之民众，全部移交宪兵第四团无条件释放。（二）关于本案之死者，由政府发给抚恤金，伤者由政府负担医费送医院治疗，死伤者不分本省、外省，及公务员，希望民众调查其姓名，住址，报告，以便设法处置。（三）不追究发生本案之民间负责人（从今以后，各安其业，共谋本省之建设）。（四）即时恢复交通（铁路交通由“国大代表”简文发氏负责）。（五）武装警察巡逻车，逐渐减少（枪口不向外，武器放于车内），以维持治安。（六）从速恢复工作，各商店开门照常营业。（七）食米即运市内，供应民众需求。（八）路上倘有死伤者，由警察与附近民众设法送医疗治。

　　第六、三月二日陈仪对台同胞广播：“关于这次事件的处置，昨日己经广播过，你们都应该听到，明白我的意思了。为了安定人心，迅速恢复秩序，作更宽大的措施，特再宣布几点处置办法：（一）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由于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二）因参与此次事件，已被宪警拘捕之人民，准予释放，均送集宪兵团部，由其父兄或家族领回，不必由邻里长保释，以免手续麻烦。（三）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予治疗，死者优予抚恤。（四）此次事件如何善后，特设一处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政府人员及参政员，参议员等外，期可容纳多数人民的意见。台湾同胞们：政府这样宽大的处置大家应该可以放心了。我爱台湾同胞，我希望我这次广播以后，大家可以立刻安心下来，赶快恢复二月二十七日以前的秩序，照常工作，经过这次事件，人民与政府，想更能和衷合作，达到精神团结的目的。”

　　第七、三月二日下午二时中山堂成立处委会，并决议：（一）因此案被捕之民众，当由宪兵第四团无条件释放。（二）关于本案之死者，由政府发给抚恤金。（三）不追究发生本案之负责人。（四）即时停止武装兵警巡逻。（五）即时恢复交通。

　　第八、三月三日处委会委员黄国书、陈屋、黄朝琴、李仁贵、民众代表卢辉木、王添灯，偕各报记者，前往军法处调查凶手是否确己覊押。至该处时，据负责人谈称：“己于三月一日上午十一时，送交法院，言讫并提示文件，乃转往台北第一监狱，监狱人员由牢房牵出六人（盛铁夫、锺廷洲、赵子健、刘超群、傅学通、叶得根）。这些人均挂有甚重之脚镣，垂头丧气，由记者一一拍照。

　　第九、三月三日处委会代表与参谋长柯远芬协商，柯同意将军队撤回军营。

　　以上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初期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情形，各位读者可以试想，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总督府会否如此处理？即使是现在民主化的西方政府，在面对这些要求时又会如何处理？相信有民主与法治观念的读者应有看法。

　　若以今日的法治标准来看，当时的政府有些宽大过头了，二月二十七日晚的缉私烟事件，最多是个执法过当的问题，应该处置失职官员即可，引起暴乱以后居然承诺释放所有暴徒，又承诺即刻解严，同意民众代表到军法处查看凶手是否在押，此等行为、政府其实已是毫无威信可言？

　　难怪“不着撰人”在《二二八事变之平乱》一文中要感慨地说：

　　“由于坐待‘和平解决’决策之错误：当‘事变’之初，问题比较单纯，牵涉不大，应以纯治安事件，及时疏导，断然处置，不使酿成事端，无所谓‘和平解决’。盖‘宽大处理’绝对正确，有限度之循‘和平’途径寻求解决，亦无不可。乃不此之图，迁延因循，贻误事机；而忽略台湾之民性褊狭强悍，此其失者一。或谓当时之‘和平解决’决策，系缓兵之计；但稽考之电报中央之档案，并无请求派兵增援之事实。甚至将电稿中‘缺乏兵力’字句删除；以及严令制止高雄要塞之断然平乱等证之；足见并非‘缓兵之计’，乃怯弱无能，坐视事态恶化扩大，而无所措手足；此其失者二。…由于准许成立‘处理委员会’之错误：当‘事变’之初，本系一单纯之局部性事件，乃竟准许官民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暴乱事件。当时决策者之用心，或在‘缓冲’，或在表示‘公正’；但忽略此一决策，已使纯治安事件转变为严重之政治性事件；遂令若干别具用心者得厕身其间。其他非法组织与潜伏之共党分子亦相继介入，使群龙无首之社会盲目骚动，演变为‘有组织’‘有领导’之全面策动；实无异将政权拱手让人，使暴徙胆敢接管各县市政府，公然行使政权。…”。

　　除了与民众代表处委会协商解决方案，作大幅度让步外，长官公署又企图透过台湾士绅、‘半山’企图和平解决，陈仪、柯远芬、张慕陶，分别请托王添灯、蒋渭川、黄朝琴、林献堂等在台湾有影响力之士绅协助政府和平解决问题。但是由于：（一）民众己失去理性，所有建议和平解决的台湾领袖皆被视为‘台奸’而无法发挥其原有之影响力。（二）处委会派系分歧，内斗结果，最后鸽派蒋渭川失势，鹰派王添灯控制处委会，提出三十二条、四十二条主张，其中包括“国军”缴械等，事态发展至此，和平收场已不可能。长官公署所有和平解决之努力宣告失败。

　　二二八事件资料解密以后，从大量“中央”及地方的档案资料可以发现，除了澎湖以外全省暴徒攻击各地警察、军队、外省人、公务员，抢夺军警枪械，俘虏地方首长，以维持治安为名组织军队，篡夺地方政府，而长官公署因为先有军队退回军营，不准开枪之规定，后来事态恶化以后又因兵力不足，只有被动被困营区或机关之内无法动弹。

　　从上述的历史，无论从任何角度来回顾当时的情境，实在无法同意二二八是“官逼民反”的说法，理由如下：

　　第一、陈仪行政团队人才济济，下级官员或有素质低劣者，有贪污腐败之行为，但比较日本人之高压、凶残欺凌台胞、在“被治”者的感受方面应该还不到铤而走险去“造反”的地步。

　　第二、经济问题虽然严重，但是光复后解除日本经济“统制令”，与大陆贸易量大增，民生必需品充沛，台民生活必需品并不缺乏，比起大陆、日本、以及世界大多数地区，台湾还算比较好的。至少没有到发生饥荒或缺粮的地步，当年并不产生因为经济问题逼到百姓“造反”的地步。

　　第三、从长官公署及中央在事变初期的作为来看，事变初期官方确实有和平解决之诚意，而这些诚意因为忍让过了头，如同意民众代表到军法处查验肇事者是否在押。让暴民误以为政府胆怯怕事，遂有得寸进尺之行为。

　　第四、处委会在王添灯夺权成功后己经变成一个叛乱团体，其向长官公署提出之三十二条非但要求政府军缴械，后来又隐匿军队缴械这一条。将篡改后之三十二条交由美国副领事柯智超向美国及国际发表，以图引起国际干涉，并在广播中用“革命先烈的血不会白流的”，煽动的语言挑拨民众情绪，扩大事端。

　　从大量的一手资料显示，事实上二二八发生的原因不是“官逼民反”，反而可能是因为陈仪在初期过于妥协，希望和平解决而被误以为陈仪胆怯，遂使某些人误判情势，使事件扩大、恶化、不可收拾，最终迫使中央派兵镇压。

　　（作者张亚中，孙文学校总校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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