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中华复兴　学术界关键需贡献什么

中华文化讲究的是“互利共生”，不是“文明冲突”。

　　中评社香港2月25日电／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黄光国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发表专文《筑高墙、广积粮、不称霸》，作者指出，未来一个世代，华人学术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两岸学者携手合作，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整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达成“习五条”中所强调的“心灵契合”，这才是真正的“筑高墙”。文章内容如下：

　　一、“文明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当中国GDP在二○一○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西方许多学者认为：中美已经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将无可避免地在各个领域展开斗争。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在经贸、台海、南海、5G等方面的搏斗，都逐一表面化；2019年四月，美国国务卿庞培欧（Mike　Pompeo）连续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北极地区的发展、南海能源开发、华为的安全及太空领域威胁提出了严厉批评。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同时指出，庞培欧的团队“基于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之理念”，正在制定一项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全面围堵战略。这里所谓“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国。斯金纳说，“这是一场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她又说，“上世纪与苏联的那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内部斗争，而现在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的竞争对手。”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描述并分析古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基于恐惧和自身利益，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双方无可避免要发生战争，最后是玉石俱焚，双方一起毁灭。

　　这种论点在西方学术界可谓源远流长。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即在《外交季刊》上发表其著名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后来又将它发展成为一本专书。杭廷顿认为世界主要有八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教、东正教、西方、拉美及非洲文明。从十五世纪，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兴起之后，许多文明渐次式微，到了廿一世纪，人类的冲突不再仅是国与国之间，更多的将是文明与文明之间。在进入新世纪之初，911事件的发生，“印证”了杭廷顿的“文明冲突”之说；西方国家假藉“反恐”之名，将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现在他们又发现了新的打击对象，那就是“中国”。

　　本文主张：面对美国的这种挑战，最好的对策是坚持“筑高墙、广积粮、不称霸”，“两岸共构文化中国”。因为所谓“文明冲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不是源自东方文化。东方的中华文化讲究的是“互利共生”，不是“文明冲突”。
　　二、广积粮：“不患寡而患不均”

　　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抗元。攻占徽州之后，他亲往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请教治国平天下之策。朱升送他三句话：“筑高墙、广积粮、缓称王。”1969年8月，美苏两霸都挥舞大棒，威胁中国。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现在的最佳对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在我看来，在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说明当前“文明冲突”的世界大局时，中国应当提出的对策是：“筑高墙、广积粮、不称霸”。所谓“广积粮”，是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解决国内“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所谓“筑高墙”，是“两岸共构文化中国”；所谓“不称霸”，是不跟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来看，所谓“广积粮”就是指经济发展，同时要解决“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不久前，在香港“反送中”运动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看到朋友传来一则讯息：目前深圳正在推动一项住房改革方案。预计到2035年的时候，商品房、人才房、安居房、公租房将分别占住房总供应量的40%、20%、20%和20%；后面3类住房的价格，将分别为商品房的60%、40%和20%。

　　看到这则消息，我立刻想到《论语》上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季路禀告孔子，鲁国的权臣季孙氏将出兵讨伐鲁国的附属小邦颛臾。冉有认为：“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责备他：“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一则对话，很可以用来说明两岸三地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情势。今天不管是香港、台湾或大陆，都面临了财富“分配不均”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在都市地区的表现，以“住房困难”最为尖锐。香港地狭人稠，在几个房地产开发大户的联手炒作之下，房价贵得十分离谱，以一般人的平均收入和房价的平均值来算，年轻人拚命工作，即使不吃不喝，也得储蓄三十年才买得起一个住房，这个数字在台湾则为十三年。

　　孔子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都是处于“危机”的状态中，很容易因为某些因素的挑激，启动社会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乘虚而入，“见缝插针”，使得社会运动偏离原来的诉求，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如此；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亦莫不然。

　　“反送中”运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传闻指称“外国势力”的干预，并且呼吁中共出动武警或解放军，予以镇压。这种说法正如当年冉有所说的：“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我坚决反对这种主张。相反的，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政者都必须考量孔子当年的说法：“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在我看来，深圳的住房改革政策，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釜底抽薪”之计，也就是孔子当年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如果香港的行政当局及早仿效深圳，推动住房改革，就可能收到“既来之，则安之”的效果，万一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而发生社会运动，也不至于像“反送中”那样，蔓延扩散，难以收拾。

　　习主席在2017年十九大时，便曾经说过：“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赢得当时全场十五秒的掌声。据我所知，提出落实此一政策之具体计划的城市，深圳似乎是第一个。香港后来也起而效法，但时间已嫌稍迟，祇能说是亡羊补牢。将来大陆其他城市是不是会推广类似的政策，都还有待观察。然而，我敢于断言：未来华人社会的发展方向，必然是以中华文化作为主体，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达成社会主义的目标。深圳的住房改革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不思考本土社会和文化的特色，盲目地移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文化，最后的结果一定不堪设想。

