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宪平：从疫情防控看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

徐宪平

　　中评社北京3月8日电／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日前在光华思想力公开课直播中就“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为题发表演讲。徐宪平表示，这次疫情防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关键时刻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湖北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遏制疫情蔓延；用10天时间分别建成拥有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和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建成拥有1.8万张床位的16家方舱医院；全国各地、军队派出330多支医疗队、4.1万多名医疗人员投入武汉市、湖北省疫情防控阻击战，医疗救护人员的调动规模是汶川大地震的两倍多，使整个事态得到有效控制，出现积极变化，充分体现了我们制度优势的威力。

　　他表示，像这样高效率的大动作，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考察组在中国进行为期9天的实地调研，认为中国成功阻止了疫情传播，改变了疫情进程；中国人民面对如此威胁时能够采取集体行动，展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和责任感，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贡献，全世界将会铭记。从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80多个国家确诊病例1.7万多例，死亡340多人，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指出：“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中国的新冠确诊病例数”，“疫情可能朝任何方向发展，这将取决于如何应对”。日本媒体评论，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空运是日本的4倍，铁路运输是日本的90倍，数千万人瞬间移动管制，大量人员和物资快速集中，向世界展示出几乎与美国并肩的战时动员能力。

　　但是，这个事件付出的巨大代价，留下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清醒地认识、深刻地反思。徐宪平从研究和加强互联网时代危机管理的角度，谈到九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事关国家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后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多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一些风险，量大面广，流动性加快，关联性增强，呈现出境外向境内传导、网上向网下延伸、单一向综合升级、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蔓延等新动向，决不能掉以轻心。”总书记还特别强调：“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这次疫情是一次危机，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风险治理是危机管理的前提，危机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题中之义。从突发公共事件来看，主要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四大类。建议针对互联网时代的特殊性、复杂性，把风险治理、危机管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个重点，列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管控各类危机的体制机制，以防范和化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各种风险，避免重大危机发生。

　　第二，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防重于控。

　　对于危机管理而言，预防是第一位的。科学有效识别和预警危机，永远是危机管理中最有价值、最富挑战的工作。预防的功夫下的深，事发的概率就低的多，处置的成本就小的多。目前我们对风险治理、危机管理，重点放在应急上，预防是薄弱环节，存在严重不足。这次疫情爆发，事前就有许多苗头：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论文显示，在2019年12月31日前，武汉市和湖北省出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就可能达到104人，并在之后的10天里又增加了653人；根据环球网报道，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在收治多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后，于2019年12月29日通过医院向省、市卫健委报告；根据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日的通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就有27例，重病有7例。

　　这么早的信息，这么多的病例，未能引起当地政府和疾控部门的高度重视，未能采取断然措施治早、治小，结果错失黄金时期，致使疫情失控。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疾病防控体系主要是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建议结合这次疫情防控的教训，修改200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3年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把预防、预警放在首位，建立常态管理与应急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加强重大疫情防控药物、疫苗、生物安全、病毒检测等技术的科研攻关。同时，参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把疾控系统从事业单位纳入行政序列，增强自主性和话语权。

　　第三，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第一要务是人。

　　危机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是最宝贵的因素、最活跃的因素，也是互联网舆情的聚焦点。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以人为本是危机管理的第一因素，第一要务。其一，就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员伤亡，减少人的利益损失，抚平人的精神创伤，努力做到人心安定、民心顺畅，这是首要任务。其二，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领导者的主导性、权威性，这是核心支撑。处于危急时刻的领导者，他们的意志力、决断力以及坚定不移的目标，在战胜危机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三，就是“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上下一条心，一起抵御风险，一起经历磨难，就会渡过难关。这是取胜之道。