　　三、筑高墙：两岸共构文化中国

　　瞭解“广积粮”的意义之后，本节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两岸共构文化中国”是中国今天该做的“筑高墙”。这个问题仍然要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失败之后，开始进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时期，对于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尤其是在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清廷竟然败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日本在经过一个世代的励精图强，不仅打败中国，更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日俄战争”（1904－1905），打败俄国，迫使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将它在满州的权益让给日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宰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通令全国尊孔读经，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运动”。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妥协，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北京学生立即上街头抗议，新文化运动也迅速转变为一场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作为主要诉求的爱国运动。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下，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盛行着三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在国共内战时期，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英、美的议会政治；亲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然而，他们对于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坚持，却没有两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之间立即爆发了惨烈的内战。中共在1949年获取政权，国内情势底定之后，旋即发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979年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又走上了“全盘西化”，盲目移植或套用西方的理论和研究典范。

　　2012年3月16、17日，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举办“第五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的翟学伟教授发表的一篇论文〈从本土视角看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分成三个不同的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少数学成归来的中国心理学家将西方心理学带入中国学界，并从事实证研究的过程。第二个三十年大约从1949年至1978年，大陆的学术先是一面倒，学习前苏联，后来社会心理学在大陆则是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从1978至今的第三个三十年，又由“海归派”带头，一面倒学习美国，呈现出三大断裂的格局。

　　他说，“今天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同初创时期的30年几乎没有关系。”“一些当年留美的学者已经故去或进入耄耋之年，他们经历了从西方引进知识，重学苏联与再回到自我否定的起点”，“这点很容易导致中国社会心理学没有传统，没有发展线索，没有传帮带，甚至没有带头人。而从头起步的研究者缺少积累，往往是个人祇顾做个人的研究，外加个人兴趣也在不停地转移，持续性的研究则更少。”“研究兴趣乃至专业的不停变动，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研究上的泛泛而谈，或东一榔头西一棒，照搬西方概念与方法与不断跟随社会特点，是中国内地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特征。”“30年的断裂期导致了一种研究学统的丧失，如果不重建良好的学统，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他认为：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在一批跨学科学者的支持下，台湾社会心理学界开始了“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进程。但由于大陆社会心理学界并未形成本土化研究的气候，也少有实质性的研究成果问世，至少在有苗头的领域缺乏积累与跟进。

　　社会心理学的情形如此，社会科学其他各领域的情况又何独不然？我跟大陆学术界的朋友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的社会发展，确实是感到“实践很伟大，理论很苍白”。由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大多是“抄来抄去”，“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人员一方面是感到“知识论的困惑”，不知道这样的“知识”对自己的母社会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帮助自己的社会解决问题，抑或是制造更多的问题？伴随快速发展的奇迹，大陆也产生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像贫富两极分化、都市交通拥塞、生态环境恶化、雾霾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大陆学术界又普遍存在着“本体论的焦虑”，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是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文化特色能不能支持社会的持续发展。

　　大陆如此，台湾的情况，又是如何？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台湾的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也一律以美国马首是瞻，“全盘西化”，盲目移植西方理论及研究典范。尤其是1994年李登辉在国民党内掌握实权之后，开始利用李远哲的“诺贝尔奖”光环，以台湾大学及“中央研究院”作为主要基地，发动一批所谓“自由派”的学者，启动“410教改”，叫出“广设高中大学、消灭明星高中、打倒升学主义”之类的民粹式口号，漫无章法地移植他们心目中的美式教育。民主绿营推出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动手改造国民教育，全面推动“去中国化”，并在2014年爆发“太阳花学运”时，台湾学界已经笼罩在“规范式西方中心主义”或“规范式美国主义”的阴影之中，不断地形塑蔡英文口中所谓的“天然独”世代，而难以自拔。
　　整体而言，当前两岸的社会科学界基本上都同样充斥着西方理论和研究典范。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绝大多数是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作为预设而建构出来的，但儒家文化并不是以个人主义作为预设。台湾从李登辉到蔡英文都不讳言，自己是在搞“两国论”，所以要打着“多元文化”的招牌，移植西方理论，来搞“去中国化”。可怪的是，当美国国务卿已经宣称：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文明冲突”时，中国学术界仍然是捧着西方理论，并且奉为圭臬，毫不质疑地以之教育下一代，这难道不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在“自挖墙脚”吗？

　　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祇会套用西方理论，而不懂得如何建构理论来说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所以习近平主席才会在2016年五月发表谈话，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他在讲话中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他认为：“在解读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上，我们应当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这种现象确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之耻。大陆虽然已经觉察到“推动儒学融合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但这样的反思主要是出自人文学界，还没有普及到社会科学界。所以习近平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在中共十九大中，总书记习近平又提出了“四个自信”的说法，希望大家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他在十九大报告中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陆社会科学界要如何落实习主席一再的呼吁，仍然有待观察。

　　四、不称霸：儒家文化的性格

　　我从1980年代初期在台湾参与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不久之后便发现：当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瞭解其实十分肤浅，当时所谓的“德先生”，其实祇是一种“科学主义”，跟盲目崇拜宗教迷信并没有两样。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所知也十分有限。所谓“打倒孔家店”或“孔老二”，污蔑的成份远大于理性分析。以自己不懂的外来文化符码，要打倒庞大而不可能消灭的文化传统，结果必然造成难以收拾的历史悲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祇要我们继续使用中国语言，我们就生活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可是从1905年废止科举之后，所谓中国文化已经逐渐沦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集体潜意识之中。今天所谓的社会科学，根本就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要想落实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破解社会科学本土化所遭遇到的各种难题，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有“相应的理解”（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才能够“中、西会通”，整合中国及西方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才能建构出“含摄文化的理论”，使中华文化获得进一步的开展。
　　基于这样的见解，哲学虽然不是我专业，我仍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回顾西方科学哲学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发展，撰成《社会科学的理路》一书（黄光国，2001）。从2000年起，我被委任为“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划”的主持人。在执行卓越计划的八年期间，我不断殚精竭虑，一面思考跟心理学本土化有关的各项问题，一面从事研究，撰写论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该项计划于2008年初结束之后，我又以将近一年的时间，整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黄光国，2009）。三年之后，该书之英译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　2012）。

　　2015年，我从台大退休，受聘于高雄医学大学，开始致力于组织“思源学会”，鼓励年轻学者及研究生，深入思考并和我讨论有关“中、西会通”的相关议题。最近我综合过去多年的讨论及研究成果，撰写了一系列作品，说明我对于儒家文化系统的见解。依我的看法，先秦儒家思想内容包含“天道观”、“关系论”、“心性论”和“修养论”。先秦儒家诸子对“天道观”始终抱持“存而不论”的态度；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之说，儒家关于人伦关系的论述已经发展完成。然而，由于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内在超越”的“内圣”之学，难以将自身建构成客观的理论，来说明它自身，所以它的“心性论”在历史上并没有完成。

　　最近我出版《内圣与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与开展》（黄光国，2019），该书指出：由于儒家的“心性论”在历史上并没有完成，所以宋明时期的新儒家才会分裂成陆王的“尊德性”和程朱的“道问学”。这个问题必须以荣格的“深层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为基础，对《六祖坛经》的内容作“儒、佛会通”式的诠释，据以建构出“自性的心理动力模型”（Hwang，　2018），才能获得根本解决，儒家思想也才能进一步地开展。

　　《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朱熹将之取出，又将《孟子》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子》部提升到《经》部，连同《论语》，编成内容一致的“四书”，可以说明儒家有关“修养”的“一贯之道”，对后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其微言大义却必须藉助儒家关于“关系”及“心性”的客观理论，才能获得彰显。基于这样的见解，在《内圣与外王》一书中（黄光国，2018），我先以西方科学哲学的“外王”之道，建构出“四端”与“五常”的客观理论（Hwang，　2018）；再整合荣格的“深层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建构出“自性的心性动力模型”（Hwang，　2018）。最近又以这两个客观理论模型为基础，撰成《致中和：儒家修养论的科学诠释》（黄光国，出版中），说明朱熹编订“四书”所要彰显的“一贯之道”。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儒家非常重视“学习”对于生命成长的意义，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致中和”，它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有“发而皆中节”的修养，以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儒家文化可以吸纳西方文明，吸纳的结果必然是“互利共生”，而不是“文明冲突”。
　　当然，中华文化传统并不祇有儒家思想。在《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分析》中（黄光国，1995），我曾经分析过道、儒、法、兵各家思想，以及在东汉时期输入中国的佛教。即使是兵家思想，也主张：“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善师篇·第十一》），“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卷七·孟秋记·禁塞》），绝不可能赞成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式的凌弱暴寡。

　　更值得强调的是：依照雷海宗在《中国文化及文化中国的兵》一书中的分析，从秦灭六国，战国时期结束，汉、唐之后的中国，便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没有兵的文化”，这种现象尤其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更为明显。在科举制度的制约下，中国变得“儒弱”不堪，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后，才会变成西方列强欺凌的对象，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当然，任何一个文化都是不断地在往前发展。以儒家文化之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点而言，它在跟西方文明接触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到西方文明中某些“斗争”的形式。必须一再强调的是：这种斗争形式的使用，必然是以“致中和”的文化作底蕴，是防卫性而不是攻击性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结论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天香港“反送中”运动之所以爆发后难以收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香港在九七回归之后，完全保持英国殖民地的社会体制，没有进行任何“去殖民化”的社会工程；而台湾的“台独”运动之所以愈演愈烈，则是1994年李登辉掌权之后，全力推动“教育改革”，刻意搞“去中国化”，已经成功培养出蔡英文所谓的“天然独”世代。

　　任何一个学术运动，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这个学术运动便已迈向成熟阶段，而逐渐脱离其“运动”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强而有力的哲学来取代它。华人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迈向成熟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总结其成功经验，继续推展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其最终目标则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基底，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脱西方学术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

　　在我看来，未来一个世代，华人学术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两岸学者携手合作，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整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达成“习五条”中所强调的“心灵契合”，这才是真正的“筑高墙”。如果中国社会科学界已经被西方理论所占领，而华人学者竟无一策可为对应，这正是孔子当年所说的：“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凡我同道，宜再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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