　　这次疫情防控中，为了防止病毒传人，为了救治病人，采取了武汉封城、患者隔离、全国援助等应急举措，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春节期间从武汉出去的500多万人中，不少在外地受到歧视性对待；居家隔离的患者因为病床紧缺，得不到及时救治，病情加重，乃至死亡；全国高峰时8000多人身患重症，现有3000多人死亡；4万多医护人员在防疫前线英勇奋战，冒死拼搏，3000多人感染病毒，20多人以身殉职，等等。建议疫后对这几部分人及其家属采取适当方式进行疏导、安抚和哀悼，对英雄的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典型事迹进行大张旗鼓的嘉奖和宣传。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网上流传浙江海宁市委书记朱建军一段7分多钟的语音讲话，他急迫地、真诚地呼吁在海宁工作的50万新海宁人回来复工，呼吁69万本地的海宁人敞开怀抱欢迎新海宁人回来，让他们能够进入社区、村庄，进入他们在海宁的家。他坦诚地告诉市民：没有他们，将影响海宁的发展，这座城市将失去光彩。此次疫情使约2.9亿农民工及用工企业陷入两难困境。因为隔离，农民工难以返城，企业难以复工复产。目前农民工占我国二、三产业就业人数3.9亿的比重已达到70%以上，其中有约2.3亿人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新生代农民工不会种田、不愿种田，打工成为他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主要方式，他们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他们像候鸟一样来回迁徙。有关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的外来人口问题，容易引发经济社会风险，或酿成危机。建议“十四五”期间要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上取得大的突破，加大农民工落户的力度，加大农民工同等享受子女教育、廉租房等政策的份量。这样做，既有利于扩大消费，刺激经济；又有利于用工企业重视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提升产业工人素质，增强产业链竞争力。

　　第四，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应坚持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和打击谣言三管齐下。

　　相对于以往，互联网时代各类媒体对舆论和公众影响越来越大。危机爆发时，信息铺天盖地，舆情惊天动地，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如何引导舆论、把握大势？三点建议：

　　一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最好的舆论引导，也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来源。李克强总理曾在2016年2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告诫：“凡在重大事件中主动及时公开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就会赢得民众的理解；如果遮遮掩掩，不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就会引发舆论批评，甚至谣言满天飞。”面对危机，政府要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发布信息，确保信息的时效性、可信性、权威性，以安抚公众、安定社会，让流言止于真相，让谣言不攻自破。二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社会压力的“减压阀”，是社会病毒的“消毒剂”，是社会风险的“照妖镜”。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刚刚上任就强调：“舆论监督是监督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善听智行，对照舆论反映的问题，及时补足短板、改进工作。”没有舆论监督，没有批评报道，就难以发现问题，发现真相，难以唤起社会和公众的警醒，难以防范小风险发展成大风险、大危机。三是打击谣言。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我疫情污蔑抹黑中国，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和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在网上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对于无中生有、造谣破坏的人和事，应迅速依法打击处理，肃清影响。

　　第五，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地方政府应守好第一道防线。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互联网时代危机从潜在、显露到爆发，有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地方政府位处一线，面对基层，面向公众，承上启下，拥有足够的行政资源和动员能力，　是有条件、有可能制止危机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

　　2019年4月，为迎接世界军运会在武汉举办，湖北省、武汉市开展了“军运会期间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症”专项防治演练，报道称“演练采取情景模拟与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方式，检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完备性和可操作性”。但这次疫情防控表明，演练仅仅成为一种形式，现实应对中反映出诸多问题：早期发现的多个病例被轻视，遭到“冷处理”；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出“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的通报后，“平安武汉”发布微博称依法处理8名散布谣言者；武汉市“两会”、湖北省“两会”照常举行；武汉市卫健委1月6日至10日未通报疫情，1月12日至17日通报无新增病例；1月18日，某社区举办“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参加；还有，黄冈市卫建委主任的“一问三不知”，社区建设的薄弱与管理的脆弱，等等，都说明国家治理、危机管理要落到基层，落到实处，还任重道远。

　　地方政府及官员要守好第一道防线，不能当“挂名领导”，不能当“太平官”，必须心里真正装着人民群众、时刻想着国家安危，有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断力和勇于担当的精神，通过扎实、细致、艰苦的工作为人民造福，为中央分忧。我国不少省份和特大城市，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已相当于西方一个国家，建议中央在应急管理、公共卫生、食品药品、生产安全等方面授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自主空间，在发挥举国体制重要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危机管理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03年非典事件，撤换了卫生部长、北京市长；这次疫情防控，撤换了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这也表明中央的态度，不负责、便问责！

　　第六，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要注重政府与社会的协同互动。

　　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我们的一贯做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主导下，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集中力量化解风险，渡过难关。这是我们制度的特点，也是我们制度的优势。

　　从东西方危机管理研究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东方强调“机制”，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及管理措施来化解危机；西方强调“沟通”，就是加强与公众和社会各界的沟通，争取他们的谅解与支持来化解危机。在英文表述中，前者称之为“Crisis　Management”（危机管理），后者称之为“Crisis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危机沟通管理）。在工业化社会，科层管理的组织结构是金字塔结构，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条块分割的职能范围、自上而下的隶属关系，照章办事的行为约束等。到互联网时代，它所具有的开放、跨界、多元、共享、自主等属性，对科层管理提出去等级化、去碎片化、去中介化的要求。

　　顺应这一趋势，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可以走一条合作治理的有效途径，注重发挥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作用，建立协商、信任、互惠的合作关系，使更多的社会成员从旁观者成为参与者，在开放、融合的状态下预防危机的发生、化解危机的风险。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九州通（17.850，　－0.20，　－1.11%）医药物流公司协助红十字会管理配送捐赠物资、武汉市招募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阿里巴巴投入10亿元全球采购物资定点送至武汉医疗机构等，都是社会协同互动的很好例子。建议“十四五”期间对如何加强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如何调动、发挥社会组织、社会成员参与风险治理、危机管理的作用？应予以重视，进行谋划。

　　第七，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要刚柔并济。

　　所谓“刚”，是指在危机苗头出现时、危机事态恶化时，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非常手段处置，不按常态管理，不按套路出牌，达到一招或几招制胜，“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所谓“柔”，是指以刚性手段控制危机的同时，秉承弹性干预的理念，加强媒体沟通、倾听各方意见，维护公众利益，保持大局稳定，正可谓“审时度势、宽严相济”。切记不可采取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方式，以推卸责任，逃避责任，要用聪明的、科学的办法，实现精细化、差异化管理。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武汉占全国比例约60%，湖北占80%以上，全国其他地方不应该采取像武汉市、湖北省那样严厉的管制、隔离措施。建议应对危机风险，应根据中央精神、立足当地实际、做好各自文章，避免因过度恐慌、过激反应，而付出过高代价。企业复工复产，事关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必须两手抓，但要有序推进、分类实施，按照中央提出的疫情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地区有针对性地抓好、抓实。

　　第八，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要以法律为准则。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的酒店拒不接受湖北籍人员的住宿要求；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小区拒不让租户进入，提出“自行在外隔离14天”，有的甚至明确出租房出现疫情要对房东追责；不少乡镇和村自行作出封堵道路、不让私家车出乡镇、上高速的决定，有的甚至对从外地回乡人员实行强行劝返、封锁家门；云南大理市居然发生扣押征用外省防疫口罩的行为；还有，全国18个省有关部门出台疫情期间价格管控的规定，在不核定商品购进成本、不确定哄抬物价认定标准的前提下，对涨价行为进行严控或打击，明显违反《价格法》，对市场供求也造成一定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危机发生和处置的过程受到全社会关注、国内外关注，稍有不慎就会添柴加火。危机管理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坚守诚信高地、道德底线，不越雷池半步，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关键是做到三条：一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不能因为应急而违法，切忌图一时之便、一时之利而超越法律，时时处处要依法办事。二是用道德准则约束行为。不能感情用事，做无原则的承诺；不能采取愚民政策，信口开河，息事宁人，留下后患。三是发挥法律对危机的防范和矫正功能，预防危机发生、减轻危机损害，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绝对不能对危机发生的原因、造成的损失说假话、取假证。建议以这次疫情防控为契机，总结经验教训，修改完善涉及风险治理、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水平。

　　第九，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要充分运用网络技术。

　　这次疫情防控中，有一大亮点，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扮演了重要角色。百度地图慧眼迁徙大数据及时显示因春节和疫情因素武汉外出的500多万人口的流向，为各地防控疫情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数；腾讯与国家卫健委联合在微信支付页面开设“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动态”专区，上线“全国发热门诊地图”，覆盖各省及363个城市、1512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和11594家发热门诊，并保持实时更新；腾讯的企业微信版升级，可提供群直播、收集表、支持300人高清视频会议、紧急通知1000人等新功能；钟南山院士领衔广东10位顶级专家对新冠肺炎和重症病例进行远程会诊；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助推高校搭建网络课堂，开展在线学习，助推企业线上办公、远程办公；电商、快递成为保障民生需求和城市运转必不可少的工具。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在加快，领域在拓宽，规模在扩大。

　　但是，也要看到，网络技术的研发、网络设施的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水平。建议加快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政、金融、产业、科技政策支持，构筑数字经济的新结构性力量，推动2C与2B、互联网与物联网协同发展，这是现实需要，也是有效投资，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又可以改善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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